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噩梦后，她再也没有睡过，好在这天是星期天，不需要急着起身去学校。但也不能像以往一样可以睡賴觉下去，因为要去火车站接妹妹莺南。她思想过去农场、去知青连看看，可又怎么去法呢？不仅路远迢迢(在当时交通十分不便的情况下，虽近百公里的路，却仿佛远在天尽头，更怕在这种时候去见他，会不会反给他添麻烦？她也想到了，一旦母亲知道了岑玉来可能已遭贬谪，又会怎样呢？家庭里将会掀起一场怎样的风暴？
　　“起来了吗？”母亲在她房门外问着。
　　“马上起来。”她答应着母亲。她几乎挣扎着起了床。可满脑子仍是那场噩梦和对未来的忧惧。
　　“想吃啥？”母亲又隔着门问道。
　　“随便。”她敷衍地道，她毫无食欲。
　　“‘随便’最难弄！”母亲在门外说了声，下楼去了。
　　她这时想到应装一点高兴的样子出来，不能让母亲看出什么来。一方面，免得母亲起疑心；另一方面，不能扫了父母的兴，自从知道莺南要回家探亲，父母已兴奋了好多日子，前几天接到莺南从昆明发来的电报后，更是天天盼着了。何况，自己本来也是一直跷首期盼着妹妹回家来的。妹妹莺南是二年前在上山下乡“一片红”大背景下，去了云南插队落户的。不像她们高三这一届，大部分人是进了本城工矿企业的，少数人去了市郊农场，只有极个别人去了边疆。而在“一片红”背景下的几届学生，除少数有严重残疾的学生或个别去当兵的人外，几乎无例外地都去了外地农村。妹妹莺南也是二年来第一次回家来，去年春节，与她同一知青点的三个同学都回来了，只有她和一个叫梅的女同学没有回来。梅的父亲在文革初已自杀，母亲还被关押着，因此无家可归。开始莺南让她跟自己一起回家，梅坚决不肯。莺南就陪着她在山寨过年，托回家的同学带回了一封信和几瓶云南白药。
　　“莺南心这么好，”母亲接到莺南托同学带回来的信后，不住地叹气道，“可她连父母也不要了。”
　　“妈，她只是同情人家。”她当时劝着母亲，又建议道，“要不去买一点过年的东西，快寄过去？”
　　“不寄，让她去！”母亲仿佛越想越生气。
　　“我去买几斤大白兔糖，我要寄。”她也带点固执地道。
　　母亲看着他，又叹了口气道：“你给鸿南也买一点什么寄过去。”
　　“他已在部队，不需要了。”她对母亲偏爱弟弟一直有意见，因此故意这样说的。
　　“你啥意思？”母亲不满地道。
　　她笑了出来，问母亲道：“给弟弟买点什么？”
　　“我与你一起去买。”母亲道。
　　
　　在几个长长的宽大月台上，购买了站台票进来候人的人已越来越多。火车已误点近二个小时了，还不见来，母亲不住地埋怨起来。她劝着母亲：“快了，就快来了。几千里路，开了几天几夜，慢(掉)几个小时，也不算什么？”
　　“你当然不当回事！”母亲竟把火气出到了她头上，“都是你们当年大串联搞坏的，火车再也没有正时过！”
　　“妈，我们是响应号召的。”她不好意思似地作着辩解，她当然对串联时交通堵塞的情况记忆犹新。第一次为见毛主席挤火车去北京是非常虔诚的，后来去陝甘、入四川一带地方时，已带游山玩水的意味了。那次从成都到重庆，她与同学挤上几乎已无立锥之地火车，只能坐在厕所外的过道里，而此时厕所里也挤着从窗口里爬进来的人。火车开开停停走了一天一夜，而平时只要半天就可以了。
　　“要不，”她又对母亲道，“妈你先回去，我一个人等着。”
　　“还好，”母亲道，“今天天气特别好，也不是最冷，多等一会就多等会了。”
