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岑玉来几乎一夜没睡，斟酌、修改完了他的检查书。他又是伸懒腰，又是哼歌。
　　
　　轻轻泻月光，
　　泻遍湖面；
　　晚风阵阵吹，
　　吹起波涟。
　　
　　思想长翅膀，
　　飞越千山；
　　星星多么遥远，
　　在银河两岸
　　……
　　
　　他从办公室回到寝室时，孟立军已起床，正在穿外罩。
　　“天气现在就这么冷，恐怕今年又会大冷，那开河会很困难。”他有点担心地道。
　　“你想这么远干什么？”孟立军看着他有些浮肿的眼睑，问道，“你昨晚没有睡过吗？”
　　“睡过。”他微微一笑道，“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趴在桌上睡着了。”
　　“‘大作’好啦？”孟立军又问道。
　　他举起手中厚厚一叠的检查书，带点亢奋地道：“不知深刻不深刻？你说通得过吗？”
　　“我哪里会知道？”孟立军道，“我想，今天或许会有好戏看了。”
　　“你想等好戏看？”他道，“你不要忘了，你也是重要的演员。”
　　“主角是你，还有团委的那位‘女将’！”孟立军又道，“我的‘大作’(批判稿)，你反正看过，不过几句套话，没有‘精彩’在里面。”
　　“不知到底安排了几个人作批判发言！”他有点感慨地道。
　　“我总有点为你担心……”孟立军边道边揣着搪瓷杯出门漱口刷牙。
　　
　　吃过早饭，他有些心神不宁起来。他厌时间过得太慢，希望“帮促”（批判）会立即就开。他很想看看自己说出真相后，究竟会有什么结果？
　　不久，天却下起雨来，还出奇地大，好像天要堕下来的一样。把贴在食堂外墙上几条标语也吹烂了，其中一条是要求把他撤职的。会议室早已坐满了人，大家一堆一堆地开起“小会”，谈着各种话题。到了近开会的时间，不见团委女书记的到来。有人说，下这样的雨，恐怕不会来了。
　　可在离开会时间还有几分钟时，团委女书记田田带着一帮人赶到了。但他们先到了大老汤的办公室兼卧室。由于雨下得实在太大，虽撑了雨伞，每个的身上，特别裤筒都是湿漉漉的。
　　“不好意思，”田田对大老汤道，“来得有点晚了，我们就进会场去吧！反正他的稿子，你已看过了的。”
　　“也不急。”大老汤不满地问道，“不是说好都是本连队的人参加吗？”
　　“哦，都是我们的一些团委委员或团委工作人员，只是来听听的。”田田向大老汤解释道。
　　“会场中只给你留了两个位置，”大老汤道，“其他人都坐门口外，你看行不行？”
　　田田考虑了一下，同意了大老汤的这个方案。
　　大老汤带着田田与另一名陈姓团委干事走进会场时，有人带头拍起手来。
　　在临时主席台上（实际就是一只长条桌，几把椅子），只有连长大老王一人早就坐在那里了。大老汤把田田和陈干事介绍给连长大老王认识。
　　大老汤宣布开会后，会场安静了下来。
　　大老汤把田田与陈干事介绍给大家后，道：“下面请团委小田书记讲话。”
　　“革命同志们，”在一阵鼓掌声之后，田田开宗明义地道，“今天我代表场团委参加对岑玉来同志的帮促会，很是高兴。这次会议，是在场党委与上级党委关于联系实际批林的精神指导下召开的。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一是帮助岑玉来同志认识所犯的错误；二是让大家更加看清林彪反党集团极右的实质。”
　　此时，底下纷纷议论起来。对林彪到底是极左，还是极右？还是形式实右？大家各有各的看法。各说各的，谁也说服不了对方。有人甚至向田田发问：“报纸上以前一直说林彪是极左，现在又说他是极右，到底是什么？请你们这些上面来的领导为我们讲讲清楚。”但立即又遭到别的人反对：“她今天讲了能算数吗？”有人还说党报上也有矛盾，讲不清的。
　　大老汤见有点乱套，忙帮田田解围道：“大家先听我讲，今天是岑玉来同志的帮促会，主要是岑玉来同志作检查，然后大家对他帮助分析。我看下面就让岑玉来同志先作检查，小田书记，你看怎么样？大家看怎么样？”
　　“就这样！”有人叫道。
　　田田也同意了，因为她见会场如此混乱，自己讲下去也没意思。“大老汤，”田田对大老汤道，“你是主持会议的，你决定吧！”她显然有点乱了方寸。她对大老汤很不满意，认为大老汤这样提出来，就是在有意无意地毁损她的权威。在她看来，大老汤应该把秩序维护好后，让她继续讲下去的。
