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第三节村民小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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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郜家昌比较信赖的，曾几次三番找上门讨注意，寻办法的郜家树（等）小组长——他不仅曾经是小组组长，也是族里或门里的长门后裔或明白人，其血缘门第关系又相对比较亲近，更是组里为数不多的，算是个能识文断字，能写会算的人物，也算是个看事情能看的比较明白，做事情能做的比较公道，断是非曲直能端一碗水端的比较公平，能识大体顾大局的人物。有着这样的双重或多重身份，其地位就不言而喻了。同是同村同组同宗同族里的人，他不被组里的人予以信赖，谁还能够被信赖？他不为为维护或捍卫组里人的利益，出头逞个头，拿个正当主张，论个公平值过，讨个说法，而出点儿力，发挥点儿作用，谁还能够发挥啥大作用？
　　因此，村组里的村民，就自动集聚在各自的小组长家，以其为中心共同商讨出一个应对办法。所以，在这里，不得不说一说村民小组和村民小组长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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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民小组形成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定性于八十年代初。那时，农村原有的，也就是五十年代后期所形成的以公社化、集体化、生产队化所有制体制下，所组成的农业计划经济体制，农业生产吃大锅饭架构体系，已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严重阻碍、制约、桎梏了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
　　在农业生产上，自组成生产队以来的二十多年里，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发展，不但农业机械化没能得以实现，就连电灯电话洋犁子洋耙也不多见，致使粮食（亩）单位产量一直徘徊在三四百斤的基础上停步不前。在生活上，让生产队收不敷出穷困潦倒到家；让工分不值钱，一分不顶一分钱；让一个壮劳力没明没黑苦拼苦干了一天，所挣来的十个工分不值一毛钱；让农民吃不饱肚子忍饥挨饿，一年要拉几个月的饥荒吃糠咽菜；让一家大小几年下来添不上一件新衣裳，穿的破破烂烂好不体面。在思想上，造成了人心涣散，人心思变，都想摆脱束缚在身上的枷锁，都想挣脱捆绑在身上让人不好或难以施展拳脚的残酷桎梏。人浮于事，无所事事，无心思恋、思念、记挂生产劳动——会投机取巧的取巧，会欺骗的欺骗，会耍滑的拖滑，能躲避的躲藏，能溜走的溜跑，能偷拿的随便偷拿……
　　就在这时，一件逆势而动，一件逆潮流而动，一件顺应民心，一件顺应形势发展的大事件发生了。它发生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的一九七七年，它发生在在中国历史上都是最穷最穷的地方上，它像扎上翅膀一样，从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悄悄飞出，迅速传遍全中国。小岗村率先实行了土地联产承包制，并取得了积极成效的消息不胫而走，无疑给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广大农民带来了新的刺激，新的希望，新的期待……于是，就蠢蠢欲动跃跃欲试地也要效仿之。迅速燃烧起来的炙热期望之火，炙烤着当时的基层执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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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在当时的玉河地界上的（县、乡、村）基层执政者，并没有立即应民心顺民意应潮而起，积极地向小岗村学习，大刀阔斧地着手实施包产到户。