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诚如卫燕南母亲所言，岑玉来是去卫燕南家旳路上先是遇到了熟人，而且两人还说了许多话。因为这位叫郑源的熟人曾是他最可靠的“政治盟友”，在把造反派一个“坏头头”从大队（连队的前身）领导班子中拉下马的斗争中，郑源与他都是大老汤最忠实的支持者和追随者。不幸的是在取得决定性胜利之际，郑源因重肝炎进了隔离病房。出院后，也一直在家休养。
　　“要去‘丈母娘’家？”郑源看着他一身新衣服，打趣地问他。
　　“知道还问？”他笑着反问了一声，然后问道，“(肝功能)指标都正常了吗？”
　　“还末全部(正常)，”郑源举起手里的一罐麦乳精道，“医生说，还要继续加营养。穷人生这病，真是雪上加霜！不说这了。听说，你也‘老革命碰到新问题’啦？”老革命碰到新问题这句话，是一个国家领导人在文革初期说过的一句话，但被人在许多场合应用，有的显然违背了原意的。
　　“什么老革命、新问题！”他心情变沉重起来，感叹道，“你也听说了？真想不到啊！”
　　“胡群怎么会是这样一个人？”郑源道，“以前我一直把他看作我们知青中优秀代表，想不到他也是个卑鄙小人！”
　　“我是错看了人。”他懊丧地道，“我与他说得大多了，把他当朋友！现在看来，他一直警惕着我，把我当危险分子观察着。”
　　“你都与他说了些什么？引起他的‘灵明嗅觉’？”郑源不无好奇心地问道。
　　“说了什么？”他道，“其实，也没说什么，无非是谈理想，谈爱好，特别谈了想去读大学，想不到都成了一条条罪名。”
　　“你一条条告诉我，好不好？”郑源很感兴趣地道。
　　“有何不可？”他道，“不过，学习班后，他们不让我随便告诉人的。”
　　“动不动随便整人就可以，人家说说就不可以，这是什么逻辑？”郑源愤愤不平地道。
　　“我没有完全答应他们。”他内心纠结地道，“我要他们还我清白！他们是突然袭击了我！”其实，早就有人告诉他，胡群把他用绵线自己装订的诗集拿走了，要他多加防范的，但他没当一回事。
　　
　　那天，他从大田回来，一位正在他们连队（此时大队已改为连队）蹲点的场部机关人员告诉他：“你当心一点，小胡把你放办公桌上的诗稿拿走了。”
　　“没关系，几首诗，还要拿回去看，嘿，他要怎么看？”当时他应该想到，胡群作为场团委书记以往到连队都要找他这个团支书的，这次不等他回来就走了，是不是有点反常？可他没有细想下去，还洋洋得意地想写诗本来是要让人看的，胡群把它拿回场部去，会有更多的人看，不是更好吗？
　　“他好像说有问题！”人家看他自我感觉还很好，为提醒他，进一步透露了一点不祥的信号给他，“他说要好好研究研究。”
　　可他还是不把人家的提醒当回事。一方面，他实在不觉得所写的诗会有什么问题；另一方面，他一直视胡群为朋友，胡群决不会做出对自己不利的事情的。这天之后，胡群也一直没来找他，几天后，他也把这事忘了。
　　当那天连队指导员大老汤从场部开会回来，通知他去参加一个团干部学习班时，当听说学习班还要组织一次外出的参观活动时，他很高兴地答应参加。
　　学习班借了运输连的刚造的一排新宿舍，让大家住下来，是封闭式的。
　　在食堂饭厅里(临时会议室)，当主持人宣布这次学习班的重点是帮助岑玉来提高认识时，他一下子懵了。在他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时，人家已火力全开。有说他写黑诗的，有说他是复僻资本主义急先锋的，有的还要他交待反革命同伙的。
　　“我要找胡群！”他坐在一只低矮的拔秧凳(在稻田里拔秧用凳子)上，很生气地道。
　　“你找胡群干什么？”坐于饭厅里唯一的那张桌子后的会议主持人斥责他道，“你只要面对现实，老老实实交代自己的问题就是了。”主持人田田是场团委的一名副书记，看上去像是一名初中女生，与他曾有过一面之交。
