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星期二上午，项东方在第一教学楼的阶梯教室上《西方哲学史》。这门课是除了英语他最喜欢的课。他喜欢的是课的内容，但他却不喜欢讲课的教授，这确实是个矛盾。自从他喜欢上了英语以后，他对所有西方的文化都爱不释手，视中国的东西为幼稚土气，他觉得西方哲学史反映了西方人心灵的发展史，掌握了它就把握了西方文明的精髓；因此，他花了很大的力气来学这门课，不仅认真地备课，仔细地阅读教授指定的参考书，而且，他还自觉地去捧读哲学家们的原著。然而，这一切并不能让他对这个授课的教授有多大的好感。
　　这是个六十多岁的老教授，身材臃肿、体态疲惫，喜欢穿一身深蓝色的中山装，他说话啰嗦，讲的课总是很拖沓。第一次上课的时候，项东方热情很高，就挑了个靠前的座位，可是没过多久，他就发现自己失策了。老教授呆板地站在讲台后面，讲话不仅鼻音很重，口齿含糊不清，更糟糕的是，他一开讲不到五分钟，两个嘴角就堆满了白沫，而且越积越多。项东方看得有点恶心，就把视线转向黑板，可是，这让他分心，不能专心听讲，又把视线转回到老教授的身上，但他不敢再看他的嘴。他的视线越过老教授的脸庞，停留在他的肩膀上，却又发现上面星星点点地散布着一些白色的头皮屑。他受不了了，干脆低下头，不再听课，拿出一本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翻看起来。
　　过了一阵，他抬起头，正好看到老教授拿起讲台上的搪瓷茶杯，打开盖子，喝了几口水，然后，掏出手帕擦了一把嘴。这让项东方稍稍地觉得舒服了一点点。但从此以后，他就学乖了，每次上课他都挑一个靠近后门的位置，这样不仅不必看到老先生的嘴巴，而且只要他觉得课讲得不好，就可以悄悄地从后门溜走，跑到图书馆去看书。
　　当天，项东方坐在后排座位上，心里打定主意，如果老先生讲得没有趣味，就要半路开溜。谁知老教授一开头就宣布，今天课的后半节要请一位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来演讲。为了要看一看这位名校教授，项东方耐住性子，一直等到老先生讲完。一位中年美国人踏进了教室，课堂上响起一片掌声。此人身材高挑，上穿一件花格子衬衣，下着一条蓝色牛仔裤，显得干练而潇洒。他在讲台后天花乱坠地侃侃而谈，讲到兴奋时干脆踱到讲台前面，一手插在裤兜，一手在半空比划着，好不自由洒脱。项东方被深深地吸引住了，没想到讲课也可以这样恣意纵横、自由挥洒，跟那个老教授比起来真有天渊之别。
　　这是项东方自上了这门课以来第二次没有逃的课。他刚步出教室，班长就从后面追上来，笑眯眯地说：“哎，项东方，等等！有个好差事给你。”
　　项东方转过身问；“什么好差事？不是叫我收作业吧？”
　　班长把他拉到一棵白果树下，才放心地说：“当然是好事，别人还轮不上呢！咱们系要来一个美国的进修生，要在校内住一年。系里让我们班找一个英语好的同学去陪住，我想来想去觉得你比较合适，就看你自己的意见如何。”
　　项东方听完皱了下眉头，他一时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跟一个素不相识的美国人住一年，他可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事。班长见他不答腔，又说：“留学生宿舍条件好，两个人住一个房间，比咱们强多了，你还可以跟他学英语，一举两得，搁谁不愿意呢？我是看你英语好，形象也不错，不会给咱班丢脸，才找你的。”
　　一听到可以学英语，项东方不再犹豫，马上就答应了。又谈了一会，班长最后交代他明天到系里去一趟，系主任有话要对他说。
　　第二天下午，项东方来到了哲学系。说来这还是入学以来他第一次到系里，上次上英语课迟到，他曾撞到这门边，但并没有进去。从那以后也没有什么事需要到系里办的，所以，虽然他经常在附近走来走去，但总是隔门不入。
　　哲学系位于静园四院，是一个精巧玲珑的三合院落，房间均为雕梁画栋的木制结构，古色古香、典雅美观，院前有一个古朴的灰顶红漆的门楼。项东方站在院门前，停住了脚步。那两扇朱红色的门给了他一种不祥的感觉，有意无意的让他联想到红色的棺材，尽管门楼四周和顶上爬满了生意盎然的紫藤和常青藤，但他还是止不住把这个院落和那些阴森森的古老寺庙联系起来。上次因为匆忙，他没有停留，所以没有这种感觉，可是，现在他幻想着推开这道门里面将会是一番什么的景象，他不能确定，因此，心中有些忐忑。
