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大老汤身上有一股臭烘烘的味道。据说他就是在炎热的夏天，也不是隔三岔五地洗澡的。所穿的那件圆领汗衫也几天洗一次，平时到睡觉时，脱下来就晾在一根绳子上，第二天又穿在身上了。当然，他有不止一件圆领汗衫，而且都是白色的。因此，人们分不清他这天穿的是洗过的，还是没洗过的？据说，他这个习惯来自于战争年代，那时忙于行军打仗，哪有时间天天洗澡、洗衣的？但别人到了和平环境里，早已改掉了这种习惯，或者说，本来就没养成为习惯；而他仿佛把这不太卫生的习惯当成了革命传统，一直保持至今。他也有干净的时候，那就是他老婆从县城来农场时，逼着他洗澡，还把他的衣服、被子等都彻底洗一遍。大老汤是跟随三野（第三野战军）打过来的，作为军管人员留在了云泽县的，他老婆是云泽县的当地人。
　　大老汤一般是不大来他们所住的草房的，随着草房里住的知青越来越少（陆续住进了调剂出来的二层楼瓦房），更是少来了。
　　“大老汤，你‘亲自’来啦？”他满腹狐疑地与大老汤打招呼。
　　“不欢迎我吗？”大老汤也半开玩笑地反问。
　　“欢迎啊。”他忙道，“怎么可能不欢迎？”
　　“你也坐。”大老汤自己在一张床沿上坐下后，让他也坐下。
　　他心想：难道他不是来叫我押送“大傻”的？那还会有什么事呢？他边琢磨着边坐下来。
　　他与大老汤面对面地坐着，闻到大老汤身上的一股酸臭味，心想：一定是好长时间又没有更换内衣了。
　　
　　他记得在欢迎知青（新职工）的座谈会上，他被安排坐于大老汤的旁边，第一次闻到此味道，还真的想到过逃离开。这时连队还叫生产大队，大老汤是队革会的副主任。正主任是货真价实的造反派，当时的造反派（者）像以往的革命者和当今的改革者一样，是时代的代表和风云人物，因此，确实有不少冒牌者和勉强搭边者。但当时农场的形势，正在批造反派中的“坏头头”（场革会主任）肖卫东，下面也要揪“坏头头”（已进各级革委会中有问题的造反派的头），因此，队革会正主任“申公豹”（姓申，头有点歪，大家就这样叫了）有点心神不宁的样子，话也不多，对知青的到来表示了一下欢迎后，只说一句希望知青们，发扬以往的红卫兵小将的造反精神，把农场的文革进行到底。岑玉来代表知青讲话，他表示要在这农场的这个广阔天地里炼红心，也要为农场扭亏为盈的“翻身仗”做出应有的贡献。有人似乎厌他说得太文绉绉，补充道：“我们要像申主任所说的，发扬红卫兵的造反精神，改天换地，彻底改变农场的落后面貌，把农场建成红彤彤的新世界！”
　　大老汤听了好像非常不满意，对他们表示过了欢迎后，话峰一转，批评起人来：“我知道你们这些城里来的人，看不起我们这些土包子。我们与你们是不一样，我们没有文化，只会跟着上面干，叫做‘党叫干啥就干啥’，但也会错。上面不统一，我们又不知道，只知道上面布置下来的任务，要不折不扣地去努力完成，结果犯‘路线错误’了。本人被打到过，现在虽被解放出来，还留着‘尾巴’。你们年轻有文化、有闯劲，因此你们以革命造反派自居，认为我们永远是落后、保守的。可我也要提醒你们的是，你们真的是‘天然红’吗？你们真的永远站在毛主席的路线上的吗？你们的行动真的‘天然合理’的吗？”
　　他感到莫名其妙与愤懑，也知道大老汤并不是仅仅针对自己这个带队者的。心想这自称土包子的山东大汉（大老汤给他第一眼的印象就是一个山东汉子），原来对我们成见不浅，但他是针对错了人，我们，特别是我这位“替工”，什么时候说过自己是“天然红”、“天然合理”的？想到在学校还被作为“保皇派”批斗过，还能认为自己是永站在毛主席路线上的吗？而且从他有记忆起，当他不听话犯错时，母亲就会责骂他“要造反？”因此，“造反”两字，在他心目中也一直是刺耳的贬义词。两年前，他又在母亲“要挟紧尾巴做人”的告诫下，没有参加学生的“造反”活动，还看不惯一些同学动不动批这个是走资派，那个是保皇派。认为“造反有理”也不是无条件的，一次在认为人家的大字报写得太缺乏事实根据时，就在上面用钢笔批了不合时宜的的话：“这是主观唯心主义”。