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四十五章 向南京司法部求情

　　对文仪安慰几句送走了以后，李价民心里也十分不安，想着他们兄弟姐妹，老大老四早没了，老二长来一九四二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在柴桥，五弟、七弟、九弟和八妹都跟新四军到北方打国民党反动派去了。
　　五弟媳文玉兰是个好样的，她也是地下党员，如果没有两个幼小的孩子拖累也跟新四军到北方去了。五弟媳她一个女人家拖着两个幼儿，还以教书为掩护做地下工作，国民党特务抓去把她关到杭州监狱里，弟媳的姐姐文仪老师专程去杭州探望无果，自己经济上无法帮助，奔点脚头也应该呀，自己毕竟是兄长呀，也是现在唯一在家乡的男人了，难道自己就这样坐视不管嘛？还不如弟媳姐姐一个妇女?他得要想想办法看，能不能去救救五弟媳？
　　他在肚子里搜逻了一遍，在杭州宁波他家还有什么亲戚可以帮得上忙的？想了一下，在宁波杭州没有什么有权势的亲戚了。突然他想到了在南京中央政府的司法行政部当秘书的小姑姑李亚儒。对，要不到南京去一趟找找小姑姑看看？小姑姑李亚儒当年从宁波效实中学毕业，后来考上了南京中央大学法学系，毕业后就分配在南京司法部。听说如今已经当了司法行政部秘书。如果由她出面，兴许能把五弟媳保出来。她所在部门的地位比在杭州的那些军法机关高多了。小姑姑虽然不是什么大官，但在司法部里做事的人，下面他们机关的人总也会怕她们三分的，何况她是个秘书，也有一定的权力。有事相烦她一下总也会给一点面子的。小姑姑既在司法部当秘书，那各级法院她都管得着，浙江省的犯人自然她也可以过问的。找小姑去，请小姑给下面说说情看。虽然小姑没有和五弟媳见过面，但是五弟李健民她总是知道的呀，五弟也是她的亲侄子呢。成与不成，去南京求告她一下，请她过问一下总可以吧？
　　李价民当时在镇海中学当校长，妻子於侃民在三十里外的柴桥小学教书，他赶到柴桥对妻子於侃民说，“为救五弟媳玉兰，我想到南京去一趟找找亚儒小姑姑，她在司法部做事，不知有没有办法替玉兰帮点忙？”
　　李价民的妻子於侃民曾经在三北根据地参加过抗日和革命，她当年在公德小学和五弟媳文玉兰关系甚好，1942年二哥李长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遗体被扔在柴桥山上，就是她去找五弟媳文玉兰一起到柴桥安置的。现在价民想到南京去找找小姑李亚儒，她非常赞成，说：“五弟健民为解放事业跟新四军到北方去了，现在家里的事情他知都不知道，为了救玉兰，你当三哥的应该去一趟。到了南京找到小姑姑，你好好给小姑姑说一说，向她求个情。要是真正办不到，咱们也就死心了。如今五弟在北方，要是玉兰再被害，缘山平山两个孩子怎么办？你快点去吧，家里的事情你不用操心，你尽管放心去好了。”
　　于是李健民的三哥李价民向学校请了几天假就动身了。
　　他到宁波乘轮船到上海，先去找六弟和七弟。李价民把救玉兰的事再与六弟七弟商量一下，六弟李倜民说：“几天前五嫂姐姐也来找过我，我现在的工作实走不开。”其实他在上海负责一个党的地下组织的秘密工作，根据党的保密纪律是不好向兄弟讲的，也不允许擅离岗位，所以他只好这样推辞了。
　　七弟听了六哥李倜民说他有事走不开，却热情地对他说：“三哥，六哥没空，我跟你到南京去一趟吧，去了之后要是实在没法子把五嫂保出来，我们也死心了，将来也可以向五哥交待了。”
　　李价民本来想叫老六倜民去的，六弟不想去七弟却自告奋勇，他对这个小弟弟的为人很感动。他望着俍民清瘦的面容，想着他的心脏病还没有全好，不忍心让他去旅途奔波。就说七弟你身体不好就不要去了，我自己一个人去一下算了。
