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当我迈入厂区的大门

　　当我迈入厂区的大门，心中一片迷茫。厂区内是一个坑坑洼洼杂草丛生的大坪，大坪左右两边有两排盖着水泥瓦的平房，右边如教室宽敞的是毛坯生产车间，一间连着一间。左边是半成品车间，门口大坪中间砌了很多排水泥凳，每天茶壶的坯子就用长长的木板托着端出来晒太阳，所以这做瓷也是看天吃饭。也有的用木架或竹架，如孵鸭的床。
　　进小车间的门口左右两侧有两个胖胖的女工在修坯。左边的穿着红色上衣男装发，中赤人南坝人金凤，若不是鲜红的女装和她隆起的胸脯一时难分男女，右边的人我认识，是我同村的堂妹妹刘春玉，她身材高大，秀发如瀑，脸蛋也好看。由于相对于南方的人个矮而言，她算得上是牛高马大。故在家就背后有人叫她“山东马”。她一见我来，就挥着手笑着喊：“良林哥哥！”我应着来到她跟前。她说：“你是与谁来的哟？”我说：“自己。”她惊讶道：“不会吧？你一个人怎么找得到呢？”我放下背包，张开嘴巴，用手指了指，得意地说：“路在这里。”她笑着说：“还是你聪明。”一边引我去见老乡。
　　
　　在一路进来的小段路，我感到四处都藏着好奇的眼光看着我。我既兴奋又紧张。我兴奋终于找到老乡，终于有了落脚之地；我紧张不知厂里收不收自己？当时没有考虑钱的问题，就是有工做有饭吃就成。我一边走一边眼观六路，好奇打量着这个陌生的环境。
　　
　　我刚进的大门说是厂门也是乡政府的门，左右都有楼梯上去，时不时有衣装革履的男人与气质高雅的女孩上上下下办公。二楼会议室还出租给一个当地人做灯丝加工，全部是女工，约有三四十号人，这是厂区唯一亮丽的风景线。
　　左边一排同样是平房，除了中间上釉区，前半截是厂办公，后半截是女工宿舍。上釉小车间北侧正中开了个小门，后面有一个存放瓷区的仓库。仓库后面又有一个做匣钵的雨毛毡竹篷。旁有一条路可通烧瓷的龙窑。这是一个专做柿形茶壶的厂。原是一家国营厂。从正门进去，过了大坪就是两条并排着的龙窑。当时的烧瓷炉具还很落后，烧的是松枝杉叶。
　　由于吃大锅饭严重。本来属国营企业的瓷厂濒临倒闭。于是转包私营。两条窑分别有人承包。里面那条窑是几个原厂干部五人合伙；外面这条窑则有一对兄弟承包。老板姓江，大的叫国生，小的叫秋生。大的有五十岁上下，小个子，矮小精悍。脑门的头发掉得稀疏，但眼睛相比小鸟还骨溜。小的个高，像外国人种，右下有一个黑豆似的痣，痣的尾尖飘着几根曲曲折折的长须，如几根从墨汁里捡起来的波纹面粘了上去。看似很凶，实则很爱开玩笑。我们背后叫他德国高。而鉴他哥，由于工人觉得他小气，背后叫他“毛国生”。这些都是刚进厂时老乡与我说的。我们就是在这俩兄弟的厂扎下脚来。
　　
　　老乡们的宿舍就在窑前面一个匣钵砌成的破棚里。挡风还行。墙角用棍子一横拉块布就是卫生间。与大家睡的木板支的大铺仅几个旧匣钵挡当作掩体。我刚进去时，就闻到一阵阵剌鼻的恶臭。是那种汗脚与臭袜子的味道。听说本地人还不管三七二十几的在这里撒尿，说也说不听。无非是不把我们当人看，其实他们不把我们当人时他更像一个畜生。不是吗？