　　“我要问一问他，只与他一个人讲的话，怎么大家都知道了？”他情绪有点激动起来道，“我要与他对质，我当时怎么讲，他怎么讲，都是不久前的事，他为什么要歪曲我的意思？”
　　“话你说过吗？诗是你写的吗？”田田用法官审判犯人似的口气问他。
　　“诗当然是我写的，话也是我说的，这我不会赖的！”他又情绪激动地道，“我要与他辩论！”
　　“你要与他辩论？”田田很吃惊地问道。
　　“他太嚣张啦！”有人气愤地喊道，“不能对他太客气，伟大领袖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我们要打掉他的嚣张气焰！”
　　“对，对啊！”不少人又哄叫起来。
　　“我抗议！”他也叫道。
　　“你没有资格抗议！你还有什么资格抗议？你只有老老实实向广大群交待问题，取得宽大处理。”田田严厉地警告了他。
　　“对，让他先交待‘反革命同伙’！”有人接在主持人田田的话后道。
　　“我没有同伙，更没有‘反革命同伙’！”他愤怒地道，“你们认为我写了黑诗，我可以与你们到任何地方去评！现在我也愿意，一首一首地向在座不明真相的同志们做解释……”
　　“谁是你同志？”有人打断了他道，“我们也不要听解释，难道还能让你继续放毒下去吗？”
　　“不能让我把话说完吗？真的不能让我把话说完吗？”他悲愤地问道，“你们是人，我不是人吗？你们说说，有几个人看过我的诗？”
　　“什么人不人的！”有人怒斥他道，“坐在这里的人，除了革命同志，就是阶级敌人！”
　　“我是阶级敌人？”他沮丧地道，“我不明白，我到底犯了什么罪？”
　　“你是在装糊涂！”有人用一针见血的语调道，“你是顽固地拒绝对你的挽救！”
　　“挽救我？”他悲哀地道，“我要解释，你们不要听，我要申辩，说是要放毒，我不说了！”接下来，他就闭嘴什么也不说了。他也感到累了，已经又说又叫了好多时间。
　　“你这是什么态度？”主持人田田此时很不满地责问他。
　　“他是要自绝于人民！”有人接着道。
　　他还是低头不语，心想随你们去说吧！
　　“好像都是我们冤枉了你吗？”有人用阴阳怪气的声调道，“你总说过，你崇拜李白、杜甫吧？还有像岳飞这些人，他们是不是‘牛鬼蛇神’？”
　　“请不要这样下结论！”他终于又忍不住抬起头，瞪视着这人，顿了片刻道，“我从来不认识你，当然更没有与你说过什么！”说完他把忿怒的目光移向了会议主持人，高声道，“我要找胡群！我是对他说过，我喜欢读李白、杜甫的诗。如果要说我在学生时代崇拜过他们，也还可以。当然，我也没有这样说过，他传话应该实事求是！不过，你们把李白、杜甫、岳飞看成‘牛鬼蛇神’，我至少目前还不这样认为。对他究竟怎样评价，现在还很难说！”
　　“你们看，他说什么？终于暴露出反革命嘴脸来了！”那人又义愤填膺地道，“我建议场党委真的立即把他抓起来！”
　　“岑玉来，你听到群众呼声了吗？”主持人田田对他道，“你至今还死抱着反动观点不放！可见你受的封、资、修影响的太大了！”又进一步分析道，“这也就是你走上反党道路的根源！对这根源应该好好挖一挖，作为完整念完高中的人，你接受的封、资、修东西也特别多。文化大革命堵住了你升大学的路，你是不甘心的，不是吗？一听大学要招生（招工农兵学员），你就拼命地争着要去。还想去搞封、资、修一套吗？以后的大学，就是不能送你这样的人去！”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他感到很可笑地道，“我没有想过在大学搞封、资、修，我更没有反党！”
　　“你还这样嚣张？”有人义愤地道，“是不是对你大客气了？”
　　“不老实，叫他灭亡！”有人这么一叫，不少人跟着起哄了，有说让他站起来低头认罪，有说把他干脆抓起来算了的。
