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经过两夜三天的旅行，火车到达了北京站。刚一踏出站台，项东方就在心里对自己说：北京，我来了！我要看看你到底只是我路过的一个中途驿站，还是我最终的归宿？
　　他乘着学校来接新生的车从南大门进入北大，一看到大门牌坊上刻着的四个苍劲有力的金字——北京大学，他就激动不已。他知道这是毛泽东的手书，只字千金。
　　进了大门，车子经过一条笔直的林荫大道，两旁长满了国槐，树冠交织重合在一起，构成一条绿色的长廊。不一会，车子就来到了大饭厅。这是个外表很不起眼的建筑，灰墙黛瓦，普通而陈旧，里面可以容纳几百人同时进餐。饭厅里面靠西边有一个舞台，必要时这里可以变成一个礼堂，容纳上千人在里面开会。你别小瞧这栋不起眼的建筑，说起历史它可是大有来头呢。当年北大校长马寅初就是在里面的讲台上发表了有名的《新人口论》，从而轰动全国，后来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就是由此而来的。大饭厅东面那堵灰墙，当年曾贴出全国第一张大字报，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烈火。
　　大饭厅外面有一片柿子林，稀稀落落地长了一些不高的柿子树，时值金秋十月，树上的柿子都已变成了橙黄色。在柿子林周围排开一长溜的帐篷，那是各系准备的新生报到处。项东方下了车，随着人流走向那一排帐篷。他肩上挑着一个皮箱和一个装被子的被袋，走得有点艰难。等他看到了哲学系的牌子，心里就犯了难，心想人这么多怎么挤进去呢？正犹豫间，忽然看见旁边柿子树下站着一个矮个子老头，手里推着一辆单车，正立在一边看热闹。那老头鹤发童颜，气质文雅，身穿一套深蓝中山装，脚蹬一双黑布鞋。项东方没工夫细看他，但直觉得他一定是个好人，于是停下来问道：“同志，能不能帮我看一下行李，我报完到马上就回来？”
　　老头很温和地笑了笑，说：“没问题，你去吧！”
　　项东方撂下行李，径直奔向哲学系的摊位，二十分钟后，他已经拿到了学生证、借书证和饭票，兴冲冲地跑回老头的身边，向老头道谢。他这时才注意到老头的脸很瘦，颧骨高耸，两颊低陷，眼窝很深，眼睛炯炯有神。他本想再跟老头多聊几句，却被一个声音从后面给叫住了：“哎，同学！你是哲学系新生吧？”
　　项东方一回头，见一个身材不高的男生不紧不慢地走过来，便冲他点了一下头，说：“是的，你是……”
　　两个人面对面站着，那人没说话脸先红了。他的眼有点突，戴着一副白边的深度近视眼镜，脸上长着些青春痘。他看了一下项东方，然后慢条斯理地说：“跟你一样，也是新生，不过，比你早到一天。”
　　项东方依然很兴奋，脱口问道：“你从哪里来？”
　　“哦，我家在北京。”他依然不急不忙地说，“系里通知北京的同学早到一天，好帮助外地的同学。”
　　“是这样啊！”
　　“走吧！咱们住38楼，我带你去。”
　　“好！”
　　项东方忽然觉得这个人挺有意思的，斯斯文文、不温不火，甚至还有点儿迂腐，像个小老头。两个人边走边聊，穿过几排宿舍楼。项东方知道了他叫肖福之，二十出头的年龄，原来还是同房。
　　38楼是一栋俄式的筒子楼，楼中间有一条黑乎乎的走廊，两边都是房间。他们爬上三楼，穿过灯光暗淡的楼道，摸到了326房间，肖福之打开门说到了。进门一看，里面摆了四张铁架床，床的中间搁着两张方形的大桌子，每张桌子有四个抽屉。整个房间塞得满满当当的，要走到里面还得侧着身子。项东方一下子看明白了，这小小的房间竟要住下八个人，真是够挤的。