而是拂了民意，强奸了民愿，以小变应大变地采取釜底抽薪的手法，或以变相、变通、折中、过度之术，或以“托”字口诀，来搪塞来应对新形势下所出现的新事物迅速发展成长；进而来剪灭农民思想中所生长出的羽翼未丰满的翅膀，来拖延、延缓新事物、新情况、新动态、新势头迅速蓬勃发展漫延；也是为了便于更进一步地管理好掌控好农民。把原来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形成的，也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形成的大生产队或以自然村组合起来的生产队打乱，划分为若干个子生产小队来，以求保持原生产队主体性质不变，欲维护朝不保夕、行将就木、将土崩瓦解的生产队体制。
　　在由大生产队分散为若干个小生产队时，一些（县、乡、村）基层执政者，或许是面对新事物的纷涌出现，被搅扰的手忙脚乱应接不暇；或许是面对从农民心中喷涌的殷切之火，被炙烤的烦躁不安，惶惶不可终日地没了主张，唯恐体制一被打乱，天下就会出现大乱似的；或许是被刚燃烧起来的大火烁烧的焦头烂额，昏庸无能、匮乏无术，顾不上在如何撤拆不合时宜制约农村生产力发展的旧条条旧框框旧体制，改革创新适合农村生产力发展的新体制，发展农业生产，提高粮食产量，解决人们温饱上，和如何改善提高人民生活的幸福指数上用心下功夫，只是简单一味地在如何维护住生产队体制上用情下功夫。就采取简单照搬的方式，反过来，把新中国刚成立之时，为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盘剥农民的土地制度，巩固土地改革所带来的胜利成果，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加粮食产量，改善人民生活，所组织一些相对积贫难反、积弱难反的贫困农户，以自愿结合的形式，在农业生产耕地播种，或收割打场晾晒上，能形成相互帮助、相互扶持、相互协作合作的，结为互助小团体的模式——农业生产互助组的模式。倒置过来，照搬过来，来维护巩固大生产队体制身死而魂不散，来缓解释解生产队体制所酝酿所纷涌出的各种矛盾，把大生产队划分成若干个子生产小队体制，来辅助农民搞好农业生产。
　　这个时间下，这个势头下，再拐回头来采取以前的互助形式、模式，与其说是扶助、帮助农民搞好农业生产，还不如说是以其形式来捆绑住将要四散为个体农民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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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一时彼一时，其间已跨过了二十余载，里面的意思与意味也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虽然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块地，人还是那些人，但随着日月星斗的不断转移，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随着文化大革命那么一闹腾，已是人是物非了，人心不古了；里面已增添了太多的东西，已容纳了太多的复杂成分，原来的那层意思与意味已被发酵的不能再发酵了。当时的一些（县、乡、村）基层执政者，再拐回头来采取互助组的模式，简直是有点儿倒行逆施的意味在里面。
　　在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的时代背景下，党在农村所组成或形成的农业生产互助组，的确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并产生出了积极地能动效用。不仅让贫下中农当家做了主人，使农业生产得到迅速提高，也使粮食产量得以大幅度地提高，很好地解决了当时农民的生产和吃饭问题；也有力的巩固了土地改革的胜利成果；更有效地巩固了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绝对领导地位……然而，再拐回头来回到原初，回到原点，也显得当时的一些（县、乡、村）基层执政者，面对新形势新势态，也太力不从心了，也太不自信了，也太没辙了，也太无奈了。
