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睡在大通铺上

　　在揭阳的车站，从没有到过大城市的我四顾茫茫，看着大街上人来人往的人流车流，我有一种乡巴佬进城摸不着头脑的感觉。眼前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汽车喇叭声、小贩的叫卖声、小孩的胡闹声不绝于耳。
　　我有一种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的危机感。
　　我该怎么办？我没有带身份证，或者说当时根本不知道出门要身份证。我沮丧地拖着背包问了几个旅馆，都要求我去当地派出所打一个能够证明身份的东西。车站候车大厅内外都有抱着麻袋随地摊开睡觉的人，形同流浪汉，大多穿行破破烂烂，邋邋遢遢；有的抽着劣质草烟，烟雾随着他们一吸一吐不断要散着烟圈；有的则像我一样肩扛着背包东巡西视。
　　我的背包质量较好，是大哥上大学时分发的帆布背包，但刚刚一下车就被拉客仔东拉西扯，手提都快被扯断了。我看见有人彩条布缝的手提已经成了二截倒伏在上面。
　　
　　我随着人的指引找到了车站派出所。派出所的问我有其他什么证件，我说，我有初中毕业证及团员证，反正能证明自己身份就好。我说我有团圆证的目的无非是想证明我不是坏人。当然我也有做贼心虚的心理，我没有忘记我刚刚从家里逃了出来。
　　我不想像他们一样睡在车站的长椅上，也不想睡在走廊与过道上，那样很狼狈，也很没有面子，只有流浪汉才过那种日子。我不是流浪汉，我是一个决心改变自己的人。
　　我找到了最近的车站派出所，大门的国徽闪闪发亮，显示着大国的尊严。我的心猛然一缩，我感觉好像有一双眼睛在看我，看得我发毛。这其实不是别人的眼睛，这是我的眼睛。我把自己一分为二，一个是原来的自己，一个是新的自己，想脱胎换骨的自己。
　　我不敢抬头，向派出所的民警说了我的情况，派出所很快给我出具了一张盖有派出所大印的证明书。我长舒了一口气。
　　
　　“住多少钱的？”一个美丽的服务员问我。她略脂粉，淡淡的口红，让我想起小学时的一个女教师。
　　“最便宜的多少？”我有点惶恐不安。
　　“大通铺，三块一个。十几个人的集体间。”服务员一听我问最低的房价的，我知道她也只是打工的，但从她的眼光中我感受到了被轻视的滋味。被她这种语气一说，这种鄙视的眼神一射过来，她的形象立刻在我心里大打折扣。
　　“就住三块的。”我已经不顾别人的眼光了，我反而十分坦然地说。我心里想睡在房间里总比他们睡屋檐及地上他要好一些，那蚊子多得蝗虫似的，黑压压一大片，肯定扰乱得睡不着。
　　
　　第一次住在都市的旅馆里，我感受到大城市与家乡的区别。向窗外一望：这真是一个不夜城。
　　鳞次栉比的高楼林立，处处银河似的挂着灯饰，如天上神仙居住的垂帘；不断地各种汽车喇叭夹杂着夜生活的无眠人与商贩的喧嚣，如潮涨潮退；房内则充满不同房客的酣鸣与各种刺鼻的汽味；加上蚊子对人的过分热情，哪怕你全身包得俨俨实实、放下帐子，它们都能变戏法似的在你耳边吹喇叭。
　　我最恼是在我入梦时这些崽子们的殷勤，我宁愿让它打一针，哪怕长个玉蜀黍也不想它们来示好。吵到我心恨，我就会不顾自己的脸面疼痛而把自己当人肉盾牌非得击得它粉身碎骨不可，哪怕我背上涂炭生灵的罪名。
　　
　　今夜我没睡好，那些人说着他们家乡的方言，叽叽喳喳我一句也听不懂，汗臭脚气弥漫着整个房间；有个家伙还把袜子随地一扔，估计是苍蝇蚊子都会熏跑。我有点怕他们会偷袭我，为了讨好他们我拿出了面包，分他们每人一个。平白无故给他们也真的不大情愿，但他们也不是一说就要，十多个人只有两个饿鬼吃了我的面包。他们问我哪里人，我不敢多话，说了句“福建”，就把头钻进被窝里去装睡。虽然睡得不好，但自我感觉比起那些车站角落东倒西歪的人强多了。
　　次日一早，我便逃也似的离开了车站小旅店，自作聪明地跑到往潮州方向的一个叫“马牙”的地方候车。天空依旧多情地飘着花针般的雨，且针头越来越粗、越来越密，打在身上越来越痛。摸出钱查了一下只剩三十三块了，我只好买了件最廉价的、只需要二元钱的自行车雨衣。
