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抹不掉的伤痛 第十二章

　　在没有车、也几乎没有行人的远郊公路上，两辆锃亮的蓝灰色伏尔加轿车向云梦湖农场飞驰而来。轿车里坐着胖胖的市郊区组（相当文革前和当今的市农委）副组长张振海，还有市郊区组宣传组（相当于市农委下的宣传部）的负责人及其他随员。他们是专程来农场传达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向全国群众传达林彪叛党叛国事件的通知》，同时也是来抓阶级斗争新动向的。
　　当天下午，就在场部礼堂召开了全场排以上干部大会。由于礼堂里座椅不够，只有连长、指导员及少数的副职被安排了座位，其他人都按连队划块席地而坐。由于当时大家穿的以蓝黒为主的深色衣裤，因此从台上看下去，是黒鸦鸦一大片。
　　开会前，大家早已知道了会议内容，都显得很兴奋。小道消息听多了，很想听到党和政府的正式的声音。
　　从连队出发时，岑玉来也见连里的这帮人兴奋地议论纷纷。
　　“还传达什么？早已知道的事情。”走在路上时有人故意这么说。
　　“怎么可以不传达？”有人反驳道，“你以为之前听到的，都是真的吗？那你的觉悟要好好提高了。”
　　“你们烦死了。”岑玉来道，“你们看，大老汤和大老王都一声不响。”
　　大老汤和大老王走在他们后面，从连队出发后一直没有讲过什么话。他们是一对“老冤家”，在农场初创期他们先后来的，大老汤是场长，大老王是副场长。但大老王很瞧不起大老汤，认为他是大老粗，没文化，说话、行事有时太粗鲁。大老汤也看不大顺眼大老王，认为大老王在生活上讲究，是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甚至在内心深处里把他当作“阶级敌人”，认为一有风吹草动，这位“俘虏兵”不见得会真心跟共产党走的。
　　在关于“九一三”的谣传四起时，大老王与大老汤都选择了沉默。当整个连队中几乎人人都在说这事时，他俩还保持着沉默。甚至个别人找他们揭发有人传谣时，也不过是把被揭发者找到办公室，七问八问地随便追问几句，任人家抵赖、解释，最后向人宣布“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对他们的这些作为，岑玉来是很理解的；但已到了要开会传达了，他俩还保持沉默，一路上几乎不说一句话，他就感到有点不好理解了，认为他们过于谨慎了。
　　“听说他们是一对‘老冤家’。”走在他边上的孟立军这时悄悄地道。孟立军是在不久前提为了排长，因此才有资格参加这次听中央文件的干部会议。
　　“我也听人说起过。”他不想在这种时候谈论这种事，因此又道，“但不要多说。”
　　这时，像贴身警卫一样跟随在他身后的吴斌已听清了他们的谈论，说了一句：“老职工人人知道的。”
　　“老吴，”他回了一头道，“你小心，不要多说。”
　　吴斌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道：“知道了。”
　　孟立军这时对他开玩笑地道：“老吴对你是绝对忠诚。”
　　“不要瞎说。”他十分严肃地道。
　　他们刚进入场部大礼堂时，人还不多。大老汤也曾让他一块去板凳上坐的，可他婉拒了。不一会儿大礼堂里已座无虚席，不仅指导员、连长们坐的板凳上都坐满了人，地上也坐满了人，有的实在坐不下，就坐于门口外。岑玉来与连队的几个副职及一些正副排长，坐在给他们九连划定区块里。他发现席地而坐的人几乎都在说着什么，甚至到了喧嚣的地步。而那些指导员、连长们都很严肃地坐着，除了相熟的人打一下招呼外，几乎不说一句话。岑玉来又突然发觉，本来空荡荡的主席台上，不知何时已坐了一排人，那个他一点不认识的大胖子特别引人注目。
　　“大家静一静，静一静！”会议主持人用话筒叫了几声后，宣布道，“下面请郊区组张振海（副）组长给我们传达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文件。”主持会议的是党委副书记陈红卫，原名叫陈洪海，也是在文革初的改名潮中改为陈红卫的。
