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任一戈

　　路桂香下去了，会场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等掌声停下后，弘子站起来总结说，我这把能说会道的嘴真不知该如何总结路桂香的发言了，一起读了几年书，真没想到她是这么有味，把话说得这么幽默，更不知道她的人是这么透明，别人把自己撕裂给大家看，她不光是撕裂自己，还把自己的老公陈直也给撕裂了。路桂香的发言，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天问：到底是有饭吃好还是没饭吃好？她自己没弄清楚，我们做听众的也没弄清楚，因为在她看来，这就是个悖论，有饭吃不好，没饭吃也不好。其实，生活里的悖论还是蛮多的，比如说陈直到底是会写散文好还是不会写散文好？陈直是当官好还是不当官好？
　　路桂香只负责提出问题，不负责解答问题，我们呢，也是只负责听取问题，不负责解答问题。下面，我们又要换人了，有请任一戈，任一戈——
　　任一戈站了起来，他没有立即走到台子上去，而是先绕场一周，到每个同学面前去打躬作揖说：我是任一戈，我是任一戈……
　　我一边看着这个任一戈一边就想，他怎么会变成这样子了呢？读书的时候，他是多么的风华绝代啊，现在，他的头发几乎全白了，满脸的皱纹，眼袋吊着，估计每只眼袋里可装得下一两米。
　　坐在我身边的吴斤山悄悄地对我说，柳夫子，有人说，这个任一戈疯了，不知道是真是假？我说，不会吧，顶多就是精神有点问题。吴斤山说，精神有点问题还不就是疯了。
　　我没有再回答吴斤山的问题，我在脑海里搜索着任一戈的历史影像，读书时是什么样子，读书后，我和他还交往过几年时间，他是我在离校后唯一还保持过交往的同学。可是，尽管我努力搜索着过去，还是无法把历史的任一戈和眼前的这个叫任一戈的人联系起来。
　　任一戈走完一圈后来到了台子上，他拿着话筒说，你们可能有人知道，我脑壳有点问题，医生的诊断是精神病，不过，程度不是很严重，好的时候，我和你们没多大的区别，犯病的时候，我才是个病人，我不知道今晚上我会不会犯病，只希望你们不要轻视我、看不起我，我只希望天天开同学会，我只想和你们天天在一起，这个世界满地都是坏人，只有和你们在一起，我才是安全的。
　　我是怎么得的精神病呢，有人分析说，我是因为到了西藏支边才得了精神病的，也有人分析说，我是因为杏花离开了我而得的精神病，许多人和我一起分析过，分析来分析去，分析的人也差一点犯病了。
　　其实也没什么不好的，你们想想，国家那么大，几个人是没病的，我估计一百个人里头起码有九十五个人在患病，其中，精神病人可能有五十个。根据是什么呢？我不说别的，你只看街面就知道了，一条街道修好后，经常有人会去开挖路面埋藏什么，等他把要埋藏的全埋好做上水泥后，没过一个月，又有人来继续开挖路面了，他的目的还是要填埋管道线路，如果是一个正常人，能是这个样子？
　　我在市教育局上班，我那个单位叫做人事科，科长对我说，交给你一件光荣任务，你拿一张报纸坐到过道里，如果有人问人事科在哪里，你就给我拦住他们，不准他们往里闯。我就问科长，要是那人手里拿了东西还拦不拦？科长就训斥我说，你总没精神病哪，他手里拿了东西你怎么可以拦住，你要是拦住了，岂不是害他又往回提吗，他要是体力不胜任，死在路上怎么办，你叫我负责呀？
　　我遇上了这样的科长，你们说说，到底是我有病还是科长有病？
　　离开师范学院以后，我在我们那个县教育局清了一年的档案，你们猜猜看，我在那里发现了什么？我发现中国人的档案全是造假案卷，年龄造假，学历造假，配偶造假，参加工作时间造假，工作地点造假，有的人还把他的名字也做了造假，那么，有不有真实的东西呢，比如相片，我告诉你们，就是相片，也有人造假。
　　造假一般是三个手段，一个手段是涂改，第二个手段是重写，第三个手段是在工作单位开具假证明。档案案卷为什么要造假呢？原因很复杂很复杂，大体是朝着有利于自己一方进行篡改造假。我一年三百多天就活在这虚假的案卷中，我看不到真实的大地，天天就和一群骗子打交道，也以为这天下人皆为骗子了，如果说我有精神病，那也是从这时候起就开始有了。
　　当时和我一起去那个县清档案的还有一个我们班里的同学，他就是日子，为什么是我们两个人呢，因为我俩都是组织的人，组织信得过，在重用我们二人。