　　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西方文化的熏染，由于对不幸往事的重复回忆，突然有一天，项东方对学校里那些习以为常的红门红窗的楼宇产生了一种怪异的想法，他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会喜欢这种俗气甚至粗陋的颜色。红色在西方代表了鲜血和危险，而在中国却成为大喜的象征。他不能阻止自己去联想，每当看到这些大红大紫的东西，他自然就想到了家乡那个阴森恐怖的北帝庙，进而想到那些红色的棺材，然后，想到那些建筑背后遥远而昏暗酸腐的历史，他就会窒息得透不过气来。他一天天对那些东西厌倦了起来。
　　他轻轻地推开了那两扇沉重的木门，传来了一阵极不悦耳的“吱呀”声，他的心沉了一下。还好，院里面花木扶苏、春意盎然，种满了芍药和海棠。穿过庭院，来到办公室，还是红门红窗当头，又令他觉得郁闷。
　　系主任是个和蔼的老头，但他那满口的江南乡音听得项东方快要抓狂，好歹总算明白了他的意思。他说陪住是一个政治任务，不仅在生活和学习上要帮助客人，还要多长一只眼，不能让不利于国家的坏事发生。
　　主任的话让项东方觉得这好像事关重大，他有点忐忑。他从来没有接触过任何一个外国人，他的英文也没有好到能完全自如地与老外对话的程度。不过，主任也说了，那老美学过中文，双方沟通应该不成问题。过了几天，他搬到了留学生楼，条件确实是好太多了，同样大小的房间只住两个人，两张床，两张书桌，还有两个书架，显得很宽敞。一静下来，他就在心里想，这个美国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好不好相处？他好像一个旧时的新郎在盼望着没见过面的新娘似的，心里总是惴惴不安。他脑海不停地翻过电影里看过的美国人的形象，但始终想象不出那个人到底是怎么一副模样。
　　搬过来的第二天，他正在房间里看书，听到有人敲门，他站起来把门打开，一眼看到一个身材高大魁梧的老外。那老外身高恐怕有一米九左右，宽肩长腿，脸部轮廓鲜明，鼻子高挺，蓝色的眼睛大而深邃。面对着他，项东方的第一感觉就像是在百米短跑冲刺时突然遇上一堵高墙，登时就吓懵了，不知所措。他差点惊呼出声：天啊，世上竟有如此英俊伟岸的人！他从来就没有见过这么高大的人，更糟的是人家还那么的帅。站在他面前，项东方觉得有一种难以言传的压抑，他先是震惊，接着便是发呆，他忽然觉得此人的相貌很像拜伦。对方伸过来的手已经停在空中半天了，项东方仿佛梦中惊醒，犹豫着伸出手，无力地握了握人家的手。
　　“你好！我叫亚当。”亚当说的是中文，带有很重的美国口音。
　　“亚当？”
　　项东方又吓了一跳：好霸道的名字！他了解西方人的传统，他们喜欢以名人或伟人的名字来命名自己的子女，这与中国要避讳的传统完全相反，秦始皇出现两千年来谁见过第二个嬴政呢？天下还有人敢叫自己儿子李白的吗？项东方虽然从书本上了解西方人这种习俗，但当一个活生生的人站在自己面前，口口声声地自称是亚当，与那个被上帝创造出来的人类始祖同名，还是吓得不轻，愣了好一会才说出话来：
　　“你好！我是项东方。”他现在的普通话已经是字正腔圆，几乎没有了广东口音，也许这是他目前唯一的优势。
　　面对着陌生人，亚当也有几分矜持，何况项东方的表情也让他摸不着头脑，他犹豫着问：“可以进来吗？”
　　“噢，请进！”
　　项东方慢慢地恢复了平静，把亚当让进房间。一阵手忙脚乱把行李暂时安顿好后，项东方给亚当泡了一杯绿茶。亚当也很客气，拿出一包速溶咖啡要项东方尝尝。项东方从来没有喝过咖啡，只是在书本和电影上看到过，好像是西方上流社会的东西，是高尚的象征。他知道一些西方名流的轶事，比如巴尔扎克每天要喝五十杯咖啡，伏尔泰少一点，就四十杯；而英国诗人蒲柏更奇怪，别人午夜都睡觉了，他却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喝咖啡。项东方觉得，能让这些名人如此喜欢的一定是好东西，每次在书中看到人家喝咖啡就很羡慕，所以，他对咖啡充满了期待。亚当把泡好的那杯咖啡递过来，项东方就嗅到一股浓郁的香味，像是一种炒栗子的味道。他轻轻嘬了一口，有点苦味，然后就有一种回甘轉甜的口感，他马上就喜欢上了，于是就对亚当说好喝。
