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卫燕南看手表，已快下午三点，想到同学李薇薇要说她了，更后悔白跑了一次岑玉来的家。她想不到路上会用这么多时间，而跟着岑玉来去时仿佛瞬间就到的。
　　在离家还有一站路的一个公交车站，她下了车。退回到公交车刚才经过的一条横马路，她朝北往前走去。
　　她走到一幢红砖墙面的小楼前停下来，按了一下门铃。不一会，她那位戴眼镜的高中同学李薇薇开了门，笑嘻嘻地出现在门口内。
　　“你来这么晚？”李薇薇似责怪地道，“吃过中午饭，你就好来了。却让我等得眼睛也要等穿了。”她们本来约好要去在当时市里最大的一家百货公司——中国百货公司（中百公司），挑选礼物送给孙丽君的。她们都是受到孙丽君邀请参加婚礼的少数同学之一。
　　“不好意思，”她又问道，“今天还要去吗？”她看了看手表，已三点多了。
　　“你快进来坐一会，再说。”李薇薇让她进屋再说。
　　“不去的话，我就回家了。”今天她也没有心情在这老同学家闲坐。
　　“唷！什么时候架子也开始大起来了？”李薇薇装着不高兴地道。
　　“哪里是我架子大？不想打扰你父母。”她找了一个很勉强的理由。
　　“我父亲哪会在家？母亲也出去了，只有（媬姆）阿姨在家。”李薇薇道。她父母都是军人，父亲是一个师的副政委，现在外地一家军工厂支左。因此，李薇薇家在之前的文革中，没有受到过任何“冲击”。李薇薇有个弟弟，在文革初参与打人，被她父亲骂过几次后，送到野战军的连队当兵了。李薇薇与孙丽君一样，毕业分配时直接进了工厂的。他们高三是所谓的“老三届”中的最高的一届，要是文革晩半年发生，他们中很多人都是大学生了。不过，六八年分配时，还没有发出“上山下乡”的号召，因此，除了少数人去了边疆和农村外，大部分人都留在了城市工矿企业的。
　　“喂，你什么时候也请我们吃糖？”等卫燕南在客厅沙发里刚坐定，李薇薇就这样问她。
　　“你叫进我来，就问这吗？”她也装着不满地反问。
　　“随便问的。”李薇薇笑嘻嘻嘻地道。“听孙丽君说，他有些小才气，写过许多诗。”
　　“孙丽君还告诉过些你什么？”她问。
　　李薇薇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嬉笑地道：“不能告诉你了。”
　　“不告诉就不告诉，我也赖得听！”她也笑了一笑。这时，媬姆送进了一杯茶来。“谢谢阿姨！”她欠身道谢着。
　　“不用谢。”媬姆是位中年妇女，又对她笑了笑退出门外。
　　“听孙丽君讲，”李薇薇又主动讲道，“你很担心，人家会揪住他不放。你放心，他不就是说了农村还太贫困吗？这谁不知道？听我父亲前些天回家时说，那个‘纪要’传达下去时，很多人担心它的‘毒性’大强，传达下去效果会不好。你知道为什么？还不是因为里面也说到了农村贫穷吗？这说明什么？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已厌倦了，希望国家不要再搞来搞去，快把生产搞正常，发展上去，改善人的生活。放心，不会再太疯狂了。”
　　“你说得是不错。”她想了想道，“我怕有人会为了掩饰自己的错误……”她理解李薇薇的意思，随着“9.13亊件”的层层传达，人们在震惊之余，都冷静思考起来，已没有了以往的疯狂劲头了。可她担心，那些干了错事、坏事，而从不认错的“头们”又会怎样呢？认错会让他们就觉得丢了面子，降低了他们的威信，从而失去“为人民当家作主”者的身份；而失去了这种身份，还能继续高高在上、发号施令吗？
　　“为掩饰一个错误再犯一个错误，这倒也有可能。”李薇薇道，“但‘极左’的东西大势已去，越来越不得人心，相信、奉行的人总会越来越少。”
