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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8章 归来   

作品名称:咆啸河山      作者:铜盆孤雁      发布时间:2020-03-03 13:45:44      字数:5284

  1944年8月8日,方先觉军长向重庆军委会发来绝命电,根据蒋介石指示,政界、军界、报界由此展开大规模宣传,他们想要打造一个绝代的民族英雄出来。
  8月9日重庆各大报均以头条位置刊载方先觉来电,随后,宣传浪潮席卷而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章,是军委会政治部机关报《扫荡报》的社论,题为《最后一电》。
  社论说:“‘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这两句话真可以动天地而泣鬼神。”“全体衡阳守军,何以克尽革命军人的天职,何以成为革命军人的典型?在方军长等电文中说得明白:‘职等誓以一死报,勉尽军人天职,决不负钧座平生作育之至意。’可见这是二十年来黄埔建军的成功。”“方军长等的‘最后一电’,正是我国抗战胜利的保证。”
  社论还有这样一段话:“昔普法战后,法国作家都德,写了一篇小说,题曰‘最后一课’,以激发法国人民的爱国精神。衡阳守军以四十多天写了这首‘最后一电’悲壮的史诗。”
  《扫荡报》的阐释与引申,将方先觉绝命电的宣传效果发挥到极致。本来,衡阳战败是对中国一个重大打击,然而通过方电的发表,方先觉被塑造为军人典型,而这位军人典型则又出自“钧座平生作育”,这样一来,国家因作育了一位典型军人而增光添彩。
  方电的发表与宣传收到了预期效果。任职于侍从室的唐纵在日记中写道:方电“读后不禁暗然神伤,热泪夺眶!”铨叙部次长王子壮在日记中写道:方电读后,“心为凄然欲绝,一切作事均觉无绪。”
  伴随着重庆宣传鼓点的是衡阳城涌过来的暗流。
  8月10日,也就是方电发表第二天,有关方先觉降敌的消息陆续传到重庆。徐永昌记载:“二厅报告,收敌广播,述方先觉率师长等举白旗投降经过。”
  徐永昌又记载:“午间蔚文电话,对方事委员长令设法驳敌恶意伤人。”
  蒋介石认为这是造谣,要迅速做出反驳。徐永昌再次提出不同意见,他说:“该军守城四十余日,事实差强,何必反唇。且方既落彼,若交相口角,敌人不难威逼利诱,使方更为出丑。”
  徐永昌对蒋介石说,我们如果反驳,对于方先觉将更为不利。
  重庆的疑惑是:方先觉投降到底是真还是造谣?
  侍从室通过自己的渠道直接了解一些情况,徐永昌又记载:“蔚文谓倾已询前方,据由衡阳逃出工人述,该军曾举出大的白旗派官长向敌讲条件,不允,又经炮击,乃降云云。”
  日军的电台广播证实了这样一个问题:方先觉并未战死,而是投降了。
  蒋介石心存疑惑,在他看来,方先觉要么是战死了,要么是被俘了,他不相信方先觉会投降。他认为,日军关于方先觉投降的广播可以认为是一面之词,衡阳工人的见闻也有道听途说之嫌。
  8月12日,蒋介石再次下令反驳谣言,徐永昌又记载:“午在黄山会(报),关于敌广播方先觉等投降事,蒋先生云现在中国人决无此事,仍须驳之。意至善而良苦。”
  对于方先觉的宣传,张治中则持谨慎态度,徐永昌又记载:“关于方事之宣传,今午蒋先生复与文伯斟酌文字,文白似持谨慎,蒋先生以为即发。”
  方先觉降敌消息在重庆高层传开之初,人们本能地予以抵制。8月11日,军法总监何成浚在日记中写道:“倭寇广播曾捏造方军长等前后向其投降,似绝不可信。或于倭寇进城后,欲夺路而出,途中受截击,力竭被俘,亦未可知……果被俘而仍不屈,其忠勇当终为世人所称道也。”
  随着第3师梁子超团长关于方先觉降敌条件的消息传来,人们的种种猜测被无情地击碎。8月16日,何成浚在日记中写道:“第三师团长梁子超前日因我空军轰炸衡阳得间逃出,云寇军于本月七日突破我军防御工事,攻入衡阳城,方军长见大事已去,派副官长向寇军提出六项要求。”
  对此,何成浚评论道:“噫!方军长等苦战四十余日,声名烈烈,虽庸人孺子莫不称道其忠勇,如坚持到底,以身殉职,则在中国史册上,张巡之守睢阳不能专美于前也。奈何当最后关头,以一念之差,由民族英雄一变而为降将军,留此百世不能洗磨之耻辱,我闻之实不胜太息痛恨之至。”