　　火车终于从远处的轨道上疾驰而来，候车的人不约而同地用目光去迎接。
　　等着火车徐徐进站时，她几乎彻底地忘了心中的烦恼。当看到一个窗口里，像莺南的一个人向她们招手时，她拉起母亲跟着火车小跑了几步。
　　“我不行，”母亲对她道，“你先过去。”
　　“不跑就是了。”她还是拉母亲，“我们慢慢过去。”她怕母亲被火车上下来人冲撞倒。其实，五十来岁的母亲並不显得有一点衰老的样子。
　　火车已停了下来，每扇车门里冲出了无数的乘客。可能因为火车误了点，他们急于要把时间补回来似的。当她们赶到莺南所在的那节车厢处时，莺南已在站台上守着一只大箱子，东张西望地等着她们了。
　　“妈，”她回头问母亲道，“你怎么啦？”
　　“没什么。”母亲抹了一下泪道，“高兴。快过去。”
　　“莺南！”她叫了一声。
　　“姐、妈！”莺南也看到了她们。
　　“莺南，你还好吗？”母亲又掉泪了。
　　“是同学帮我搬下来的。”莺南后来解释着道，“现在他们已经跟接站的家里人走了。”
　　“莺南，”她忍不住地对妹妹道，“我还怕会认不出你了。想不到你一点没有变。”
　　“是没多大变。”母亲已眉花笑颜起来道。
　　“姐，”莺南又把她上下打量了一番道，“你更漂亮了。”
　　“瞎说又什么好瞎说的。”她心里有点甜滋滋地道，“妹妹你才更漂亮了，就是黑了一点。”
　　“嘿嘿，我还黑了一点？”莺南笑道，“我像非洲来的吧？”
　　“小坏蛋，”母亲一笑道，“你父亲在家要等得急死了。”
　　
　　出了车站，她们又等好长时间，总算叫到了一辆当时很少有的出租车。坐上车，她看了看车窗外，天气很好，什么都在这金色的阳光中。这时，她又想到了在农场的岑玉来。“他也在这阳光下吗？”她悲哀地想，“他们会把他怎样了呢？”
　　“姐，”莺南突然问她，“你信上提到过的人，上来了，还是仍在农场？”
　　“还在农场。”她又勉力地笑着道，“希望这一、两年里能轮到他。”
　　“他快点回来就好了。”莺南感叹地道，“妈信上说希望你们快点成家的！”
　　“我知道。”她又笑了笑道，“等他春节回来，我要让他去跟领导再要求要求。”
　　“姐，你也别太为难他。”莺南道，“不是他不想吧？这都是领导决定的。”
　　“莺南良心最好。”坐在副驾驶座的母亲回过头来道，“总是替别人着想。”
　　“妈又说你好了。”她讨好地对莺南道。
　　母亲道：“我说她好，你又……”
　　“我没有多心(嫉妒)，妈。”她道，“不过，你从来没说过我好。”
　　“姐，妈也说你好的。”莺南打圆场地道，“真的，相信我。”
　　她心中苦笑着，有想流泪的感觉。当然，她立即想到了“要高兴”。
　　“那个梅怎样了？”她问起了妹妹。
　　“她嫁给一个草医的儿子了。”莺南用很婉惜的口气道。
　　“一个草医的儿子？”她不解地问，“草医就是当地的土医生吗？”
　　“是的，是寨子里的世代相传的医生。”莺南介释着道，“你不要看(他)只用一些山上沟边的药草，但能除去好多病。寨子外，甚至城里也有人来求他看病的。”
　　“这我相信。”她道，“民间的草医草药是很有用的，有时比现在医院里的药还管用。那梅总算嫁得还可以。”
　　“可以什么？”莺南道，“她丈夫是个傻子，一个大字不识的人。”
　　“那梅为什么肯嫁给他？”她觉得里面大有蹊跷了。
　　“他不是个真的傻子，很会打猎，出去一次比别人打的东西还多。”莺南道，“但他不喜欢读书，老草医想让他继承父业也没办法，可他是老草医的唯一的儿子。女儿倒有几个，老草医不想传给她们。”
