匆匆步履（02）

7、“资深”牛倌
还在读五年级的时候，我便是生产队的兼职牛倌。文革期间我的读书权力被剥夺后，便成了生产队的正式牛倌，从65年起，任期6年，直到70年年底，生产队组织劳力修湘江大堤，我快16岁了，队长说我该当人民公社社员了，因此才交下牛鞭接过扁担。
其时家里太穷，靠父亲一个人挣工分连基本口粮都换不回，因此母亲除为生产队养了头母猪外，还牵回一头水牛给我看。每天能挣2.5分工，（“转正”后涨到每天4分工）最初相当一个正劳动力的五分之一。那时放牛还较便利，清早把牛赶到湖洲上，到下午放学后又到湖洲上认着自家的牛牵回。——这是在正常情况下，如果遇上灾害天气或者涨大水淹没了湖洲，那就困难得多。
几年牛倌生涯除了挣点工分，减轻父母养家糊口的担子外，就对我的来说，还有着不同寻常的人生意义。
一是感知了动物的灵性。在这6年里，多数时间我牧看队里的一头大水牯牛，这头牛性情暴烈，力大非常，拖踏耙两人站在耙上它能健步如飞。可发起烈来谁都难驾驭。但在我面前它却如同温顺的小羊羔。牧出牧归，它让我舒适地骑在它背上。我把它视为自己的兄弟，总是要给它找最肥美的草料，就是草料缺的时候也千方百计不让它饿着，有时甚至去偷邻队的青苗喂它。冬天我把牛栏收拾得既干燥又暖和。全队里的牛就它溜圆滚壮，皮毛发亮。它能听懂我的话，放牧时到目的地我总拍着它的头对它说：“下午我到这里接你，别走开”。下午去时，它定准在那里等着，有时因故去得迟了，他也不会走开。撒起娇来，拿长长的牛脸在你身上蹭着，长长的牛脸就比长长的马脸好看。队长的女儿就长着一副马脸，看着恶心。
二是放牧寒冬酷暑，风来雨去磨砺了我的体魄和意志，几十年来我不曾向困难低过头。即使是灾难接踵而至的关头，我也不曾崩溃。夏天放牧，长时间泡在湖水里，头发漂成了苎麻的颜色，如同现时“假洋鬼子”染的发。一身皮肤黑不溜秋，光滑平整,滴水不沾,使得几十年来皮肤不痱不痘。那时人虽然还是黑瘦，却不再是“大头儿”的体征。
三是接受了民间文学的陶冶。人们常把粗野低俗的场所比作“看牛坪”，其实“看牛坪”里也有着丰富的民间文学的底蕴。很多时候看牛蛙在一起就结伴对山歌，其时我学会了上百首山歌，有些现在还记得。
“撩发河，撩发河，撩发对河伢子唱山歌，一不跟你唱好久，又不跟你唱好多，只唱得太阳落水下山坡”。
“杉木盆子杂木底，我把山歌撩发起，对河伢子不接歌，拐你妹妹作老婆”。
“十八大姐走人家，什么东西送给他？左手提瓶酒，右手提只鸡，碰上那些爱玩的，爱耍的，要死的，把奴家拖到刺蓬里，要跟奴家脱小衣（湖南方言，即“裤子”），他往下面扯，奴家往上提，（他）蹦出一个巧东西，象那茄子没有把，象那苦瓜没有皮，放进奴家裤裆里，痒呀痒兮兮”。
一生我都对中国的传统文学有着特别的爱好，尤其钟情诗词歌赋，且多少有些肤浅的感悟，可以说这段“牛倌”生涯对我有着深刻的影响。
8、危险分子
当“牛倌”的岁月，正值“文革”高峰期，因为发生武斗，大姐从大学里逃回避难，二姐当过村里的“造反派”，又在所谓“二月逆流”中打成“右派”，无端成为翻云覆雨的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旋即“平反”后始觉表现政治狂热是误入歧途，即偃旗息鼓当代课教师。而我却只是以好奇的目光看待眼前发生的一切，以好奇的心理期待新的发生。小学毕业那年学校发动学生写大字报，我也就写某某男老师某次包庇了女同学，考试多给分，劳动给轻活。当时学校已取消考试，小学升初中是搞推荐选拔，要优先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子弟。我家是自耕中农，仅是“团结的对象”，再加上我的大姐进了大学，我纵然学习成绩优异，升学自然无望。毕业后没学校可进，回到家里也常去参加社员大会凑热闹，学毛著，斗私批修。在一次“贫下中农学哲学”的会上，我捣蛋说“怪话”，大队支书警告我：“你是年纪还小，不然要你去坐牢”!从此社员喊我“危险分子”。我也真有些害怕，从此不再去会场，社员开会我便去陪我的大牯牛兄弟。