　　四个下铺好像都被人占领了，项东方只好选了个靠窗的上铺。放好行李，肖福之问你还没吃饭吧？项东方这才想起，自己真的是从昨天晚饭后一点东西都没吃过，因为一路来都很兴奋，竟然忘了肚子饿了。肖福之说学一食堂就在宿舍后面，很近的。说完，他又突然问：“对了，你带饭兜了没有？”
　　项东方愣住了，他还真的忘了这茬了。他什么都带来了，就是没有记得要带吃饭的家伙，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还需要这东西。肖福之见他这样，就说如果没有，你可以先用我的。说罢，从门边的书架上取下一个用毛巾缝起来的布袋，从里面掏出一个浅绿色的搪瓷饭盘，递给项东方。
　　那饭盘还很新，大概是最近才买的。项东方看着还是有点不好意思，他可从来都没有用过别人的碗来吃饭，心里总有点别扭。肖福之看他有点犹豫，笑笑说：“食堂不提供饭碗，先用吧。”
　　项东方拿了碗，就独自下楼，走进了楼后面的学一食堂。吃饭时间已经过了，里面并没有多少人，只有一个窗口还开着，有几个学生稀稀拉拉地排着队。项东方先去水槽那里洗洗碗，然后站到队伍里面去。卖饭的是个块头挺大的小伙子，墩墩实实的模样，身穿白大褂，歪戴着一顶厨师帽，每见一个人近前就操着浓重的北京话招呼道：“你，来点什么？”其实，里面除了窝头、馒头和玉米糊什么也没有，玉米糊每人都会给一大勺的，可选的只有窝头和馒头。项东方没吃过窝头，不过倒听说不好吃，粗糙难下咽，因此打定主意要馒头。轮到他时，那伙计机械地问道：“哥们，你来点什么？”
　　项东方递上饭票和饭兜，说：“我要慢头！”
　　项东方虽然聪明，但他其实基本上没有正式地学过普通话，他的普通话主要是从电影和广播上学来的，有好多词和用语他可是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特别是一些生活用语，因此他把“馒头”说成了“慢头”。
　　那伙计开始没反应过来，愣了一下，突然明白了：“啊？我们这没慢头，块头倒是有，你要不要？”
　　他一面说一面嘻皮笑脸地拍着胸脯，后面排队的人都嘻嘻哈哈地笑了。项东方很困窘，不知道该说什么，默默地拿过馒头和玉米糊，转身走了。那伙计还在他身后大声地说：“小伙子，好好学普通话，要么就甭上北大！”
　　背后传来一阵嬉笑声，项东方突然感到羞愧万分，恨不得赶快消失到空气中。他胡乱地吃着干巴巴的馒头，心里很不是滋味。也难怪自己从一个小地方来到首都，确实有很多东西要学。他想起了小学刚开始学拼音的时候，自己得了哮喘病住了院，等自己出了院，人家拼音也学完了，从此就再也没机会学，所以普通话总是半桶水的水平。
　　吃过这顿淡而无味的饭，回到宿舍，里面多了两个人。一个看起来三十出头，戴一副黑框眼镜，有种见过世面的样子；另一个个子不高，圆头圆脑，脸颊旁还有一对小酒窝，十七八岁模样，一看就是刚毕业的中学生。几个人正聊着天，项东方推门进来，年纪大的那位就站起来自我介绍说他叫谭志高，是云南来的北京知青。年轻那位也介绍说自己叫陆德彪，是福建人，果然是刚毕业的高中生。大家聊了一阵，项东方刚才还有点郁闷的心情慢慢就放开了。陆德彪说：早就仰慕北大的名气，今天终于进来了，真该去走走，看看北大长什么样。
　　谭志高说：“你还甭说，我家就在西苑，每次进城都要经过北大，可我今天还是第一次进来。”
　　肖福之说他家就在北大，校内校外再熟悉不过，于是便自告奋勇地领着大家上了路。他们边走边聊，路过一条长满银杏树的小道，树上的叶子都变成了金黄色，地上也铺陈着一些落叶。这条路走到一堵矮墙前转了个弯，矮墙后面是一个很大的园子。肖福之说这里就是有名的燕南园。
　　一行人穿过一个小门，步入园内，只见林木苍翠、松竹挺立，巨树参天、芳草萋萋，几条清幽小径旁，错落有致地分布着大小十几栋中西合璧的别墅，多为两层小楼的青砖灰瓦建筑，还有中式的红门朱窗，附带一个精巧的小花园。