　　本来喧嚣的会场，此时静得若有一根针掉地上也能听得清似的。
　　岑玉来看到，大家都抬头看着主席台上的人。
　　这时，那位叫张文海的大胖子组长清了清喉弄后，读起《中共中央关于向全国群众传达林彪叛党叛国事件的通知》。不过，张文海只化十来分钟的时间念了最前面的通知后，就把其他的文件交给了边上场党委书记高云龙。高云龙接过文件后，又把张文海面前的话筒取过来，放到了自己面前，然后用他的山西普通话宣读起文件来，鼻音很重，听上去有点像鼻塞似的。
　　会场上仍然静得出奇，除了党委书记高云龙读文件的声音，其他一点声音也没有了。
　　可是，突然从鸦雀无声的听文件的人中，有人放声大哭起来。又有一位女子从地上窜起来大声呼喊：“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岑玉来抬头一看，这不是那个在批斗他的学习班上慷慨激昂地批判过他、又主张让他说话的女知青吗？心想她真是太会激动！这时有多少双眼都一起看着她，她脸涨得通红，看上去有些古怪、狰狞。
　　她又呼叫道：“保卫林副主席！”
　　这一下把大家都震惊了。岑玉来也吃惊不小，本来以为她是想在有上级领导在场情况，表现得突出些，捞取些“革命资本”的，现在看来她是病了！
　　很快有几个人冲过去，要把她摁住，可看上去很瘦小的女子，此时力气非常之大，几个男子也一时按不住她——他早听人家说过，发疯的人和掉在湖里的人，力气会比平时大几倍的。当岑玉来看清他所认识的余平也在这几个人里面时，心想原来她是与余平一个连队的。余平是此连队的连委，对其他人岑玉来都不太认识，想必也是与余平一个连队的。
　　“保卫林副主席……”她一直疯狂地呼喊着，但终于被余平他们摁住了，可她又疯狂地挣脱了开来，又歇斯底里地高呼着，“保卫林副主席……”
　　“把她嘴封住！先把她的嘴封住！”主席台上有人用话筒大声喊着，“她是反革命！现行反革命！”
　　“她是病了！”她同连队的与会者中，有人大着胆道。
　　“是反革命！现行反革命！”主席台上的人仍用话筒大声喊叫着。
　　“她是病了！”在台下一大片席地而坐的人中，有不少人此时几乎同时言道，汇成了一股低沉而深厚的声浪，也有不少人已站立了起来。
　　“反革命！是反革命！”主席台上的人不满地大声叫喊道。
　　“她只是疯了！”在台下本来席地而坐的人中，有更多的人从四面八方同时发声，汇成了混厚有力的低吼声。仿佛大家在用这形式，表达着心中的诸多不满，乃至愤怒。
　　“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她还喊着，直到有人急中生智，把脱下一只手套塞进了她嘴里。这时她狂野的眼里显出了一种恐惧与愤怒。她被按到在地上，还拼命地挣扎着。
　　“她是真疯了！”岑玉来心想，不过他也想，她要不是疯了，喊这种反动口号不坐牢，也要挨斗的。就是在激动下，喊错也不会放过门的。如果关个十年、八年，出来也成老姑娘了。
　　“她不像是喊错口号，是真疯了！”在他背后的孟立军也道。此时全场人声鼎沸，要听清话很吃力。
　　他回过头来问孟立军：“你说她什么？”
　　孟立军怔了怔道：“我说她像真疯了，不像是喊错口号。”
　　“现在难说，”他心里很乱地道，“不知会怎样处理？”
　　孟立军道：“你担心会处理她？”
　　“唉，不知会怎么处理她？”他感叹地道。
　　“你是担心会随意处理她？”孟立军问他道。
　　他是这样想过，但他否认道：“在这么多人面前发生的事，怎么会呢？”
　　“我想也不会。”孟立军道。
　　“只能看了，”他担忧地道，“有时是看落在谁手里处理的！”
　　“你同情她，为她担心？”孟立军道。
　　“我没有同情她。”他似警觉地看了一下周围，道，“她不值得同情，她也是个极左分子。”
　　“你认识她？她也在‘学习班’上斗过你？”孟立军问他。
　　他想了想道：“不认识，在学习班上见过她，但这不重要。斗不斗过我？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怎么会疯了？她还年轻，以后日子还怎么过？”
　　“你还是在同情她的。”孟立军道。
　　“我不同情她。”他又道，“可她也是和我们一样的‘知青’！”