9、体验
70年冬天，我正式结束“牛倌”使命，随生产队社员到湘阴县东港公社去修湘江大堤，干了二十天直到工程结束。原本风景如画的洞庭水乡，其时却是一片萧索荒凉。那个时候百多斤重的黑沙土，压在我还没有长坚实的肩上，几乎使我直不起腰，喘不过气。当时生活水准极差，咽着那难以见到油星的菜叶，我有时眼泪都咽出来了。“土夫子”食量大如牛，他们一顿可以吃下七、八两甚至一斤大米的饭，而我总是难以吃下半斤。力从口出，吃得比人家少，向谁讨力气去？劳动起来便更吃亏。此时此刻，我才真正体会到了那个时期农村体力劳动的繁重，农村生活的低劣，农民地位的卑贱。我不止一次私下问自己，这就是我的未来吗？我就要要如此这般地厮守一辈子吗？当然，冬修中最也有值得回忆、值得高兴的事儿，最值得我回味的是结识了东家一个正在读初二的小姑娘。在晚上我帮她功课，替她写作文，跟她讲故事时，浑身的疲劳便驱得一干二净。她很崇拜我，喜欢我，哥哥前哥哥后的叫得亲热。完成冬修任务回家后，我们还有过短时间的书信来往。后来自己回想，那该是我第一次萌发的一种朦胧的爱。我在几年前曾吧这种情感经历写进了随笔《爱的情怀》。这些年湖南卫视有栏“寻情记”的节目，朋友鼓动我去做期节目，我婉谢，觉得还是留在心里好。
10、连蹦带跳
东港回来，复萌上学读书之念，且日益迫切。我把自己的想法跟母亲讲，立刻得到母亲的支持。其时，三姐已是公办教师，母亲责成她为我找就读的学校。三姐找到公社的中学，学校领导同意我插班读书。春节一过我便来到学校，学校负责人见我个子不矮，年龄不小，就让我插入毕业班（当时初、高中均为两年制）。也许是看我模样老气，言行举止不怯场，“无牛牵过狗耕田”，班主任立马封我为“排长”（“文革”期间学校仿军队建制，班称为“排”）。尽管那时的教材内容简单易学，但我刚进去时有些科目学起来还是感到吃力。如那数学，进去就学“分式方程”，前面的内容全没有沾过边。年轻的数学老师曾当众训斥我：“看你马桶能割几十个了（湖南骂人的地方话，即个高不中用），在队里能拿八九分底分了，还来读什么书”！我被羞辱得眼泪汪汪，心里发誓要把这口气挣回来。于是我生平第一次刻苦读起书来。可谓焚膏继晷，不虚分秒。只仅月余，我便把未学的课程全补上了。一期结束，我跨入优秀成绩行列，一年结束，毕业时，我稳居同年级头把“交椅”。当时学校早晨不搞自习，叫“天天读”，要读毛主席的书，每周进行一次心得体会交流。我是排长，必须带头，这可是给了我一个磨嘴巴的机会。这辈子嘴不算太笨，也得益于这个阶段的锻炼。可是，那时成绩虽好，升学却仍然无望。不是贫下中农出身，大队不推荐我。万般无奈，只好硬着头皮找学校，凭着与高中毕业班的一个班主任的亲戚关系，我跳过高一，进了高中毕业班。好在养成了自觉、刻苦和良好的自学习惯，两年书一年读，最后成绩仍然是上乘。
11、工作队员
接过一本两寸见方的高中毕业文凭，怀揣着“回乡劳动实践两年，继续升学深造”的理想，又回到家里当农民了。——这回是正宗标准泥腿子，拿十分底分。其时已是“文革”后期，物质极度匮乏，国民们一边“抓革命”一边“促生产”。然“革命”下的“生产”总还是带上了那个时期特有的狂热政治色彩。大队上来了工作团，团长带领人民群众大战“开门红”，大年初一打着赤脚扒开残雪翻凼肥。团长是宁乡来的干部，当时宁乡是全地区“农业学大寨”的典型。团长说宁乡就是靠“拼死拼活、贱身为猪（吃红薯藤度日）”而“穷过渡”的。他还打算在宁乡调进若干干薯藤让我们度荒月。后来这里的老百姓坚决反对：牙齿不比宁乡人的久经磨砺，干藤只怕嚼不动，团长才作罢。我回乡不久也就成了工作队员被派到本公社的另一个村去“割资本主义尾巴”，所谓割尾巴，就是把社员家庭副业赶尽杀绝。蔬菜一株一棵的点，绝不能不能多种；家禽一羽一羽的数，绝不能多养。其他门类的副业更不能随意就搞，否则便是“资本主义泛滥”。