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卫燕南走进了自己的卧室。她的卧室在三楼，是一间有阳台的朝着雁西路的房间。自从她妹妹莺南去云南建设兵团后，就她一个人用着。房间西北角靠墙是一只湖绿色的铁床，南面阳台门西侧的窗下，放着一张书桌和一把老榆木靠椅；西壁挨着床边櫃，是一只西式镜台。东壁的墙上挂着一幅毛主席在飞机上工作的图片。图片下方有一只沙发，可以拉开来当床睡的。她进了卫生间一会后出来，批改起作业。但没批几本，她就无心再批下去，心乱意烦地站起来，移开了些有点沉的木椅，慢慢地走到了阳台上。
　　
　　她又想到那年上调时，她在接到正式通知的第二天，由指导员老汤亲自送到场部参加了一个简短的欢送仪式，然后上车。她心中充满了投入新生活的喜悦。岑玉来则于前一晚赶回城里等着她，使她似乎有了一个很大的错觉，似乎自己是在回到岑玉来身边去，而不是意味着俩人的即将分离。因此，当汽车启动时，她向车窗外送别人群中的老汤挥了挥手，没有一丝留恋和惜别的感觉，更不像个别人那样竟流了泪。她甚至觉得这些人感情太过丰富，以至于有点做作。这一天，岑玉来在她家中，一直等到下午二、三点钟才等到了她。学校举办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有许多人发了言，对他们寄于了厚望。她也深孚众望，半年后以优异的成绩结业，被分配到高中时的母校执教。一年后，她正等待着他也‘上调’回城时，却犹如睛天霹雳：他被“揪出来了”。
　　
　　听说是有人告发岑玉来写了“黑诗”，成了攻击社会的现行犯。她虽认为他是被人家冤枉的，但母亲要她划清界线，并逼着她赶快向岑玉来提出分手。
　　“你不为自己考虑，也得为我们，为这个家，为你弟妹考虑吧？”母亲很苦恼地对她道，“我们这个家，是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了。”
　　“可他……”她又觉得已无话可说。她不能说母亲讲的不是事实：父亲虽已从“牛棚”中出来，但随时都有可能被再关进去；母亲自己的处境，也随其姐姐家的升降调迁而飘摇不定。而岑玉来这次就算最后逃过“戴帽”(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的一劫，但也难逃“群众专政”的惩罚。这对一个脆弱的家庭来说，真是一个致命的大问题啊！叫她怎么办啊？
　　“你学校的工宣队不是也要你划清界线，揭发问题吗？”母亲又找了一个角度劝说她。
　　一提起那个找她谈话的工宣队长，她就反感，非常不满地反问母亲：“也有人要我与爸划清过界线的？”
　　“你，是要气死人吗？”母亲很生气地道，“你怎么能拿你爸与他比？你爸本人有什么问题？最多可套一个‘臭知识分子’帽子。是那几个嫉妒的人，想置他于死地，硬说他是陆院长线上的人，才关了他几天学习班（牛棚）的。现在陆院长也‘解放’了，也不是什么‘黒帮’、‘走资派’了。”
　　“可他写的诗，我也看过，不觉得是什么黑诗。”她脑子里想着他的那些诗，其中第一首记得特别清楚，几乎还能背出来——
　　
　　六日长行千有三，先吴后越仅一环。
　　寻诗乱叩寒山寺，访梅夜宿洞庭山。
　　聆听老人说沧桑，话与少年笑开颜。
　　囊空无钱买花篮，携得百首诗归还。
　　
　　“他们是在捕风捉影，”她愤愤不平起来道，“说‘寻诗’、‘访梅’等，都是搞反革命串连的暗语，硬要他交待反革命同伙。至于他说农民生活太苦，谁不知道农民生活苦？只是大家不说，而他说了。”她说着流起了泪。
　　“他就是不应该说，说了就是有问题。”母亲很情绪化地道，“我看，他是对社会有不满，听说他还说，现在的农具是汉朝的、唐朝的，这不是在攻击？他是罪有应得。我绝不会让他影响我们家。”
　　她无言地抽泣。她心中也怨恨岑玉来不接受教训，又说了不合时宜的话触犯了“禁忌”。但觉得在岑玉来处于挨批之际，向他提出分手，实在是太残酷了，也许会成为对他的毁灭性一击。但在母亲一次一次逼责下，她的心理防线已开始崩溃。
　　“妈，你不要再逼我了。等他休假回来与他说……”她内心深处里，想用这种含混的说法，来实施“缓兵之计”，拖着再说。
　　母亲却高兴地道：“你要好好与他说，唉，不是我们做大人的太狠心，希望他体谅我们。”
　　她在恨母亲自私的同时，也体谅母亲只是出于无奈。“妈，”可她却又泄恨地道，“以后我也不会再找人了！”
　　“唉，”母亲叹着气道，“以后再说吧！”母亲理解她的痛苦，又不放心地道，“你要想开些，这是你的初恋，初恋是最美好的，但也是很少能成功的。不瞒你说，我在嫁给你爸之前，也有过一个朋友的……”
　　“妈，”她有点吃惊地道，“从来没听你说过呀！”
　　“妈怕你受不了，才说这个的，照理妈不应该对你说的。”母亲话里已有后悔之意。
　　“爸一定不知道吧？”她追问道。