　　田田这时从长板凳里站起来，摆了摆手，让大家安静。
　　“今天的大会开得很好，”等大家安静下来后田田道，“由于时间关系，就暂告一个段落。明天，大家继续联系我场两条路线的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实际，学习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大家回去吃好晚饭后，可以先考虑考虑，眼光要放得更开一些，从岑玉来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我场的两条路线斗争、阶级斗争也是十分尖锐复杂的。当然，对岑玉来还要进一步挽救的。今天他的态度是极不老实的，抵赖、狡辩，扺触情绪特别大，就凭这一点——抵抗群众运动，就可以处理他。岑玉来，下面你仔细听着：明天还是像今天这样顽固到底，还是彻底悔悟，主动交待，争取宽大处理？回去要认真考虑。”
　　
　　回到了临时寝室，他头脑还嗡嗡地响着。这时，他后悔来参加这次学习班了。在他的感觉中，来不来是可由他选择的。因为他记得那天大老汤是问他想不想参加这次学习班的，没有说一定要他参加的。自己也是冲着能远出参观，才表示要参加的。不过，按主持人田田一上来就针对自己的批判来看，学习班完全是给自己量身定做的，似乎是在劫难逃的！
　　他一抬头时，看到窗外有许多人，像在动物园看动物一样地看着自己，并指指点点着。他不知这是些什么人，他的心被深深刺痛了。他冲动地跳起来，冲到门口，把门猛打开，对着指指点点他的人怒吼了一声：“好看——就都进来看！”
　　他已完全失去了平时儒雅的风范，像一头落入陷阱的狂怒野兽。这时，窗外人群一哄而散了。但当他刚回到床边刚坐下，门被“嗵”一声推开来，涌进了一批人，窗外、门外又挤满了观看的人。
　　显然，冲进他寝室来的人，是刚才在学习班上斗争过他的人，包括那个说话阴阳怪气的人。
　　“你还怎么气焰嚣张。”那个阴阳怪气的人对他道，“你以为你真的一点没有问题吗？许多账还没给你算哩！你说过农村落后，农民生活太苦，要国家调整谷物价，这算不算攻击社会、攻击社会主义新农村？”
　　“我这是在关心国家大事！”他克制地回答道。
　　“谁要你关心国家大事？”有人道，“大家看，他的野心倒还不小！国家大事，用得着你这种人管？毛主席、林副主席不会管吗？”
　　“笑话！”他从肺腑里迸出了这两个字。
　　房间里顿时一片愤怒的哄叫。甚至有人义愤填膺地叫道：“对这种标准的反革命分子，应该让场里立即把他抓起来！”
　　“关心国家大事，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要求每一个青年的事！”他高声道。房间里顿时静下来。他又道，“调整谷物价也是党曾经实行过的政策，都是为了缩小政治经济学上讲的‘剪刀差’，以提高农民生活。”
　　这时，门外有人说了一声：“我们是要学点政治经济学了！”
　　这话仿佛成了一贴安慰剂，令他胸中怒火顿时熄下来。在他看来，人家既然这么说了，也就是承认了他的主张至少是有些道理的，甚至已是在变相的认错了。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他背诵着屈原的诗句道，“我也不过同情那些农民罢了。”
　　在场人中几乎都没有接触过屈原的《离骚》，不知他前一句话在说什么，对后一句都听明白了，因此对他如此顽固又感到气愤起来。你一句、他一句地指责他又在攻击新农村、新社会。
　　“我都错了！”他发出了一声浩叹。
　　“他认错了！”有人道。
　　“他不是在认错，是在蔑视我们！”那个阴阳怪气的人道。
　　“打倒岑玉来！”有人气愤地叫起来。可就在这时，有人来叫开会去。房间里的人与门外的人，一下子都走光了。