　　
　　于是，心里感到危机感越来越重。触类旁通，同样是三十三块，郑智化把它编了一首感叹世道沧桑的歌，为排解这种恐惧，我穷作乐似地在一间路边大厦的屋檐下唱起当时正风靡大陆的郑智化这首“怪歌”《三十三块》：“我的口袋有三十三块，这样的我实在无法带着回来。我的口袋，有三十三块，这一点钱不够明天买菜。也许是上天故意安排，也许是手气实在太坏。我本想为你迎得一个未来，一不小心却输了现在……”
　　就这样旁若无人地唱。对于这个陌生的城市，我只是一个匆匆的过客，所以只要自己开心，我也不怕路人异样的眼光，也不惧他们把我当傻子当疯子当浪荡子……只要自己开心就好。
　　
　　不知道是我的歌声的魅力，还是偶然邂逅，这时，不知从哪儿飞来一只全身绿莹莹的小鸟，有鸡蛋大小。看来不知是哪家圈养的玩赏鸟，厌倦了囚笼生活还是忍受不了主人虐待？小鸟看来比我还可怜，小黑米似的眼珠黯淡无神，小鹰勾似的红喙无力低垂，耸拉着脑袋。我开始以为是会说话的鹦鹉，对着它连问几声“你好”。小鸟没有回答，除了一双乞怜的目光就连扇动翅膀的力气也没有，浑身湿漉漉的让人看了怜惜。天！它一定遭受了许多不幸才落得这般田地。我突然想起自己如今不正是像这只离群的小鸟一样可怜吗？小鸟始终没与我说上一句话，就这样含着悲哀的泪水，头一歪，死了。
　　多么可怜的生灵，有时它与人是多么相似？鸟为生存而啄食，人又何当不是呢？我感叹着小鸟的命运，想着自己遥不可知的未来，也会像这只无家可归的小鸟一样吗？不禁悲从中来，泪眼模糊中，眼看着一小团绿消失在同样绿色的草窠里，草绿很快把它最后的绿色融化。
　　
　　“喂！去潮州吗？”一辆中巴停在我面前，一个拉客的人人模狗样的从车门跳下来，未等我说清楚就把我的行李左提右捏地撂上车。“多少钱？”我最担心的是钱，钱对于出门人就像军人的子弹一样珍贵。“都一口价，五块！不骗你的。”于是我坐上了这部中巴。
　　中巴一路走走停停，时而如离弦之箭，时而如跑累的蜗牛。这种车不是快，而是凶，叫人坐着心慌意乱！
　　我望着车窗外的雨，不断在玻璃上形成模糊的泪渍一般，又想起那只无辜死去的绿色小鸟。世上又有多少生灵在尘世间悲惨地消失在无人的角落而没人知道？我的心有一阵痉挛般地痛。
　　
　　中巴车行了一程，突然，听到跟车员招呼一声：“快下！快下！”人们争相挤到门边。中巴车就地快束旋转三百六十度，未等停稳，车门“嘎”地一声开了。旅客就如揉搓的咸菜，一团一团从车上倒了下去，叽哩哇啦一阵闹哄。
　　一下去，方知我们坐的是一辆“野鸡车”，要驳车。所谓“驳车”，是与这车的主人商议好同潮州来的与之对开的车合作。每人行至一半路程后接对方车上的客。一是为了省当地车辆免征的进城费与停车费，还有过路费。偏偏这些狼子心黑的人还赚得不够黑，上车后又要我们每人交二元驳车费。就因为这冤枉钱，我与他们顶了几句。谁知被他们一边骂着“你那鸡！破婊！（潮语，骂人脏话）外省狗”，就一个八卦莲花掌把我推下车。
　　还把我的背包带也扯得半支半截（那么硬的带子也给扯断了一边）。想想自己当初在家里连乡长、书记也在我面前点头哈腰，如今被人如此羞辱也无力反抗，感到世事的难料与反复无常，不禁心中酸麻。要是在家，这些人非得被我撕成两半不可！但是今天，虎落平阳，强龙难斗地头蛇，只好打断门牙往肚咽。狼狈地拖着包朝潮州方向踟蹰而行。
　　
　　我不断提醒自己，钱不多了，能省则省吧！就迈开“11号车”让背包勒着脖子往前走。雨一阵紧似一阵，有一段在改修的路特别地泥泞。前面有一辆拉钢筋的长长的平板挂车，如一个老态龙钟的老人在吭哧吭哧喘着粗气，长长的钢材如修长的竹子，几乎要触及地面。我眼珠子一骨碌：嘿！这不是现成的老爷车吗？我只轻轻一起脚就沿着下垂的钢材爬了上去。