　　大老汤已宣布道：“下面，由岑玉来同志作检查。”
　　大家立即安静了下来。
　　岑玉来站了起来，与田田的目光对峙了几秒钟，仿佛他屈辱的目光触动了田田，从她目光中，岑玉来也看到了一丝怜悯之意，以及三年前第一眼看到田田时她所有过的明亮青涩的眼神。
　　
　　在三年前，他曾带领老九队（还末改连队）的一批知青到知青战斗连参观学习，协助接待的正是刚到知青连创业不久的田田。
　　他当时问这问那，田田回答不了时，用带着一种歉意和不安的目光仰视着他道：“我来不久，等一会，你问‘马排’（长）吧。”
　　“我再问一个问题，”他这时也学着电影中首长问战士那样，饶有兴趣地问着这位在他看来很稚嫩的小姑娘，“你是怎么想到要到这知青战斗连的？”
　　“我也想当一名艰苦创业的光荣战士。”田田对他怀着一种敬畏的神情回答。那时，知青战斗连的豪言壮语是：“要问苦不苦？想想‘二万五’（红军长征）。要问累不累？想想全人类。”
　　而他在这位初来农场不久的小姑娘眼里，他是与她们的连领导是同一个等级的前辈和重要人物，尽管他只是比她早来了几个月，也不是连队（原为大队）的领导。不过，那时他有着“带队人”的光环，尽管他实际上仅是个“替工”，但外人哪里会清楚？而那时他也正意气风发，充满着知青的豪情和梦想。告别时，他也热情洋溢地即席讲了一通话，高度赞扬了知青连的艰苦创业的精神，称之为是学习的榜样。
　　“谢谢你的赞扬。”田田送他们到连队口时，又真诚向他道谢。
　　他想不到二、三年一过，这小姑娘仿佛已对他有了生杀予夺的大权。
　　
　　田田这时心里也在想，这位自己曾仰慕过的知青前辈，竟会失足为“敌对分子”，至少已经滑到了边缘。要不是自己与胡群坚持要挽救他，他早就被撤职下去了。陈红卫在调去市革委工作前，一再对她强调道：“我看不要一次次去跑了，不要对他太抱希望。在当前形势下，他更不会认错的。你看他，还对你们拍了桌子。许多像他的这样的人会借批林之机，猖狂反扑。不把他撤职严办，恐怕不行的了。我虽然可能要走了，但我还会关心这事，我也对党委的一些同志说过了，该下重手时就一定要下重手。”
　　“再给他一些时间吧！”她觉得岑玉来还没有完全滑进阶级敌人的队伍，拉一拉也许会拉得回来的。
　　“我们对他已够情至义尽了。”陈红卫这时很严肃地道，“也不能太温情啊，小田同志！”
　　她一惊，但马上道：“胡群也是这个意思，能挽救就尽量换救。”
　　“能挽救的当然要挽救。”陈红卫道，“但不能搞温情主义，撤他职也是挽救，对他可能是一种更好的教育挽救。不撤去他职务，不沉重地打击他一下，他是醒不过来的。”
　　“我怕他的前途从此就没有了。”她显得优柔寡断地喃喃地道。
　　“不能旷日持久拖下去。”陈红卫像下着最后的决心道。
　　她沉默了一会道：“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再去找他一次。”
　　“这可以，希望你成功！”陈红卫又加了一句，“我也不想把他一棍子打死。不然，学习班结束就处理他了。”
　　“我保证这是真是最后一次了。”她很无奈地道。
　　
　　提起学习班，她心中也有颇多想法和感慨。
　　在学习班上批判岑玉来是当时的团委书记胡群定下来的，但到正式办班时，胡群受命去了一个连队代指导员了，因此由她主持了学习班。胡群在离开团委时，是对她说过，主持（人）要把好度。但当时她认为胡群是“临阵脱逃”。
　　“还是你来主持吧！”她对胡群说过，“你还是我们的（团委）书记么，你晩去几天报到，或回来一下也可以。”
　　“回来一下本来是可以的，但恰好有一个会要去开，还不能请假的。还是按党委陈书记定的办，陈书记那天有空也会参加学习班的。”胡群道。他说的陈书记就是场党委副书记陈红卫，他们都是作为知青代表第一批到这云梦湖农场的，也是第一批“火线入党”的。
　　“你是害怕了？”她道。
　　“我有什么可怕的？”胡群不承认害怕，“我为什么要怕？”
　　“哪你是什么意思？”她问道。
　　“我是怕你经验不足，希望你理解我真正的意思。”胡群还是苦涩难言地对她暗示着道。
　　“老胡，你怎么变了？”她有点不客气地道。
　　“我变了？”胡群不承认自己变了，“我没有变，是怕你经验不足……”
　　“你是后悔了吧？我知道，你是怕人家说你出卖朋友！”她一针见血地道。
　　胡群沉默了片刻，叹了口气道：“有人真要这样说，让他去说。但我想，多数人不会这样想。”
　　“当然，我们都认为你（阶级）觉悟高、警惕性高。”她真诚地道。