结果挨了批斗，但他还不服，认为自己只是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说话一定要有根据。。直到67年一月，看到毛主席支持上海工总司等32个造反派组织联合夺权后，他似被五雷轰顶，意识到自己没有听毛主席的话，大方向彻底错了。也仿佛到这时，才发现毛主席早就说过：“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不过，这时他在母亲的安排下，还在表哥德中工作的厂里躲避同学的“加害”。他也想过回学校看看，可母亲仍然不许。在一个省一个省地成立起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后，他本以为文革应胜利落幕时，一会儿在上海发生了砸“联司”的大武斗，一会儿又听说有些地方还搬出了枪炮“文攻武卫”，流血死了人。他发现一旦造反派掌了权，对挑战他们权威的反对者，出手起来远比当初整他们的“走资派”更强硬、更无情。那末造反，大乱，建立新政权，又有什么意义呢？他又陷入了一种更深的苦闷中。当他接到通知，回到学校参加所谓的“复课闹革命”时，一看，哪里有课上？闹革命他也没有方向。他虽然也参加了互相攻击中的两派中的一派组织，但仍是感到孤零零的。他无法合群，因为不愿无原则的跟着“瞎起哄”(在派性下，不讲对错，只要是自己人，就帮，强词夺理也要帮；而只要是对方的人，就拼命地群起而攻之，捏造亊实也在所不惜)。有一阶段，他只是跟着这组织下面的宣传小分队去了一些地方，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无限忠于领袖”。不过，他因五音不全，也笨手笨脚，只是跟着看看而已。因此，在同学眼里他还是过去的他（反对造反的保守派），最多是个逍遥派。在刚开始行起“早请示、晚汇报”时，他也在很长时间里总感到怪怪的，但他努力克服着头脑中“不好意思”的想法，学着高举小红书高呼：“敬祝……”他成为来农场的“带队者”，也不过是那位已是校革委副主任的同学家中老父无人照顾，才临时让他顶替的。
　　因此，他忍不住反击起来：“老同志，你误会了吧？我们初来乍到，算是给我们一个‘下马威’吗？我们是怀着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初衷来的，到这广阔天地炼红心来的，当然也有改变农场落后面貌的雄心，但绝不是来造反夺权的，特别是我，从来不是个敢用‘造反派’来标榜自己的人，因为在熟悉我的人面前、尤其是我的一些同学面前，我如果说自己是‘造反派’（在当时造反派是等同于紧跟毛主席路线的革命者），说自己是一贯正确的，他们一定会在心里暗笑我的。你不信，现在就问问我在座的同学。”
　　大老汤此时意识到了自己说话有些问题，用手在他背上一拍道：“是我说过分了、说错了！我愿意向你、向大家道歉，希望大家谅解！”
　　大老汤在会后又个别对他道：“我是听人说，说你们红卫兵是来夺权的，现在看来是有人谎报了军情。我不管你过去有怎样的经历，现在你是带队的，好好干吧！以后，我们接触长了，你也就知道我老汤是什么样的人了。”
　　在日后他虽与大老汤矛盾不断，但在把坏头头“申公豹”理清出领导班子的斗争中，他与他的“知青”团队始终站在大老汤一边的。在生产大队改为连队时，大老汤成了第一把手（指导员），他也“窜上”（有人这样说的）了，做了三把手（副指导员）。
　　
　　“连里最近有人在传谣，你知道吗？”大老汤终于开口问他。
　　“传什么谣？”他装糊涂地问。
　　“你也在与我打马虎眼吧？”大老汤又用一种古怪的眼光看着他问道。
　　“你不是把‘大傻’抓出来了吗？”他脸上浮着笑意问道。
　　“你已知道了？”大老汤道，“你知道得不慢啊！谁来告诉你的？”
　　“‘大傻’的兄弟。”他仍浮着笑道。“小傻”已死，只有“中傻”了。
　　“‘中傻’怎么对你说的？”大老汤显得有点狡黠地追问。
　　“说你在找‘大傻’谈话，因为他散布了谣言。”‘他又道，“大老汤，你会离开连队吗？”大老汤在文革被打倒前，是场部的场长。