　　“但愿如此。”她心头好像轻松了许多。“我们还到底去不去中百公司？”
　　“去吧，出去走走。”李薇薇道。
　　李薇薇与媬姆阿姨说了一声后，她们出了门。
　　
　　百货大楼里人不多，甚至显得有点空荡荡的。
　　她们走了一个又一个柜台，没有发现中意的东西。
　　“平时看看东西也够多的，但到真要买时就觉得太少了！”李薇薇发牢骚似地道。
　　后来她们在灯具柜台挑了一只台灯，在艺术品柜台挑了一幅织锦画。
　　“不知她喜欢不喜欢？”她心中无底地道。
　　“她会喜欢。”李薇薇道，“而且寓意也好，画上的迎客松，象征着展臂迎客、和平友谊，台灯让她继续学习！”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吗？”她也开了一句玩笑。
　　“去，你当她是你的学生吗？”李薇薇笑着问道。
　　
　　回到家时，天已完全黑了。
　　母亲见她手中拎的台灯，问她：“这么晚回来，买了什么？”
　　“要送孙丽君的礼物。”她把装着台灯的纸箱举起来，让母亲看这包装盒上台灯图案。
　　“你有信，放你房间了。”母亲告诉她。
　　“他的吗？”她没等母亲回答已上了楼。
　　
　　当卫燕南一口气读完了来信时，虽仍然心神不宁，但一直紧张的心头像轻松了一些。
　　他在信上告诉她：
　　“让你等久了吧？总算与田田他们谈判定了！真想不到，在应该批林、批极左的时候，他们到连队来组织帮助（批判）我。我指责了他们的背信弃义，指出了学习班上对我突然袭击也是一种极左行为。
　　“本来想得真是有点天真了，认为他们在林自我爆炸后，也会作一些反省的。因此，我也迟迟没有动手（向场党委）写申诉信。现在看来，你过去信上说的一些话，是有道理的。也许真如你所说的，有许多人会怕人家揭他伤疤的，也有一些人会闭着眼不承认有伤疤，更坏的是，有人还会凭借手中的权力，打击异己（包括敢于揭露事实真相的人），来维护他们‘一贯正确’的神话！
　　“这次他们对我还拍了桌子。因为我用事实指出了他们的极左做法，来人在恼羞成怒下，对我拍起桌子。我忍无可忍，当时也跟着拍了。事后想想，没有这必要，是沉不住气的表现，不是我想成为的样子。让人痛苦和心烦的是，他竟然过一、二天，就会找我一次，逼着我所谓的认识问题，要我写所谓的深刻检查。总想在事情了眉目，再給你写信，就这样一拖再拖，让你久等了。
　　“现在总算谈妥了，双方都作了‘让步’，他们承认学班上做法是‘过火’了，我同意在一定的会（说穿了就是批判会）上作检查。我想过，作检查就作检查，在认识问题上，确有许多方面是应该反省的，我只要在事实上不夸大，也不缩小，对得起自己就可以了。当然，他们要我承认是沿着复僻资本主义道路走的，那是不可能的！但不承认就很难通过。怎么办呢？我在心中正酝酿着一个做法，干脆就借此捡查机会，把当初学习班上的真相向广大的群众都摊开来，彻底揭露他们的‘极左’行为，我相信，只要实事求是地说出真相，把我的诗、把我说过的话都一一公布于众，把他们的做法也一一暴露于众，大部分群众还是会看得清他们的做法的！大家也会相信我说的，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攻击新中国、新社会，其实，我与他们一样热爱着新中国，热爱着党和毛主席，是与他们一样地忠诚的。我与他们也一样怀着满腔热血，响应党和毛主席号召，来到农村，为改变农场面貌付出了辛勤劳动和汗水。可他们误解我，揪住我不放，是搞错了人，搞错了方向。我也为他们感到可惜！列宁说过，真理多跨一步，就是谬误。希望他们不要继续走下去啊！
　　“我希望能毕其功于一役，一劳永逸地解决此问题。因此，我有时很兴奋，可谓斗志昂扬啊！