　　这时，那位呼叫“反动口号”的女知青，被几个人硬拖出了这场部大礼堂。
　　“大家快坐回原座，安静下来。”此时会议主持人用话筒大声叫着。但仿佛从一场大骗局中恍然大悟的人，有多少感叹、不满，要说、要发泄？一时难以安静下来。哭的人还在哭。
　　“哭什么？”有人不满地道。
　　“怎么不要哭？我也想哭。”另一人道。
　　“哭什么？为林彪这种坏人哭？”
　　“为自己！”
　　岑玉来这时问孟立军：“你想哭吗？”
　　“我不想哭。要哭，也早就哭过了。”孟立军道，“现在不过是证实了一下。”
　　“我倒想哭。”岑玉来道。看到了有人哭，甚至发疯，看到了无法抑制的群议，他心中就是想哭。
　　“你哭什么？”孟立军很生硬地道，意思里“你需要哭什么？”
　　“为总算看到这是真的！”他道。自从卫燕南告诉了他这个“爆炸消息”后，他等了多少个日日夜夜，要听到正式的消息，否则他知道都是不能算数的。在这无数个日日夜夜中，一方面，关于林自我爆炸的小道消息满天飞；另一方面，像同学孟立军等一些人不肯相信这是真的，他们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有人看到县革会（政府）的宣传窗里，仍贴着林捧着毛选认真学习的照片。这使他内心是非常纠结过，在听了“爆炸消息”后，本来自认为找到了对一些不正常现象与问题的合理解释。对旨在防修反修的大革命中出现的种种偏差、过火行为，乃至混乱局面，认为有的是出于“矫枉过正”下的暂时现象，更多的则是野心、阴谋的恶果。但如果“爆炸消息”也是一场谣言，那末，他自认为的“合理解释”又不能存立了。如他特别反感的“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说法，也不能否定了。现在终于听到中央文件这最权威的说法，他心中如释重负，但看到眼下的场面，又悲从中来。仿佛在如此氛围里，他这个刚觉得自己快跟上革命步伐、革命形势的人，内心里也有一种幻灭感，更有了一种巨大的失败感。
　　“上当？是上当，我有一种被骗失身的感觉……”孟立军这时又绝望地道，“今后还能相信谁？我们来这农场来干什么？哼，什么广阔天地炼红心？还炼什么红心？”
　　“‘孟排’，你注意点。”他回过头来盯了孟立军一眼。农场里许多人叫当排长者为“某排”、“某排”的，是一种含有尊称意味的叫法。他也理解孟立军此时内心的痛苦，那是一种在不得不面对的残酷现实面前，承受精神偶像被打碎和信仰遭受挫折的痛苦。这种痛苦来自于对革命的忠诚，来自于对革命领袖像神一般的崇拜。这种心灵上遭到的伤害和铭心刻骨的绝望，确实像纯洁少女被骗失身一样的痛苦、绝望。他也猜想，那位被宣布为现行反革命的、也许真是疯了的女知青，应该是一个比孟立军(对革命)更虔诚得多的人，因此她更无法接受精神偶像被彻底打碎的这可怕的事实，于是她的精神天空，一下子垮塌下来了。
　　会场终于渐渐安静下来。大胖子张振海在党委书记高云龙继续念文件前，讲起了话，他道：“大家都已看到了‘树欲静而风不止’，林彪自我爆炸，自取灭亡了，但他的余党还在，其他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还在。我们要比以前更加提高我们的革命警惕性，按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现在由老高继续传达文件，等一会我会再传达领导的讲话精神，免得我们有些干部又方向不明，再犯错误！”
　　场党委记高云龙这时接过话筒，当时条件简陋，全场只有这一只话筒。
　　“同志们，”高书记道，“她是不是反革命？还是真疯了，还是装疯？要由专门部门鉴定后再定。”接着书记又宣读起文件。
　　他觉得书记比那位上级领导张振海说话要平和得多，有道理得多。听着文件，心里不停地翻腾。听来听去，觉得疑点很多，总觉林彪多半是害在老婆和儿子的手里。也想到了要是林彪真的得手了，国家又会怎样呢？难道真的“老百姓要吃两遍苦”，还要“人头落地”吗？不过，他也不敢想下去了。
　　书记传达毕文件后，那位张副组长又开始讲话：“今天的小插曲大家都看到了，这可能就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用装疯卖傻来为林彪喊冤叫曲。”