我负责的那个生产队，几户社员合伙制了一船拖网，逢年过节帮人家打鱼分红。在当时这是比较典型的“资本主义尾巴”。更何况大队的会计就住在这个生产队，他又没有股份。“割”势在难免。但是在合伙者中间，有一户就是高中同学家，还有一户的女主人是自己村里嫁过去的，还是小学时的同学。因此我操着刀迟迟不忍也不敢动手，晚上开会我便读文件，叫队里的负责人谈生产安排。好在为期只有一个月，快结束时，我通知打鱼户每户交20元到生产队，生产队补记200分工（每10分工大约值3——4毛钱），就算草草割了“资本主义尾巴”一刀。
12、宣传队长
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回乡知识青年义不容辞的责任。带着“知识”回了乡，我一连几年都是大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长，每年都组织一班青年男女，排练一些秧歌“忠”字舞，快板三句半，配合中心搞演出，逢年过节搞慰问。因为“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毛主席语录）。当宣传队长，我有使命感啊，所以从不敢懈怠，从人员的选拔，节目的审定，后勤的安排，我都亲历亲为。青年男女天性活泼，要活而不乱。严而不死真还不容易。别看那时是个崇拜偶像，绝对虔诚的年代，人的活力终归还是要寻找合适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宣传队员门嘴里喊着唱好歌，跳好舞，以实际行动忠于毛主席，背地里也还是要偷偷地摸摸屁股亲亲嘴。我有时发现了，也就违心地说两句，内心呢，何尝不激起层层浪花？不过我们的这支队伍是很出色的。在那文化荒芜的年代，受到文化饥渴者——农村老百姓的普遍欢迎。有一年（大概是73年吧）公社搞文艺汇演，我们村文艺队的小型花鼓戏《夜校的钟声》获得特别奖，这出戏的脚本是我亲自撰写的。遗憾的是后来怎么也找不到这个剧本了。
13、理论辅导员
9.13事件后，“批林批孔”，“评法反儒”诸运动仍方兴未艾。农村文化底子薄如竹帛，农民中打起灯笼也找不到几个识得一筐方块字的来。什么儒家法家，孔兄林弟，在他们的概念里不知与稗草、稻秧有什么区别。有个贫协代表到公社去参加了有关9.13事件的会议，回家向社员传达时竟把“林彪”、“林贼”、“林陈（伯达）”说成林氏三弟兄。帮助农民学文化学理论的历史使命，又责无旁贷地落在了回乡知识青年的肩上。我便天经地义地当上了大队的理论辅导员，负有提高农民思想、理论、文化水平的光荣使命。现在说出来不怕红脸了，那时自己对所谓的“儒”“法”又能知几何（现在又知几何）？徒知“张飞表字翼德，曹操表字梦德”而已。还不只是鹦鹉学舌、人云亦云！拣几个历史小掌故顺便靠一下“儒”呀、“法”呀什么的，人家听得津津有味，背地暗地还夸你“到底时读了书的人”。当几年理论辅导员毕竟还是有收获，除赚到工分外，我还第一次接触了《四书》、《五经》、《三字经》、《女儿经》、《增广贤文》；在这段时间里，我背下了《三字经》、《集韵增广》和《论语》的一些段子，还趁追查禁书的机会读到了《少女之心》。
14、请我当造反派
74年的“反击翻案风”，大有“文革”东山再起之势。从上至下，相继成立“大批判”领导小组，没过上几天安稳日子的“遗老”们，有的开始又有些颤颤巍巍了。那天晚上，大队书记到家里来，随来的还有“文革”初期想“造反”起家，却偏偏又没有捞到“稻草”的一个“老牌造反派”。书记此番多了很多寒暄客套，之后，书记小心翼翼地说明来意，原来要请我“出山”当“造反派”。“造”他们“官家”的“反”。职衔是荣任大队大批判组的秘书长。毕竟还是受过“文革”烟雨的浸染，虽没有长“反骨”，不想当魏延，但也觉得这未必就不是一个粉墨登场的机会。我怎么就知道这“反”造不得？