　　这，或许是一时难以接受，或难以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变化；或许是一时拿捏不准新事物新形势的脉搏；或许是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太深，太注重权利效用了；或许是一时难于放开手中握着的权力；或许是一时难以忍心失去已被捂热的权利；或许是担心分散为单干的农民搞不好农业生产；或许是担心难以掌控住四散为以家庭为主体的农民……反正不管咋说，就是很不情愿地放手，让农民自主；就是不愿看到农民自由，看到农民不被管束，放任自流地任由农民包产到户。
　　这个与安徽省相邻的小地区，支支吾吾执执拗拗地一直推拖至一九八三年，才万不得己地才无可奈何地实行土地联产承包制。承包制一经在这个小地区全面推开落实，立马立竿见影地收到巨大成效，当年这个小地区的全部农民就都吃上了白面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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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新划分出来的生产小队，其组成形式，也是采取自愿、自主结合的办法来组成的。但所结合的组合体成分，却不是无机单原子的简单组合，而是有机亲核子的机械组合。它所组成的成分，再也不是相对贫困与相对困难成分的互助组合了，而是大相径庭分庭抗礼的有违互助组初形成时的初衷，以血缘关系、门第关系的亲疏远近，或以趣味爱好相投相近的关系来进行有机结合而组合的组合体。既是一个门上的有血缘关系比较亲近的人家自动结合为一个小生产主体，另一个门上的有血缘关系比较亲近的人家又自动结合为另一个小生产主体。
　　于是，原来组合在一起的一个大生产队主体，一下子分割成两个或三四，甚至五六个七八一十来个小生产主体来。这个小生产主体的名称，还叫生产队，只不过在生产队之前多冠了一个“小”字，叫生产小队。
　　担任这个小生产队的小队长的人，除了以前曾在生产队里任过队干部的以外，大都是被组员们推荐出来的门里的长者；或是有威望的人；或是被门里的人认可很信服的人；或是能说会道，能识文断字，能写会算的人；或是看事情能看的明白，做事情能做的比较公道的人；或是宗族观念意识强能识大体顾大局的人；或是热心肠能为组员们办事情的人。藉此能笼络住或拴住农民的心，以期能长期保持住或维护住生产队主体性质不被变化。
　　郜家树小组长和郜韶红小组长，以及其他小组组长，就是这时应运来生的。他们所辖小组里的人，大都与之有一定的血缘门第关系，既是同宗同门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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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好景不长。这个新划分出来的生产小队只存活了短短的几年光景，就被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给阉割了。伟大的总体设计师，伟大的改革先驱领袖邓小平，及其领导下的党中央国务院高瞻远瞩，高屋建瓴地做出英明而伟大的决策——决定在农村全面推行经济体制改革，推广落实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伟大决策，无疑是像摧枯拉朽般，一下子把那如摇摇欲坠只剩下残垣断壁的生产队体制墙体，给推到了；无疑是像风卷残云般，一下子把那笼罩在农民头上的体制乌云，给吹散了，给吹净了天空，亮出青天红日；无疑是给希望维持生产队体制的人，来个釜底抽薪没了底火，来个插刀断奶没了奶吃，撤走了残杯冷炙吃不成饭了，抽走了拼命抓着的救命稻草，破灭生的希望而吹灯拔蜡；无疑是给濒临在生死线上的广大农民，打了强心针，注入了新鲜血液，陡增了活力。