　　他心想，你们去商量吧！他心中充满悲哀和怨恨。但他依然拿出了学习班通知带的《毛选》乙种本学习起来，尽管心中仍波涛汹涌。他有时想，我不是和你们一样——崇拜毛主席，忠于毛主席，学习毛主席，坚持真理？
　　第二天一早，他就被饿醒了。这时才想到昨天中饭、晚饭都没有吃过。他到食堂等开了门，买了比平时多得多的食物，就在这个昨天做临时会场批他的食堂饭厅里，他走到那张唯一桌子上吃起来。饭厅里平时空荡荡，什么也没有，开会时大家自搬小短凳、长板凳过来的。这张昨天主持人用的长条桌是从场部临时借过来的。他吃着早饭时，进进出出来买早饭的人渐渐多起来，大部分人是他不认识的，只有很少几个人平时是有点熟悉的，但没有一个搭理他的。他感到很孤独，心想难道他们真的认为我是反党、反社会的坏人了吗？在他心中产生了一种深深的痛苦意味。
　　“你到办公室去一次，胡群找你。”他回到寝室不一会儿，有人来叫他。
　　“胡群来了？”他问。
　　“昨晚就来了。”来人回答他道。
　　他心想难怪昨晚一下子人都走掉了。“走，”他对来人道，“他在哪个办公室？”
　　来人只是道：“你跟我走。”
　　
　　“让你受委曲了。”胡群见他一进门，就笑着向他伸出了手道。
　　他犹豫了一下，才伸手去握了一下。“想不到你来啦？”
　　“昨天上午在市里参加了一个会。”胡群解释似地道，“这里都委托田田了。听说，昨天，把你弄得有点不愉快？”
　　“什么有点不愉快？”他极为不满地道，“险些把我当反革命抓起来！我要抗议！”
　　“群众运动么，”胡群含笑道，“难免说些过头话。”
　　“只是说了些过头话吗？”他不服地道，“还要我交待反革命同伙的！”
　　“那你交待是我好了。”胡群还是笑着道。
　　“我当时倒没想到这样说。”他心中轻松了许多，“今天不开会批判我了？”
　　“今天不开大会了。”胡群道，“你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虽然有人说了些过头话，但大家都是为你好的，是同志式的批评。你表个态，接受学习班对你的帮助，回连队好好地工作，怎么样？”
　　“我不怪那些不明真相的群众。”他心情又郑重起来道，“你是他们中第一个看到我诗稿的人，也是你拿走的，说我写的是黑诗，到底是你的意思，还是他们自己的看法？”
　　胡群收住了脸上一直挂着的笑容，想了一会道：“你写这种小资情调，封建陈旧的东西干什么？”
　　“这是你的看法？”他思索一下道，“你有这种看法也可以，诗本来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但你为什么要交给他们当批判的靶子用？又不许我辩解！还把我过去与你说过话，也统统告诉了他们？”
　　“我的出发点，只是想要帮助你。”胡群叹了口气道，“不巧，临时去市里开会，把会开成了这样(他话里有责怪田田的意思)。不过，你总要正确对待群众啊！”
　　“要怎样正确对待？”他愤懑地道，“打了我左耳光，再把右脸贴上去请打吗？”他是应用了马太福音中一段话的意思：别人打你的左脸，你再把右脸给他打，用爱来征服自己的私心，用爱来感化世界。
　　“谁要你这样？”胡群显得有点焦急地道，“你就表一个态，接受学习班对你的帮助，总可以了吗？”
　　“说我写黑诗，反革命串连，就算了？”他仿佛自言自语地道，“不说清楚，真可以吗？”
　　“你放心，”胡群见他似乎有点心动，进一步道，“你回到连队，若有风言风语，不好开展工作，我来负责给你说清楚。只要你打个电话，我保证随叫随到。”
