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乱世揭幕 第四单元： 黄巾起义

　　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是我国历史上众多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之一。不同的是，黄巾起义它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以宗教形式组织的民变之一。中国历史上有五大以宗教形式组织的农民起义，明教、白莲教、义和团、太平天国及黄巾起义，其中明教、白莲教、义和团都出至波斯摩尼教一脉。而且这些起义除了太平天国最终都殊途同归的奉黄巾起义的张角为教祖。
　　不难发现，东汉王朝自汉安帝以后，朝廷政治腐败，且地方门阀也随之兴起，大量的平民百姓因官府豪强的压榨剥削逐渐连糊口都成为问题；加之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农民流离失所，又有瘟疫横行；而且接连不断旱灾、洪灾、蝗灾等天灾肆虐于全国各地，波及范围极为广大，颗粒无收而赋税不减，百姓民不聊生，社会动荡不堪，使得各地出现了大量失去土地和家园的流民。这些流民游荡于乡间田野，四处躲避官府的追捕。而山林池泽更为隐蔽，因此就成了他们最佳的避难之所。当流民聚集到一定数量，便会形成类似流寇的流民，他们群起为匪，拦路抢劫无德商贩与贪官污吏，甚至成为对抗官府的强大力量，一旦时机成熟，立刻会演变为武装集团，走上暴力反抗官府的道路。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在黄巾起义前，各种起义或者暴乱的势力至少出现有又二十二股以上。
　　而就在此时周边各民族也展开了反抗斗争，在东汉后期也此起彼落，持续不断。在汉族人民所受压迫加深之时，周边各族人民所受剥削压迫更深一层，因而也不断反抗。其中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对东汉封建统治打击最大的是西羌叛乱。因此，东汉王朝又开始对西羌的作战。持续十数年的对羌作战，花费巨大，徭役兵役繁重。另外古代社会，人民皆有宗教信仰。就说东汉吧，自顺帝起，当时社会上就开始流行黄老之学与神仙方术等。
　　建宁年间(168---172)，张角带着张宝、张梁两个弟弟，首先在灾情特别严重的冀州一带开始传教活动。
　　汉灵帝熹平、光和年间（172～184），张角在大量招收学生、培养弟子、吸收徒众的基础上，创立了太平道。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以自身的医术结合奇书《太平经》（即《太平清领书》，或《太平要术》，其实就是庄子著的《南华经》，即《庄子》，据说张角的《太平经》是道士于吉所传）上的内容，遂以宗教救世为己任，利用其中的某些宗教观念和社会政治思想，以符水咒说之术为人疗病，病者颇愈，百姓因而信之。又以《太平经》为基础，加上早期流行的"黄老"思想，并把这种思想化为自己的教义，广泛向信徒们宣传。太平道的教义宣称在天上有鬼神监视人们的行为，并根据人们行为的善恶来增加或减少他们的寿命，要求人们多行善事，少做坏事。若犯有过失，只要跪拜在首领面前，承认错误，保证不再犯，便给以宽恕。因此跟随的信徒越来越多。