　　这个为人热情善良的李俍民，喜爱文学，他在上海养病时就上了东华大学，后来在上海东华大学毕业，外文学得很好，最后成了一个很有名的翻译家。《牛虻》、《斯巴达克斯》、《白奴》等许多世界名著，就是李俍民翻译的。
　　当时七弟说：三哥，那我送送你吧。李俍民把三哥送到火车站，于是李价民就由上海乘火车来到南京。
　　李价民到了南京，他来到南京政府所在地中央路，问到了司法行政部的地址。来到司法部，但是门口威严地站着持枪的卫兵，不让进，说你找什么人？从那里来，找她有什么事？你要找法官也不能随随便就能进去的。李价民告诉他们，他从宁波来，他不是来打官司告状的，他是来找亲戚的，他的小姑姑在司法部做事，他出差路过南京顺道来看看姑姑。
　　“你姑姑叫什么名字？”
　　“叫李亚儒。”
　　那个警卫在传达室打了电话进去，一会放下电话说你们进去吧，并告诉他，她在几楼和哪个办公室。李价民七弯八拐，找到了小姑李亚儒。
　　李亚儒见侄子大老远的从宁波来找她，很是高兴，问侄子：“价民，“你怎么来了？是来南京游玩的，还是有事专程来找我的？”一面伸手请他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亲自给他倒了茶放到他面前。李价民先向小姑说：“姑姑，五弟媳在家乡教书，被宁波警察局抓了来，说她是共产党，现在被关在杭州监狱里。她姐姐到杭州去看看她也不让见。姑姑，我们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来找您的。五弟健民前年已经跟着新四军到北方去了，家里剩下两个三岁和五岁的孩子，这怎么办呢？五弟媳要是出不来，她家里可就惨了。而且五弟媳的父母也很老了，要是万一那个，老人孩子都没人养了，姑姑，你在这里是中央最高的衙门，能不能替五弟媳想想办法，救救五弟媳？”
　　李亚儒坐在大办公桌前望着李价民，听他说完她严肃地问他：“是单独抓去的，还是有同伙被一道抓进去的？”李价民说：“听说那天抓了六七个，现在都关在杭州监狱里。”李亚儒听了沉吟了半响，又问她：“老五的妻子是做什么的？”李价民告诉她：“五弟媳是小学教员，当时她在鄞县后塘乡一个小学里教书，礼拜天她回家路过表姐家她顺路去看看她表姐。她表姑家出事了，结果她也一起被抓了来。”
　　李亚儒说：“是不是关在杭州小车桥陆军监狱？”
　　“好像不是。”
　　“那是不是浙江省保安司令部的柴木巷监狱？”
　　李价民说：“对，就是在浙保司令部监狱里。”李亚儒听了皱起眉头来：“这事情恐怕不是你所说的那么简单了。听你这样说，这人估计是军统抓的，军统抓的人，我们也不好插手的，他们是由委员长直管的。有时对要判死刑的大案要案装个样子叫各省的高等法院代审一下，最后的生杀大权还是操在他们手里。所以我们司法部也不好直接插手过问。”
　　价民听了小姑的话，心就冷了，觉得没有多大希望，小姑也很难帮上忙。但是他路途迢迢从宁波赶到上海，又从上海赶到南京来，不能白来一趟吧，既然来了，总要再求告小姑试着过问一下，于是他又苦苦哀求地说：“姑姑你帮我们打听一下也好呀，要保她出来要办什么手续，叫我们家属做些什么事情你都打听一下，如果要钱我们也会去想法子的，就是砸锅卖我们也愿意。”铁李亚儒望着侄子说：“如果可以用钱保倒好办了，钱不是什么地方都用得上的。我帮你们打听一下是可以的，但你们也不要抱太大希望。委员长剿共的决心很大，他派了几十万大军向延安进攻却不顺利，被共军反攻过来，听说损失很大，他正为消灭不了共产党生气呢。你想想这时候他对在后方抓获的共产党员还会手软嘛？如果健民的妻子真是共党案那是很不好办的。”停顿了一下她又说，“这样吧，你大老远的从家乡来找我，我总也不能袖手旁观吧，我给你打听打听看。你就到我家去住两天，有消息我会告诉你的。”话说到这里，价民觉得也只能这样了。于是不再说什么了。