　　当时的几个除一个叫良彪的有老婆其他全是剥皮杨树。他们刚吃好饭在大床上横躺。一个个看着我说：“这是个牛栏你还来这里闻臭。”说实在，不是长时间呆在里头，外人很难进得这工棚，我捏了几次鼻子才适应。左侧是个浑浊的暗绿色的鱼塘，上面漂浮着各种水浮莲与垃圾，奇怪的是工厂的男工大都喜欢穿着裤衩缠着毛巾下去洗澡。也许是惦念池水的清凉而忘了它的脏兮。这种洗涤的卫生问题有待科学环保专家评估检测。
　　
　　我进去时，堂兄良维忙着去厨房打了些没吃完的锅巴与剩菜。因为是大锅里焖饭，因此，吃到后面的工人就只有吃锅巴的份。但因为是近一天又一夜没吃饭，只吃了二伯母送的鸡蛋。所以这碗锅巴感到吃起来特别过瘾，又香又甜。
　　吃好饭，我急着叫堂兄去向老板说情收我进厂。幸亏良维与德国高很投缘。老的弟弟德国高非常有趣，他有一个癖好，就是总要粘上一个打工仔与他交好关系，与谈恋爱一样，就一个。然后就对对方非常好，送吃送穿。有一点大男孩的性格。我们甚至一度怀疑他同性恋，但事实上又没有那种倾向。
　　老板很快同意收我。听他们说，当时是计时工，一天七块，还要扣一元生活费，剩下六块。有时阴雨天没上工又没钱，因此一个月下来，除了买生活用品，几乎每个月没有存钱，还经常“青黄不接”，并且瓷厂活又脏又累。
　　我来以后，唯一有家庭的良彪便代表我们去与老板商谈承包一事，最后终于确定我们七人一伙专门装窑。七人分别是：刘良彪、刘良维、刘良全（我二伯父之三子）刘良伟（我三伯第四子）邬荣贵、刘振兵、以及我。
　　这样，开始我第一天打工生活。
　　
　　除了我们福建人，还有另一帮江西籍的，他们来得时间比较久，所以显得老大哥一样老练；尤其是一个切茶壶盖的胖子，眼睛鼓鼓突突，走路娘炮似的一摇一扭，看着实在讨厌。
　　这里做得是茶壸，办公室后门出去有一个纤维瓦羽毛毡盖成的仓库，仓库里库存很多产品，堆得一座座金子塔似的。其中有一种贴花电热壶工人非常喜欢，经常借口上班趁无人注意偷一二个出去，送人或自己用。刚来的工人对瓷器特别感兴趣，总想务偷一点出来做人情送人也好。
　　安顿下来后大家聚集一块谈天说地，因为老乡多，生活也觉得热闹。
　　晚上几个堂兄弟聚拢一起，他们佩服我胆子大，一个人敢出来。
　　
　　我这人有个毛病，走到哪里都会随身带一枝笔，总以为自己的文采不错要逞强，写一些别人嫉妒和自我欣赏的文字。
　　因此，每每上班之余我都会趴在床上写日记。
　　
　　来没几天，一个烧窑的三十多岁的本地人就颇具讽刺意味地叫我“记者”。他叫江德浩，说起来是良彪的亲戚。是良彪新婚妻子的表哥。长得瘦高个，漏斗形的脸棱角分明。
　　据说当年潮州兵灾严重，日本人进村扫荡，他姑姑被人贩子卖到我们中赤，在一个叫松树岗下的地方安了家。生下一帮子女都没有在学业上出息。现在潮州发展了，找到娘家的姑姑便带着一帮儿女连同女婿来寻工。这也叫“反哺”，当初我们福建人救了她，现在他们反而来招我们做工。
　　诸如此类家庭还不少，我的一个伯母也同样是从潮州带回来的，可是没有找到自己的亲人。我后来还写了《回不去的故乡》，出了书了。这是后话。
　　
　　良彪是第一批靠这种亲戚关系下来寻工的人之一。在他的影响下，他弟良成，加上我们一伙凡带良字辈的同村人以及个别同学朋友就如拽老鼠尾巴般跟着下来。
　　在我们心目中，德浩就是当地大哥。而德浩与我们的老板江国生又是同族近亲，因此虽然老板对我们小器。但我们依旧不是称他们“老板”，而是故作亲切地唤作“国生哥”与“秋生哥”。国生哥生了二男一女。大的叫云良，没念书了，小的叫云浩还在学校混日子。说云浩混日子是因为作为富二代的他已和他没有读书的哥哥一般与社会烂仔混一块。唯有一个这个叫江楚红的小女长得如三月的桃子般水灵，并且带几分淑女形象，很招人喜欢。在上初中，学习也很不错的。