　　亚当见他喜欢，很高兴，就打开了话匣子。他说这是速溶的咖啡，在家的时候是不会喝的，平常喝的都是自己用咖啡豆磨的咖啡，味道更加浓郁和纯正。他知道中国人不喝咖啡，担心买不到，所以就带来了许多速溶的。他说这些并没有什么炫耀的成分，只是很自然的流露。
　　项东方很好奇地问他为什么会来中国，他就兴奋地侃侃而谈起来，说到兴奋处便会手舞足蹈、眉飞色舞，有时候中文表达不出来，他就中英文并用。他说他对中国的兴趣完全是因为一次偶然的事件。小时候与家人到旧金山旅游，正好碰上中国农历新年，在唐人街看到了盛大的春节游行。那时节，到处都披红挂绿张灯结彩，锣鼓喧天鞭炮轰鸣，生动活泼的舞狮舞龙扣人心弦。美国人喜欢安静，很少会碰到这样热闹的场面，那种异国情调一下子就引起了他的兴趣。从那以后，他就开始学中文，发誓一定要到中国来看看。
　　亚当的热情感染了项东方，两个人继续聊着。亚当说，当天他在唐人街听到很多人双手抱拳，然后说“KungHeiFatChoi”，他觉得很好玩就记住了发音，但始终不明白什么意思。后来上了中文学校，去问老师，老师是个台湾人，听了半天都不懂他说什么，所以他一直就带着这个疑问，百思不得其解。项东方听到那句话觉得有点耳熟，就叫他重复，亚当又说了几遍，虽然他的口音有点怪怪的，但项东方语言天赋不错，终于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
　　于是，他笑着对亚当说那是一句广东话，说的是“恭喜发财”，是新年的祝福语。亚当恍然大悟，笑着问你怎么知道的，我的中文老师居然都不懂。项东方说因为我是广东人啊，你老师是台湾人，她不一定懂广东话的，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有很多方言，彼此都不能沟通。亚当感叹说太神奇了，原来以为学会普通话走遍中国都没问题，看来我也得学广东话了。项东方说这倒未必，倒是你学会广东话走遍美国都不怕呢。亚当眨眨眼说不明白。项东方说在美国的中国人多数都讲广东话，你去纽约旧金山和洛杉矶的唐人街，只要会广东话点餐购物就畅行无阻。亚当就说那看来我应该跟你学广东话了。项东方说免了吧，连我自己都要好好学普通话呢。两个人呵呵大笑。
　　说着就说到了彼此的家乡，项东方好像不太愿意提及自己的故乡，只是一笔带过，而亚当则极力赞美自己的城市。他说他的家在西雅图，那里风光明媚气候温润，除了冬季多雨外都很宜人，那里有世界最大的波音飞机制造公司，还有名闻全球的星巴克咖啡。他拿出一本精美的相册给项东方看，里面都是些五寸的彩色照片，项东方第一次看到彩色照片，非常的震撼。他看到了一栋栋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蔚蓝色海湾上停泊的豪华游艇，站在城里可以远眺的雷尼尔火山。最令他震惊的是亚当的家。它坐落在一条绿树成荫、花团锦簇的小街上，前后左右全是些单层或两层的别墅，门前无一例外地有着一片修剪整齐的草坪，还有各式各样的鲜花和果树。亚当家门前的车道上停着两部私家车，还有一艘架在拖车上罩着帆布的小游艇。
　　项东方一面翻着相册，嘴上一面不停地赞叹，心里却像翻江倒海般地犯酸，亚当则滔滔不绝地向他讲解。他说他家里有四个房间，三个浴室，两个车位的车房，客厅和厨房铺的是樱桃木地板，卧室则是纯羊毛地毯。说到浴室，项东方突然起了好奇心，问亚当美国人是怎么洗澡的，因为他记得在家时洗澡可是一件麻烦事，首先你要烧一锅热水，把热水倒进水桶里，然后兑上凉水，就在厨房里用毛巾慢慢地洗。夏天还好办，要是冬天就惨了，非得速战速决，否则非冻坏不可。亚当说洗澡简单得很，打开水龙头就有热水，然后躺在浴缸里慢慢地洗。
　　这让项东方有点惊讶。不过还好，前一阵子他去过同学黄毓民的家，黄毓民的父亲是部长，住在木樨地的部长楼，他们家也有一个浴缸，但较小，好像躺不下去，只能坐着洗。而且，他们的房子是在一栋公寓楼里，装修简单，也没有地毯或者地板。
　　项东方心里生出许多感慨来，他想，亚当家一定是什么资本家之类的有钱人。于是，他就半开玩笑地问亚当：你们家一定是美国上流社会的吧？亚当连连摆手笑道：不不，我们家只是一般的中产阶级，父亲也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学教授而已。亚当接着说家里有三部汽车，这让项东方张口结舌，半天说不出话来。他记得家乡整个县加起来也就二三十部车，除了几部破旧的长途客车外，就是解放牌或者苏式的嘎斯卡车。
