第42章 严学渊

　　
　　桂花香是笑着走回座位的，弘子也是笑着拿起话筒的，他说，这个桂花香很有趣味啊，我要是知道她这么有味，读书时就应该去追她的，当然，桂花香也是一个坚定的爱情至上主义者，即使我去追她，她也是会拒绝我的，因为她还在高中时代就有心上人了。
　　桂花香是个很自信的人，她认为自己长得实在太好看了，在我们13班女生中，她是不是最美的？这一点她没说，由于老是夸赞自己，她不说也就等于说了。
　　桂花香这个名字实在是好，她父亲重男轻女，很传统。好在桂花香长得漂亮，逗人喜爱，还在读初中的时候，班主任老师看她就是一双有色眼镜，读高中的时候就有一位帅哥爱上她了。读师范的时候，班里有男生向她写信求爱，桂花香不说任何甜言蜜语，只看一个行动，男生肯不肯给钱她花，如果给，那就可以谈下去，如果不给，那这样的爱就是假的，无需恋战。
　　桂花香的老公是个心胸狭窄的人，桂花香也是做了他的妻子才知道这点的。因为桂花香长得漂亮，他就处处提防着桂花香，生怕她出轨，其实，桂花香从来就没想过要出轨，于是，闹出了很多笑话。
　　好啦，下面我们换人啦，有请严学渊，严学渊——
　　严学渊来到了台子上，他这人形象变化不是很大，因为他有一脸的络腮胡，没长胡须的部分脸皮还是很白的，气质倒是变化很大，主要是沉稳了，怪不得啊，三十年了，再不沉稳也就无可救药了。
　　严学渊说，我爷是个老师，过去读了点古书，就给我取了个学渊的名字，大家应该知道由来吧。孔夫子有个最得意的门生叫颜渊，他赞扬颜渊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你们看看，颜渊安于贫困，乐于道义。孔子又说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过去的读书人总是这么愚笨，一生谨遵安贫乐道的圣训，我爷还想要拿这个东西框住我，叫我学习颜渊，可笑之至。
　　当然，小时候，我并不懂得我爷给我取名的意义。我爷说，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你取名学渊吗？我摇着脑壳说不知道。我爷说，你听好啊，这是有深刻寓意的，孔夫子有个得意门生叫颜回，也叫颜子渊，他13岁的时候就跟着孔子，师事孔子。我说，谁是孔子啊，他是我们屋场里人吗？，我爷就说，你个化生子里，孔子怎会是我们屋场里人，他死了几千年了，是古代人。我说，那你怎么认识他的？我爷说，你个化生子里不要打岔，听我说。这个颜渊一天就吃一箪食，喝一瓢水，住在一间破屋子里，换了个别的人是很烦躁的，可是颜渊却不是，他却很快乐，所以，孔子就称赞他贤良。
　　我说，老爷，这个颜渊去种田吗？老爷说，他种什么田啊，他就是个读书人。我说，老爷，这个颜渊去做工吗？老爷说，他做什么工啊，他就是个读书人。我说，他既不种田又不做工，他吃的一箪食从哪里来，他喝的一瓢水从哪里来，他住的破屋子又从哪里来？我爷听我这么一问，就用手摸着自己的脑壳努力想，想啊想，就是想不出我要的答案。
　　后来在南湖师范学院读书时，万老师教我们《论语》，又读到了这段文字，万老师仰着头背着这一段文章，手捋着胡须，一副洋洋得意相，然后就叫我们学习颜渊。我就很反感，于是站起来说，万老师，我不同意你的意见，我们不能学习颜渊。万老师不解地说，为什么呀，颜渊可是贤人啊，难道不能做你们的榜样？我说，道理很简单，如果我们所有的人都做颜渊，那谁来种田，谁来做工，谁来创造财富，那个破屋子总有一天要倒塌的，一旦倒塌，我们住到哪里去？人是安贫乐道好还是具有进取精神好？我认为人要具有进取精神，如果安于现状，那就受不住现状，人类就会自取灭亡。
　　万老师说，严学渊同学，你不学颜渊，那你为什么还要取名叫学渊？人是要有进取精神，我同意这个意见，但是，作为一个个体，人也需要安贫乐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知足常乐。简单地说，事业上要有进取精神，生活上要安贫乐道。万老师这样一说，我就无话可说了，可是我总觉得万老师的话有问题，离开南湖师范学院快三十年了，我把万老师的话想了快三十年，终于得出结论，那就是万老师的话原本是个悖论，不值得一驳。为什么呢？人们为社会创造财富本身就包含着要改善人们的生活条件，否则，我们为什么要去创造财富呢？
