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生死记忆

　　漫长的冬天终于熬过去了。姹紫嫣红的春天来到了。
　　然而这个春天却给雪儿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生死记忆。
　　和一切活泼开朗的女孩子一样，雪儿喜欢春天。她喜欢春天的天空，洁净明朗，白云悠悠；她喜欢春天的大山，新芽油绿，浓郁葱茏；她喜欢春天的山溪，明净见底，浅吟低唱；她更喜欢春天的山花，桃红杏黄，竞相开放。
　　每年春天树木发芽的时候，正是山里人家准备“一年山菜半年粮”的时候。每到这个时候，各个生产队都要放假一天，让大家上山捋山野菜。于是各家的男女劳力就会倾巢出动。大人们上山捋山野菜是为了弥补每年粮食的不足，而孩子们则是将这一天作为踏春娱乐而踊跃参加的。父母健在的时候，雪儿也曾经上山捋过山野菜。但那是纯粹是为了玩耍，向来不记得山野菜长得什么样子。光大人们捋的山野菜就足够一家人吃一年的了，在山里教书的哥哥还会带回来一点。可是现在，雪儿必须自己上山去捋。今年这个春天，雪儿上山捋山菜不是被动的。她想上山：山中看野花，林里听鸟叫，在山溪旁看水中自己的影子……
　　那天，雪儿把弟弟托给陈婶照料，自己和邻居大婶、大妈们一起到神女峰捋山菜。一路上，雪儿显出了与同龄少女们一样的开朗。蹦蹦跳跳，一会儿抢到前头摘一朵山花，一会儿拉在后头听一会儿画眉的鸣叫。大妈大婶们见雪儿这样高兴，也都露出了会心的微笑。不时地叮咛她：小心脚下。就像叮咛自家的孩子。大家一路走来，几丛爬着青丝条、格兰叶的灌木就出现在眼前。大家都开始捋山菜了。雪儿还不知道大人们捋的是什么。只站在那里傻看。直到那位爱说话的大妈向她招呼，雪儿才知道那就是大家今天要捋的山菜青丝条、格兰叶。雪儿这才向大人们讨教：这种菜叫什么，那种菜叫什么？直到看明白了山民们最喜欢的“青丝条”、“格兰叶”的长相后，才与他们分开。她学着大人的摸样，用口绳把布袋绑成挎篓斜挎在身上，开始寻找目标。
　　今天雪儿的运气不错，不到半晌就捋了半口袋。眼前一架格兰叶长得十分茂盛，却长在一段小崖头的边上。雪儿兴奋地走上前去，也许是走得太快，一个不小心脚下一绊，身体倾斜，就朝着断崖下边躺下去。雪儿清楚地看到悬崖边上有一棵小松树，她想伸手抓住，但还没有伸出手，头就撞到了树上，雪儿一懵就失去了知觉……
　　不知过了多久，雪儿慢慢醒来，发现自己在一块大石头上躺着。摇摇头，闷闷地疼，摸摸额头感觉有一个核桃大小的包；只觉得腰部软软的，是半袋山菜垫在腰下。动一动，腰部也疼痛；脸上鼻翼处也火辣辣的。用手一摸，竟然把半个鼻翅掀了起来。雪儿打了个寒颤，难道鼻子被挂掉一半了？那不就毁容了么？想到这里，雪儿的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
　　“如果毁了容，我还有什么活头？”她想到了死，雪儿伤心地想，“我为什么这样命苦？童年的生活也还算一般，尚未成年，家庭就遭遇这样的变故。父兄逃亡，奶奶、母亲相继病故，留下我一个未成年的小姑娘和幼小的弟弟。”
　　一想到弟弟，雪儿马上打消了轻生的念头：“不行，我不能死。小弟弟需要我来照顾。”想到这里，雪儿试着动动身体，站了起来。她摸摸身后那半袋山菜：多亏你垫在我的背后，要不还真会摔个伤残呢！
　　仰脸看看天空，太阳已经偏西。这才记得自己是半晌午摔下断崖的，看来自己已经昏迷了有一段时间了。大婶、大妈们也许早已下山回家了。奇怪，说好了下山时要互相叫一声的，怎么能够不吭声就走呢？你们也太不顾伴了。又一想，不对，也许她们喊叫时我正在昏迷呢！不想这些了，肚子也在叫唤着催促，还是赶快回家吧。这样想着，雪儿就一瘸一瘸地向家里走去。
　　半道上，遇到来找她的黑娃队长和邻居们，当善良的邻居大妈流着眼泪抚摸她的时候，雪儿却笑着说：“不要紧，我不是好好的嘛？”