　　“当然，有时想想，心里还是很痛苦的，为了甩掉他们的纠缠，我不得不检查，实际上就是用侮辱自己方法来换取时间。我已认真读完毛选四巻，并写了近万字的有关认识论的体会和想法。我需要时间和清净！我正在创作《渔人传——云梦湖传说之二》。”
　　“这些人为什么不肯放过他？他不过是一个怀着浪漫情调，抒发了一下自己感受、感想啊！”她想。她从信中，又一次看到了他的梦想和希望。当然，信中也透露出了一种无奈与悲凉。
　　“他信上写些什么？”她真在苦苦思索时，母亲在她身背后问。
　　“妈，你什么时候上来的？”她带着责怪的意味问。由于看信看得太专注，因此，母亲上楼来的脚步声，她一点也没听到。
　　“见你在看信，没敢与你说话。”卫母道。
　　“妈，莺南、鸿南也有信来吗？”她问，显然想引开母亲的注意力。
　　母亲脸上浮出了笑意，显得精神很爽地道：“上星期刚来过，这个月不会再来的。倒是你姨来了封信，莺南的事也有希望了。”
　　“我本来以为他们这次要倒霉的。”她道。
　　“你与爸一样，”母亲不悦地道，“总是恨他们。”
　　“妈，”她感到冤枉地道，“我哪里恨过他们？”她还想，父亲也没有恨过他们，只是认为他们家是搞政治的，觉得保持一些距离为好。因此，反对母亲为了莺南、鸿南，一次次地写信、打电话去找他们去“开后门”。
　　“你还不恨他们？”母亲道，“你总希望他们倒霉！”
　　“我哪里希望他们倒霉？”她道，“我是为他们担心，不是都这么说‘政治就是站队，站错队要倒霉’吗？”
　　“这次他们没有站错队，”母亲道，“他们虽是空军的，但与吴胖子不是一条线上的。”
　　“他们家是站在风口浪尖上的。”她道。
　　“谁家不是站在风口浪尖上的？”母亲感叹地道。
　　“也有不是的。”她想说普通劳动人民家就不是站在风口浪尖上的，但想到岑玉来眼下的处境，不想说什么了。
　　母亲见女儿沉默无言起来，忍不住地问道：“他信上说些什么？”
　　“你说岑玉吗？没说什么。”她不想多说什么，又很心神不宁了。
　　“他好像很长时间没给你信了。”母亲强调道。
　　“也没有很长时间，就两、三个，三、四个星期。”她心里很苦涩地道。
　　“唉，”母亲叹了口气道，“他没有说，要‘回来’吗？”
　　“春节已近，中间还回来干什么？”她自知这样应敷母亲不好，但也没有其他办法。
　　“我不是问这个‘回来’，”母亲有点生气地道，“我听说，又要‘上调’一批人了，你要让他争取一下。”
　　“妈，你烦不烦？”她想到了岑玉来目前真实的处境，心里有点烦恼。
　　“怎么我烦你了？”母亲更不满地道。
　　“怎么不是你烦我？”她有点失控地道，“每次他一来信，你就要来烦我了！”
　　“你这是怎么了？要不，他又遇到麻烦了？”母亲猜测地道。
　　“没有。”她急切地道，“前一时期，他要忙秋收扫尾（工作），又要忙中央文件的学习，你看他还有什么时间写信？”
　　“好吧，下楼吃饭吧。”卫母轻叹了口气后道。
　　“你们先吃。”她道，“我现在还不想吃。”
　　卫母不放心地看着她道：“我也希望你们好好地成一个家啊！”
　　卫燕南心中若有所动地抬头看了一眼母亲。这时传来了吱吱嘎嘎的、有点刺耳的拉琴声，是隔壁人家的一位小男孩在学拉小提琴。社会正悄悄发生着向正常状态的变化。
　　卫母默默站了一会，叹了口气，欲转身下楼。
　　“妈，”她控制不住掉泪道，“他可能又要倒霉！不过，妈，你别紧张，他还在研究他的认识论，写他的诗。”
　　卫母看着女儿痛心的微笑，担忧地道：“这些人为什么总要揪住他不放？”顿了一会，又不解地道，“他做出事来，总叫人担心。他是写诗惹的祸，还写什么诗？”
　　“妈，你不用为他担心。”卫燕南装轻松地道，“他正在写《渔人传》。”
