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走向信义 21

　　部件公司的包装台，从前至后依次为第一张至第六张台面，我的工作位置就在最后一张，挨着卫生间和车间的后门。由于都同处一条水平线上，因而看不出来有啥不一样的地方。也就是说，无论你在哪张台子，都可以包玻璃，该配备的工具都有。基本上，那六张台子我都去包过玻璃。
　　蒋冬春是成都那面的人，中等个子、平头长脸、眉毛不浓、眼大爱笑。他在一号台，干活麻溜(北方方言，就是麻利的意思)。中午去饭堂吃饭的时候，常和我、罗加金、裴广友、乔玉平等一路结伴而行。在路上，我们有说有笑的，他也是性情中人，性格随和、开朗。有阳光的日子里，和煦而温暖的阳光沐浴下来，把他的印堂和脸映得发亮。说实话，我这个人在工作中对上班时间不能够充分把控。表面上手脚都是动起来了的，可思想上似乎又在开小差。就这一点而言，自叹不如蒋冬春和乔玉平他们那么生龙活虎的。可能，这对于我来说，早应该是老毛病了吧，我不知道究竟是咋回事。
　　第二张台子的两位同事不是四川人，他们都是小年轻。其实，像他们那个年纪，真应该去学点有用的技术。像包玻璃这活，我一直都以为并不适合他们，真的。都说年轻是本钱，但在年轻的时候没把握好和荒废了，实在是太可惜了。对于包玻璃这活，准确地说，就适合像我这样三十多岁的人来干。二十多岁的人来干这个，是有些不划算。据我分析，他们都是初中毕业之后就出来了，内地老家的条件艰苦，也有的还是不错，他们就想外出闯荡世界。一来开阔眼界，二来挣点生活费，从而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
　　乔玉平（在包装部，我们都习惯称呼他为老乔）是重庆人，看上去他的年龄和他的外貌有些出入。老乔最吸引人的莫过于眼睛了，同时还是一位老烟民。看他吞云吐雾的悠闲，我都有些羡慕，可我一直以来都没有吸烟的嗜好。还在乔工上班时，在东门，常有人递烟给我要帮他们找人。我都以不会吸烟而推掉了，他们递过来的烟卷中，品牌不一，这个要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喜好来定了，什么红双喜、玉溪、中华啥的都有。后来和时任保安班长朱均昌一说，他哈哈一笑说：“你也真是的，自己不抽烟嘛，也可以先接斗起（四川方言，就是接住的意思），下班了拿跟我抽就是嘛。”
　　我挠了一下头皮，尴尬地笑了笑：“当真呢，你看我咋没想到呢。放心嘛，你给我说过我记住了，等下次有人递烟给我，我就给你留到起（四川方言，就是预留的意思）哈。”
　　“哦，弄个子说安，倒还差不多。吃烟的人没办法，就喜这口，这辈子怕是改不斗了哦。嘿嘿嘿——”朱均昌一笑起来，有时像小孩子一样的天真活泼。虽然说他在身高上不具优势，但他的工作能力还是不错的，在乔工保安队也是有目共睹的，能从一个小保安逐步提升到班长到队长，其工作能力可见一斑。只是，台湾经理老徐跟后来的美国总统川普一样，都是不按常理出牌的人，让朱均昌忍受了不少的委屈，不过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作为他本人来讲，自然也是十分的清楚乔工上班的环境与关系。只要是做管理，不能承受委屈肯定是不行的，除此之外，还要忍辱负重和砥砺前行。只有把和兄弟们的关系与管理部经理老徐的关系处理妥当了，对自身的工作开展才会游刃有余和得心应手。