　　他垂头皱眉思索起来。从胡群的话来看，胡群对昨天学习班上对他的过火斗争是有所不满的，当初把自己的诗稿拿走，的确也是认为有问题，但不至于认为是黑诗，而且已有后悔之意。从说话里也可看到，胡群还想继续与自己做朋友的。自己只要承认一下，自己也有错误，学习班帮助自己认识了错误，也算是给了胡群面子，学习班就有可能带戏剧性地圆满结束了。而如果自己坚持要分清熟是熟非，恐怕就难以收场了，也不知会有什么结果？照会议主持人田田昨天的说法，今天是要继续批判斗争自己的。是委曲求全（也是给胡群面子），就此收场；还是坚持原则，哪怕撞个鱼死网破，非分一个熟是熟非不可？他心中委实难决。
　　当他想到若认了错，那以后怎么办？还要不要写诗？还要不要坚持真理？还要不要坚持党性原则(尽管当时他还不是党员，但当时的几乎人人都这样要求自己有党性原则的)，他也正处于年少气盛之际，心中倔强、乃至僵硬的一面渐占了上风，最后全由一种“宁愿玉碎，不愿瓦全”的骨气支配了他。
　　他抬起头坚决地道：“我觉得还是开会，在会上说说清楚。我到底是不是写了黑诗？我是不是进行过反革命串连？昨天对我的做法，是同志式的批评帮助，还是把我当阶级敌人批斗的？”
　　“你！”胡群深感出乎意料，叹了口气道，“你太固执了！”又生气地道，“你不要因小失大啊！”
　　“什么意思？”他真的听不懂胡群的弦外之音。因为他真的一点不知道胡群昨晚与田田之间的争执。
　　“我严肃告诉你，”胡群似不再把他当作朋友地道，“林付主席说过，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正确对待。”胡群又觉得说得太严肃，于是讨近乎地拍了拍肩，“岑玉来同志，你就表个态，接受教育，好不好？就这样定了。我胡群，先向你道歉了。”
　　
　　“胡群的一声道歉，把你骗进了？”郑源感叹道。
　　“我也无路可走啊！”他道。
　　“什么意思？你自认为也有责任？”郑源疑惑地问。
　　“我举棋不定啊。”他道，“现在想来，不应该认错，而是立即找场党委、找上级领导。不能让‘恶人先告状’。”
　　“现在，胡群也不管你了？”郑源为他抱不平地道。
　　“他去了一个连队当了头，管不着我了！”他悲叹地道。
　　“他是升了，降了？”郑源问。
　　“说不清。”他悲哀地道，“反正他下了基层。让那个田田当了家，他们几乎每过一、二天就派人来找我，要我写检查！我不同意，来人对我拍桌子。我也拍了。”
　　“你也大厉害了！你不怕他们继续加害于你吗？”郑源问道。
　　“我想写申诉书给场党委。”他又自我开脱地道，“反正胡群也走了，我当初答应过他的，‘不扩散’的承诺，也不算数了。”
　　“唉，你太书生气了！”郑源又地道，“你应该快点写，没有不透风的墙，大家似了解非了解的，对你很不利。你快写，愿你早日摆脱这场厄运！”分手时，郑源又对他道，“想办法早点离开农场，你也不适合当‘官’的。”
　　他含糊地道：“看机会了。”他对郑源说他不适合当干部，有点不以为然。他一直牢记着杜甫的诗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也把此作为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与许多有着古典文人气质的知识青年一样，自视很高，甚至持才傲物，耻于奉承拍马，也不会花言巧语，不转弯，不低头，往往在复杂多变的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但仍然不转弯、不低头，自认为这是有骨气。他还想到，一次，郑源竟对他说：“‘头’，你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已很成熟。”他当时心中一惊，不知郑源是在讽刺自己，还是真的如此想的。现在看来，自己在郑源心目中的地位，也已经一落千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