　　右边出现一座小楼，院内院外绿意盎然，一架四处攀援的紫藤，把整堵院墙变成了一件由叶片织成的蓑衣；阶前檐下、甬道两侧，娇柔的玉簪花开得如霜似雪般灿烂；屋角独立着一丛纤细苗条的翠竹，迎着初秋的微风簌簌轻摇，一副超凡脱俗的姿态；更有三株四季常青的油松，伸展着屈曲盘旋的虬枝，迤斜着婆娑的绿叶，把阳光揉碎成一地跳跃闪动的亮斑。
　　肖福之指着这栋小楼说，这就是咱们系著名哲学家冯友兰的寓所。冯先生早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后来以一本《中国哲学史》名震学界，他以独到的视野来阐发中国古典哲学，可谓独树一帜；只可惜在文革中被迫参加“梁效”班子，成了一个污点。
　　没走几步，又见左边一栋小楼，院墙边遍种冬青树，院墙上爬满了青翠的爬墙虎。肖福之说这是原校长马寅初的旧宅。
　　沿着小路往前，肖福之不时指指点点，经过一个右转弯，他指向右面两栋小楼说，远一点的那栋住的是经济学家陈岱孙，近的那栋住的是物理学家周培源。肖福之的博学多闻让项东方自愧不如，心中不免有点羞愧，肖福之说的几个名人自己都闻所未闻，不过，这个周培源他还是略知一二的，他记得在招生简章上说他就是现任的校长。
　　肖福之说周培源是中国人里面唯一听过爱因斯坦课的人，当年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跟随爱因斯坦研究广义相对论，是中国物理学界当之无愧的泰斗，也是世界公认的流体力学“四巨头”之一，两弹一星的元勋几乎十有八九是他的门生。
　　再走几步，左边一间是语言学家王力的居所。往前走了一段路，来到燕南园的西北角，迎面遇上两个大石碑。这两个石碑分立在路两旁，碑的底座是一个巨大的石龟趺，碑头上有精美的盘龙石刻，下面隽刻着“万古流芳”的字样和碑文。
　　大家聚拢过去细看，肖福之介绍说这是花神庙碑，据说它们原来竖立于圆明园花神庙旁，1860年圆明园毁于英法联军的大火，这两块石碑辗转流落到了此地。这花神庙碑猛然一看，真有一种历史沧桑之感，大家纷纷赞叹不已。一抬头又见一栋两层小楼屹立身旁。院门前有一棵歪斜的国槐树，围墙上盘缠着茂密的常青藤。肖福之说起了一段典故，原来这曾是著名社会学家吴文藻和号称“文坛祖母”的作家冰心的故居。
　　当年冰心从美国留学回来，被母校燕京大学聘为国文系助教。几年后，吴文藻也学成归来，并被清华、燕大聘为教师，没多久两人结婚，当时燕大校长司徒雷登担任证婚人，并把这栋小楼分给这对新婚夫妇居住。爱美的冰心在院子里亲手载下许多丁香、紫藤、红月季、白玫瑰，一时间满园春色美不胜收，让这里的一切都浸透了京派文人温雅闲适的生活意趣。正是在这里，她写下了《往事》、《南归》等作品。他们在此一住十年，只是好景不长。抗战时期冰心夫妇流落他方，这栋小楼被日本宪兵占领，吴文藻的书房竟成了拷问教授们的审讯室。待至抗战胜利回来一看，花与树早已香消玉殒，小楼也已面目全非，伤心的他们从此再也没有踏进过小楼。后来，美学家祝广乾住进了这个小院。
　　他们路过时，看见一个瘦小的老头正坐在门廊下，好奇地打量着他们，项东方觉得这个人有点眼熟，但一时想不起来。
　　肖福之一路上滔滔不绝地说过不停，等他刚一停顿，谭志高就打趣地说道：“哎，肖福之，看你年纪不大，知道的倒挺多，真像一个老夫子！”
　　陆德彪也凑趣道；“人家年纪比你还小，叫老夫子不合适，还是叫小夫子的好！”
　　项东方虽然才认识肖福之一天，已经感到他确实学识渊博，但却有点迂腐，那种劲头不是他这个年龄的人应该有的，于是，就附和着说：“对呀，人家的名字本来就叫小夫子嘛！”
　　谭志高说：“也是哦，肖福之，小夫子，那我们以后就叫他小夫子吧!”