　　早已被束缚被压制地不能得以很好呼吸的农民，在这伟大决策的引领下感召下，倍受鼓舞地一下子换发了精神，焕发了青春，陡然像减了不少年岁般卸下了被压在身上的沉重枷锁，得以全身心地解脱、解放。像刚被从牢笼里放出来的似的，一下子都欢欣鼓舞地张开鼻翼打开双臂扩开胸肌尽情地呼吸这久违的新鲜空气；都热血沸腾，热情高涨，欢声雷动，心悦诚服地迅速行动起来，也不顾忌什么血缘门第关系上的亲近远疏，什么兴趣爱好朋友关系的面子了，都纷涌而起地一下子就推到了生产队体制的墙体，皆大欢喜地都享受到实行联产承包制所带来的福音，所创造的幸福。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全中国除了香港、澳门、台湾以外，基本上各地都实行了以家庭为主体的土地联产承包制。这时，原先于五六十年代形成的集体农业生产架构体系，就轰然倒塌了，失去了支撑它的坚实基础，没了地位，失去了应有的作用。农业生产以家庭承包为主体，分化、瓦解、取代了生产队集体生产的主体。生产队、生产大队就名存实亡的自动解体了，人民公社也黯然失色地走到了历史的尽头，逐渐淡出历史舞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不复存在了。各地为了便于对农村进行有机领导和绝对领导，随之撤下了人民公社匾牌，恢复了原先的乡政府名称，和组织架构体系，对农村实行行政管辖。各生产大队，也就顺势被改称为便于行政管理的行政村，各生产队和刚划分出不久的生产小队，在各地基层行政编制薄上，则被称谓为村民小组，而生产队就此被踢出行政编制序列。这里也就按行政编制上的称谓而称谓之。但村民仍改不了习惯称谓，仍称村民小组为生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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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其他远离城市脚跟的村庄里，村民小组组长这一职务，在以家庭为主体的生产劳动中，几乎起不了或发挥不了什么大的作用。只是在二零零三年以前，多少还能发挥点儿或起点儿作用——帮助行政村干部向各个农户催催公粮收收提留款，落实一下计划生育什么的。零三年国家对农民实行免征农业税和取消基层政府收缴提留款的新政以后，它就如同虚设，犹如大年三十逮只兔子——有它没它照样过年一样。随之各基层政府就自动减编了村组长这一职务，把其剔除出村干部序列，行政村里只设村支书、村主任、村会计等职。但，像靠甸村一样的居在城脚跟边的村子就不同了，各小组组长虽然被取消了职务名称，不再包含在村干部序列中，可手中仍然还替组员们掌管着一块不大也不小的机动地。并以此为楔子，榸实或夯实与全组组员保持良好关系的基础；以此为纽带，与全组组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以此为绳索，来维系着组员，把组员牢牢捆绑在一起，团结在一起。
　　这机动地，本来按政策上的规定，凡是生产小组，皆要留出一部分土地作为机动。一是留作给组员们谁家新娶了媳妇，谁家新添了小孩，就从中划出与他人等额的份额土地供其使用。二是从其收益上，拿出一部分利润留作组里日常工作运转开支。可由于，机动地留的太少，新娶和新生的人口太多，与之难成比例，就形成了僧多粥少的局面，根本就应付不了每年新添的新人口。组里每年都要有不止一个新媳妇进家，不止一个小孩出生，今年划给他了，明年再添的新人口，就无地可划。再因为，这留出的机动地，不是留给哪一个人的，也不是留给哪家的，更不是留给小组长的，而是全组大家共同从应得的份额中拿出一小部分份额留出的。换句话说，就是这留出的机动地，全组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有份。所以，一旦把机动地上的土地划给谁家，其他组员就会很不高兴地满腹唠噪地乱作一团，乱成一锅粥地吵吵闹闹不可终日，让组长好是头疼。再再之，国家一再三令五申地强调，实行土地联产承包制的大政方针一百年都不会变，和一系列有关辅农、助农、富农改革的三农政策的持续出台，无疑给农民打了强心针，吃了定心丸，使农民铁定了心。于是，有不少村庄的村组，为图省事，少麻烦，就来个一劳永逸地把机动地零刀切割地按份额又划分給各个农户。
　　而像靠甸村一样居在城郊边上的村组，所留出的机动地，因占着地利的先机，能租出去，能赚来租金，能比再次零刀划分所获收益要大的多的多，就没有再次被分割划分。而是留在组里，作为大家的共同财产，大家共同平均分享从中获得的收益。保管和掌管这机动地和从上面获得收益的人，就是这原来的小组长。所以，这村小组组长就无形中被组员们抬高了地位，享有被组员们信赖和追捧、追崇的威望。同时，小组长并以此为契机，或为绳索把组员们紧密地捆绑在自己的周围，形成个以他为中心的小团体。