　　
　　国生哥的妻子长得蛮有身段，虽四十好几了仍丰韵犹存。只是甩字形的脸色有点暗，像快下雨的天。但喜欢以感情投资给工人。为了想让人多给她干活，一见我们就笑嘻嘻。俗话说“见人笑嘻嘻，不是好东西”。兼于她后来对我们的辛酸刻薄。我们同时送她两顶帽子：笑时叫“笑面虎”；不笑时叫“臭面麻”。我们最恶心她的是经常买一些市场上人家买来喂兔都嫌脏的烂叶做菜。还有把每餐的油控制在监牢里囚犯般吃的含量。何况还是市上最廉价的黑猪油，有人说是猪皮厂的潲料油，盐巴则是大包的不加碘的粗盐，不时可从白花花的晶体中发现黑色的垃圾。
　　
　　扯远了，回来说说我的“记者生活”。
　　来的第一天我便把当时在厂的所有同乡人作了一个统计：除了我们窑边七个，加上修坯的春玉，还有一个叫童金凤。不久又来了个叫余梅香。刚才说过生坯车间有个叫良成的是良彪之弟。还有个我二伯父的孙子专门用机床打茶壶嘴眼。一共十来个人。后面有人出出进进大致保持在十几个人。其中以我们窑边七人这小集团为最大。
　　上面提过一帮成型工是江西籍的。他们主要是用泥浆灌柿壶，在以后的生活与工作中，我们与江西籍的时有摩擦，也有几次严重的打架斗殴。这是后话。
　　
　　且说我们窑边七个：老大刘良彪，毕竟长我们几岁，看上去却如奶油小生一样，文质彬彬，圆脸，平头，说话不多但很沉稳。老板很信任他。老板手下还有个总管。长得高高的，长方形的脸，背微驼，一口镶金牙齿。时不时找良彪安排工作。
　　第二个是良全，具有篮球运动员的身材，大面大目，是我二伯父小儿子。说话嗓门大，做事有点磨洋工，人一说他还习惯不服气地把头一偏，故人们叫他外号“偏头鸭公”。他后来转到窑部。
　　第三个叫刘良伟，是我三伯父四子，人很瘦，如一块锯得多余的木板皮，瘦得肩胛骨耸耸而起，所以被人称为伞把子都背得走的瘦子。从小习惯做家务，人们外号唤他“四婆太”。
　　第四个，刘良维，他是我同一公太的堂兄，人瘦而高，脸又窄又长，腿也长，打开四肢坐在横凳上就像一只放大百倍的蚊子。说话幽默但比较女人气，做事喜欢偷工减料。因为他的乳名听起来像曾经教我们的肖辉老师，因此外号“肖辉老师”。
　　第五个是原来开过微型车的下坝乡人邬荣贵，由字面，大暴牙，我们常笑他吃西瓜可以不用刀子，对半打开就可以用牙挖的只剩皮囊。是个急性子，做事火急火燎，因为他的嫂子是良维的同一祖爷的堂姐，由此攀上亲。加上年岁相仿并且当时他随中赤粮站工作的父亲读过书，因此很熟。我们叫他司机。背地里却叫他“钩机”。
　　第六个是刘振兵，一个脾气很坏的人，与我同窗过。很早唇上长黑须，喜吹牛，喜欢吃白食，因此人们叫他“狗屎毛”。连同我一共七个人。振兵后面才来。在良维回去以后，良维在注把子，单独工作。
　　在共同工作的当中，我们时而会产生鸡毛蒜皮的小事引起的冲突。但还算是友好大于内讧。
　　
　　刚开始来第一天，我对什么都不太熟，只有跟着他们慢慢学。我们的工作第一项是刷匣钵。
　　什么叫匣钵呢？也许很多人不知道。因为现在的陶瓷很少用匣钵。匣钵就是用来包裹瓷坯然后放进窑里烧的容器。用沙土制成，掺上草木灰，在背后涂层铝粉省得它掉渣。因为煅烧久了会坏，因此要不断补充。