　　几个人哈哈大笑，肖福之并不气恼，只是羞红了脸说：“你们这些人哪，真够贫的！”
　　燕南园不大，但十几栋小楼住过的个个都是冠绝中华的学界耆宿硕儒，都是各自领域里顶尖的大师、学科典基人或创建人，每个小院都曾发生过很多有趣的奇闻轶事，折射出时代的光彩。燕南园，是北大当之无愧的象征，是一个民族值得珍惜的精神家园，代表着北大的精华所在，像燕南园这样因名家荟萃而闻名于世的，实属少见、罕有其匹。世界上有无数著名的高等学府，论历史的久远，北大也许比不上牛津、剑桥，论学术影响，北大也许难匹敌于哈佛、耶鲁，然而，北大的精神魅力及其对国家民族的深远影响，在世界教育史上，恐怕都是独树一帜的。
　　漫步于这个静谧安详的小园，刚从边陲小镇来到京城的项东方真的大开了眼界，相当震撼，感触很深，仿佛被大师们的气息熏染，感受到了一种神圣的精神氛围和浓厚的文化气息，不禁为北大感到骄傲，同时也为自己有幸成为其中一员而自豪。走过那些传说中的人物所走过的路，项东方内心涌起一阵崇高而又澎湃的激情。小夫子说：五十年代曾有一位北大学生发出豪言：奋斗二十年，住进燕南园。不料，此人后来因此话被划为右派。这句话却在项东方内心里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既然进了北大就要做个出类拔萃的人，不枉此生！
　　出了燕南园，没走几步就迎面碰上了一个庄严巍峨的大楼。小夫子说这就是图书馆。项东方从招生简章上知道，北大图书馆当时藏书三百多万册，是仅次于北京图书馆的全国第二大图书馆。几个人怀着崇敬和兴奋的心情，走进图书馆，到处逛了一圈，想到自己以后每天都要在此看书阅读，心里无不洋溢着一种幸福的感觉。出了图书馆，他们又走到西门，从哪两个华表中间穿过，然后，绕着风景如画的未名湖走了一圈。匆匆地一圈走下来，看到这个比公园还要漂亮的校园，项东方马上就爱上了这个学校。
　　当天晚上，宿舍里人都聚齐了，八个人来自天南地北，年龄参差不齐，有刚毕业的高中生，有像项东方这样下过几年乡、或者当过几年工人的，有还穿着军装的现役军人，还有已为人父的中年人。这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为奇特的一群大学生，他们不仅聪明好学、成绩突出，许多人都是各省的高考尖子；而且普遍都具有底层生存的经历，成熟练达生活阅历丰富，亲眼目睹了天翻地覆的社会转变，并痛入骨髓地反思过那些曾经深信不疑的神圣教条。
　　在一阵南腔北调、乱哄哄的寒暄过后，大家开始慢慢地熟悉了，有的人坐在床沿，有的躺在床上，还有的就站在旁边，天南海北地海聊起来。大家的普通话基本上还是可以的，但还是喜欢拿各自的地方口音来开玩笑。
　　李鸣宇来自四川，中等身材，皮肤很白，他身上最大的特征就是一张嘴唇薄薄的小嘴，一看就是个话多的人。他父母都是大学教授，他上的是英语中学，是当年四川的文科状元，身上有一股说不出的傲气。他一开口就说川菜最毫（好）吃，苏杰反驳说川菜除了麻就是辣。李鸣宇振振有词道：“看来你没吃过水煮白菜吧？那才叫一个宣（鲜）呐！还是国宴的必备菜呢！”
　　“到底有多宣？你该不是说玄吧？”苏杰不客气地问道，他是武汉人，湖北省文科高考第三名。
　　“反正就比你们武汉的热干面要宣。”
　　福建人陆德彪插话道：“你们四川湖北的菜都是一个辣，还是我们胡见的胡（佛）跳墙味道鲜。”
　　谭志高模仿陆德彪说：“对，你们胡见伦厉害。哎，我问你，你们胡见伦吃饭怎么说？”
　　陆德彪有点扭捏地说：“吃饭就是‘呷奔’啦。”
　　“我怎么听起来有点像‘驾崩’呢？”黄毓民笑了起来，其他人也跟着一起笑。黄毓民是北京人，算是屋里的老大哥，是个退伍军人，成熟而稳重。他等大家笑完，又继续说，“我听说过一个故事，说的是为什么福建人中从来就没有人当过太监的事。”