　　张角还广泛宣传《太平经》中关于反对剥削、敛财，主张平等互爱的学说、观点，深得穷苦大众的拥护。又分遣弟子八人出使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十余年间，信徒多至数十万。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之人，莫不响应。主要是穷苦农民，也有城镇手工业者，个别官吏、甚至宦官。张角依军事形式组织教徒，设置三十六“方”（即地方教团），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统领其事。
　　据《后汉书》和《三国志》记载：“太平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云此人不信道。”可见太平道主要利用民间流行的巫术治病方法传教。信徒向神灵跪拜叩头，忏悔罪过，然后饮用符水（在纸上画符，焚烧后把纸灰投入清水），念诵咒语，以消灾除病。又以《太平经》为主要经典，以“中黄太一”为其奉祀之至尊天神，以实现“黄天太平”为纲领。太平道的纲领、目标、教义、称号、教区组织、口号、宗教仪式、活动内容、传教方式等，皆据《太平经》而来。
　　黄巾起义能够波及全国，道教的传播力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前面说过道教是我国历史上三大教派之一。道家学说原本在西汉初年很有影响，为多数上层贵族所尊奉。这跟汉太祖刘邦开国时制定国策息息相关。汉太祖刘邦建国后奉行“黄老学说（即道教学说）”的无为而治。但是汉武帝在位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至此开始，儒家学说逐渐成为国家意识形态，道家从国家上层学术圈中被剔除，不得不转向民间发展。为了能够吸引下层民众，道家融合了民间流行的符咒神诀、鬼魂邪怪、求神成仙等方术，演变为一种包罗万象的民间宗教。
　　太平道的迅速流传和信徒的高度组织化很快引起朝廷的注意。熹平六年（177年），太尉杨赐上书灵帝，请求解散太平道信徒组织，将信徒遣返原籍，将渠帅抓捕。杨赐的建议随即遭到朝廷中信奉太平道官员的反对，没有被灵帝采纳。
　　张角深知，随着太平道影响日益扩大，迟早会引发朝廷的镇压，决定抢先下手，以武装反抗的形式推翻东汉王朝，建立新政权。
　　中平元年（184年），这一年正好是甲子年。张角趁此机会，又大力宣传“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又以此口号，为兴兵反汉的口号，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纷纷加入太平道。此口号中“苍天”是指东汉，“黄天”指的就是太平道，而且根据五德始终说的推测，汉为火德，火生土，而土为黄色，黄天的代表，太平道应当取代汉王朝。所以众信徒都头绑黄巾为记号，象征要取代腐败的东汉。张角一面派人在政府机关门上写上“甲子”二字为记认，另一方面派马元义到荆州、扬州召集数万人到邺准备，又数次到洛阳勾结宦官封胥、徐奉（属于十常侍，有可能张让也在内）等，想要里应外合，在此基础上，张角又按《太平经》中“顺五行”的思维方法，按照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约定三月十五内外同时起事。
　　可是在起义前一个月，张角派去京师联络宦官的门徒唐周（一作堂周,唐州，袁宏《后汉纪》作唐客）突然告密，供出京师的内应马元义，马元义被捕后车裂而死。
　　马元义疑是黄巾军荆、扬二州渠帅。据《后汉书》记载:“中平元年，大方马元义等先收荆、扬数万人，期会发于邺。元义素往来京师，以中常侍封谞、徐奉等为内应，约以三月五日内外俱起。未及作乱，而张角弟子济南唐周上书告之，于是车裂元义于洛阳。”