　　所以，村里一有事情，或哪个组员家有什么红白典事，或发生什么好事坏事，或组员们谁与谁发生了地边纷争矛盾，或宅基地纷争矛盾，或其他纷争矛盾，就很信服给面子的不请自到地跑到小组长家说道说道，或讨个主意，或寻个办法，或予求个什么帮忙；都把小组长当作公平、正义的化身，前来找他去调解、化解矛盾纠纷。在这点儿小矛盾上，组员们没忘记小组长的作用，在这大片土地将要被征占的大事情上，更不会遗忘小组长的作用。所以，郜家昌等组员，在知道那块土地被征用和既将要动工兴建的消息后的第一时间里，首先所想到能帮助他们出主意想办法拿对策，能给他们打气助阵的人，就是这小组长。这时，小组长的身份、地位、作用就被凸现出来了。小组长就成了组员们的主心骨，成了他们能依靠的靠山，成了他们能扶持的手杖，成了他们能宽心打气的催化剂、助力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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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则因为，这时的像郜家树、郜韶红等一样的小组长身份，在官面上早已被剔除，已不属于村干部体系中的一份子了，已不依仗他们能发挥出什么大的作用了，公允地位已清除为零。小组组长就混同为一般普通老百姓，再也没有高人一等的特殊地位了，再也没资格对组员们厉声呵斥颐指气使了。
　　在郜家树看来，既然同是老百姓，那就得跟老百姓保持一致性，保持同观点、同观念、同意见、同见解的混为一谈；既然还能够被组员们抬举、信赖、仰仗，那就不能有悖他们的情面，违拗他们的心愿，有损他们的利益了。那就得与之同呼吸共命运，为维护共同的利益而结为共同阵线，一起起来阻滞乡、村干部的不法奴役驱使，一起抗阻乡、村干部的不正当行为，一起不礼貌乡、村干部的横加干涉任意妄为……他们无官衔一身轻，再也不会惧怕什么顾及什么了；再也不会看着乡、村干部的脸色、眼色而行是了；再也不会考虑端谁的碗服谁管了；再也不会为担心被撸职而不闻一名了。
　　所以，小组长就把全部心思用在组员们身上，为维护和捍卫组员们的利益，也是为维护自身的利益，充当中流砥柱的坚强支柱；或充当挥旗打鼓，观敌瞭阵的指挥者，或充当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决策者；或充当能掐会算，能排阵布列的参谋或军师；或充当维护组员们利益的代言人，或充当冲锋陷阵的马前卒……不诳被组员们白白信赖一回，拥戴一回，依赖一回，仰仗一回，而发挥出自身应有的作用，不被乡、村干部看扁看低，不失信与组员们。
　　于是，郜家树、郜韶红等小组长，就在组员们的簇拥下，登高一呼地把各自小组的人气、人力聚拢起来，形成合力，拧成一股绳的，时刻准备着统一行动与乡、村干部，与开发商一决雌雄，来有机有效阻止其奠基仪式的顺利举行，阻滞其如期占用开发，来维护和捍卫大家已有的共同利益。
　　随之，各个村民在即将举行奠基仪式临近的时间里，不甘坐以待毙，不甘不吭不响地连个屁都不敢放地就伸着脖子等着被宰杀。他们做好了思想准备，他们激愤难耐地皆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地要行动起来。除坚决响应执行小组成员共同达成的统一行动的对策外，他们还各行其是的，都以各自的聪明智慧，都以各自能想到的主意、办法、点子，都以自己微弱的能力，在向外昭示着彪扬着宣泄着抗争的坚强意志。
　　郜家昌坐不住了，掘劲也上来了，气不忿地赌气在自己开的菜园里，挖了一个墓穴。有人见之，就好奇地问他，“挖这么的大坑干啥？”他毫不隐瞒气愤愤地说，“他们不是要动工吗？我就挖个墓穴等着他们。一旦他们非来动工，我就躺在这墓穴里不出来。他们若有种，非要动工不行，那就请他们把我活埋了。若不把我活埋了，他们休想动工。”随之，村里好几个跟郜家昌年龄相仿的老年人，也都效仿起来给予声援支持。一人见动，十人开动。郜家昌开了个头，随之村民就跟着行动了起来。有的，在地头上设障挖陷阱；有的，在田地里起土堆成个貌似坟墓的土堆；有的，干脆把自己种的责任田挖成个大深坑，取土垫自家的宅基地；有的，干脆把自己挨着道路的土地，沿着地边路边挖成一条深沟；有的，把原先为方便耕、种、收生产，而在干沟渠中填垫出的路坝，又全部挖断；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