　　胡群又苦涩地笑道：“谢谢。”
　　“老胡，”她怀疑地道，“你是否真的后悔了？”
　　“没有。”胡群又否认道，“他虽然可称是我朋友，但我们之间在许多认识上是不一致的。我总感觉到，他的许多思想好像还停留在文革之前，没有受到过这场革命的洗礼。因此，他写了这种诗，还敢随便给人看。真是令人吃惊！”
　　“你揭发他是对的。”她道，“如果你们是真正的要好朋友，那你是‘大义灭亲’了！但你不过是与他在工作上，是上下级关系的那种朋友，算不上‘大义灭亲’！只说明你是警惕性是高的。”
　　“但我总有些担心。”胡群道，“他写的真是黑诗吗？”
　　她恍然大悟地道：“我就知道你想多了。没想到，原来你在这上面不自信了。”想了想又道，“你尽管放心，是不是写黑诗？到了会上由大家来决定。大家认为是就是，大家认为不是就不是。”
　　“当然，他写的诗，问题是肯定有的。”胡群内心里非常纠结，显然很后悔当初自己太冲动。
　　“让大家说吧。”她也感到没底起来。她看过这些诗，当时胡群拿回来时就看过一遍，说实在真的不知道是好是坏，只是在胡群分析下，才觉得是问题很严重的诗。胡群说要组织批判，自己也很赞同。到后来，也只知这些是黑诗，具体是写了些什么？却没有弄清楚过。现在见第一个说这是黑诗胡群也变得不自信了，心里也感到吃不准起来。
　　但她很快意识到应保持革命的纯洁性、坚定性。她又对胡群道：“你放心我们会把事情办好的。”
　　
　　后来学习班的批判会上，当岑玉来为自己的诗一首一首辩护时，她也觉得有点搞错了，至少不能算黑诗，至于根据诗中写到“何日携侶再重游”，就硬要叫人交代反革命同伙，显然是在捕风捉影。因此，她在后来的总结讲话中，不再提“黑诗”两字，只是讲诗中有些问题，也不再提反革命及同伙问题。但这也遭到了岑玉来的抗议。岑玉来提出，应明确是黑诗还是不是黑诗？是反革命还是不是反革命？不是黑诗的话，应该向他道歉；不是反革命话，更应该道歉。岑玉来还认为，他根本没有站在封、资、修的立场上，为“牛鬼蛇神”辩护，因为他根本不认为李白、杜甫、岳飞这些古人是“牛鬼蛇神”；他也根本没有站于反动立场，攻击社会主义新农村，他只是认为农村还是很贫困，需要国家在发展工业生产的基础上，提高谷物价，以改善农民生活。
　　到这时，她认为岑玉来是太嚣张了，竟把学习班对他批判、帮助，都否定掉了。“难道你没有一点问题吗？”她当时非常气愤地责问过岑玉来。
　　“我有问题，哪一个人敢说自己一点没有问题？”岑玉来仍狡辩地道，“但我不是反革命，也没有攻击社会，也没有写过黑诗！
　　“真的这样吗？”她知道自己驳斥得很无力。更令她感到无奈的是，“群众队伍”也好像分裂了，不像在学习班开始时那样，只要岑玉来一说什么，大家都会意见一致地站出来“群起而攻之”。她想，难道他们也在怀疑搞错了吗？
　　在她的电话要求下，胡群从开会地方直接赶到学习班。连夜听取了意见后，第二天与岑玉来进行了一场可谓艰苦的“谈判”。岑玉来总算不再坚持要“明确说法”，也答应了双方都不对外“扩散”学习班上的事。
　　她对胡群的这个处理有自己的想法，甚至感到很窝囊，竟对一个气焰如此嚣张的犯了错的下级，倒像都是自己在赔不是。回到场部机关后，她立即向分管共青团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张红卫，汇报了这次学习班主要情况。
　　听了她的汇报，张红卫沉吟了好久才对她道：“你们的处理还是妥当的。先把他稳住，争取了主动，让我们有充裕们时间，对他作更深入的了解。下一步要去他的连队，向广大的群众了解他在平时都说了什么？依我看，他平时不会不流露内心真实想法的。他对社会的不满，可能还不止攻击农村贫困，都要查查清楚。最后怎么处理他，等你们派人下去作了调查后，再作商量。”
　　有了书记的这番表态，她感到腰杆子又硬了起来。
　　但是，她派人去了九连几次，也没有调查出或收拾到什么新的问题。九连的食堂里陆续贴出过几张大字报，但只是说岑玉来在学习班上犯了错误，要求组织上立即让岑玉来下台。查下来，多数大报的人是被清除出班子的原造反派的“坏头头”贴的。
　　她想，要末真是没有更多的问题，就只是学习班上的这些问题了。
　　可正当她要问张红卫汇报时，发生了“9.13”事件，上面布置要联系阶级斗争的实际，来揭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