　　“没有给他正式说过，但他也应知道一些。”母亲又道，“把他埋在心底吧！”
　　“我做不到，我会一直想他。”她又强调道，“就是他恨我，我也不会忘记他的。”
　　“‘痴情女子忘情汉’，”母亲道，“难怪会有这样的说法。”
　　“妈，我忘不了啊！”她又大哭起来。
　　“哭吧，都哭出来，会好过些。”母亲十分理解她内心的痛苦，“妈，没办法，没办法啊！”
　　“妈，等他回来吧！”她痛不欲生地哭着道。
　　
　　“嘡——嘡——”徐徐的东南风隐隐地送来海关钟声，她习惯性地看了一下手腕的表，已是六点了。她靠近扶栏俯视了一下街上的行人，仍不见他的人影。太阳已下山，西天上浮着几片张牙舞爪的桔红色和桔黄色的火烧云。“他到底到哪里去了啊？”她心中焦急地想。
　　她又回到房里，批了几本作业后，母亲倒是回来了。比平时也晚了许多时间。
　　她听着母亲那熟悉的脚步声，在楼下走进了厨房，一会儿又走了出来，上楼来了。
　　“他还未来！”当母亲走进她房间门口时，她有点生硬地对母亲道。
　　“他不是说今天来的吗？”母亲好像心情不错地问她。
　　“我怎么知道？”她怨恨地回道。
　　“燕南，你今天怎么啦？”母亲略显不满地问。
　　“没有怎么。”她又生硬地回答道。
　　“你……”母亲用又生气、又委曲的眼光看着她。
　　“妈，你放心。”她伤心地道，“我会满足你的要求，会与他一刀两断！”她流泪了。
　　“怎么是满足我的要求？”母亲非常不满地道，“好像都是我在要你怎么样、怎么样的，他如果好好的不惹事情出来……”
　　“妈，你别说了！”她打断了母亲的话，又伤心地道，“他是被冤枉的，他在大家眼里，也属于‘根正苗红’，又正在被重用的时候，他为什么要反对社会？反对共产党？”
　　“谁也不能为谁打包票，你知道吗？”母亲突然强势地道，“你不知道的事，多着哩！”
　　“我是什么事也不知道！”她反唇相讥道，“你也不是一样？小老百姓知道的，也只是道听途说。”
　　“不要生气了，好吗？”母亲又一反常态道，“我也不要求你，一定要与他分手了。”
　　“妈！”她几乎惊叫起来，她怕母亲说错，又怕自己听错。
　　母亲这时却用一种古怪的眼神看着她，欲言而止。
　　“妈，你说你不反对我们好下去了，是不是这意思？你说呀，妈！”她焦急地问。
　　“我也不是这个意思。”母亲若有所思地道。
　　“那你是什么意思？”她心乱如麻地问。
　　“但也不是一点没这个意思。”母亲显得很为难地道。
　　“妈，你是在让我猜谜语吗？”她捉摸着母亲脸上平时不常有的表情，真觉得越来越糊涂了。
　　这时，母亲有点神秘兮兮地问她：“妈说句话，你要听吗？”
　　“你说呀！”她催促起显得吞吞吐吐的母亲。
　　母亲大概又想到了什么，叹了口气道：“许多事情的真相一旦显露，会令人大吃一惊的！”
　　“妈，”她终于想到母亲今天这么晚回来，一定是又去大她姐姐家了，便半是嘲讽、半是不满地道，“你又听到了什么重大内部消息了吗？你去过大姨妈家了，对不对？”
　　“去是去过，”母亲道，“为了莺南的事。”
　　“妈，你把鸿南弄到了部队，又想把莺南也弄进部队，我们家也要成‘部队之家’了。”她不以为然地道。
　　“怎么？”母亲指责道，“你们都算解决了，莺南就让她去，永远让她留在云南吗？”
　　“谁说过让她去？”她分辩道，“但爸也不想让他们都进部队的。”
　　“他真的关心过子女吗？”母亲显然对卫父很不满，接着道，“他又没有本事，只会反对这、反对那，这不许做，那不许做，好像世界上就他是最正宗、最正人君子似的！”
　　“妈，你不要这样说爸爸，好不好？”她恳求地对母亲道。
　　“我说他什么啦？他关心过你们这些子女吗？”母亲非常不满地道，“你不要以为你这次上来，都是偶然的。也是我托你姨妈，找人打过招呼的。”
　　“妈？”她很吃惊，又半信半疑地道，“我早知道就好了。”她把话说了一半，没有说下去。
　　“我也知道，”母亲道，“这是‘开后门’，你父亲也瞧不起我这个姐姐，但有什么办法呢？又有谁‘有路’不走的呢？”
　　她觉得母亲变化得太厉害了，早已不是过去心目中的那位高雅而不太谙世事的知识女性了，变得太讲实际、太俗不可难了。“妈，你还没告诉我，你在大姨妈家听到了什么呢？”
　　“听到什么？”母亲心事重重地道，“我没有说过听到什么。”
　　“不，”她一点不相信地道，“你一定听到了什么？是令人振奋，还是令人震惊的？”
　　“你要逼死我吗？”母亲的眼神更游移不定了。
　　“你一定瞒着我什么。”她道，“不然，你不会说不逼我了。”
　　“我从来没有逼过你。”母亲道，“我只不过都是在给你说道理。”
　　“都是在给我说道理？”她怨恨地看母亲问，眼睛又变红起来，含着泪道，“我不与你争了！不知他現在人在哪里？”
　　“下去吃晚饭吧。”母亲对她道，“我从‘凯司令’里带了西点回来，要是有鲜奶就好了。”凯司令是市里一家负有盛名的西歺店，但已改名为星火饮食店了，只有一些老顾客仍叫它“凯司令”。