　　他此话一出，引来了一片骚动，连那些有板凳坐的指导员、连长们也纷纷议论起来。
　　这时，那位主持人副书记陈红卫又拿过话筒来叫道：“安静！保持安静！张副组长是高瞻远瞩，是提醒我们要防止被人干扰了斗争的大方向，尽管他们也披着各种各样的伪装，我们不要被迷惑了。”
　　“他比那个张副组长水平更高！”岑玉来听到有人轻轻这样说，接着是一阵偷笑声。
　　“当前的阶级斗争大方向，要防止右……”那位张副组长又大谈起阶级斗争新动向来。还列举起来，说道，“你们农场也有人攻击我们的新农村……”
　　岑玉来警觉起来。他从这位领导话中，发现有人已向他汇报过自己的事，而这位领导又在作新的定性。他心理不平衡起来，这领导的讲话令他反感，也令他深思。在这位领导的话中，林彪也不仅仅是一个篡党夺权的野心家、阴谋家，还是封、资、修的总代表、总头子。而在以往一般人的头脑中，林彪只是一位元帅，一位战将，说他是常胜的战神也无不可，但他与文化、与经济等都是不太搭界的。因此，批判林彪，肃清林彪的流毒，不能把什么问题都往林彪路线上靠。但是，他从这位领导话中，听出来已在把所有的问题、所有的错误，都往林彪路线上靠(上纲上线)了。他意识到之前对形势的看法，过于乐观和简单化了。
　　
　　会议一结束，大家熙熙攘攘地走出会堂。大家的议论聚焦到了那个在会上呼喊了反动口号、疑似精神病患者的女知青身上。当有人说“她是个太认真的人”时，二排长孙大牛道：“只怪她自己太投入！不像我们当初跟着坏头头‘申公豹’造反，我只是因为觉得热闹、解气，才跟着玩的。上面的谁上台，谁下台？不是我们下面的老百姓管得了的。其实说穿了，关我们屁事？”
　　“你是个‘跟屁虫’！”有人道。
　　“‘跟屁虫’又怎么啦？”二排长孙大牛不满地大声道，“‘跟屁虫’才不会太吃亏，就算跟错，大错还是不会有的。”
　　他听了二排长孙大牛的话本想说几句，但急于要找余平，只对老吴、孟立军说了一声“你们先回去”，就去找余平了。大老汤、大老王这时也没有走，是被留了下来继续开会。
　　他与余平是在来农场的第一天，在车上认识的，随后又一起参加了新职工进场学习班，大家一直比较谈得来。在开会前，他们在礼堂外相遇时，因没时间说话只握了握手，约好在会后俩人再谈谈的。他知道余平要问他关于学习班的事，而此时他心中急于想问那个女知青后来怎样了？是不是真疯了？
　　“我们找个地方说话。”余平仿佛知道他要问什么似的，提议要到避开点人的地方去谈。
　　他点头道：“好的。”于是，他们沿着场部后面一条小道，向东边方向迅速走去。
　　“听说你在学习班上也遇到了麻烦，现在解决了吗？”在场部最东边与某连队的农田交界处的防风林带，余平站定下来，先问起他。
　　他感到有些为难。不再扩散的承诺，使他不知该怎么办？“再走过去些吧！”他道。于是他们穿过了防风林带，他看着深秋的空旷的田野，不住地摇起头道，“不说了吧！”
　　“我已知道的。说说有什么关系？”余平道。
　　“我本来以为是解决了的，”他疑虑地道，“现在看来，他们有可能又不会放过我了！”
　　“你怎么会这样想？”余平问，“在学习班到底说你有什么问题？”
　　“三个问题，”他却伸出了两个指头，忙解释道，“一个是说我写了黑诗，后来虽不说是黑诗了，但还是认为有问题的，也可不计了；第二个是说我诬蔑了社会主义农村落后，他们就是闭着眼睛，不肯自己看现实；第三个是说我为‘牛鬼蛇神’叫屈，他们把李白、杜甫、岳飞等都看成牛鬼蛇神！本来还有一个问题，说我出去走走，是在搞反革命串连。不过，在这问题上，我也有问题，”他顿了一下道，“他们问我出去做什么？我不敢理直气壮说旅游（当时旅游几乎是被看作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只说是走走，引起他们怀疑和愤怒，要我交待反革命同伙的。后来学习班结束时不提这问题了，好像是被遗忘了？”
　　“也就是说，他们不要你交待同伙了？”余平半信半疑地问了一句。
　　“我没有什么好交待啊！”他两手一摊地道，“我独自去，独自回来！同伙也没有，还哪来反革命同伙？”