　　大家一下子来了兴趣，忙催他快讲。黄毓民就一板一眼地讲道：唐朝时确实有一个福建人当上了太监。他第一天上班就伺候皇上吃饭，满满一桌菜摆好后，一切准备就绪，皇上入了座。正要大快朵颐之际，福建人在一旁殷勤地招呼道：“皇上，呷奔！”皇上一听脸色大变，好端端地吃个饭，你竟敢叫我驾崩，简直岂有此理！于是立刻下令推出去斩首，并下旨道从今以后福建人一律不得录用。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一个福建人当过太监。
　　所有的人一齐哈哈大笑。陆德彪是个应届生，在这一群见过世面、富有经验的人中间简直就是个小毛孩，显得有点幼稚，他的历史知识大概都是从教科书上得来的，可是他又爱说话，他终于可以在笑声过后插上话了：“我觉得吧，古代的首都都在北方，南方大部分都是南蛮之地，南方人肯定没机会上京当太监的。”
　　“哎，你这就不对了。”项东方的历史知识大多也是从课本上学来的，但好歹野史传奇之类还是听过一些的，他知道唐朝太监高力士给李白挽靴的故事，于是他就反驳道，“难道你没听说过高力士的故事吗？高力士就是广东人吧？”
　　陆德彪讶异地问：“是吗，有这等事？”
　　“是地。他说的没错！”饱读古书的小夫子抢着答道。他有一个习惯，就是当他要强调一个东西时，他会把“的”故意说成‘地’，而且发音非常清楚。他振振有辞地说道，“当年给杨贵妃送荔枝的就是高力士，哪个高力士就是广东高州人。”
　　“听说广东人都不说普通话，那高力士怎么能听懂？”陆德彪还死撑着。
　　“据说，我是说据说，唐朝人说的话接近于广东话。”小夫子言之凿凿地说。
　　“太夸张了吧？广东话跟普通话一点都不沾边，唐朝人怎么可能说广东话！”李鸣宇很不以为然。
　　小夫子躺在床上，双手枕在头下面，他说话时旁人好像能感觉他在摇头晃脑：“据考证，确实是这样地。秦始皇统一东方六国后，派赵佗率50万大军开拓当时的南越地区，那50万军队后来就与当地的越人通婚融合，他们讲的是中原当时的‘雅言’，也就是当时的国语。后来，历朝历代都有北方人到岭南避难。‘雅言’与当地土语结合就成了今天的粤语。中原地区因为连年战乱，与北方胡人混血，语言也受了影响，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普通话早就不是古人的语言，而岭南地区由于远离中原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古代的音韵得以保留下来。”
　　“说得不错，不愧是咱们的小夫子！”谭志高笑道。
　　但李鸣宇显然不服气，抬杠道：“你说了这么多，到底有什么证据吗？”
　　“这个、这个……”小夫子被呛，一焦急口头禅就出来了，顿了一下才说，“这个嘛，证据当然是有地。比如说《切韵》是我国最早的一部音韵学著作，它成书于隋朝初年，所記录的就是南朝时期读书人的音系，也就是晚期雅言的音系。用《切韵》音系跟今天汉语七大方言进行对照，可以看出，保存这个音系最多最完整的就是粵语。再比如宋朝出版的《广韵》，里面记录的音韵与广东话就能够契合，而与普通话就差得十万八千里。嗯，还有你用广东话来念唐诗就比普通话押韵得多，也好听得多。”
　　“真的吗？我一个老广怎么都不知道？”项东方既惊讶又感到有点羞愧。
　　“项东方，要么你来朗诵一首唐诗看看。”章崇智提议道。章崇智来自河南，身材高大，胖乎乎的，一脸的憨厚。
　　项东方突然感到有点不好意思，推辞说：“不行、不行，本人才疏学浅，不敢露丑。”
　　大家起哄道：“就来一首吧，看看小夫子说的有没有道理。”
　　项东方看躲不过，只好说：“行，来哪一首？”
　　小夫子说：“来点简单的吧，就来王之涣那首《登鹳雀楼》。”