　　马元义被车裂后，官兵大力逮杀信奉太平道信徒，株连千余人，并且下令冀州追捕张角。由于事出突然，张角被迫提前一个月在二月发难，星夜驰令三十六方部帅，同时发动起义，史称黄巾起义。因为起义者头绑黄巾，所以被称为“黄巾”或“蛾贼”。张角依据《太平经》中关于“有天治、有地治、有人治，三气极，然后歧行万物治也”的理论，自称“天公将军”，张宝、张梁分别为“地公将军”、“人公将军”在北方冀州一带起事。
　　（范晔《后汉书》与司马光《资治通鉴》,均说张宝是老二,张梁是老三。司马彪《九州春秋》与袁宏《后汉纪》，以为张宝是老三，张梁是老二）
　　起义开始后，群众纷纷响应，或入伍为信徒，或送粮送衣，义军发展很快。他们烧毁官府、杀害吏士、四处劫掠，一个月内，全国七州二十八郡都发生战事，黄巾军势如破竹，州郡失守、吏士逃亡，震动京都。
　　汉灵帝见太平道如此厉害，慌忙于3月戊申日以何进（灵帝的思灵皇后何皇后之兄长）为大将军，率左右羽林五营士屯于都亭，整点武器，镇守京师；又自函谷关、大谷、广城、伊阙、轘辕、旋门、孟津、小平津等各京都关口，设置都尉驻防；下诏各地严防，命各州郡准备作战、训练士兵、整点武器、召集义军。
　　皇甫嵩上谏要求解除党禁，拿出皇宫钱财及西园良马赠给军士，提升士气，而吕彊又对灵帝上言：“党锢久积，若与黄巾合谋，悔之无救。”意思是说:党锢之祸积怨日久，如果与黄巾合谋，恐怕已经无救了。汉灵帝接纳提案，在壬子日大赦党人，发还各徙徒，要求各公卿捐出马、弩，推举众将领的子孙及民间有深明战略的人到公车署接受面试。
　　灵帝起用卢植为北中郎将、皇甫嵩为左中郎将、朱儁为右中郎将，各持节，调发全国精兵分击黄巾军。
　　此三人都是东汉末年的名人与名将。
　　卢植（139年－192年），字子干。涿郡涿县人。东汉末年经学家、将领。师从太尉陈球、大儒马融等，为郑玄、管宁、华歆的同门师兄。是白马将军公孙瓒与蜀汉昭烈皇帝刘备及刘备堂兄刘德然的恩师。卢植与其师马融、师弟郑玄同列文庙十哲七十二子之中。
　　皇甫嵩（？－195年），字义真。安定郡朝那县人。东汉末期名将，雁门太守皇甫节之子、度辽将军皇甫规之侄。出身于将门世家，是首批列入武庙十哲七十二将之一的名将，也是十七史百将传之一。是董卓、曹操、孙坚等的老长官。
　　甚至有人说皇甫嵩是东汉最后一位名将，其实并不竟然。还有一个名将，那就是即将要说朱儁。
　　朱儁（？－195年），字公伟。会稽郡上虞县人。东汉末年名将。出身寒门，赡养母亲，以好义轻财闻名，受乡里敬重。是十七史百将传之一。
　　卢植领副将护乌桓中郎将宗员率北军五校士（北军五校，为中央主要常备军，即屯骑、越骑、步兵、长水、射声五校尉所将宿卫兵）负责北方战线（冀州），与张角主力周旋；皇甫嵩及朱儁各领一军，控制五校（即北军五校）、三河（河东、河内、河南）骑士及刚募来的精兵勇士共四万多人，讨伐颍川一带的黄巾军，朱儁又上表招募下邳的孙坚为佐军司马。孙坚带同乡里少年及募得各商旅和淮水、泗水精兵，共千多人出发与朱儁军连军。
　　自马元义被车裂，张角呼吁起义后。张曼成闻讯在南阳起兵，三月庚子日击斩南阳郡长褚贡，屯兵宛县城下。
　　而当时，各地亦有乘黄巾起义而聚众起事者，其中就有黑山农民起义。时，博陵人张牛角聚众起事，自号将兵从事，与当时乘黄巾之乱而起的褚燕合兵一处。褚燕推举张牛角为帅，合攻瘿陶。张牛角误中流矢而亡，临终之时，令众奉褚燕为帅，褚燕因此改姓张，是为黑山军首领张燕也。不久，张燕便聚众百万。此外，各地的重要分子有李大目、张丈八、陶平汉、雷公、白雀、波才，等等。
　　《三国志•魏书•张燕传》注引《典略》中：“黑山、黄巾诸帅，本非冠盖，自相号字，谓骑白马者为张白骑，谓轻捷者为张飞燕，谓声大者为张雷公，其饶须者则自称于羝根，其眼大者自称李大目。”