　　日子就对我说，任一戈呀，大家都在造假，我们又在清档案，是不是也把自己的案卷修改一番呀？我说，如何修改啊，我们才出学校，羽毛上还粘着蛋壳里的胎水呢。日子说，就不能想点办法呀，比如说，把我们读书前的历史填写几年民办教师教龄，这样，我们就没试用期了，工资也会高一级的。
　　我自己其实教过几年民办，还当过几年校长，不需要篡改历史，日子不同，他没这样的历史就需要篡改，这不关我的事，他要篡改就由他去，我还笑话他说，你是不是把你的名字也改一下，就叫月子吧。
　　一年快要完了，局长就找到了我和日子二人，他说，有件喜事告诉你们二人，上面分了一个支边的指标给我们局，你二人是组织信得过的人，不知你们谁愿意去？我们就问是去哪里支边，局长说是去西藏。日子一听是去西藏就抢在前头说，还真是件好事喜事，就让任一戈去吧，他的组织龄比我长一年，理应照顾他的。就这样，我接受了去西藏支边的任务。
　　当然，我不是傻子，去支边还是要讲条件的，我就问有什么好处？局长说，支边三年，拿双倍工资，在内地的工资归你拿，到了那边，你还可以拿一份工资。我说，这是国家政策，又不是你给的好处。局长说，回来了可以留在市教育局工作。我说，你只是个县教育局局长，怎么可以答应我留在市教育局工作呢？他说等你回来了我就是市教育局领导了。局长这么许诺，我还有何话可说！
　　西藏真是远啊，西藏真是高啊，西藏真是大啊！我坐在飞机上，看着外面的天，天瓦蓝瓦蓝的，白云就像棉絮一样，舒卷着，展开着；机翼下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面有无数的牛羊和奔马，坐在飞机上，我有无数的感慨，感觉到教育局长就是我的再生父母，是他让我进入到天堂。我从没坐过飞机，要不是来支边，怎么会坐上飞机看到这般的美景呢？
　　飞机在拉萨降落后，我发现自己进入了一种不可名状的境地。我站不稳地，要是站了十分钟，就有一种要倒下去的感觉，更不能做事，一做事脑壳就有要炸裂的感觉，这样一来，我只好躺到床上一动也不动了，即使躺到了床上，也是张着嘴巴大口喘气，有人告诉我说，这是高原反应。
　　在床上躺了两个月，我好了一点，就爬起来试着去做点事，能做什么呢，自然是去给藏族孩子上汉语课，我给孩子们教的第一个字就是“日”字，刚写完，就有个叫大罗的男孩子跑上去在黑板上写了个“ཉིན”，他用汉语说，这就是藏语的“日”字，大罗的意思很明白，那就是我必须要学会藏语才可以教他们，可是，我不会藏语呀！大罗说，我可以教你。
　　就这样，大罗做了我的藏语老师，我问大罗，你是怎么学会汉语的，大罗说，他父亲一直在成都工作，他小时候就是在成都长大的，最近五年才同父母亲转到拉萨来。
　　这个世界真是不可思议，我原本是来教藏族孩子学习汉语的，反过来却让藏族孩子教我学习藏语了，到底是我在支边还是边在支我呢？这不是瞎搞吗？
　　我教不了孩子们的汉语，就主动提出来给学校打扫卫生，校长倒是同意，他说他们学校正缺少一个搞清洁卫生的人。可是，我们的领队不同意了，他说，怎么可以这样做，你去打扫卫生，我们支边的人还有尊严吗，我们是来传播教育思想的，肩负着组织的重任，你去打扫卫生，不光是丢了我们支边人的脸面，更是丢了组织的脸面，你对得起组织吗，组织还要付你双倍的工资呢！
　　领队说得很严肃，我只好放弃自己违背组织原则的打算。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要我做，那怎么办？我只好躺在床上坐吃等死啦。
　　高原反应一直伴随着我，越是睡觉越是厉害，我整日里昏昏沉沉，有时候爬起来想要出去，就是找不到门。有时候走到街上，看见街上的人不是人，而是一群群斑马，或者是一群群花狗，它们在徜徉，它们在奔跑。
　　领队越来越不把我当一回事，他们去做什么事也不和我商量，他们什么时候去吃饭也不叫我一声，他们洗澡洗衣服也不带着我去，他们去大昭寺参观就把我锁在房子里，说是怕我去捣乱，这时候，领队就已经把我当作一个精神病对待了，我听见过他的悄悄话，他对一位女支边员咬过耳朵，明确地说我有精神病。我当时以为他们在亲密，就凑了过去看，于是，听到了他那句话。
　　我就是这样被精神病的，还在西藏的日子里就成为另类了。等我回到老家时，原来的县教育局局长果然不在县里了，去了市教育局，不过，他是名副局长，还没爬到局长的宝座，我要他兑现诺言，他说，我是日也盼夜也盼，就盼着你回来，你回来了，我就好把你安到人事科这个要害部门去，给我好好看着那个科的人，别给我捣乱。