　　这下项东方心里无法再平静了。他翻到另一页，见到一部黄色的小车，亚当说那是福特的野马牌跑车。那跑车方头方脑的，连座位都是黄色的，车头盖上有两个突出的口，看起来像是两只瞪大的眼睛，这让项东方联想到一只正欲跳起来的纤细修长的青蛙。看到这张照片，亚当的脸上现出了一丝惋惜的表情，说这是他的第一部汽车，那时他才十六岁。刚学会开车没几天就载着女朋友到海边去兜风。有一次参加了同学的一个派对，喝得醉醺醺的，把车子撞到路边一棵枫树上，车子就报废了，好在人没事，但是他很怀念这部车子，就像怀念自己第一个女朋友那样。
　　项东方想起了自己的十六岁，那年他和三十九个知青一起坐上一辆解放牌大卡车，车子行驶在颠簸不平的沙土路上，把人的胆汁都快要颠出来了。几个小时候后到了农场，开始了多年艰苦的农村生活，最后差点没把小命丢在大海上。亚当的话让他怀疑自己在听一个天堂归来者描述天上的奇遇：世上怎么会有这么美丽的地方？天下竟有人过着如此富足的生活？这难道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间天堂吗？一瞬间在他心中有许多信念被颠覆了：原来美国人并没有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是活得自由自在有滋有味；原来我们自己骗了自己几十年，却天天打肿脸子充胖子；原来我们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理想竟不过是天边虚幻的彩虹。
　　那天晚上，项东方失眠了，当天他所受到的精神打击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得多。从第一眼见到亚当，他那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对自己形象的自信心顷刻之间就土崩瓦解了，犹如一条匆匆垒起的土坝被一阵突如其来的洪水冲垮了那样。面对着亚当挺拔健壮的身体，他忽然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没有发育成熟的孩子，感到十分的自惭形愧。看着亚当英俊帅气的脸，他愈发觉得自己的丑陋。他恨自己的鼻子不够高，在黑夜里听着对面床上传来的亚当旁若无人的鼾声，他狠狠地捏着自己的鼻子，恨不得把它扯得更高。
　　
　　更糟糕的是，他的自卑不仅仅限于自身，而是扩及到了整个国家和民族，他为中国的贫穷落后，为中国人的愚昧无知感到自卑。他睁着眼睛望着天花板，心里充满了怨恨。他自己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自卑不仅表现在物质层面上，也深入到了精神层次，到了骨髓里面，甚至积淀到了灵魂深处。跟亚当在一起，他时常会自惭形秽，感到自卑。他不知道，就在百多年前这样的西方人在国人眼里依然是些不堪入目的蛮夷，丑陋自不必说，腿还不会弯曲下跪。其实，凭心而论，几千年来西方人的体貌特征并没有什么改变，改变的只是中国人的心态，是自己看自己、看别人时的态度，当自己觉得自己丑陋时，自然就反照出对方的高大漂亮，民族自信心失落的同时，连审美的标准也发生了逆转。这也怪不得项东方本人。
　　过了一段时间，初来的兴奋过去后，亚当开始抱怨中国了。一天，他从外面回来，才讲了几句话，他就不满地说，中国生活太贫乏单调，走在街上全是潮水一般的自行车；不分男女老少都穿着清一色的衣服，就像一片蓝色的海洋，自己走到哪里都被人看猴子似的围观，人们没礼貌，随地吐痰，到处都是脏乱差的景象。项东方对此只能无言以对，学亚当那样耸耸肩，然后默默地生闷气。
　　有一天，项东方带亚当去参观故宫。游人并不多，走了半天，来到御花园前面，见很多人往回走，有的人还骂骂咧咧的。一个戴红袖章的中年男人见到亚当，便点头哈腰地把他让进门，项东方跟着要进去，却被这个人拦住了。他伸出一只手挡住项东方，粗暴地说：“你不能进去！”
　　项东方愣了一下，问：“为什么？”
　　“你没看见哪个牌子吗？”那人极不耐烦地指着旁边一个告示牌说。