　　话说汉军在首战并未得利，于4月，朱儁军与黄巾军东方统帅波才交战，失败，只得退守长社，皇甫嵩唯有与他一起进驻长社防守。被波才率大军围城，汉军人少，士气低落。又汝南黄巾军在邵陵打败太守赵谦，广阳黄巾军杀死幽州刺史郭勋及太守刘卫，黄巾军并未因汉室的动作而有败退的迹象。此刻，长社城中人心惶惶。皇甫嵩安慰部下，他说：“用兵有奇变，而不在兵数量多少。现在贼人依草结营，容易因风起火。如果乘黑夜放火焚烧，他们一定惊恐散乱，我出兵攻击，四面合围，田单守即墨用火牛攻燕而获胜的功劳就可以实现。”
　　5月，京师见皇甫嵩被围，派曹操率军救援。不过援军未到时，皇甫嵩已心生一计，在傍晚时分吹起大风，皇甫嵩命士兵手持火把暗暗出城，利用黄巾军营寨周围的杂草，用火攻大破敌人，大呼进攻，城上亦举出火把响应，皇甫嵩以鼓助战，冲入敌阵，黄巾军大乱，四处奔走。又遇上曹操的援军，被皇甫嵩、朱儁和曹操三面夹击，斩杀数万人，汉军大胜。皇甫嵩则被封为都乡侯。
　　6月，南阳太守秦颉与张曼成战斗，斩杀了张曼成。黄巾军便改以赵弘为帅，以十多万人占据宛城。而皇甫嵩与朱儁军继续进击汝南、陈国的黄巾，追击波才到阳翟，最后在西华大败彭脱，连连取胜，平定了三郡之地。余军想逃到宛城，但孙坚登城先入，众人蚁附般推进，大破敌军，成功讨平豫州一带的黄巾军。
　　另一方面，卢植数战间大破张角，斩杀万多人。张角唯有撤到广宗，卢植建筑拦挡、挖掘壕沟，制造云梯，将可攻下城池。正值灵帝派左丰视察军情，有人劝卢植贿赂左丰，但卢植不肯，左丰便向灵帝诬告卢植作战不力。灵帝大怒，用囚车徵卢植回京。京师唯有下诏再重新调整：皇甫嵩北上东郡；朱隽则攻南阳的赵弘；而以董卓代替卢植。而同样宗教形式的五斗米道在巴郡叛变，领导人“五斗米师”张修攻打郡县，但未受到汉室重视。
　　朱儁与荆州刺史徐璆及秦颉共一万八千兵围攻赵弘，但6月至8月也不能攻克，京师有奏议征朱儁回师，幸而张温上表说情，灵帝才不行。但朱儁仍急攻赵弘，赵弘被杀，由韩忠代替。朱儁又因兵少不敌，便扩大防围、建筑阵垒，堆砌土山观望城内。朱儁军鸣鼓攻打西南，黄巾军被引开，朱儁则亲率五千精兵掩杀东北，偷袭敌人后方，攻入城池，韩忠唯有退保内城。
　　黄巾军受挫，士气低迷，向汉军乞降。张超、徐璆和秦颉都认为可以接受，但朱儁认为如接受的话，会给百姓有利为贼，无利乞降的错误观念，便不接受并急攻敌军。可是数战也不能攻克，朱儁登上土山观望黄巾军，明白黄巾军没有退路，而尽力一战，所以未能攻克。朱儁便解开围军，韩忠果然出战，被朱儁大破，朱儁向北追击韩忠数十里，斩杀万多人，韩忠投降，秦颉一向与韩忠不和，便将他杀死。这举动反令黄巾军不安，又推孙夏为帅，屯兵宛中城。朱隽再次急攻，于11月癸巳日，孙夏败走，汉军追至西鄂精山，又被大破，斩杀孙夏及万多人，黄巾军解散，平定宛城一带。公元185年春天，班师回京。
　　另一方面，皇甫嵩于8月到达东郡仓亭，大破、生擒卜己，斩杀七千多人。而董卓进攻张角不成功，无功而还，便在乙巳日要求皇甫嵩继续北上。不过，张角已经病死，在10月于广宗便和张梁战斗，张梁军犟，于首战不能攻克。皇甫嵩闭营与士兵休息，另一方面派人观察敌军举动，黄巾军战意稍为松懈，皇甫嵩便乘夜率兵，在黎明时份突袭敌阵。战至下午，成功大破敌军，斩杀张梁及三万多人，于逃走到河堤时溺死的也有五万多人，焚烧车辎三万多辆，虏获人数甚多。而张角则被破棺戮尸，运首级回京师。11月，皇甫嵩与巨鹿太守郭典攻打下曲阳，成功斩杀张宝，俘虏十多万人。黄巾之乱平息。