　　下班时小姑和李价民一起乘汽车回家。主张独身主义的小姑一人住在一套洋房里，她亲自下厨为价民烧了几只宁波口味的菜，就和价民一起吃晚饭，一边吃一边谈家常。当听说李价民以前在南京的中央大学读过书，但因为当时一门心思读书，却没有好好在南京玩过，于是，李亚儒就说，那你趁现在空闲，就好好在南京玩一玩，南京是六朝古都，中山陵、明孝陵、灵谷寺、夫子庙、秦准河、玄武湖、莫愁湖等名胜古迹都去看看。价民说：“好，好，我会去看的。”他就这样焦急地住在姑姑的家里，也没有心思去游玩，只在中央路鼓楼前转了一下就回转来，在姑姑的书房里随便看看书报。
　　第二天上午李亚儒在有关浙江省的军统系统和保安部队的负责人名单里查了一下，见浙江保安部队的司令是竺鸣涛少将。就她所知，如果是共案，这人是在保安部队里的。乘人不多的时候，她关起门来给杭州的浙江保安司令部的司令竺鸣涛打了个电话，问：“你是竺将军吗？我是南京司法行政部的，你们那里在押的犯人里面有没有个从宁波抓来的叫文玉兰的女犯？”
　　竺鸣涛接电话听说是司法行政部的人，吃了一惊，忙问您是那位？李亚儒说我姓李，叫李亚儒，亚洲的亚，儒生的儒。是联络各省高院的行政司法部秘书。竺鸣涛一听，感到碰到顶头上司了。虽然不是自己的直管上司，但是听来这人挺有来头，还是个女的，要不是后台有很大的靠山，能进到司法部行政吗？他把电话听筒用一只手掌盖住，问旁边的一个参谋：“南京司法行政部里有个叫李亚儒的女人是干什么的？”
　　参谋说，好像是部里的秘书。官不大但靠山硬得很，听说她哥哥当年是挺有名的国民党元老、委员长秘书陈布雷的朋友李倌卿。竺鸣涛吃了一惊，仿佛李亚儒在他面前似的马上站起来立正，认真地听对方说：“前辈，您有什么事吩咐吗？”
　　李亚儒说：“我家的一个亲戚被你们抓来了，关在你们司令部的监狱里，不知她犯的是什么罪？”
　　竺鸣涛刚刚审过宁波共党案，问她叫什么名字？
　　李亚儒说：“叫文玉兰，是个女的。”
　　竺听了说：“哦，我知道了，她是个和四明山共党头子一起抓来的。”
　　李亚儒说：“已经证明了她的身份吗？她是什么级别的？”
　　竺鸣涛说：“她自己起先不承认，但别人已经检举她了。她是个当地共党的区特派员兼支部书记。”
　　李亚儒说：“是个小头目嘛。你们打算怎么处置她呢？”
　　竺鸣涛说：“这要看她自己态度了，如果她肯配合我们招认她的罪状，我们可以从轻处理，放她出去。要是她死不肯招，和我们对抗到底，那就不好办了。”
　　李亚儒告诉他：“这个女的是我的侄媳妇，年纪不大，估计是一时被共产党迷惑的。竺将军，能不能通融一下，把她放出来？如果要什么条件也请您讲。”竺鸣涛想了一下说：“不瞒您说，您这个侄媳妇，我已派人审问过几次了，是个很顽固的人，她一点也不肯招认，我们也实在无能为力。”
　　李亚儒最后对竺鸣涛说：“竺将军，您不知道，我这个侄媳妇上有老父母，下有两个幼子，丈夫也没了，（她听价民说过侄子李健民跟新四军浙东纵队走了到北方去了，但李亚儒在这一点上不想告诉对方实情，告诉他会让他感到这夫妻都是共产党的）一家全靠她一个人教书过日子，如果你们把她判了死刑，这个家就完了。所以我想在你可以允许的范围内，通融通融，放她一条生路。”
　　竺鸣涛想了一下说：“前辈，既然您亲自来过问此案，那么我就把界限放到最低限度，她不肯交待，现在也甭叫她交待什么了，只要她能写一纸悔过书，从今以后脱离共产党，那我们也就放她出去算了。这样也好让我们对上司有个交待。如果她连一张悔过书也不肯写，那我们也没有办法了。既然有人检举她是共党分子，把她抓来了，又随便放了她，我们不好向我的上司交待的。”李亚儒想了一下，也只能这样了，自己虽在司法部里，但不是他的直管上级，没有权利命令他。她说：“好吧，那我告诉她尽可能叫她写一张。竺将军这事就麻烦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