  羁押在衡阳城天主教堂的第10军高级军官全部出逃,第10军的下级军官和士兵也有不少人陆续逃出,他们逃出后继续与日军作战,此后活跃在湘南地区的抗日游击队里,有些几乎全由第10军官兵组成,有些则是以第10军官兵为骨干的,如由第3师参谋长张定国和预10师28团3营长李若栋率领的“衡南行署抗日指挥部”、第3师7团2营长侯树德率领的“抗日游击大队”、由第10军排长邹国斌任队长的衡阳自卫军第7大队等。
  重庆在抗战时期是中国临时首都,又称陪都,第10军高级军官逃离生门后,一般都是回到重庆。在他们看来,重庆就是他们的家,回到重庆,就是归来。
  方先觉经洪罗庙离开衡阳,随后先至芷江,受到空军第三路军司令张廷孟的热烈欢迎,再乘飞机经昆明于12月11日到达陪都重庆。
  蒋介石得知方先觉飞抵重庆消息后,心情极为复杂,按照他在战时一贯奉行的严惩叛徒的律令,就应该枪毙方先觉和他的部下。冷静下来一想,这个方先觉根本就不是叛徒,他只是投降,并非投敌。投降是不得已而为之,并且是为了保全那一万多部众;投敌则是主观故意,是出卖民族国家利益。这样一想,蒋介石也就释然了,心事一释然,行动上便有了积极的态度。
  12月12日上午,蒋介石在官邸接见了方先觉,他似乎忘记了自己曾发过“不成功便成仁”的电文,方先觉也不提“来生再见”之事。
  蒋介石设家宴招待方先觉,次子蒋纬国作陪。
  方先觉见到蒋介石就说:“学生未能达成任务,对不起校长,学生请求处分。”
  蒋介石看着低头侍立的方先觉说:“子珊将军,这不怪你!领一万七千疲惫之卒,抵御日寇5个师团11万之众进攻,打到没一颗炮弹没一枚手榴弹没一粒粮食,毙伤日军七八万之众,谁人能做到这点。”
  “校长,我毕竟是个降将啊!”
  “子珊将军,这也不怪你,坐下吧,坐下吧,”蒋介石朝方先觉扬扬手,又说,“你不是为你,倘若是为你,你会选择死亡的是不是,听说,城破前,你要举枪自杀?”
  方先觉坐了下来,他回答说:“是的,校长。您教导我们,不成功便成仁,我想,我方先觉惟欠一死。”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子珊将军,中国人总是希望一个人善始善终,十全十美。所以,许多歹毒的人就钻空子想,方先觉要是死了该多好,他应该战死的,可是,他没有战死。他应该自杀的,可是,他也没有自杀!”
  “校长,我是应该死的,我死了,我的名声就好了,更重要的是,校长的名声也就好了。”
  “子珊将军,问题是你没死啊!既然没死,那就要想想,今后该如何办?你所面对的今后,将是一个十分尴尬的话题局面。许多人会拿你做文章,他们将坐实你的投降,他们会扭曲你的投降,会把你的投降说成是投敌,一字之差,你就由迫不得已的被动者变为积极主动者,就会成为国家民族的罪人。他们坐实你的罪名并不是目的,他们的目的在于打击我,在于打击政府。你想想,是这样的吗?”
  时值隆冬,蒋介石这么一说,方先觉听出了一身的汗,他用疑惑的目光看着蒋介石说:“校长,我没听懂您的意思。是不是您应该法办我,才不会遭受打击?”
  “就是这意思,其实你很懂!你想想,我会法办你吗?抗战至今,我们军队死了多少将军?怕有几百个吧,上至张自忠,下至师长,他们谁有你的功劳大?你领一万七千六百疲惫之卒,战至最后一弹一枪,自己仅战死四千余人,毙伤日寇两三万,拖死他三四万,此其一;其二,你在最后关头,能顾全大局,念及袍泽生命,不忍丢弃伤员,实为仁厚心智行为,是你救了那几千伤员的性命,最重要的是你的坚韧顽强和善战赢得了日本军人的钦佩,他们果然履行诺言,没有残杀被俘军人和伤员。子珊将军啊,你不是民族的罪人,我如何法办你?相反,你是国家的干城,是民族的功勋,我要授你青天白日勋章!”
  方先觉的眼睛里充盈着泪水,他说:“谢谢校长能这样理解我,我心惭愧,毕竟我是降将,我还是抬不起头,说不起硬话,我总觉得自己没底气。”
  “子珊将军,我理解你,我们这一代人都为中国传统文化所侵淫所毒化,不知道变通。十年之后,你和我都会是人们谈论的话题。百年之后,你和我将仍是人们谈论的话题。即使千年之后,还会有人谈论衡阳保卫战,谈论你和我的。不要怕,这没什么,干大事的人都这样,会被人们反复地正说反说的,还会被人涂污,化为小丑。你只要想想戏场就明白了,唱戏的人在费力演着,看戏的人嗑着瓜子在说长论短,哪句唱词没唱好,哪个动作没到位,嗑瓜子的人总要论说一番,这是人情常态。今后,如有人当你面说长论短,你就说,‘假如你是第10军军长,你将如何?’我相信,那说长论短的人一定会哑口无言!”