　　回到家以后，雪儿一连在家躺了三天。没有找医生治伤，没有缝合鼻翼处的伤口……三天以后，头上的包还没有完全消去，雪儿又出现在干活的人群中——她不能再躺了，因为多躺一天就意味着要失去5分工。那时一个男劳力10分工；一个女劳力7分工。而雪儿连一个妇女整劳力也算不上，出工一天只能挣5分工。雪儿和她的弟弟全凭这5分工分粮食啊！即使天天出工，雪儿每年还都是缺粮户，他哪敢继续在家歇着？
　　春天是个十分重要的季节。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这句谚语在生产队时代显得特别重要。一个生产队一百多口人全凭队长的安排。如果生产队长打算得好，把各路生产安排妥帖，那么这个生产队的社员就会过得好一点，如果生产队长不管用，社员都会跟着挨饿。这个生产队长可是个苦差事，没有额外的补助，也不比别人多挣工分，一切队里的操心事都是义务工。如果没有为群众服务的思想品质根本干不好生产队长。愿意当生产队长的也实在不多见，但是黑娃的这个队长却是“自找的”。
　　葫芦峪二队的老队长是个耿直的人，平时做事想得很周到，从不占公家的便宜，在生产队有很高的群众威望。从高级社转队以来一直干生产队长。当然，由于干队长时间长了，难免会得罪一些人，造成一些人对他有意见。当然这些有意见的人都是想占公家的便宜而没有占成的，正直的社员称这些人为“粘牙鬼”。就在去年春节大年初一那天早晨，著名的老粘牙鬼杨臣来到老队长的家，脚踩着门栏把老队长骂了一顿。说是老队长“刻薄”他家，具体在什么事情上“刻薄”他也没有说出来。老队长本来年龄大了早就不想再干生产队长了，这几年向大队支书交了几次差都没有交了。这一下正好，正摸不着枕头的老队长干脆趁“坷塔儿”骑驴，挑子一撂不干了。大队支书一时也没有中意的人选，就只好空着。
　　好在春节后农活还不算忙。没有队长敲钟上工，社员们落得个清闲，自己干点拾柴禾之类的私活。时间一长可就不行了。一方面是春耕生产有很多农活没有人安排，另一方面，大家也要挣工分将来分粮食。更重要的是没人干活，年底收不下粮食全队社员吃什么？社员们都不敢往远处去，吃了早饭就到门口晒太阳，等着有人敲钟上工，等着大队干部来开会选队长。
　　贫农代表着急地往大队支书家里跑了几次反映问题都没有人来解决。
　　恰好这一年陈黑娃从公社高中毕业。那时候学生毕业的时间是每年的一月份，回家跟上过春节。当时的高中毕业生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评下中农再教育”。上头明文规定，在农村劳动没有二年不能继续上学深造。所以高中毕业后到农耕村接受锻炼是必经之路。城市的学生叫“下乡”，农村的叫“回乡”。刚刚18岁的陈黑娃回到家里就遇到了队长撂挑子，贫下中农的形象在心中打了老大的折扣。
　　大家着急，黑娃也着急。因为黑娃知道，他家里劳力壮，吃饭也最厉害。年年全家齐上阵挣工分，分的粮食还是只能支应半年多，要是今年春天庄稼没有人种，队里如何打下粮食。“大河没有小河干”，明年一家“大肚皮”拿什么填饱啊？
　　黑娃着急的事情也是全队社员着急的。
　　这天晚上，队里的几个党员、团员都不约而同集中到黑娃的家里。共同商量办法。
　　“要是这样下去，春耕生产耽误了，今年的粮食可就抓瞎了。”生产队会计、团员杨疙瘩说，疙瘩也是个年轻人。
　　“是啊，大队支书不用来咱队分粮食，他不着急，咱们不能不着急啊。”身为党员的贫农代表显然对大队支书有意见。
　　“黑娃，你不也是团员吗？你领着干啥样？”说话的是党员转业军人、生产队保管员祁明学。
　　经祁明学这一提，大家都把眼光集中在了黑娃身上。看着大家期待的眼光，黑娃点一点头：“这样，既然大家这样信任我，我就填补一下‘从没有队长到有队长’这段空白。咱们说好，春耕生产一过，马上交给新任队长。还有一件事，这一段时间，队里的人、财、物都由我来调配，疙瘩哥、明学哥，你们掌握着生产队的钱粮，能不能跟我配合？”
　　“放心。”杨疙瘩、祁明学同时回答。
　　就这样，黑娃干上了“党团领导小组”组长，生产队的春耕生产也就有人操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