　　等我到人事科上班时，情况远不是原来想的那样，没几天工夫我就长期休息了，科里的人还在外面造谣，说我在西藏就精神病了，不适宜工作。其实，不是这样的。我长期休息，是因为人事科上班的人太多了，一起有22人，只有两个岗位是需要人做事的，一个是科长的岗位，这个岗位主要是等着谁来送礼，好接受礼品，这岗位要是缺人了就不礼貌，别人送礼了还没安排人接收，总有点不好吧。另一个岗位就是扫扫地，打打字，有人来送礼就泡泡茶，啊，忘记了，还要为科长泡茶。
　　接受礼品是一件繁重的工作，科长只好亲自坚守岗位，因为每个送礼的人都有要求的，别人不能答应他的要求，只有科长能答应，能解决。
　　就这样，我在市教育局人事科被淘汰出局，不过，待遇还是在那里，编织挂在那里，工资福利在那里领，科里还给我分了一套住房，我没花一分钱。
　　闲得无事，我就到街上去摆残局，二十几年来，不避风雨，比我们科长上班还要做得好，南来北往的人没一个是我的对手。你们知道我摆摊的招牌写的什么吗？我写的是“疯子残局”四个字，走输了的人往往不服气，临走的时候，总要把棋子摔到地上说“你这个疯子”，他生气了，我还嘿嘿笑，他就不会打我了，我后来的结论就是“抻手不打笑脸人”。
　　我的精神病名气就这样传开了，有一年，柳夫子来到我的住地，你们记得柳夫子吗，就是读书时和我玩得最好的柳条同学。他来做什么呢？他是来给我做媒的，先要考察我一番，看我是不是真的疯了。那时，他已经在四明中学做了几年校长，我就问他，你现在捞到了多少钱？就这么一句话，把个柳夫子气得翻白眼。柳夫子和我下棋，每盘棋不出五步我就把他将死了，连下了三盘，结局都是一样的，然后我就问柳夫子，你说说，我是不是个疯子？
　　柳夫子不回答我的问题，而是问我，你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找对象结婚？我说，我在等杏花。柳夫子说，杏花早就是别人的老婆了，她的儿子都上初中了，你还等什么啊。我就说，我等她离婚，等她死老公，她离婚了或者死老公了，她就是我的。柳夫子就骂了我一句神经病。
　　我这人读书的时候就是喜欢读倒叙的文章，所以，我今天的发言也是倒叙式的，现在该说说我和杏花的事了。
　　在南湖师范读书时，我们没评过班花，在我心目中，杏花就是班花，她长得最美，虽说她个子不高，不是标准的美女，但是在我们班里，我认为她长得最美。一双丹凤眼可以勾人魂魄，嘴巴长在鼻子底下，不大不小，那副牙齿哟，白得雪一样，那张脸蛋哟，白里透着红，水嫩嫩的。只不过，现在的杏花已经不是昨日的杏花了，怪不得哟，快要50岁的人了，你还能希望她是少女时代？
　　杏花的美其实在心灵，那时候，她对我说，家里穷，老父又生病，希望班里评助学金的时候帮她说句好听的话，评她一个甲等，我那时是副班长，还是组织的人，答应她这个要求还不是小菜一碟。我说她心灵美就在这里，知道关心父母，知道要为家里减轻负担，一个人的善良首先要表现在热爱父母亲身上，杏花就是这样一位女生，她的心灵不美还谁的美呀，你们说是不是？
　　从此我就爱上了这朵班花，其实，杏花也是很爱我的，我们无数次在湖里划船游玩，有时候是星期天，有时候是傍晚，我们总是把船划到岸上人看不见的地方，那里只有我们二人，于是我们就……
　　那时候，我的心里是多么的甜蜜啊，我就想，我不再是一个人了，我有伴侣了，有一朵花将会陪同我走完一生，我冷了她会拿衣服给我穿，我饿了她会做饭给我吃，我工作累了她会给我捶背，我委屈了她会安慰我给我疗伤。
　　但是，大家知道，杏花最终没嫁给我，我不知道原因，杏花从来没对我说起过，今晚上是个机会，希望你在这里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一说，让我死个明白。
　　我去西藏的时候，杏花还送了我一程，我到了西藏还和杏花通了几封信，只是半年后再给她写信就不见她回信了，我当时还以为她出事了，就写信问柳夫子，柳夫子说她结婚了，新郎不是我。
　　我当时并没有狂躁不安，更没有哭，我很坚强，也想得通。杏花大了，我不在身边，一个长大了的女人是需要男人的，她需要男人把她拥在怀里，她需要男人覆盖她，她还需要男人给她通气，我和她相隔几千里啊，我做不到，别的男人做得到，所以，我不怪杏花。
　　所以，我爱杏花就是一以贯之，从没有移情别恋过，柳夫子那年去给我说媒，我就用我的棋艺打得他开不了口。现在，我在家里没事做，就天天祷告，希望杏花快一点离婚或者快点死老公，以成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