　　“老草医想传给梅吗？”她仿佛什么都明白了地问道。
　　“也没见传给她。”莺南道，“倒是肚子已大了。”
　　“哦，”她道，“我真的明白了。”她心想，草医要传给未来的孙儿，但梅肚子里一定是男宝宝吗？当然还可以生下去！可梅要成了生育机器了啊！
　　“自从梅嫁给了草医的儿子，我们的生活倒也有所改善了。”莺南道。
　　“为什么？”她问道。
　　“梅经常会拿些野味来给我们。”莺南道，“我们倒是劝她不要这样，她家里人会怪罪的。她说不会，老草医的儿子，就是她男人了，经常背着一根猎枪，带上短刀、火药和干粮，去山里游荡，一出去总好几天，回来时总带回很多野禽野兽，一次他一个人猎到一只大狗熊，他的一只脚也被熊爪抓破了。他一瘸一拐地背着四只熊爪和熊胆回来，但还没到寨子四只熊爪都已被他送了人，人家只给了几粒大白兔奶糖。随后他带着寨子里的人去取熊肉，可除了一滩已干涸的血迹外，什么也没有了。白跑了一趟的人都骂他起来，骂他什么的都有，他已不是第一次做这种傻亊了啊，但骂得最多的还是骂他是‘傻子’。还好熊胆还在，他交给了父亲老草医留着入药。”
　　“你可不要像梅啊！”一直听着的母亲，此时回过来关照莺南。
　　“妈，你放心。”莺南若有所思地道，“梅是没有办法啊，她想通过嫁人的办法改变生活。”
　　“没有办法的办法。”母亲喃喃地道。
　　“是的，”莺南道，“她不嫁人，这次春节，她又不知可去哪里了？”
　　“是她父母作下的孽！”母亲叹道。
　　“妈，”她这时心情复杂地道，“我们不清楚的事，少说吧！”
　　“这个社会，好人，坏人？有时也分不清。”母亲道。
　　她警惕地道：“别说了。妹妹，去年在寨子里过年，还开心吗？”
　　“开心。”莺南道，“其实，他们把春节叫为‘客家年’，也杀猪宰鸡的，但有些东西实在无法吃下去。”
　　“什么东西，会怎么难吃？”她好奇地问。
　　“他们竟然吃生猪血，”莺南道，“还是他们的一道美食！”
　　“怎么吃？”母亲也问起来。
　　“把内脏与猪肉炒熟后，就把生猪血放进去绞拌，就这样吃了。”莺南道。
　　“你吃了吗？”她瞪大眼看着莺南问。
　　莺南诡异地笑了一下道：“他们一定要我吃，说不吃是不尊重他们，而且还说这是给尊贵的客人吃的。我吃了一小口，直想吐。”
　　“梅吃吗？”她问。
　　“吃了。”莺南道，“她大概命中注定要成为那里的人，她还觉得很好吃，吃了好多。”
　　她摇了摇头道：“不可思议。”
　　
　　到家时，父亲已在门口等着了。在她与母亲搬箱子，父亲竟只顾了与莺南说话。
　　“爸，来幇帮忙。”她怕母亲等一会又要责怪父亲，提醒着父亲。
　　“来了。”父亲也意识到了。
　　“爸，你别动，我自己来。”莺南抢着自己搬东西。
　　莺南的箱子等行李都搬进客厅后，母亲开始说话：“福气好的人，什么都是现存的。”
　　“妈，”她有点心烦地劝母亲，“让莺南安静一会。”
　　这时，莺南呆呆坐在沙发里，像想着什么心事。
　　“莺南，”母亲问道，“你累了吗？”
　　“没有。”莺南回答道。
　　“那看你动也不想动了。”母亲道。
　　“这你就不理解了。”父亲道，“她二年多没回来了，总要适应一下。”
　　莺南看着父亲道：“爸爸，说对了，我在想出去时的家。”
　　“二年多了！”母亲感叹道，泪水又掉了下来。
　　“爸爸、妈妈很想你啊。”她对妹妹莺南道，“让你去那么远的地方，他们心里总觉得对不起你。”
　　“妈，”莺南已走到母亲身边坐下，“我也想你与爸，也想姐与哥。现在就是哥还在外面，不能回来。”