　　项东方侧过头一看，果然牌子上写着：“接上级通知，御花园目前只接待外宾，国内游客暂时免进。”
　　项东方指着亚当说我是跟他一起来的，让我进去吧？那人态度生硬地说不行，除非你能证明你是外国人。项东方涨红了脸，一时不知该做什么，心里却想到了旧时候上海滩上挂着的牌子“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登时感到无比的愤慨。
　　好在亚当比较善解人意，他见项东方进不去，自己也溜了出来，说不看了，回去吧。他摊着手说不了理解为什么会这样。项东方苦笑着说，他们狗眼看人低。亚当更像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地问，你是说他们长着狗眼？弄得项东方哭笑不得。
　　因为嫌生活单调，亚当经常在外面过夜，泡女人。回来后总是一面大赞中国姑娘性感，一面又说中国女人太主动、吃不消，搞得项东方心里又恼又恨的。一天下午，亚当带回来一个丑女人：黄黄的皮肤，扁平脸，塌鼻子大嘴巴；最难看的是一双细细的眯缝眼，眼尾上吊，眼皮浮肿，一副没睡醒的样子。跟项东方打过招呼以后，两个人就旁若无人地搂搂抱抱、卿卿我我起来。项东方看着恶心，无奈地离开房间，到外面找人打球去了。
　　等他打完球回来，那女人也走了。亚当见项东方识趣，大加赞扬，还为他泡了一杯咖啡。近来，他已经在友谊商店买到了咖啡，不再担心没得喝了，因此也更为大方了一点。项东方平常对亚当总是毕恭毕敬、客客气气的，这次实在是忍不住了，喝完咖啡，他就小心翼翼地对亚当说：
　　“亚当，你要泡妞，好歹也得找个漂亮的吧？”
　　亚当耸耸肩不以为然地说：“这个就很好呀，典型的东方美，特别是笑起来整个人都在发光！”
　　这让项东方笑得直不起腰来。
　　亚当却严肃地说：“这就是东西方不同的审美观的区别，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家伙居然还懂这句成语。
　　项东方毫不犹豫地答道：“对，你说对了！这是我拒绝西方审美观的最后一个堡垒，我可以接受你们那种‘个体优先，集体靠后’的价值观，但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觉得她美！”
　　“也许有一天你会改变看法的。天知道？”
　　“我倒宁愿那一天永远不会来！”
　　“让时间来说话吧。哈哈哈！”
　　“咱们走着瞧！”
　　自那以后，亚当就更加得寸进尺了，隔三差五就带些不三不四的女人回来鬼混。项东方避之唯恐不及，白天都不愿呆在房里，要么去图书馆看书，要么去打球。
　　一天，项东方和亚当去上《中国哲学史》课。其实，他并不喜欢这门课，他觉得凡是中国的东西都太肤浅迂腐，在他的意识里中国根本就没有哲学，与西方哲学比较起来，中国并没有研究宇宙本源的本体论，没有探讨世界本质的形而上学，没有分析人类知识的认识论，有的充其量也就是讨论人伦关系和道德的伦理学，加上一点讲求实用的政治思想。对他来说，上这门课只有两个理由，第一，它是必修的，他总得点个卯露个脸；第二，亚当非常喜欢中国哲学，时常拉着他一起来，为了不扫亚当的兴，他只好勉为其难地奉陪着。
　　课间休息时，许多同学跑来跟亚当搭讪。大家开始谈了一会中国哲学，亚当就得意洋洋地大谈他的泡妞经。说中国女人确实很漂亮，不过就是太贱了，总像灯蛾扑火一样自动来献身。几个同学当时就跟他辩论起来，说她们只是好奇，想尝尝异国情调的滋味，或者有点崇洋媚外，想傍个老外好出国。项东方更是气得有两天没跟他说话。
　　当然，除了喜欢泡妞和嘴贱这两个毛病以外，亚当其实人还是不错的。项东方本来语言天赋就好，现在他的普通话已经说得很溜了，几乎没有了广东口音，一般人都听不出来。在亚当的帮助下，他的英语更是突飞猛进；尤其是口语，他很快就学到了一口标准的美国口音，甚至比那些英文系的学生还要地道。亚当还像一个移动的图书馆那样，为项东方带来了许多新进的西方学术思想，介绍了不少哲学、文学、历史、政治学和心理学等等流派。他还不时地带来一些国外的杂志报刊，包括《争鸣》和《七十年代》等香港杂志。总之，亚当一方面成了项东方的知识宝库，里面有取之不尽的宝藏；另一方面又像是一面代表了西方的镜子，映照出项东方身上和心里的丑陋贫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