　　部件公司包装部的另外两张包装台，都是外省同事在上班。一般而言，如果从高压釜出来的台车玻璃，表面清洁，内销的较多（比如像桑塔纳，捷达等玻璃），那就好包，30片一整箱，接连包个八箱就胜利完成生产任务，多好的事情啊。怎么说呢？这种想法其实也没啥，都属于正常范畴。可是，信义玻璃除了要生产内销玻璃，还要生产外销玻璃。再者，包装部总共六张台子，不可能都把好包的玻璃只关照到你个人。如果那样，有失公允，也不现实的。所以，我们对台车上的玻璃，也不管它是内销还是外销，都必须要包，遇到报废的直接搬到废品区丢掉就是。老陈曾对废品区也有口头规定：“大家都注意了，在包装玻璃时发现有报废的，首先要登记好名称，然后一律都放到铁架子上面，装满一铁架后还需要用包装绳绑好，不要到处乱丢，乱七八糟的看着也不雅观，下班前才叫叉车司机把废品叉到处理区域。”
　　官永春，广西人，根号二左右的“海拔”，浓眉大眼，颧骨突出，嘴大齿白，身板壮实，胳膊比我的粗壮有力。看得出来，他在家也是一把干活的好手。广西人也是很能吃苦耐劳的，尽管平原占大多数，可也有山区，依旧用牛耕地的原始农作。有人说，广西人和越南人长相非常接近。无非是两地是山水相连，生活习惯也大同小异罢了，当然了，语言上还是不通的。
　　他刚到信义玻璃包装部的时候，就被老陈指定和我一起包玻璃。老陈大声地对我说：“邹富春啊，你是老员工了，要带好新同事嘞，赶紧把他们教会，你也要轻松好多。在包装过程中一定要多注意安全，手把手地教会每一个细节。”我点头说是。他又对官永春说道，“你们新来的同事，一定要多主动地向老同事们好好学习如何快速安全地包装玻璃，不懂的抓紧问和学，争取一个星期之内就能够独立操作。好不好啊？”
　　官永春涨红着脸，点点头说：“好的，领导放心。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去学。”
　　就这样，我和官永春就开始搭档一张台子。我告诉他：“包玻璃其实也不是那么的复杂，关键是要掌握取放玻璃、使用刀片的技巧，熟悉木箱和包装材料的位置，最要紧的是要抓紧时间，要不然就完不成产量任务。没事的，只要我知道的，都会毫不保留地给你说，希望我们合作愉快!”
　　他在台子对面，也是涨红着脸朝我点头笑笑：“我这个人不怕吃苦，有啥需要我拿的东西，尽管说来就是。只是刚开始会很慢，但慢慢会好点的。还有啊，我有啥做得不对的，你一定要及时给我指出来我好改正。”
　　“好的，你能这样想和这样说，我就放心了。你先在我对面，看我是如何从这台车上搬玻璃下来的，第二步第三步……又怎么做，记住之后慢慢练习，一回生两回熟嘛。”我一边操作步骤，一边很认真地对他说。起先嘛，也不必说得过多，就生怕人家记不住，那也是等于零。与其那样，还不如不说呢，对不？
　　就这样地过去了两三天，我和他交换了位置，让他尝试着从台车上搬玻璃，虽然看上去有些笨手笨脚，但总要给人家信心，要不然又怎么能学会呢？有时候，他在搬玻璃没有注意到及时放下那些塑胶夹子，（主要作用就是夹住玻璃，以免后倒之用的），我就会先告诉他等会儿，然后来到台车前，手把手地教他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引起注意，如果不及时处理好会倒过来好些玻璃的。如果是人为的造成废品，公司会做出让员工赔偿的处罚，所以要高度小心。还有啊，搬玻璃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注意夹好夹子，轻取轻放，还要留神在台车上不要相互磕碰，以免造成划伤和破角，严重者就会成为废品。