　　“现在谈这，未免太早。”大老汤道，“真真假假，假假真真。”
　　他点点头，欲言又止。
　　“小卫在学校教书很好吧？”大老汤又主动地问道，“你上次回去时，忘了给你说，替我向她问一声好。”
　　“她很好，”他忙道，“她说起过许多人，尤其是提到了你与大老王（连长）。”
　　“欢迎她有空回连队来看看啊！”大老汤很开心地道。
　　“她是有这个想法。”他道，“有空时回连队看看大家。她在连队的二、三年中，大家对她不错，指导员、连长对她也很关心、很照顾。”
　　“她是个不错的姑娘。”大老汤道，“等你那点事过去了，有机会也上去吧！”
　　他感激地点点头，但又委曲地道：“我那点算什么事？是他们冤枉了我！”
　　“‘要相信人民，相信党’么，这是毛主席说的。”大老汤安慰他道，“需要时间，你知道吗？时间会说明一切的。”
　　“我相信。”他道，“但总觉得太漫长了啊！”不过，他不好意思地看了看大老汤。他知道大老汤在“牛棚”关过整整二年，相比之下，自己的这点委曲又算得上什么呢？
　　“你年纪轻，他们不该这样对待你。不过，若干年后回过头来看，你也许会感到很受益的。”大老汤说得很轻松。
　　“大老汤，”他心情也有些轻松起来，想起了一个一直想问而不敢问的问题，他道，“当时，造反派说了你犯了什么错误？什么罪？”
　　“说什么的都有。”大老汤慨叹地道，“甚至说我当过俘虏，做了叛徒的！不过，有一次我是差点当了俘虏。”
　　于是大老汤用直白的语言讲了他亲历的一个故事：
　　在日本投降那年，他从抗日儿童团转入了部队。在与老蒋干上时，一次他们团参加一次歼灭战。国民党军队的一个营被他们全歼了，到处是尸体和东倒西坏的帐篷。他所在的连在一名副营长带领下断后，掩护大部队的转移。没想到追踪来的国民党部队，远远超出了预料中的那么多，他们打掉了一批，又上来了一批，最后虽然打退了追军，歼灭了不少敌军。但自己一方的丧亡也很严重，一个整连只剩下了不足一个排的人。副营长与原来的连队干部都已牺牲，原来的一排长这时临时代替了连长的职务，指挥着大家撤退。他所在班只剩了老班长与他，他含着泪跟着老班长把战友的尸体草草掩埋后，就跟着往后撤退。在几天阻击战中，他们已到了粮尽弹绝的地步。肚子虽然很饿，但粮袋里已几乎没有了粮食，他把粮食袋兜底翻出来，拍了再拍，收集到的仅一口就能吃下的麦粉。他吃了这所剩的一点麦粉，就上路了。走到半夜，他饿得胃里直泛酸水，直涌到口里、鼻腔里，又苦又涩的，他不断地呕吐起来。老班长阻止了他，对他道：“不能吐，要咽下去，这是胆汁，吐光了，命也没有了。”他一听要死人，就一口口往回咽，喉弄里像火燎一样地难受。肚子里又没有食物支撑，每迈动一步如同背着一头死猪一样吃力。老班长从路边拾来一根树棍，让他一只手拄着，另一只手揪住老班长衣服跟着跑，还要我闭上眼，走着走着他进入了一种昏睡状态，两耳已听不见周围的急促脚步声，两条腿只是惯性地迈动着。
　　当代连长命令大家在一片树林子里休息时，有人饿得连身上抓到的蚤子也吃起来，代连长让人去找野菜。这时，老班长主动要求去附近村子里去弄点吃的回来，并要带着他一起去，他躺着不想动，但被老班长强拉去了。可当他们从村子弄了山东煎饼回到营地时，部队接到了临时命令已开走。好在老班长对这一带地形还有些熟悉，就向部队撤退方向追去。可追了一天，天都快要黑了，也没见前面部队的影子。我吃了一块昨晚要来的煎饼，又开始小跑。我正上气不接下气地跑着时，发现后面上来了一小支部队。“不好！”他惊呼了一声，赶紧找隐蔽的地形躲起来。这时，他们身上，已没有多少子弹可用。但追敌已发现了他们，冲过来喊了一声：“什么人？”
　　“你快走！”老班长边下命令、边推了他一把。
　　“你……”他想不能让老班长一个人留下。
　　“你还不快走？”老班长好像愤怒地对他道，“这是命令！”
　　他把身上仅剩的几发子弹都留给了老班长，没走出几步，就听到后面已交上了火，子弹在天空中“呼呼”地飞着，又夹杂着手榴弹的爆炸声。
　　但很快就沉寂了。他心想老班长完了！天亮前，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队伍，向代连长报告了老班长已牺牲。