　　说实在话，我还是很怀念在南湖师范学院读书的日子，学校环境好，坐落在南湖边，背后是山，前面临湖，风水宝地。早上起来，就可以看见湖面上一层薄纱一样的雾气荡漾着，渔民摇着小渔船在湖里收网，时隐时现，就像一幅流动的画。到了傍晚，日落湖西，金色的阳光把湖水涂得一片赤红，波光粼粼，就像铺了一层碎金子。到了夏天，湖上的浅水湾里长着伞一样的绿荷，开着红白斑驳的荷花，结着锥子一样的莲蓬。秋天，荡一只小船进入湖心，就可看见湖水里一大片白色的芦花，南风来了，它们就向北方致意；北风来了，它们就向南方致意。芦苇荡里，隐藏着大量的游鱼。
　　在南湖师范学院读书时，那里有很宽松的读书环境，什么事都可以讨论，畅所欲言。我记得应该是1980年吧，农村里分田到户了，有个同学探亲回到学校说了这么一件事，他们村子里一个地主儿子，土改后被赶走了，好像是到城市里谋得了一份职业，看见老家又分田单干了，就跑回村子里要他家的老屋，土改的时候，他家老屋被人瓜分了。他对住在他老屋里的人说，你们都要搬出去，这是我家祖业，不许你们住在这里。住他祖屋里的人就说，你讲笑话吧，我们在这里住了30年了，虽不是我家祖屋，却是组织分给我们家的，你如果要，就得去给组织打一个报告，看组织批不批准，看组织再把我们安排到哪里去住？地主儿子就说，我不管，我只管你们快搬走，不准霸占我们家产。那些人就说，你要搞清楚啊，这里不是台湾，这里还是大陆，谁在当家你知道吗？于是，双方你推我搡就打了起来，再后来，那些老贫农就团结起来把那个地主儿子打了一顿。
　　这件事在同学中传开后，大家就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我当时就意识到，阶级斗争还是有道理的，我们不能放松阶级斗争这根弦。我更加意识到，将来毕业了，我绝不能当个老师去教书，而是要冲到阶级斗争最前沿阵地去。那时，我一个舅舅在县委组织部当官了，我把我的想法和他说了，他就摸着我的头说，孩子，你读书是不是读愚了啊，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搞阶级斗争，你是不是看《堂吉诃德》中魔了？我就把从我同学那里听来的故事跟我舅舅说了一遍，问我舅舅这是不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我舅舅说，孩子，这就是一个个案，在我们国家，你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例子了。但是，你说你毕业后不去教书我倒是很支持的，比较起来，还是当官好啊。
　　虽说舅舅批评了我，怪我还沉浸在阶级斗争氛围中，可我暗地里使劲，绝不能走出这个氛围，一定要把自己的眼睛擦得雪亮。
　　师范毕业后，舅舅问我愿意去哪个部门工作，我说，就去政法委吧，舅舅说，好单位多的是啊，你为什么就选择去这个单位呢？我不好意思把自己的想法说出去，舅舅以前批评过我，再说出去还会受到他批评的，我只是说，我喜欢这个单位，你就让我去吧。
　　在座的各位同学，你们知道什么叫政法委吗？它的全称叫政治法律委员会，简称政法委，它就是领导和管理公检法司的机构。
　　刚进入这个机构的时候，我的眼前是一片新天地，不认识的人和没来过的地方都摆在我面前，可是，我不知道自己要做点什么，我的办公室在哪里。我就去问头儿，我说，头儿同志，我的办公室在哪里呀？头儿看了我一眼没做声，依然做自己的事情。我又把刚才的话说了一遍，头儿就说，出去，敲门重来。我想了一会，听懂了他的意思，就走了出去，在门边敲了一下门，然后走进来了。头儿说，你敲门了，可是我允许你进屋了吗？我再一次走出去，伸手敲门，然后喊了一声“报告”，头儿瞅了我一眼说：进来。我站在头儿的办公桌对面看着头儿办公批阅文件，忍不住又说，头儿同志，我的办公室在哪里呀？头儿看了我一眼说，你是谁啊，我又不认识你，凭什么找我要办公室？我说我是新来的严学渊呀，我是我舅舅介绍来的，我舅舅，你认识吗？书记说，差不多每个人都有舅舅，我都要认识呀？我认识个秋凉雨啊！我只得把我舅舅名号一报，说他现在是组织部副部长了，头儿便“啊”了一声说，这人倒是听说过，你是新分来的吧？
　　我看到头儿的态度有了点变化，就在椅子上坐了下来，头儿说，站好！我吓得弹簧一样跳了起来，立即站好，站得笔直，好像是岳老师在给我们上课。头儿说，你不懂套路啊，一个毛头小伙子刚参加工作，首先要懂套路，你来找我要办公室要办公桌，怎么可以坐下和我说话？当然，我不会计较你，要是你去别人的办公室也是这个态度，别人就会赶你出屋的。