　　匣钵是一个本地精瘦的哑巴在做，哑巴又瘦又黑，如一条烧黑的木棍。但对人心肠很好。做好在匣钵排在露天大坪，就如沙场秋点兵般整齐划一，万一下雨就招呼一声，几个人拿起现存的彩条布或薄膜，每人扯一角把匣钵盖好。收时还要用铝粉刷底，刷好就堆在雨篷下备用。然后要用时以一辆双轮板车推上窑边车间。
　　推匣钵非常辛苦，既要用力抱上车又要小心损坏。就是抱上车你稍不留神就会砸的。从第一个车间到第五个车间，是依龙窑的龙腰一步一步推步去的，每上一个坡就有一个45度角的陡坡。板车上坡时，为了尽量保持平衡，拉车的要背陀腰膝，推车的要以弓箭步使暗力。震动太大，全车就会嚯地一声，四分五裂。力小了车就会倒退，不但匣钵会打烂，车还会碾伤人。这样的事故是随时有可能发生的。因此我们每次推匣钵都得慎之又慎。
　　匣钵推上去和我们开时装坯。一般一个匣钵能装两个，然后配上两个盖子。装的时候要先打“土饼”，土饼其实是用来垫茶壶脚的，以防与匣钵粘连。土饼是一个肩膀尖削的老妇女在做，老妇女头如锥子脚似圆规，可以说是东施级的丑女人，本来不平坦的眼角还有个伤疤。但是她心肠好，每次我们推匣钵时她都来帮一把。因此我们都觉得她是丑女中的美人。叫人奇怪的是她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儿长得倒是如织女下凡嫦娥再世，珠肌粉面，娇嫩可爱。介于此，人人都争着唤她“丈母娘”。她也不急眼，谁叫都应：“好！好！好！哎！哎！哎！”这种善意的玩笑给我们繁重的体力带来无限乐趣。
　　尤其老妇人的女儿一来，个个围拢在她们身边大献殷勤，帮老女人做土饼抬土饼。呵呵。醉翁之意不在酒。谁会知道到最后谁也没得到她女儿，善良的老女人成了最大赢家。我们这些人都甘当其牛马。
　　
　　土饼放好后先上北下南放两个盖子，再左东右西落两个茶壶。由于匣钵越烧缩水越大。从开始可以落两个大茶壶到一大一小，最后下两个小的。要靠我们工人自行灵活机动。若万一总管上来看到能下大的你下小号的就会被他狠狠骂一顿。你要是敢顶嘴，等他大金牙一张，准会吃他一个耳刮子。那种火辣辣的疼痛如炉内一千多度高温。
　　装好茶壶后我们要经历一场比扫厕所还难适应的工作。就是擦牛粪。什么叫擦牛粪，就是从乡下农民的牛栏里买来牛屎，把匣钵边沿残缺补齐补密，然后一个一个叠成塔层，是为防止坯在烧的过程中漏气与掉草灰进去。
　　我们把装好的坯堆在一角。我们一边推烧窑的一边进窑。相比之下，烧窑的本地人比我们更辛苦。这种苦并非一般人能吃得消。你想啊？要从开窑后仍有几百度的炉内抱出几百斤一叠的滚烫的匣钵，有时里面还是红的，如打铁的铁条刚从风箱拖出来一样。连衣服都会燃起火。何况人的肉呢？他们虽然穿着厚厚的手套，但烧伤灼伤时有发生。而我们则经常在擦牛粪时刮破手皮。常常鲜血淋淋。记得刚开始用手抓牛粪，我不敢抓，闭上眼捞了几次才狠命抓了一把，为了想让牛粪尽快离手，我使劲擦，结果掌心被一个烧得起琉璃的匣钵划了一大口子。
　　我一边捂着手一边哭着跑回宿舍。然因为是承包工，老板只叫总管拿了张好贴纸，连一句安慰的话也没有。我们就这样没日没夜地做着事，工作相当繁重。每到吃饭，在成型车间上班的良成就“嘟嘟嘟嘟”吹起一阵尖锐的口哨，我们便如惊飞的一群鸽子呼啦啦往食堂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