　　平定黄巾主力之后，皇甫嵩奏请免除冀州一年田租，用来赡养饥民，灵帝听从他的建议。史载百姓作歌说：“天下大乱兮市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赖得皇甫兮复安居。”
　　黄巾起义虽被东汉朝廷镇压，但汉室威信自此遭遇严重打击，然而汉灵帝并未改观，反而继续享乐。于是各地还不断发生小型叛乱，产生许多分散的势力，包括黑山、白波、黄龙、左校、青牛角、五鹿、羝根、李大目、左髭丈八、苦蝤、刘石、平汉、大洪、白绕、司隶、缘城、罗市、雷公、浮云、飞燕、白爵、杨凤、于毒等等，势力大的二三万人，势力小的也有六七千人。而由张燕率领的黑山贼，甚至号称从者百万。
　　可以说平定黄巾起义的最大功劳者非皇甫嵩不可。可是，当初皇甫嵩征讨张角时，途经邺地，发现中常侍赵忠住宅超过了规定，便上奏皇帝予以没收。另外，中常侍张让向他索要五千万钱，他不肯给。于是赵忠和张让联起手来，劾奏皇甫嵩连战无功，耗费钱粮。灵帝听信谗言，召回皇甫嵩，收回他的左车骑将军印绶，削夺封户六千。改封都乡侯，食邑二千户。
　　然而，黄巾起义并没有完全结束。
　　中平五年（公元188年），黄巾余部再度发动起义。二月，郭泰等于西河白波谷起事，攻略太原郡、河东郡等地。四月，汝南郡葛陂黄巾军再起，攻没郡县。十月，青州、徐州黄巾贼又起，攻略郡县。十一月，汉廷派遣鲍鸿进讨声势最大的葛陂黄巾，双方大战于葛陂，鲍鸿军败。黄巾各部此伏彼起，声势虽然没有第一次黄巾起义般盛，但却令汉室十分头痛。
　　为了有效镇压起义，于中平五年（公元188年）三月，灵帝接受太常刘焉的建议，将部分刺史改为州牧，由宗室或重臣担任，让其拥有地方军、政之权，以便加强地方政权的实力，更易控制地方，有效进剿黄巾残部。而正因汉灵帝下放权力，助长地方军拥兵自重，各群雄互相攻击，逐鹿中原，甚至东汉皇帝在军阀手中如同无物，所以黄巾起义是促使东汉灭亡的导火线，也是三国时代的序幕。虽然如此，乱事仍造就了大赦党人，令许多文人、官吏得以重新受任。
　　东汉末期黄巾大起义，经过了十几年的秘密准备，但起义后仅历经9个月的时间，主力就遭到彻底失败。
　　究其原因无非有五。
　　其一，黄巾起义虽然目标是推倒大汉政权，但他们不明白汉朝的各级政府，何以会在安、顺、桓、灵诸帝之时坏到那种田地？要用什么样子的政府来替换这东汉末年的政府？老百姓所受的痛苦，除了苛捐杂税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要用什么措施来铲除当时经济上的病根？他们，正如其后若干次的农民革命的领导人物，只不过是对现状十分不满而凭着一时冲动，“为革命而革命”、“先破坏了现状再说”！从开头起，他们便不想睁开眼睛，而只肯闭着眼睛在黑暗中盲动，安得不失败呢？
　　其二，东汉朝廷仍然强大，起义军面对不仅有庞大的东汉官军，而且还有各地豪强的大小武装，他们面对的是整个地主阶级的疯狂镇压。
　　其三，由于起义计划被叛徒出卖，使起义被迫不得不仓促发难，使得各地起义军之间的相互配合发生了极大的困难。
　　其四，农民起义的历史局限性。从主观方面来说，黄巾军缺乏有战略头脑的军事领袖人物，同时也缺乏有军事指挥才能主帅。所以起义计划的制定极不完备，起义后各地起义军没有迅速地集结起来，而是分散在各地孤立行动，甚至不进行相互支援配合，很容易被朝廷各个击破。
　　其五，东汉派来镇压黄巾起义的将领，如皇甫嵩、卢植、朱儁、曹操等都是一些能征善战的悍将，他们的统兵作战的能力，军事指挥的才能、战术计谋的运用，都高于黄巾军首领，因而往往能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最终击败黄巾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