　　渐渐地，官永春的速度加快了起来。他清楚了包装玻璃的流程，自然也知道了包装材料和木箱的准确位置。我和他随时都交换位置，在有的人看来，搬玻璃这面是主操手，对面是配合是副操手，新同事就应该多跑跑腿。其实本也无可厚非，但我这个人却不大喜欢总是对别人呼来唤去的，也能体谅新同事们的辛苦，所以有时候就会自己去拿材料啥的。有时候被老陈发现了台子上咋会只有新同事在，就会问我去哪儿了？官永春就说上楼拿东西去了。结果是等我回来，老陈问我：“咋不让他去拿？新同事嘛，多跑跑路也是好事，不要怕多干活。”我没有多说什么，但老陈估计也猜到了八九分，所以才那样子说。
　　也有的时候，包装部缺人手。老陈就会从胶合室抽调人过来帮忙，其中就有女生。我的运气也不坏，也被安排了一个过来，可惜不是罗文静那个湖南的美女。那个女生大约是河南妹子，个子不高，敦实脸胖。不过喜欢说话，常问我这问我那的，我这人还是有点耐心，就坦言相告。结果是光顾着说话去了，手脚变慢下来，老陈路过时就会高声提醒：“邹富春哪，不要光顾着说话，注意调整好速度，产量要记住喽。”
　　老陈说得产量我当然清楚，但是人家毕竟是过来帮忙的，我不可能像要求像新同事那样干活吧？再说了，人家哪里一下子就能适应下来包装的流程？胶合室总共是五六个女生，一下子就派出了三四个，还有两个在值守，估计其中就有罗文静美女。
　　其实，在包装部，还有一位江西老美女，她就是张金玉。他既不是班长也不是主任，她的工作岗位就是机动性的，哪里缺人手了，就自觉补充到哪里去，默默无闻，不计得失。最难能可贵的是，她对包装部的所有流程都了如指掌，而且还能独挡一面。看上去，她表情平静、不急不躁。不管是在台子上包装玻璃，还是打印商标，还是拽着大扫把清扫过道卫生，都是主动上前的，而不是需要有人提醒才做。我觉得在这方面，张金玉同志确实是给信义玻璃部件公司的包装部带了好头，起到了模范作用。
　　老陈这个人，总体上来说还是挺不错的。虽然他有时大大咧咧，看不惯工人懒散。可是，他对下属还是关心的，该争取的自会争取，你比如像对于我来说，他就亲自成功向朱合荣部长打报告为我申报了“部门星级优秀员工”，获得了两百元的奖励。还有，有的工人确实有事要请假，他都会很爽快地答应下来。只要你在包装岗位上认真负责，保质保量完成生产任务。在老陈看来，就是对他工作的莫大支持，就是看得起他和对他本人的尊重。在打工的世界里。绝对没有平白无故的利益与好处。大家都是出门人，都在为更好的生活而辛苦打拼、奔波流浪，本来就在一条线上。茫茫人海中，大家有幸相遇，这就是一种缘分，相互之间唯有互帮互助和各自尊重，这对两方只会有好处。如果唱对台戏，对谁都不利，这就像国与国之间那种“合则两利，分则两害”的外交关系一样。
　　老陈是湖北人，他从信义玻璃辞工前夕还在我爱人当时经营的百惠酒家吃过一回饭。也是在那次，我才确切地知道了他将去深圳经营粮油生意。过后一直到我从信义玻璃辞工，也没再见过面了，也不知道他在深圳过得可好？生意怎样？后来长胖点了没?