　　
　　“那次，如果没有老班长的掩护，我不死，也要成俘虏了。”大老汤神情哀伤地道，“后来，我去过那里，但到处找了，就是找不到老班长的遗体。后来有几个乡民说，看到国民党(部队)绑着一位浑身是血被俘军人，押到一个河滩处枪杀了。”
　　“那么说，一个班，除了你，都死了？”他悲悯地问道。
　　“都死了！”大老汤痛苦地道。
　　“他们(造反派)不相信吗？”他愤愤不平地道。
　　“他们给我编造了一个故亊，要我承认。”大老汤苦笑地道，“说我在狙击战一开始就被俘虏，一俘虏就做叛徒，还带领人家抓了自己人！”
　　“那你当然不会承认。”他下判断地道。
　　“承认了！”大老汤耿耿于怀地道。
　　“你怎么会承认？”他吃惊地道。
　　“他们把我关在地下室，不给我吃东西，要饿死我。”大老汤道，“我在饿得快死了时，似梦非梦地，见到老班长向我走来，他给了我一个很大煎饼。我想他怎么会知道我要饿死了？想问他，他又走了。这时，我想到是我要死了，老班长才来看我的，他不让我死。我想，我是不可以死，活下来才能等待机会，说清一切，改变一切。于是改变了硬顶的态度，说我什么，我都承认了下来。他们认为我在他们的革命行动下，我的思想有了转变，把我从地下室放了出来，让我边写检查、边参加监督劳动，说是要彻底挽救我！”
　　“于是你被‘挽救’过来了？”他说出此话很怕大老汤听了生气，吐了一下舌头。
　　“就是么！”大老汤却道，“用他们的话来说，是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回到了毛主席革命路线。”
　　“那你不是做过‘叛徒’了吗？”他疑惑地问。
　　“本来是瞎胡闹。”大老汤解释道，“是为了打倒我时，才捕风捉影强加的。不过他们后来是这样说的：经过内查外调，已查清了，我没有被俘虏过，叛徒就更不存在了。现在那个造反派的头和那些喽罗，一个个被作为‘坏头头’揪了出来。形势一直在变，变化之快真令人无法跟上啊！”
　　这时，与岑玉来同寝室的孟立军(知青)和一位派到“知青排”作生产顾问的老职工吴斌回来了，见大老汤正在与岑玉来谈工作（只是他们的认为），想掉转身离开。
　　“进来吧，”他叫住他们，“大老汤是来看看大家的。”
　　经他这么说，俩人不好意思离开了，都进了门。
　　“坐，坐。”大老汤也摆手让他们随便坐。
　　俩人坐下后，老职工吴斌还是问道：“大老汤，我们真的不会影响了你们谈工作吧？”
　　“小岑不是告诉你们，我们没有在谈工作吗？”大老汤道，“我是经过这里，进来随便坐坐的。”
　　“欢迎领导常来坐坐！”岑玉来的同学孟立军这时道，“当然，岑领导天天与我在一起，但我们还是希望连长、指导员能多来来啊！”
　　“连长、指导员要忙全连的事，怎么能常来？”老职工吴斌道。
　　“你们有什么想法抓紧与大老汤说说吧！”他这时对俩位室友道。
　　俩人异口同声说没什么要说的。
　　“以后你们有想法、有要求，先给小岑说也可以，当然要找我直接说也可以。”大老汤对他们道。
　　“老吴，”这时他对老职工吴斌道，“你不是想把你爱人调到农场来吗？”
　　吴斌眨着眼很腼腆地道：“我不过是有过这种想法，我也知道，是不大可能的。”吴斌妻子是农场附近的一个镇上的，在咸菜加工场工作，工作强度很大，很想调到农场来工作，夫妻可以耽在一起。
　　吴斌是一个复员军人，为人老实，正派，一开始就被派到知青中起联络、带领等作用的。岑玉来对农场的一些了解，许多也是听他说的。岑玉来知道他一直有想把妻调到农场的想法，但不敢向领导提出来，因此帮他说了。
　　“小吴，”大老汤叫吴斌为小吴的，“你这事，我放在心上，等有机会，一定会替你解决。”
　　“谢谢大老汤！”
　　“不用谢的，何况事情还八字没一撇。”
　　
　　“老吴，这下你放心好了。”大老汤走后，岑玉来对吴斌道，“你早说的话，可能早就解决了。”
　　“是的。”吴斌咧嘴笑着。
　　“老吴，到那时，你也可分家属宿舍，会离开我们了！”岑玉来说得很动情，仿佛吴斌就要走了似的。
