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一
　　吴之义如今出门采访，总忘不了要带上一件工具，这就是报社配给他的一台照相机。
　　吴之义不仅早就喜欢摄影，从事记者工作，使他觉得有时采用现场拍摄的照片更能直观简捷的反映事物。
　　这台照相机确实派上了用场。吴之义用它摄的第一组图片报道就起到了良好效果。
　　那是一次吴之义去某县采访，在街上用餐时，他看到这个城市的市容市貌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脏乱差现象比较突出，饭馆、饮食摊点的卫生让人一看就没了食欲。街道上的脏水到处流淌，垃圾随风飘荡。吴之义便拿出相机，拍了几个镜头，往报社发了一组题为《生活环境与人》的图片新闻，在这组图片中，他把城市人漂亮的穿着、城市美丽的建筑和公用设施与脏乱差的环境作了鲜明的对比，说明了人的身心健康与生活环境的密切关系、城市环境的文明与提高市民文明素质的关系、城市的市容市貌与招商引资的关系。这组图片报道发表后，引起了该地党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立即安排部署开展了以“治理脏乱差，创造优美环境”为主题的活动，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整个城市的环境面貌大为改观。
　　这天，吴之义又上路了，陪伴他的是那台他心爱的照相机。
　　自从吴之义发表了几篇“记者见闻”、“记者调查”、“记者述评”的批评性和揭露性报道以后，读者的来信像雪片一样飞来，报社每天都会收到很多。有的读者直接打电话到报社，一定要找吴之义说句话，表达对他的敬意和支持。有的甚至跑到报社找吴之义反映问题，恳求他能以舆论工具干涉一下，以促使问题得到很快解决。不难看出，读者把他看成了为民主持公道和正义的“青天大老爷”，凡遇到不公平的事或受到冤屈，就想到要找他给说句公道话，评评理。
　　吴之义今天要去的地方，就是接到群众多次反映后，才决定要去看看。
　　吴之义坐在班车上，像是闭目思考着什么，或者由于多日的奔波劳顿实在太困了，养养神。
　　“我看这社会纯粹成了有钱人的世道了。”
　　“现在娃娃上学花费太大了，真是供不起啊。”
　　“就是，我的娃娃在省城上大学，除了生活费，各种费用乱七八糟的很多，才上了一年，我就拉了很多账，这以后可咋办。”
　　吴之义身后一排座位上的两个农民正在谈论娃娃上学的困难。
　　“以前人家娃娃上大学国家供养，不花钱，毕业了国家分配工作，现在咱们自己出钱供娃娃上学，花费大，国家不分配工作了，找工作都不容易。”一农民说。
　　“不管怎样，就是咱们穷死，累死，也要供娃娃们上大学啊，上一回大学出来毕竟有出息些，咱们尽到义务了，就看娃娃以后的本事了。”另一人说道。
　　“就是，不供不行啊，可供一个大学生确实不容易，有的家长把命都搭上了。前些日子，我们村里有一家人的娃娃正在上大学，他爸为供他就去了一个小煤窑挣钱，才干了十多天，就出了事，不到五十岁的人就这样走了。”一人说道。
　　两人继续聊着。
　　汽车在柏油路上跑得飞快，车里的旅客在闲谈着。窗外路旁的树木向后一晃而过，汽车飞转的轮子犹如人们为生计忙碌奔波的脚步，停歇不下来。
　　汽车在继续行驶，有的旅客打起了呼噜。吴之义也有点困了，他调适了一下身体，想眯糊一会儿。
　　“快来看呀，我中大奖了。十万元的大奖。”