　　张红卫还提醒过她：“要注意一切挨过批的人，有什么新的动向。在许多地方已发现了，有人打着批极左的旗号，跳出来企图翻案。我想，在我们农场也肯定会有人跳出来，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来挑战我们。要及时地把这些人的嚣张气焰打下去，这是阶级斗争对我们的又一次考验。看我们是不是真的无条件地忠于毛主席，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要经得住这场考验啊！”
　　她仿佛觉悟到了，那些对受到批判不满的人一定会借林彪的自我暴炸，抵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她特回赶到九连队找了岑玉华谈话。希望他看清形势，继续认真检讨自己的错误，与林彪路线在思想上彻底划清界线。想不到岑玉来一听到要他与林彪路线划清界线，又闹起来，反而指责那次学习班是贯彻了林彪极左路线。她带去的陈干事在忍无可忍下对岑玉来拍了桌子。令她想不到的是，岑玉来对陈干事，也是对自己也拍了桌子。她想，自己是代表组织的，他竟敢对组织拍台子，是吃了豹子胆，还是背后有人撑腰？
　　“我今天要郑重警告你，你是在向谁拍桌子？”不过，她这时还是很克制地对岑玉来道。
　　“他先拍，我再拍的。”岑玉来强调着这点。
　　“他是为了帮助你，恨你顽固不化。难道你也要像有些人一样，要‘带着花岗岩的头脑去见上帝’吗？”
　　“你说得不对，你应该先批评他，我才会接受。”岑玉来仍然不肯认一点错。
　　“你不要什么话也听不进！”她生气地道，“不要因小失大。”
　　“你是在威胁我。”岑玉来对她一点也不尊重起来，“你们就撤我职算了。反正那么多人贴大字报，要我下台，我也无法工作了。”
　　“这我们了解过。”她道，“是一些心怀不满或被清理出队领导班子的人贴的。他们要贴，让他们去贴好了。”她也想到过，岑玉来天天去食堂买饭时要看到这些大字报，心里不好受，但对大字报又不能去撕，只能等时间长了，风把它们刮坏、刮下来，吹走。
　　“你们答应过我，”岑玉来又提出来，“队里有什么事情，你们来做工作。”
　　“你看怎么处理好？”她这时回头问陈干事。
　　“对大字报，还是小心点为好。”陈干事想了想道，“好像也有一般群众贴的。”
　　岑玉来也道：“是不能去动它的。”
　　“你振作起来，”她这时岑玉来道，“放下包袱，该工作的工作，该检查的检查。”
　　“我检查什么？我不捡查！”岑玉来道。
　　“谈判”又一次地陷入了僵局。
　　
　　“你一定要作公开检查。”在最后一次找岑玉来时，她开门见山地下了“最后通牒”。她心里明白，这真是她争取来的最后一次机会了。
　　“我不同意。”岑玉来仍一口拒绝。
　　“你还这么顽固！”她心里十分焦急地道。
　　“是你们背信弃义！”岑玉来仍愤愤不平地道。
　　“你怎么这样说？”一起来的陈干亊又插上来指责了岑玉来。
　　“你不知道的，你问她！”岑玉来道。
　　“陈干亊是不知道，你不要怪他。不过，”她问道，“难道你不认为自己一点没有问题了吗？学习班上对你的批判都错了吗？”
　　岑玉来沉默起来。
　　想到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她又道：“你不要纠缠在学习班时的那个承诺上，现在形势发生了变化，你应该多想想学习班上对你的批判、帮助。你再考虑一会。”她对岑玉来这样说后，把陈干事叫出了门去。
　　过了一会，进来对岑玉来道：“你必须做检查，以取得群众们谅解。我们也可以在会上就学习班的情况做些解释，也可以承认有些过分。
　　“既然你们承认‘过分’，我也同意做捡查。”岑玉来沉默了一会道。
　　这时，她心头感到了一阵轻松。
　　
　　不过，在来的路上，她就有一种不祥之感。雨出奇地大，仿佛是自己来农场后最大的一次，也仿佛在阻拦着自己前往九连。她也有过退意，想过回场部打电话再约会期。到了九连，果然大老汤首先给了自己出了难题，不让她带来的人都进会场。这也是接任团委书记以来，第一次碰到的。更令她不满的是，她话还没有讲完，就让岑玉来先作检查。由于仓促，她也没有先看一下岑玉来的检查稿，心中有点后悔和不安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