　　“你哥托你姨妈福，不会太吃苦了。”母亲道，“现在就是你和你姐的‘那个’（男朋友）让人不放心。”
　　“妈，你不用为我担心。”莺南道，“在那里人多着，他们能生活，我也能。何况寨子里人对我们还很好，每家有了好吃的东西也会拿给我们吃。你们寄来的糖果、饼干，我分给他们，他们也高兴死了。”
　　“这次回去，多带几斤糖回去。”父亲道。
　　“她刚回来，你怎么又说要回去？”母亲近乎挑剔地道。
　　“说也不能说了。”父亲悻悻地道。
　　“爸，你理解妈的心情吧！”她内心里是同情父亲的。
　　“我理解，我理解。”父亲说着走到莺南面前，说道，“你陪你妈说说话，我上楼做点事。”
　　“爸你去吧！”莺南道。
　　父亲上楼去后，莺南问她：“爸好像身体不像二年前好了，去过医院检查吗？”
　　“你看出来是这样吗？”她怀疑地道，“我们见惯了，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两样。”
　　“可能是我的感觉不对。”莺南道，“姐，你的‘那个’怎么啦？还好吗？”
　　“他么，”她内心里又翻腾起来，她自己也多想知道他现在怎样了啊！“还好吧，”她隐忍地道，“最近来信说，要去一个新的连队。”
　　“他怎么又要调连队？”母亲警觉地问。
　　“没有什么事的。”她安慰母亲道，脸上还强挤出一丝笑，“是正常的调动。”
　　“他说农村穷，实在不能说他说错了。”莺南道，“谁不相信，可以去我们那里看。当然，说穷不是说什么都不好。听寨子里人说，过去的生活更差，头人、土司统治是很黑暗的，不仅土地是土司的，人也是，新中国把一切都改变了，但还是很穷。不过，刀耕火种的方式，也正在一点一点地改变。”
　　“现在还有刀耕火种？”她好奇地问。
　　“有是有，”莺南道，“我们去年参加了寨子的最后一次‘烧山’，想起来还真有趣。你不要以为刀耕火种，就是在山上放一把火，烧掉了树木杂草，然后用刀种上庄稼，很简单的。首先要‘砍坝’。‘砍坝’的前一天晚上，要杀猪宰牛，肉分给每家每户，猪头、牛头留着，等第二天一早抬出去祭神。”
　　“烧山前还要祭神？”她问。
　　“对，”莺南很遗憾地道，“祭神是不让我们外人看的！等祭神的人回来后，大家排着队、唱着歌，走向前些天选定的一座小山脚下。”
　　“少数民族的人都喜欢唱歌。”她问道，“他们唱些什么？”
　　“听不懂，”莺南道，“但很好听。我们到了前些天选定的一座小山脚下，在生产队长的安排下，大家在山脚下一字排开，要从山脚下开始往山顶处砍树。后来成为梅丈夫的阿力（对男性的称呼），被指定负责教着我们怎样砍树。这位阿力选了一棵树作示范，在树的根部处，顺着下坡方向砍进去，砍进去有三分之二左右就不能再砍了，要让树还能立着不倒。我们照这方法砍了半天树，中午大家回到山脚的平坡上休息、吃饭。阿布（对女性的称呼）们在地上摆开芭蕉叶，然后把带来的饭菜都放在上面，像摆一场长桌宴似的。大家围着席地而坐，又说又笑地抓起饭吃，年轻的阿布又唱起好听、但我们听不懂的歌。刀耕火种对他们来说，不仅是从远久传下来的生产方式，也像是一种古老的仪式；是生存的需要，但也像是一种娱乐。不过，为了赶时间，这顿饭吃得时间并不长。在队长一声令下，阿力和年轻的阿布们先去砍树了，留下年长的阿布收拾‘残宴’。下午三、四点钟的样子，已砍（树）到山顶地方了。生产队长在山顶处，挑了一棵最大的树，把它用力砍倒，大树往下面倒下来时，把下面被砍过树撞倒了。这时整个山坡上的树木从上到下顺势倒下，发出惊心动魄的‘咔嚓、咔嚓’的巨响，仿佛天也要塌下来了。这就是好几天来村民们口中兴奋地谈论着的‘砍埧’、‘顺山倒’。这时，村民的也在山顶上大呼小喊着，我们身临其境，感到十分震撼。砍倒的这些树及压倒的杂草，要经过太阳的曝晒，才能放火焚烧。经曝晒一些日子后，生产队长带人去在上面放几把火，顿时浓烟滚滚，成一片火海；到了傍晚时，只见火光冲天，烧红了半爿天，好像要把整个山寨都照亮起来。”