　　“我不管什么传不传。”卫母道，“什么都不写，最好！”
　　“他是个大活人，能什么也不想、不干吗？”卫燕南又道，“妈，你先下去吃饭吧，爸爸一定肚子饿了。”
　　“他也是个叫人担心的人！”卫母道，“他早已把扫厕所的日子忘干净了。一早去所里，钻在资料堆里，不知道时间了，到现在还没回来！”
　　“妈，男人都有野心，总想做出点‘丰功伟绩’来！”卫燕南道。
　　“你怎么能这样说你父亲？”卫母道，“他就是一心想为国家多做些事。”
　　她怎么能否认母亲的话，怎么能说父亲有野心呢？她看到母亲流泪，也流起泪。
　　
　　父亲要不是在56年服从国家需要，从大学调到情报研究所工作，也许早就在学术上硕果累累了。到了情报研究所，他整天地钻在无数的从国外、港奥等地弄来的期刋、书报里，乃至会议记录等大量资料中，筛选出与国家经济、科技发展有关的资料，提供给有关部门和人。他的工作就是“为人作嫁衣”啊！为了及时把最新的科技资料翻译出来，有时没日没夜地干过，但他得到过什么？几乎什么也没有啊，至多到年终评一个先进工作者的称号什么的。有几块钱的奖金、奖品，他也拿出来与组里的同事们分享了，有时还要贴进一些钱去。他有一张照片，是他心目中最珍贵的东西。照片中，他就坐在周总理身后不远处的地方。在他心目中，这就是国家对他默默无闻工作的最高奖赏和认可。可文革一来，陆所长被批斗，他陪斗；陆所长关进了“牛棚”，他也被关进“牛棚”。
　　陆所长一“解放”，他也从“牛棚”出来了。陆所长要他把科技情报收集、整理工作快速恢复起来，他就日以继夜地干起来。
　　“五十岁的人啦，不能再白班加夜的干啦！”母亲劝他时，不敢提关“牛棚”中，被打得肾脏也破裂的事。医生早已说过，他不能再太吃力的。
　　可他总是道：“陆所长说‘拜托’的事，我怎么能不认真？”有时还笑道，“我什么事（病）也没有了。”确实父亲一工作后，这儿痛、那儿痛的病都没有了。那位31年就参加地下党的陆所长，在他心目中，一直是党的化身，听他的话，就是听党的活，听毛主席的话。而陆所长对他也尊重有加，上下班时常常让自己的司机绕道来接送他。
　　在卫燕南的记忆中，小时候也是很少见到父亲的，父亲每天回家时，她们都已睡着了，有时为了节约时间赶任务，父亲就睡在资料室的一张帆布床，也常常不回家的。父亲也几乎没有休息日的，因此休息日都是母亲一个人带她们姐弟三人去公园、去商店的。
　　一次，她见父亲在家躺着，就觉得很奇怪。等母亲买菜回来，才知道父亲是病了。是那位陆所长下命令不让父亲再去所里，父亲才在家里耽了完整的一天。那天下午，父亲觉得自己好了些时，起床后把她叫到面前，问了她好多话，特别是问了她学习情况。父亲对她的学习成绩是满意的。
　　“你是带头人，弟弟妹妹都看着你的。”父亲对她道，“要听毛主席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这天她感到很高兴，因为父亲完全把她当大人一样地与她说话。
　　
　　“妈，”她对还在伤心的母亲道，“我是随便说的，绝对不敢说父亲的。”
　　“他是个不称职的父亲。”母亲道，“可她是陆所长眼里是不可缺少的人！”
　　她点头道：“我从来没想过他是不称职的。”尽管有过一、二次，母亲不在家时，由她为父亲烧了饭。父亲总很高兴，她也很高兴。当时她还问父亲，烧得好吃不好吃？父亲连连点头，说好吃的。可她自己觉得烧得不够好吃，与母亲的水平还差得远。
　　但她心中很得意的是，不仅父亲，还有岑玉来都说她烧得好吃的。
　　她也想今后还会听到他们，特别是岑玉来的赞美吗？一种不祥之兆的感觉，在心头更是挥之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