　　于是，项东方用粤语念了一遍：“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在一班不懂粤语的人面前朗诵，项东方开始时还真有点不习惯，觉得怪怪的，不过，他还是煞有介事地把它念完了。有几个人说听不懂，要他再来一遍。他又重新念完了，大家觉得确实有点不同的韵味，铿锵有力抑扬顿挫的。有人说：虽然听不懂，但是还挺好听的。
　　 小夫子得意地说；“虽然我不懂粤语，不过，我能听出诗里面第二句和第四句结尾的字都是押韵的，‘流’、和‘楼’都押一个韵，而用普通话来念就不可能押韵。”
　　项东方不由得佩服小夫子的博学，看来身边高人真是不少。于是他说：“你说得对，其实，‘流’、和‘楼’在广东话里面是同音字，只是调子稍有不同。”
　　陆德彪忽然较起劲来说：“哎，我怎么听着他说广东话好像日语呢？”
　　“也是哦，真的有点像。”李鸣宇也附和道。
　　“日本人说‘系’跟广东人说‘系’确实是同音的，意思也是一样的。”项东方老实地承认道。他虽然不懂日语，但他从看过的许多抗日电影中发现了这个秘密，并直觉到两者之间似乎真有内在的联系。不过，他把“日本”发音成“一本”。
　　“你是说‘一本人’，不是‘日本人’？”陆德彪开始笑了。
　　“‘一本人’就是‘一本人’啊，难道我说错了吗？小伙子！”项东方真的发不出“日”这个音，绕来绕去还是“一”，一屋子的人都呵呵地笑了。
　　项东方还把“小伙子”的“子”发成了“计”的音。陆德彪刚才被他说得有点羞赧，看他发错了音，终于找到了反击的机会，于是，就故意揪住不放说：“是呀，一本小火鸡，看来你的普通话还得好好练练！”
　　“小伙子”在他嘴里变成了“小火鸡”，项东方困窘得不行，刚要回呛过去，谭志高突然插进来说：
　　“对呀，这年头谁都得学好普通话，不是吗？普通话才是正统，方言土语全不入流！”
　　“所以说，小火鸡你还得多学习学习！”陆德彪又得理不让人地加了一句。
　　项东方确实有点心虚，但满嘴福建口音的陆德彪这样怼他，自然不会服气，于是，他就回骂道：“我看你也好不到那里去，五十步笑百步而已，你小子狂什么？”
　　黄毓民似乎嗅出了俩人之间的火药味，忙出来打圆场：“得了、得了，大家半斤八两的，谁也别说谁，大家好好说话行不行？”
　　苏杰也笑起来说：“以前听外面的人说北大人很狂，看来真的这样，你们才来北大一天就狂成这样，以后还了得？”
　　小夫子听后“嘿嘿”一笑，语带神秘地说；“我在北大附中时经常听人讲一句话，据说这句话在北大校内流传很广，不知大家听过没有？”
　　“什么话？说说看！”大家兴趣被勾了起来，有人催促他快讲。
　　小夫子摇头晃脑道：“这句话说的是‘北大一条虫，外面一条龙！’”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章崇智憨憨地问了一句。
　　小夫子踌躇满志地说：“意思是说，一个在北大普普通通的人到了外面都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好汉。”
　　“就是说牛！”谭志高说，“以前也听过这句话，当时还挺反感的，现在就不一样了，毕竟自己已经是北大人了。”
　　“没错，北大不敢跟牛津剑桥或者哈佛耶鲁比，至少说中国第一没人敢否认。”李鸣宇牛逼哄哄地说。
　　陆德彪也大言不惭地附和道：“是呀，不然怎么就称为‘中国最高学府’呢？”
　　“清华也很牛吧？以前总是听人说‘清华北大’什么的。”项东方怯怯地说了这么一句，平常听人提起清华北大，许多人都是把清华放在北大前面的，他不知道这究竟是习惯还是什么，因此心里没底。