　　“我不想吃，”她哪里有一点食欲。
　　“他不来，你就不吃饭了？”母亲责怪起她，又心疼地道，“下去，多少吃一点吧！”
　　“妈，我真不想吃。”她道。
　　“你总这样，叫人怎么放心？”母亲担忧地道，“你这个样，是不是真与他有过……”
　　“妈！”她又拼命摇头。
　　“你这个样子，叫我怎么忍心啊！”母亲仿佛自言自语地感叹。
　　这时，从海关钟楼又隐隐传来敲七点的钟声。
　　“他不会来了！”她忧心如焚地道，“他去了哪里呢？”
　　“他不会有事。”母亲安慰起她，“他又不是小孩子，他也许路上遇到了什么人，只顾着说话，忘记了时间。”
　　“妈，你以为人家都像你吗？”她问道。近两年来，母亲己好多次与人说话，结果把要做的事忘了。一次，母亲拎着篮子出门买菜，在路上遇到熟人说了半天话，拎着空篮子回来了。因为再去菜场的话，要误了上班。
　　母亲不好意思地道：“那他一定有更重要的事了。”
　　“他回到家里，还有什么重要的事？”她总认为，在农场里他可能会出事，回到家里就安全了。今天她是在上午接到他打来的传呼电话，说昨天已回到家了。当时通讯不大发达，很少有家庭电话的。几乎人手一机的移动电话，更是要到几十年后才问世。她也在接到他电话后，借用学校电话给父亲通报了他回来的消息。
　　“他以后可能不会有事了。”母亲为宽慰她，终于说出了想说而没说出的话，而她曾发誓不对任何人说的。母亲用一种极其低沉的语调对她道，“林，林……彪死了。”
　　“妈，你不要瞎说！”她惊恐地道，在当时犯这种所谓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领袖的罪名，有可能要被杀头的。
　　“我不瞎说，据说他要逃跑，飞机失事摔死了。”母亲这时有点兴奋地道。
　　她仍惊疑地看着母亲，心想也许是真的了，但又想怎么可能呢？多年来的宣传，使这位共和国元帅的光辉形象已深入人心：一是他是常胜将军，在毛泽东思想的武装下，他是战无不胜的战神。从率领八路军劲旅115师，取得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寇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战的士气。到统率四野（东北野战军），在东北战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然后率百万雄兵入关，像秋风扫落叶般，把数以百万计的国民党军队打得落花流水，长驱直入打到了海南的天涯海角，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二，他是经久考验的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和写进党章的接班人。自上井冈山起，他一直紧跟着毛主席，对外他横扫千军；对内，在历次路线斗争中，他始终坚定地站在毛主席一边，特别是在最后两次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前一次他因而取代了彭德怀元帅当了国防部长，后一次成为了副统帅和接班人。
　　“你要相信我说的，不会是假的。”母亲强调道。
　　她还不信似地看着母亲，然而过了一会，“哇”地放声大哭起来。
　　“你哭什么？”母亲不解地道，“像我们这种人家，应该笑也来不及。”
　　“妈，我也是高兴！”她抬眼看着母亲道，“社会又要发生大震荡，对吗？”她只是依稀地觉得，此件事要是真的，对千千万万的革命的虔诚者将是当头一棒，或是泼了一盆大冷水，社会心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可她不是先知先觉，她只想到此事对一些人的心理上，将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没想到后来有人竟会在正式听传达时，精神崩溃，当场就自杀的。甚至有人想一抢打死传达的人，认为此传达者是在诬蔑接班人。
　　“这次是会又有一大批人要倒台了！”母亲显然是在复述其姐或姐夫的话。
　　“我也想到了。”她心头轻松了许多道，“如果那些告发、整他的人也下去了，他就没事了！”
　　母亲看了看她，又忧心忡忡起来，对她道：“你先不要对任何人说……”
　　“我不会对人说的。”她向母亲保证地说。
　　“包括他，”母亲强调地道，“岑玉来。”
　　她点了点头：“妈，”她问，“我不需要与他分手了，对吗？”
　　“这……”母亲想了想道，“看怎么变化了。”母亲又不放心地道，“林的事，你一定先不要对他说！”
　　“嗯。”她点着头，心中更焦急地想：他去了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