　　“他们这样种田，把山林烧掉，岂不可惜？”她听着叹惜地道。
　　“政府一直在宣传农业学大寨。”莺南道，“我们在寨门口也刷上了‘农业学大寨’的大幅标语。对他来说，学大寨就是要改变这种刀耕火种的旧习，以保护森林资源。刀耕火种虽然是祖先们留下的生存智慧，但毕竟已是过时了的生产方式。正在改变，至少我们所在的村寨，自那次烧山后没有再烧过山。”
　　“你们功劳很大啊！”她道。
　　“没有。”莺南道，“我们不过是宣传党的政策，为他们读读文件，读读报。单靠我们，也是改变不了什么的。我看，变是一点一点在变，但还是很落后啊！”
　　“可他为什么要去说？在公开场合说呢？”母亲又重重地叹了口气道，“人家都不是不说的吗？”
　　她看着母亲，忍着泪。
　　“妈，”莺南道，“我想，他也是个虽人微言轻，但仍心忧天下的人。”
　　“这样的人，与我们家好像不太适合。”母亲不安地道。
　　“妈，”她掩饰着内心痛苦道，“他是太天真，但有多多少少人与他一样，把毛主席青年时代言行作为榜样，身无分文，却关心国家大事。连当初（她有意强调是‘当初’）整他的人，也是这样的一群人。”
　　“还是离政治远一点的好。”母亲心事重重地道。
　　“妈说得不错。”她道，“他已接受教训，不会再乱说什么了。”
　　“写信时，告诉他一定要管住自己的嘴。”母亲道。
　　“妈说得是。”她又道，“让他春节回来，再说说他。”
　　“他没有生活经验，”母亲道，“是会吃亏的。”
　　“我会告诉他。”她忍住着泪道。
　　“只怕‘江山可改，本性难移’啊！”母亲叹道。
　　“妈，”莺南这时道，“你这样说，有多不好啊？你看，把姐弄得多不开心？”
　　“我没有不开心，”她害怕地道，“他也会改变自己的。”
　　“我也相信。”莺南道，“多少人，都变了。我们刚到山寨时，有人还像在学校里一样，把什么也不当一会事，好像通过努力，一下子就可改变农村面貌，现在认识到了，我们这些人，实在力量有限，按有些人话说，我们要改变环境，环境也改变着我们。”
　　“妈，你看莺南，也快成理论家了。”她多想引母亲高兴。
　　“她算什么理论家？”母亲道，“她只是在‘鹦鹉学舌’。”
　　“我是声明过的，”莺南道，“是人家说的，我只是照搬了一下。”
　　“叫爸下来，我们先吃饭去吧？”她提醒母亲，心中非常苦涩和无奈。
　　“哦，只顾了说话，莺南，你饿了吧？”母亲道，“中午我们去老饭馆吃一点，你来点菜。”
　　“妈，你怕我在云南一直饿肚子的吗？”莺南道，“不过，快走吧，爸肚子真要饿了。”
　　“还是莺南良心最好。”母亲又赞美起小女儿来，“总是想着别人。”
　　“妈，你再这样说，姐要不开心了。”莺南像开玩笑似地道。
　　“我没有说她不好。”母亲道，“我怕她太好，将来要吃苦。”
　　“妈……”她怨恨地叫了一声，又忍住了。
　　这天晚上回到自己房间，她再也撑不住了，流了一会泪，睡着了。她已决定要去农场一探究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