  “校长,我还是觉得我不说话的为好,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这就对啦,子珊将军,我以为你还是少说话为好。要说对不起你和第10军兄弟们的人,那是我蒋某人。你和你的第10军履行了承诺,不光是坚守了半个月,还坚守了47天,而我允诺的援军一直不到位,这里面情况太复杂了,说也说不清,总之是我对不起你们。结局已经造成,再失悔也是空事,你千万注意,重庆情形复杂,对外界不要随便发表讲话。”
  蒋介石与方先觉推心置腹说了一番话后,果真授予方先觉一枚青天白日勋章,成为一时奇谈。
  当晚,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与之相见匪仅悲喜交集,且有隔世重逢之感。”
  蒋介石接见方先觉,新闻界便闻风而动,也对方先觉采取了宽容态度。13日,《大公报》发表题为《向方先觉军长欢呼!》的社论,社论说:“方军长打了抗战以来最艰苦的硬仗,他最后也没失掉中华军人的节操,所以我们特别欢呼:我们的英雄回来了!我们的抗战精神回来了!”
  《大公报》发社论的同时,还发表了对方先觉的长篇采访,在采访中,方先觉表示:“我虽然回来了,但惭愧却难免;因为我既未成功,又未成仁!”方先觉这种认为自己“既未成功,又未成仁”的想法,当然是因为还有很多人还是认为他“只欠一死”,是不名誉的投降之将。他自己也难免没有这种想法。其实,方先觉本人,大可不必作如是观。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投降不能等同于投敌。投敌,是对国家的背叛,是对国家利益的出卖。投降,至少没有损害国家利益。当抵抗已经毫无意义时,投降不过是以人身自由的失去,换来个体生命的延续。更何况,方先觉所为的,并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生命的延续,而是上万人生命的延续。
  12月15日,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宴请方先觉、孙鸣玉等,餐后并举办了一个晚会。数日后徐永昌在日记中写道:“当方归之二、三日会报时,贺元靖虽提议本会开会欢迎,颂云目视余,余无语,蔚文即谓见面慰问慰问。”贺国光字元靖,时任军委会办公厅主任。程潜字颂云,时任代参谋总长。林蔚此时已调任军政部次长。这个记载表明,贺国光虽提议欢迎,但程潜和徐永昌均不表态,其实就是腹诽。最后,林蔚的意见被勉强接受。
  侍从室的唐纵参加了这个欢迎会。唐记载:“张部长于政治部欢迎方先觉,餐后余兴。先觉虽被欢迎,但似若不胜其哀戚!”唐纵准确地记载了方先觉之神态与心态。方先觉毕竟是降将,底气不足,愈被欢迎愈是不胜哀戚。
  欢迎活动在继续展开。12月20日,《救国日报》发表题为《方先觉不愧张睢阳》的社论。不仅将方先觉与张巡类比,且称:“夫张巡睢阳之守,不能救唐代之久乱……而方先觉军长衡阳之守,则功在民族,较之睢阳之守,其功尤大。”社论还说,“方军长功勋高于张巡,但张巡为贼所杀,而方军长则脱险归来,或者有人以为不如张巡。其实,在唐时被俘,不降即死。现代战争,国际法规定不许杀敌俘虏。日本虽不守国际法规,但崇拜硬汉,故方军长得以不死。此则时代不同,不足有玷方氏。”
  12月30日,重庆各界二百余人为方先觉召开了一个大规模欢迎会。慰劳总会副会长马超俊致词称:方先觉等人“不仅为全国同胞热爱感佩,全世界的人士至我们的敌人也表示无限的钦敬”。方先觉致答词称:“苦守衡阳的结果,仍然是将先人千辛万苦开拓的土地一寸一寸地被敌人占去,我们实在是民族不孝的子孙。”
  方先觉等返渝后,一方面濒濒亮相于各类欢迎活动,另一方面他们还必须履行一道手续,此即向主管部门报告实情。12月16日,徐永昌日记载:“方先觉来报告其经过情形。”怎样的经过情形,徐永昌一字未记。
  继方先觉之后,其他几位高级军官也履行了这道手续。徐永昌记载:“前第3师师长周庆祥,第10军参谋长孙鸣玉来见,述被拘衡阳时情形。周称日本人甚笨,不如国人能干,仅能服从而已。”
  12月20日,《扫荡报》发表社论称:“方将军等此次脱险,是其余生,是其再生。以此忠贞英勇余生再生之躯,他日重绾军服,再赴沙场,必更能发扬守衡阳的精神。”这是在为方先觉重任军职造舆论。
  12月24日徐永昌记载:“蒋先生已任方先觉为三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十军军长。”
  1945年10月10日,在抗战胜利之后的第一个国庆日,为表彰抗战有功人员,国民政府特于是日颁布授勋令。蒋介石等等被授于胜利勋章,而在同一日的授勋令中,方先觉等等则被授于忠勤勋章。
  饶少伟也在99军谍报人员的帮助下成功逃脱,后来,他也来到了重庆,蒋介石对归队的饶少伟说“责任不在你们,你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
  日军虽然没有接受方先觉放弃反抗时的条件,但是还是释放了第10军残部。在军统的协助下,所有军官也均得以逃出。
  蒋介石在重庆屡次盛宴款待方军长及其部下,并为他和手下5员大将颁发“青天白日勋章”。休息半个月后,方先觉被任命为第37集团军副总司令兼青年军第207师师长。这个师是一支全美械装备的嫡系王牌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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