　　“还早。”吴斌简单地道，想说些宽慰之类的话，又说不出。
　　岑玉来又感慨地道：“我常常想到刚来时的情景，还有那次你们作弄我……”
　　“是他们想出来的。”吴斌这时急着要解释，“你还记着……”
　　“别急，我没有怪你们的意思，事后还觉得很好玩的！”岑玉来道。
　　
　　那时，刚到农场没几天，一天晚上岑玉来从大队部办公室回到这叫“知青屋”茅草房宿舍。平时这个时候总开着灯的，这天见房中一点灯光也没有。他只想到大概同寝室的几个人都出去了还没回来，就摸着进去找那根拉线开关的线头，拉线是荡在屋中央没有灯罩的灯泡边上的。他摸到屋中央时，撞到了一样东西，感觉是吴斌一直穿的那条军大衣，再一摸，他心里一惊，原来是吴斌穿着军大衣吊死在那里了。这时脑海里冒出了一连串问号：老吴怎么会自杀？他为什么要自杀？他就这样死了？
　　“老吴……”他刚叫出声，灯亮了。
　　与老吴开亮灯的同时，有几个同学哈哈大笑着。吴斌尴尬地看着他，怀着一种深深歉意地道：“他们要与你开玩笑。”
　　“开这玩笑？”他感到有点后怕。
　　吴斌忙着把军大衣先取下来，里面吊着一只长长的沙袋。沙袋是他一位爱练拳击的同学带下乡的。“你吓着了吗？”吴斌又不安地问他。
　　他不知怎么回答好，说不怕当时是在一瞬有点吃惊，说怕好像内心很平静。“我只是在想，你好好的，为什么要自杀？”他道。
　　“你是这样想的？”吴斌又问道，“你为什么想到一定是我？”
　　“只有你一个人穿这大衣。”他道，“别人不可能，一个人自杀还会想到穿别人的衣服（自杀）吗？”
　　吴斌这时想到这是一件很晦气的事，懊丧地道：“我叫过他们不要这样的！”他看看几个此时忍着笑的岑玉来的同学，可他又怎么能否认自己也有看热闹的心理呢？正因为有这种看客心理，才没有坚决阻止。于是又道，“要怪也怪我自己！”
　　“老吴，”他这时宽慰吴斌道，“不就是开了一次玩笑吗？”
　　“我以后不会再参与这种事了，也不会让人再作弄你，除非我不知道！”显然一晌老实巴交的吴斌把这事看得很严重。何况他认为，自己作为被派来接待、带领知青的老职工，是有责任保护好每一位知青的。而且他对岑玉来这位知青中的头，有一种自然而然来的敬畏心理。
　　在以后的数年中，他既像一位大哥哥，又像忠诚的警卫一样，时时处处护卫着岑玉来。
　　
　　“大老汤真的一点没事找你吗？”这时他同学孟立军又问他。
　　“至少没什么大事。”岑玉来想了想道，“当然，是有点反常的。”
　　“你相信林彪真的已出事了吗？”这位叫孟立军的知青同学继续问。
　　岑玉来想了一下道：“小道消息满天飞，真真假假的，连傻子也跟着在传了。”他不愿说得太多。
　　“一个写进党章的接班人也不可靠，今后还能相信什么？但愿不是真的，不然，我们的激情，我们的理想呢？”孟立军不满地道。
　　“小心你的话。”岑玉来提醒这位处于失落、迷网的同学。他正向连队推荐孟立军，补上卫燕南走后空下的排长职位。而他的内心早已从刚听到时的震惊，渐渐变为了一种欣慰，他已把社会上种种极左的不正常现象统统归罪于了林彪，希望随着此人已去，从此社会就能正常起来。
　　“我们是最上当的人？”孟立军又恨恨地道。
　　“‘风物长宜放眼量’……”他吟了一句毛主席的诗句。
　　“你，你当然是高兴的！”孟立军悻悻地道。
　　他知道这位同学孟立军对他能当上“头”，内心一直是不大服气的，孟立军虽然算不上是学校里最早的红卫兵造反司令部的骨干，但也是较早起来反戈一击造反的，在大字报里、在批判会上，也曾豪情万丈地说过：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做，谁做？（引自毛主席1919年《湘江评论》创刋词，当时许多人说话常常引用毛主席的语录和文章的）。孟立军对他的这次挨整，也说过许多同情的话，实际上也确实多少有些同情他，为他抱不平的；然而，对他的倒霉，又多多少少有点幸灾乐祸的。
　　“我可没有高兴的意思。”他对这位老同学道，他也不是完全瞎说，他内心深处里总有一种不踏实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