　　为遮人耳目，我躲在钢材拱起的空档里，因为钢材的头部是伸到驾驶棚顶上面的，在钢材昂首而起的脖下便有足够空间让我活动，我甚至可以潇洒地躺着睡觉。我把背包当枕头，为这旅途中浪漫的一次空踏与暂时的拥有私人空间而自鸣得意。我一下忘记了烦恼，开心的哼了郑智化的《游戏人间》：“世界太罗嗦，不分对和错。像我这样的老百姓，有谁在乎我？有钱的当老大，没钱的难过活，就算是看不惯，你又能如何……”一会儿又唱《年轻时代》：“喜欢上人家就死缠着不放。那是十七八岁才做的事，衬衫的纽扣，要故意松开几个，露一点胸膛才叫男子汉…哦！年轻时代，年轻时代，有一点天真有一点傻，有一点疯狂有一点帅……”
　　
　　就这样哼着自得其乐，约模过了半个多小时，车渐渐变缓。我起身一看，前面出现“潮州欢迎你”的横幅标语，方知已进入潮州地界了。雨越来越小，天越来越明。想着自己马上要见到家乡人，心里格外地兴奋。又过了十几分钟，终于看到了“潮州站”字样，一个巨大的吊钟显示出这座城市的气派。我于是又偷偷从车尾低垂的钢材上滑溜下来。心里想着早上驳车的坏人，心想，你不载我来，我还照样来！
　　我来到潮州火车站门口，三轮车、与摩托车一窝蜂涌来。我一问价格，个个狮子大开口，要十元以上。我摇着头，这时一个精瘦的人推着一辆后搭上加木板的双杠五羊牌自行车，来到我面前。他披着一扇乌褐色的蓑衣，尖顶的斗笠下藏着一张古铜色的脸，我猜测他一定是为生活所累的农民，在田里回来来不及洗掉腿上的泥，就来车站用自行车带些外地来的穷打工。
　　为了不再担心上当，我觉得坐这种人车比较踏实。相比那些久经沙场的老油子，这身农民装让人有安全感。于是拿出具体地址“上津瓷厂”，让老农用自行车驮着我前行。
　　天气如孩儿面，说变又变，雨又开始密密织着永远也织不完的天幕之纱巾。走上坡时，看老农骑得很辛苦，像一只负重的骆驼缓缓行走，不停用手扶持被风吹斜的斗笠，又不停地拭着不知汗水还是雨水。我突然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假如是自己的父亲为了生计这般辛苦，自己会怎么样呢？想着想着就鼻子发酸，于是跳下车帮着推车上坡。老农见我如此体恤他，回过头干咧着嘴冲我笑了笑。那堆着的皱纹里漾着感激的汗水。就这样，我们上坡推着走，下坡滑行。
　　天，原来从潮州火车站到上津瓷厂还要曲曲折折走那么长路，就像走一回又去揭阳的路程。先后要进城大约五公里，出东门往湘子桥三公里，过湘子桥行意溪又七八公里。如此坎坷不平又迂回曲折的路程，而一个羸弱的老农却要奋力蹬自行车驮着我，仅收五元。真是让人敬佩！也许这五元对于富人就是一包烟一瓶酒，但对于这位老农而言，也许就是儿女买作业本，三餐可填饱肚子的粗粮。这是多么不公平的世道！我就这样胡思乱想着一路闻着老农的汗香。
　　
　　终于，我们到了上津。可一问，这名为“上津瓷厂”的瓷厂，其实设在中津乡政府内坪里、韩江边上，我们早已走过了头。老农二话没说，又掉转车头驮我去中津。
　　到了中津，已近中午时分，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达这叫“上津瓷厂”的老瓷厂。我们在一个大门上用长条形板上黑字白漆的直书正楷“上津瓷厂”停了下来。
　　终于到了，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看老农辛苦，我很想多给一块钱与他；但又考虑自己工作未定，于是收住了这个想法。但老农没有丝毫不悦，拿了钱还千恩万谢地去了。望着老农渐渐消失的背影，我心里不知是惭愧还是怜悯，眼圈湿润着。这拿其他拉客的人少说也得加价，不然就如早上的黑心司机一伙一样把你撂在半路。
　　相比之下，同在一个蓝天下的人，做人的差距是如此天差地别啊！善良，大都体现在穷人身上，至于富人，并非没有善性。“人之初性本善”。但是奢侈的生活如一顶无形的帐篷，足以把他们原有的善性遮盖。
　　
　　我心怀忐忑地走进了“上津瓷厂”。
　　时间定格在一九九四年三月十日午时十二点零五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