当时还异想天开，未必不能“造”出一条通向仕途的阳关道来！于是我爽快答应了。次日便披挂上阵，把老百姓的牢骚话，猜疑话，也还有实话搅拌在一起写成“大字报”贴上了大队部的墙壁。次日就召开群众大会，都公认“秘书长”喝了墨水，会说话，号召力强，于是头子“老造”安排我作动员报告。我俨然“一二"九”中当街演讲的“学生领袖”，慷慨陈词，气壮山河！现在想来，真是幼稚得可怜可爱可笑。好在这次毛老倌还清白，没让这茬形成气候。连忙发出了：“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还是以安定团结为好”的“最高指示”。正欲形成的淹没“一切牛鬼蛇神”的汪洋大海顿时归于平静。“闹剧”刚开锣便急急收场。幸亏我只是作了一回短命的“秘书长”，要不，误入歧途也未可知。
15、为谁奋争
社会实践两年期满，取得了推荐上大学的基本资格，可是真正变为现实，对多数符合条件者来说，仍是镜花水月。我们村每年一个推荐指标，推到公社还要“遴选”，我们村支书的干女儿，就连续推了三年却还是没有推出去，当时村里村外传闻很多，说她是那个部位出问题了，过不了体检妇科关。又是推荐的时候了，村里干部召集合乎基本条件的对象开会，名义上传达、贯彻上面精神，做到公正公平；实际上是又要“割你鸡巴又要止你痛”。“一坝水”给你堵着，大家看不到希望，满腹怨气又无可奈何。这次会上我不知从何而来的勇气，跟大队干部叫上板了。理直气壮得比那次当“秘书长”还秘书长，提出由我们符合条件的对象推荐人选。此举获得了排山倒海般的赞同，干部再也无法控制局势，只好顺水推舟自找台阶下，让我们自己推选。这次，推荐对象终于易人，若干年后的市长太太——就是那个读小学时和我同桌的圆圆脸成了幸运者。而我等，则“南望大学又一年”。
16、混迹“棍场”
其时我们生产大队有两个生产小队的人员构成很有意思，一是我们小队，年龄相差五岁以内的年轻社员，16人中仅一名女性（还是马脸）。新型的“光棍队伍”曾经一度吸引别人的眼球。有时外出劳作什么的，还统一着装，排整齐队伍，喊响亮号子。另外一个生产队则生出水灵灵十朵“金花”，可就缺少本土“探花郎”。因此就如同“磁场”一样吸引着我们队的“棍”辈们。两队相去至少两公里，感觉上却就像在隔壁。劳动之余的点点空闲，就让全泡进去了。即使是“双抢”，白天累得腰酸腿软，晚上都还要咬紧牙关去捕捕膻气。结果成绩自然不菲，就有两条“棍子”捕获到了“猎物”。赚了婆娘到家。我若不是后来去当赤脚教师淡出了这支队伍，说不定是捕获猎物的“第三棍”呢，因为我也对其中的几朵“金花”，多少有着一些特别的情愫甚至是钟情，其中三朵曾是我初、高中同学，有一朵还真让我动了心。记得那是在一个深冬的如漆夜晚，在家实在耐不住了，我便穿着木屐，冒着小雨径往她家去。离她家200米左右处要过一座小石桥，天黑咕隆咚，我一脚踩空便掉到桥下，桥下是齐腰深的淤泥，我动弹不得，只得高声大叫，她和她弟弟打着火把急急赶来，费力好大力气才把我从淤泥里拔出来。这一次我可在她家住了三天三晚，她把我的衣服全部洗净烘干，让我穿自己的衣服回家。她跟我玩笑说：“我可是把你当‘新郎官’打点的啊”。我说“谁叫我有这福气呢”。可是终归有缘无分，最终“新郎官”还是让别人当去了。（未完待续）

附：爱的情怀（节选）
那年，我才十六岁。队长说我不能再当牛倌，于是我随着冬修水利的队伍来到了湘江边的湘阴县岭北区东港公社，人生第一次当上了民工。民工队伍驻扎在当地老百姓家里，我的房东姓刘，男人打鱼长年在外，很少回家；独生女十四岁，在学校上初二；房东是“官”字号，是生产大队的妇女主任，为人豁达，还贤惠第一次当上民工，固然不会跟我带来幸福感和成就感。那时的民工生活确实很艰苦，“愚公移山”式的劳作方式，苦僧般的伙食标准。那时的我，严格来讲还是一个孩子，充其量是一个大孩子，用长辈的话来说，还没有出满力，瘦削的肩膀实在有点承受不起沉重的一担担黑土。吃的太差，无法供给身体所需的营养和热量，更无法想象能有什么文化生活，有时听到“土夫子”们说上一个粗鄙的笑话便算是加了“文化快餐”。