　　我是个犟脾气，头儿不许我问他要办公室，我就偏偏把这话又问了一遍，我是来工作的，是来作对敌斗争的，我想要尽快投入到工作中去。头儿见我不屈不挠追要办公室，就说，现在还没办公室给你。我说为什么呀，不是还空着很多房子吗？头儿说，那房子是另有用途的。我说那我在哪里工作呀？他说你的工作不需要专门的房子。我就问我做什么事。头儿说，扫地，擦抹桌子，清理厕所。
　　我真是被头儿的话气得要喷狗血了，他竟然把这样的事情分给我去做，这不是浪费人才么，幸亏我还有个舅舅是靠山，不然的话，还不被他赶出去。一想到我舅舅，我心里底气就往上浮，我说，头儿同志，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打扫厕所的。头儿盯着我看了大半天，然后说，小严哪，机关卫生是头等大事，更是面子工程，外人走进机关，第一眼就是看卫生状况，地面要是不干净，厕所要是蹲不下去，桌椅要是有灰尘，就会给外人留下恶劣的影响，所以，你不能藐视这项工作。其次，我们政法委每个新来的成员都是从打扫卫生开始做起的，你要是连这项工作都做不好，那你就别想有办公室，而且，我们还要把你退回到组织部去，请他们再派个能人过来。我说，你们这里不是有人打扫卫生吗？头儿说，当然是有哇，你来了，就把他换下来。我急切地说，那我要打扫卫生干多久？头儿说，这是不定期的，也许是几个月一年，也许是五年十年，全看编制，如果有编制，组织部给我们拨人了，那就把你换下来。我说，我来的时候，舅舅就说政法委超编了，再也不会拨人了。头儿说，你就有点耐心吧，政法委总会有人要死的，会有人退休的，位子空缺了，你就补缺上去。
　　没办法，先要打扫卫生的差事是逃不掉了。我就问头儿我要是想休息一下如何办，可不可以去他的办公室里？头儿说，走道尽头有一页窗户，你做累了就坐在那儿吹吹风，凉快凉快。我说，要是冬天我也坐那儿吹吹风呀？头儿粗气地说，腩是死的，人是活的，天冷了，你就去厕所里占一间茅室，把门一关，热和极了。我说，那我是占男厕还是占女厕？头儿说，当然是女厕呀，我们政法委又没个女的，空着也是空着。
　　其实，在机关打扫卫生不是件难事，也不是重活儿，只是我心里憋屈，不服气。我是怀着对敌斗争的一腔热血来到政法委的，竟然一开始就遇到了这个不重视人才的头儿，于是，在开头的日子里，我一边做事一边想着法子，看如何治治这个头儿。自从有了这想法，内心的斗争也是激烈的，我是来对敌斗争的，怎么会把矛头指向头儿呢，这不是扰乱大方向吗？最终我还是选择了要治治头儿这条路子。
　　那条走道就是我的工作区域，各个办公室的门都对着走道开闭，谁来找谁我看得清清楚楚，谁手里提了什么东西我看的清清楚楚。我逐渐地发现了一个规律，凡是提包的人，他们无一例外总是去头儿那间办公室，满满的包进去，瘪瘪的包出门，包里的东西呢，飞了吗？不是啊，我又发现，头儿的包总是瘪瘪的进去，满满的出来，里面装的什么东西啊，我真想去打开看看，未必是一包稻草呀？我只听说过杨云寺在红卫兵运动高潮那阵子，为了天天背一个印写“为人民服务”字样的黄背包显摆，就在包里塞了一把稻草让包鼓起来。
　　头儿的办公室归我打扫，所以我就配了一把钥匙，每天要赶在头儿到达前就把他的办公室收拾干净。这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我想到了要在头儿那里安装窃听设备的事，这事我只能秘密进行，不能让他有丝毫察觉，否则他就会剐掉我皮的。于是，我就买了两支录音笔轮换着使用，早上进去时取出一支，安插一支，我把录音笔安插在他的笔筒里，他的笔筒很深，里面装了很多支各色笔，录音笔又比笔筒矮些，他不会注意的。
　　我们的头儿狡猾得很，他很少在办公室与人谈事，别人求请帮忙的事情往往在外面谈。在办公室里，他和人说话一般只说“嗯”“啊”之类的话，那些提包来的人也心领神会，大概是只用手语交流。
　　狐狸再狡猾也会露出尾巴呀，我的侦察活动进行了一年，终于获得了成功，拿到了两个重大证据，我把证据复制一份留底，然后就把原始记录交给了上级，上级打开录音笔一听，然后说，这件事你不能外传啊，他就要内退了，要让他成功地软着陆。
　　后来，头儿真的内退了，我的目的也达到了，但是，我内心惭愧啊，为了自己一己私利，为了要得到一间办公室，为了不再打扫卫生，我竟然去做刑侦员做的事情，断送了一个领导的前程。
　　再后来，岁月磨去了我很多的棱角，我不再想去做什么冲锋的战士了，我甚至还想申请去当一名老师，想到世上没这个先例，哪有干部改行当老师的，我不能开这个先河，于是就放弃了这个荒谬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