　　小夫子不以为然地接口说道：“其实人们说‘清华北大’完全是因为音调的关系，‘清华北大’刚好按顺序是一二三四声，听起来比较顺耳，只是习惯而已，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呀！清华，哼！清华算个球？解放前还行，算个文理齐全的综合大学，还有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四大名师，解放后早就变成了一个纯工科学校，连理科都没有，更别提文科了，把大学的精神都丢了。比教授，比藏书，比科研成果，还是比历史作用，比社会影响，什么都不行，不知道拿什么来跟北大比？”李鸣宇的语气里充满了不屑，仿佛清华跟他有仇似的。
　　毕竟，这里是北大，李鸣宇狂妄的话并没有惹起任何争议，相反大家都深以为然，你一言我一语，列举出北大的许多优点，还历数出一大批历史名人，例如严复、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鲁迅、毛泽东等等。
　　“据说，”小夫子又长篇大论了起来，“美国著名教育家和哲学家杜威对蔡元培评价很高，他说，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
　　 李鸣宇表示赞许，并且还自负地说：“其实，何止蔡元培，我只弱弱地说一句‘没有北大就没有新中国’，这就够了！”
　　“哇，你这可是爆炸性的言论！从没听说过。”
　　“够刺激！”
　　“诶，哥们，你这话虽然有点道理，但是否有点过分了？”
　　大家都觉得李鸣宇的话虽然新鲜刺激，但似乎有点言过其实，纷纷表示异议。然而，李鸣宇却我行我素，坚持着说：“我觉得一点都不过分。论学术，论历史地位，论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没有一所学校比得上北大。如果没有‘五四’，没有新文化运动，没有那一大批活跃于北大的历史人物，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传播得那么快，共产党就不可能成立，当然就谈不上新中国的成立。你们说对不对？”
　　李鸣宇一板一眼地说完，大家马上议论纷纷，一时间热闹非凡。项东方几乎没有机会插话，舍友的高谈阔论让他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一种北大的气息，一种让你觉得环宇之小一掌可握、世界虽大一眼看透的气概，一种吞天吐地、四海为家的胸怀，一种睥睨天下的自信与洒脱。这种气息迅速传染到他的身心，在他的内心慢慢地发酵升华，在为北大感到骄傲、为自己置身其中而自豪的同时，他却又为自己的孤陋寡闻而羞愧，尤其是对自己那蹩脚的普通话感到自卑，他开始在心里对粤语感到厌恶，觉得说粤语土气，是没文化的表现。
　　自从踏入北大这一天起，这种矛盾的情绪就开始交积混杂在他心里。北大这个二十世纪中国的风向标，确实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项东方就像一条小鱼游进了大海，视野开阔了，心胸宽广了，野心也跟着膨胀了；另一方面，他又慢慢地变得自卑，觉得自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没到北京前，他的视野从来不曾超过贺西镇及所在的县，他的心似乎也不曾顾及到整个中国，而现在他开始有了一种全局观念，他开始学会根据自己过去的经历来反思中国的社会问题。其时的中国就像一个久病缺医的人，面对汹涌而入的西方思潮不加选择，不论是好药补药或者是毒药都囫囵吞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