年轻人与生俱来的活力不因生活、劳动条件的恶劣而被扼杀，肩上的扁担一扔，精神也就跟着上来了，时间稍长，也便要产生情绪宣泄的躁动。晚饭后，民工们除年老的早早的躺下养精蓄锐外，余下的或围在一起抽着“喇叭筒”（旱烟）说浪话，或就着昏黄的煤油灯玩扑克、骨牌；而我这当儿最有兴趣作的就是和房东家的那位读初中的小姑娘谈读书、帮她做作业。
小姑娘叫玉屏，浑身上下集合着少女的风韵，眉眼间充满着青春的活力，那模样，现在想来就该誉为“含苞欲放”。那模样的出落，现在想来恐怕也只能用“沉鱼落雁”喻她了。小玉屏挺懂事挺大方，见着我们这些民工总也要面带微笑的打个招呼；每天放学回来晚饭后，不管她妈在不在家她总要在自己和他妈共用的卧室桌前油灯下搞上两小时学习。谈话中我得知她还是班上的一个什么干部，但学习成绩不是十分突出。一次作家庭作业遇到困难需要帮助使得我有机会接近她。当时只读了六年小学的我，居然还是民工队伍里的“秀才”！那晚用算术方法帮小姑娘解决了一个方程应用题，着实让她惊诧。有个晚上她请我帮她写作文参加竞赛，题目是《火热的战斗》，我把冬修水利工地的一些场面帮她写进去，居然让她在那次作文竞赛中获得了奖！她发现我的语文更好，由惊诧而佩服。在她心目中我俨然就是“百科全书”。小姑娘本来就嘴乖，更何况有人在学习上能帮上大忙，平时在一起说话又显得那么投机，所以见了我总是哥哥前哥哥后的叫得亲热。叫的勤了，叫的亲热了，我的同伴中的年轻人有的好像有些妒意，我便成了同伴们白天在工地上取笑的靶子，常常被他们羞得面红脖子粗。但下工回到住地，遇到了小玉屏，便又什么都不顾及了。
当民工那么苦，可日子还是过得那么快，一晃二十天，冬修任务完成，我们的队伍将“打道回府”。不知为什么，小玉屏的影子一下子在脑海中挥之不去了！想到明天就要分手，心里好失落。离开的先一天晚餐，民工食堂为庆完工打“牙祭”--肥肉加“七五冲”（一种用金刚藤为原料酿造的烈性低质酒）。那晚，我人生第一次喝酒，也是人生第一次醉酒。后来同伴告诉我，当时我手舞足蹈、又说又笑的，只是醉得有“水平”--硬是没有说一句粗话、错话。
次日便回家，玉屏因读书没为我送行，我也没有机会当面向她辞行。想好了要说的话，全都憋在了心里头。
回到家里起初的那段时间，人就像丢了魂，食不甘味睡不安寝。小玉屏的倩影总是在眼前晃来晃去。虚拟的意境里或与她嘻戏亲昵，或帮她捉刀答题。大概回家不到十天，也不知自己从哪里来的勇气，居然提笔给她写了一封信--那决不算情书，只是写了些承蒙她家关照的感谢话和鼓励她好好学习的话语。让我感到喜从天降的是小玉屏很快便给我回了信。开头一声“哥”的称呼，就已使我激动万分、神魂颠倒了。学生字体隽秀而又充满稚气，写的内容平常朴实：无非是感谢我帮她搞了学习，回忆幸福而又快乐的短暂相处，希望有机会见面之类的文字。而在我却是如获至宝了。她的来信我至少保存了十年，但后来我也不敢再给她写信，而那份思念，却在脑海中留了好多年。
仔细算来，这已是三十二年前的经历了。拾起这片尘封已久的记忆，却如同读一首关于昨天的小诗。用现代人的论事标准来看，我可能是暗恋上小玉屏了。但只能算一种朦胧、原始状态的爱，或者说是情爱的雏形，或者说只含有爱的因子。说白了，还是单相思。我却欣赏那时自己的真，小学毕业当了“一介土夫”，灰头土脸、尖嘴猴腮、衣衫褴褛，加上身份地位之卑微，现在想来也不寒而栗。而在当时却全然没有猥琐、寒酸的自卑感。让情感象一泓小小的山泉，顺着山势缓缓流出，信之所至，随其自然。实际上，我那就是在酿造情感生活的酒，且以爱为要义。只是限于当时的环境和自己的造化，也就只能酿成这样。但毕竟是自己真诚的付出，即是封存久了，再打开，仍然有淡淡清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