　　人们不知发生了啥事，一个个睁大了眼睛，只见车厢中间过道里站着一个青年人，手里高高地举着一个饮料罐和拉环，他的身旁已围过来三四个人。
　　“大家快来看，他确实中大奖了。”一个青年不知从啥地方拿出一本杂志，在手里摇晃着，“大家看，这份杂志上登着大奖启示，正是他中的这个奖。”
　　有好奇的人上前仔细看着杂志上的启示，然后看了看中奖者手中的拉环，万分惊喜地嚷道：“没错，真真切切，他中了这个饮料厂家有奖销售中的最高奖，也就是特等奖十万元人民币。”
　　“这小子可发大财了。”
　　“人家有这个命嘛。”
　　……
　　车厢热闹而噪杂。
　　“本人由于没有身份证，并且不瞒大家说，前几天我在老家犯了事，公安正在网上通缉，所以不能去领奖，现决定就此转让。”中奖的青年人一下子变得好像很泄气，在万般无奈中只好忍痛转让大奖了。
　　“多少钱转让？”
　　“说呀，多少钱？你拿着还不是白拿，少点我要了。”
　　“哥们，谁真的想要，我一口价，六万八。”中奖者眼睛扫视众人说。
　　没有人吭声。
　　“五万八，有人要吗？”青年人降了一万。
　　还是没人吭声。
　　“看来有人想要，就是没这么多钱是吧？那谁能拿出多少钱？”青年人提高了声音。
　　“一万八我就要。”忽然从后面座位上传来一个声音。
　　“你要很好，你过来咱们商量，最低两万八。”青年人看到了希望。
　　“我只有这点钱。”那人从后面走了过来。
　　“那你包里有值钱的东西吗？可以抵钱。这样吧，咱们下车去商量。”青年人见那人点了一下头就叫停了车，走了下去。那人跟着也准备下车。
　　吴之义把刚才这一幕的全过程都偷偷拍了下来，他把相机装进包里，站起身对着正要下车的那人说：“你等一下，我劝你不要下去。”
　　那人听后迟疑了一下。
　　“快去呀，你如果不要，我就要了。”
　　“我也想要。”
　　说话的是开始证明中奖的、后来吵着要买下大奖的两个青年。他们顺手推了一把那人，他就下去了。车启动了。
　　“我看这是个骗局。”吴之义对车上人说。
　　“你没钱要就算了，胡说啥。我哥俩刚商量着要买下这个大奖，可让那小子先说好了，我们就不好坏人家的好事了。”一青年一脸不高兴地看着吴之义说道。
　　车刚加速跑了一段路后，这两个青年就要求停车，嘴里说着：“咱们下去看看，如果那人不要，咱俩要了。”
　　两青年下了车。吴之义面向乘客们问道：“我觉得这几个人是一伙的，好像那两个青年在演双簧，大家说是不是？”
　　有几个人说看不出来。忽然有一个人似见多识广地、慢悠悠地说道：“他们本来就是一伙的。我早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前不久，我在别的地方碰见过这种事。这是刚出现的一种新的诈骗手段。”
　　“那你为啥不早说呢，那人可要吃大亏了。”有人说道。
　　“我哪敢说啊。如果当时揭穿了他们的骗术，说不定我就没命了。”
　　乘客们听了后，纷纷议论起来：
　　“这社会干啥坑人的事都有。”
　　“有人为了钱，不管啥丧良心的事也干得出来。”
　　“这啥世道啊。以后出门可要多个心眼，不能贪占便宜。”
　　吴之义静静地听着人们的议论，他想，正是有些人爱占便宜才使那些骗子容易得手。
　　这件事使吴之义想到，必须把这些骗子的伎俩曝光出去，免使更多人上当受骗。他的腹稿已打成，题目拟定为《并不高明的骗术》。
　　
　　二
　　吴之义坐了几个小时的汽车来到了该县，然后坐上了要去的那个乡的班车，已是中午，他看了看手表，快一点了，这时觉得肚子有点饿。班车窗外一中年妇女胳膊挎着一个篮子正在叫卖，里面装有食品和饮料，吴之义便要了一块面包和一瓶矿泉水，就在车上将就着充起饥来。一个多小时后，他到了那个乡政府的一个行政村。