　　“毕竟时代不同了，文明了点！”余平点头道。
　　他也点起头，心想要放早几年，肯定不会听他几句申辩就放过他的。“但愿一切都过去了。”
　　“学习班后，他们没找过你吗？”余平又问。
　　“找我本人是没有找过，但找过我连好多人了。”他想到了透露此信息给他的人，要他不要随便说出来的，便补充道，“他们也只是提醒了我一下。”
　　“我理解。”余平道，“看来，还没有完，还在搜集‘罪状’。不过，你也不用怕，林彪这样一死，还搞过去那一套吗？”
　　“我和女友本来也这样想。恐怕没这么简单。”他忧心忡忡地道，“你看那胖胖的领导说的话……”
　　“唉！”余平深深叹了一口气，又问，“你女友，是那个卫燕南吗？她倒没有责怪你？”余平也认识卫燕南，是在一起参加进场学习班时认识的。
　　“我自己感到没有。再说，我也没有错，是他们硬要整我的。”他道。
　　“她是没有理由怪你，但也说明她人品还是很不错的！唉！”余平又深深叹了一口气。
　　“怎么啦？”他想，是不是余平碰到了不讲理的人了？
　　“就是这个杨萍，”余平解释道，“刚发疯的人……”
　　“她怎么啦？”他吃了一惊地打断了余平说下去，又狐疑地看余平，心里想：难道他们还是一对恋人？
　　“你一定想错了！”余平道，“我才不要她这种极左分子。我看不惯她激进的说话腔调，在我看来很像是一种做作。”
　　“想不到你这样反感她，但她疯了！”他悲悯地道。
　　“我替她想想，是会疯的。”余平道，“她那王八蛋的男朋友刚刚抛弃了她，而她为这个给我们男人丢脸王八蛋不知付出了多少，听说连贞洁也付出了。可这王八蛋的，一抽回城里读(工农兵)大学，说不要人家就不要人家了。人人都说他是现代陈世美！我听他们的同学讲，他们在学校里时就关系很不错了。要不是这样，杨萍也不一定非要跟她父母划界线，断绝来往。因为这王八蛋是校革委成员，红得很，他吃杨萍漂亮，但又厌她父母是资产（昔日开过厂的）。杨萍与父母断绝来往，写了血书，坚决跟着这王八蛋来了农场。”
　　“她够可怜了。”他叹了口气道，“你也不要再说她怎么怎么左了！也许我们自己，不过是早了一步信仰崩溃，早了一步理想破灭。”
　　“你认为你‘信仰崩溃’了，‘理想破灭’了？”余平怔了一下，痛苦、怀疑地问。
　　“可能我们比他们会思考些吧？”他道。自从来到农场，看了周围的农村的贫困、落后的现状，就在心中想过社会主义是这样的吗？人民当家作主是这样的吗？他甚至在母亲要他投亲插队时，看到了表妹破破烂烂的家时，心里就想过这哪像“红彤彤的新世界”？他也天真地为国家想过办法，提出用提高谷物价来改善农民生活，但在学习班也遭到了嘲笑和批判。
　　余平沉默一会，像作补充地道：“我们的思想感情，好像一直不像他们那么僵化、硬化吧？”
　　他默认地叹了口气。“不过，”他道，“她已疯了，真不要再给她套什么帽子了。”
　　“说她极左，她不生气的。”余平道，“我当面也说过她，也骂过她男朋友。”
　　“那当然！”他心想你帮她骂那“陈世美”，她当然不会生气。
　　“你不要误会，”余平道，“我是在他们还要好的时候，就骂那王八蛋不是人了。人的品质好不好，平时也看得出。”
　　“你们把她送进场部医院后，医生怎么说？”他问道。
　　“医生说，要送精神病医院去做鉴定。”余平道，“当场他们就打了电话，后来用场部那辆快老掉牙的救护车送去了，我们连的副指导员也跟去了。”
　　“我不希望她真发疯。不过，不发疯，事情又不好办啊！”他吐露着心中的矛盾。“不杀头，也要被关起来，至少要被没完没了批斗！希望她真的发疯，那末，一个疯子，还有什么用啊？”
　　“她是被那王八蛋男人毁了！”余平愤愤不平地道。
　　“是被他毁了！”他悲愤地道，“一个人就这样毁掉了吗？怎么能这样啊！”
　　“一点办法也没有啊，但愿是一场梦！”余平无奈地道，“回去吧！”
　　他看了看正暗下来的天空，点头道：“回去。”又道，“等有新的消息，不要忘了告诉我。”
　　“我会的，不过，”余平道，“你要注意，不要多说了。不要又惹上麻烦！”
　　“我会当心。”他道，“我们都要当心，不知接下去会发生什么事！”他内心里很担忧、很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