　　坦率地说，和湖北人打交道于我早已不是第一次了。他们总体的个性特征我还是清楚的，只是不想用言语来表述，自己心里清楚就行。单纯地从打工的角度来看，有的湖北人爱打小报告，无非是想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能在一个厂里长久地端下去。我表现出高姿态，既然你要那样做，我也没办法，虽说要受些苦和累，但总算是成为过去的历史了。我真搞不明白，东莞本地人瞧不起我们外地人也就罢了，后来才发现，外地人也瞧不起外地人，这真的让我感到难以名状的悲凉。
　　原本善良的以为，大家都是外地的，还想谋求相互间有个照应，愉快地为厂家服好务。谁曾想，人家可不愿意按照你的思路和想法来，要不然，怎么会有尔虞我诈和勾心斗角的故事发生呢？当然，这样做的结果是他们获胜，而我惨败。就算是这样，那又如何呢？东莞那么大，莫非真的就没有我的容身之处？吃了那个亏后，我以后从事可得小心又加小心了。表面上，和湖北人照样打招呼，可心里却对某些单个的湖北人就有看法，退一万步来说，工厂还不是他家开的，那就算是他家开的，依然那样小心眼，动不动就炒人，谁还能安心干下去？真要搞得人心惶惶，难道才开心，那样才有意思吗？诚然，工厂可以再招人，员工也可以再找厂做，不可能出了厂就啥也不干，等着喝西北风啊。
　　实际上，少数湖北人往往坏事情，从而破坏和影响了整个湖北人的印象。像这种情况，也不仅仅是只有湖北人才有，其他省份的也大有人在。这种搞事的人，有人戏谑说天资聪颖，会动脑筋办事整人。而那些中规中矩的人在他们眼里就太老实了，好欺负，专挑软的捏。殊不知“兔子逼急了也会咬人”的道理他们难道就不懂得？人家就会想反正都要是走的人了，还怕你是谁呀？被开掉是小事，拿到血汗钱那才是天大的事。在东莞没有钱，还真的不好使，必将寸步难行。
　　在信义包装部，有一个叫任建章的重庆仔，身板弱小，脑瓜子够灵活，吹牛皮还得行（四川方言，就是厉害的意思）。干活拈轻怕重，专喜拍马屁，还会障眼法。老陈都拿他没办法，因为他和朱合荣部长的私人关系看起来还不错。如果听他说话，若是全部相信，你可就惨了，恐怕连你自己怎么惨的都不知道。
　　我和他同台包过玻璃，从他一脸无所谓中便也猜透了他八九分的个性出来，要是你哄着他说话，逗他开心，那么他干活就给你认真一下，否则就在旁边干望着你啥也不干，气得你还不好讲他。就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我和他一起用手拉叉车叉着一铁架散玻璃到成品区暂放，我拉叉车，还特意请他帮忙用两手扶着玻璃，结果我还没停下来他就开溜了，幸好我的速度不快，要不然那一铁架子散玻璃只怕是要全部报废了。没想到任建章刚好离开，我就被老陈发现了，瞪圆双眼高声说道：“邹富春，你是怎么回事，谁叫你这样拉玻璃的？你不知道先绑绳子固定以后再拉走吗？气死我了，我真的想敲你两下。”
　　我如实回答：“我知道，但跟任建章说好了的，要他帮忙扶住，这才拉过来的，谁晓得还没停稳叉车，他就提前溜了，我也没办法。”
　　老陈又说：“你还不是想图省事，差点就造成报废品了。看来啊，你们的安全责任心都还得继续加强，我还要多强调才行，你可以找绳子捆好再拉就好了。都像你这样拉好吓人，你知不知道？！”
　　我无语了，还能再说什么呢？任建章是何许人，自然也逃不掉老陈的法眼，可老陈为啥还要偏袒他呢？这个我就不得而知答案了。真的好危险，一铁架散玻璃差点就四散开来，要不然可能我就要白干半个多月来赔偿公司的损失了。
　　从那以后，我就对任建章有所防备，也不再相信他说的每一句话，该干啥还得自己拿主意，哪怕自己多跑路也无所谓，只愿不再被老陈那样在大庭广众之下横眉竖眼地骂我，我就谢天谢地了。任建章呢，我也没看到有啥不一样的表情，还不是吊儿郎当的熊样，好像还是给人他在信义部件公司很吃得开的样子，我暗地里对他嗤之以鼻，那就算你狠，算你牛吧。我可不敢跟你比，你也许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我呢则要养家糊口，情况完全不一样，也不允许我像你那样上班啊。我是实干人，有多大的本事就干多少的活，只领属于自己的那份辛苦血汗钱。有些东西不是你的，那就注定不是你的，该是你的，别人也抢不走，这就是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