　　他这次调查的是根据群众的反映，这里农民负担太重的情况。他顺路走进一户人家。
　　“老大爷，您好。”吴之义见一老人正在院子里忙着，就主动上前问好，然后说明了身份和来意。
　　老人看到吴之义远道而来，就将他让进屋里，提起墙角的暖水瓶，泡了一杯茶，并从厨房里端来一盘馒头。说道：“走饿了吧，随便吃点吧。”
　　吴之义吃着馒头，喝着茶水，打量着老人家的屋里摆设。他看到屋里没有啥像样的家具，正面靠墙只有一个农村常见的长方形柜子，炕上叠着的被子很陈旧，铺着的床单已看不清质料和花纹，并且已补了几块补钉。可以看出，这是一个跟有些困难家庭一样，属于困难户的人家。
　　“大爷，您家的一年收成咋样？”吴之义问道。
　　“不算太好，但基本上够吃了。”老大爷说，“就是没啥经济收入。”
　　吴之义走访了村里十多户人家，大部分家庭都过着温饱型的生活。他最后来到了村委会主任家。
　　“请问主任，你们这个村群众的生活怎么样，你说说吧。”吴之义拉家常般问道。
　　“还可以吧。能吃饱肚子，穿暖和。当然有少数几家人生活比较困难，有的家里有病人长年害病，有的家里都是老弱者，有的家里主要劳力是残疾人，所以这些人家的生活相对来说就没有别的人家好。”村委会主任说明了困难人家的主要情况。
　　“据我了解，大多数人家都是过着温饱生活，那村里群众对一些收费摊派有意见吗？”吴之义问。
　　“群众肯定是有意见的，但这都是为集体，没办法。”主任说。
　　“那有的人家拿不出钱不交咋办？”吴之义问。
　　“强行收取。拉粮食，扣押财产。多少年来一直这样干着，有的人家就是有钱也不交，只得采取强硬手段。”主任很无奈的样子。
　　“跟群众发生过冲突事件吗？”吴之义问了一个重要问题。
　　“每年收交时都有过抗交事件，一个多月前就发生过一件事。”主任说，“是这么回事。那天乡上干部来我们村收三提五统时，主要是乡统筹这一块，有一户姓陈的人家只交了一半，说确实没钱交了，就这一半都是跟人借的。但乡上干部不管那么多，乡上规定收不清要扣他们的工资，结果打了起来，派出所的人把姓陈的那人抓起来关了三天，乡上还加罚了一百元。”
　　“后来这人就上访，说农民负担太重。”主任接着说道：“不光是这一个人闹事，我们村到乡上去了几十个人，找领导说收费太高，他们负担不起。乡上领导说，他们是跟党和政府对抗，并且聚众闹事，限时让他们离开，不然就要抓带头的。这些人说，要抓就把我们全抓起来，结果差点把事情闹大。”
　　离开那个村后，吴之义来到了乡政府。
　　“乡长你好。如果你不太忙的话，我想了解一下群众反映的负担过重的情况。”吴之义见到乡长后说出自己采访的目的。
　　“对不起，我还真有点忙。这就准备下村去，车在外面等着。”乡长正在办公室跟一年轻女子谈笑得很热火，见到吴之义这不速之客，有点扫兴的样子。听了吴之义的来意后，他的表情有点警惕和冷漠。他身子朝后一仰，靠在老板椅上，两眼盯着吴之义，可看出他不愿接待的态度。
　　“就担误你半小时时间。”吴之义有点吃了闭门羹之感，他微笑着说，“我是远道而来的，这会儿口渴得很，不知能否倒杯水喝。”
　　“完全可以嘛，我这里水还是有的。”乡长态度有了些许平和。他从隔壁房间叫来一女干部，给吴之义沏上了茶。
　　“请问乡长，你们乡是按照怎样的标准收三提五统的呢？”吴之义并未喝茶，抓紧时间提出了问题。
　　“我们是根据规定，按照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百分之五收取的，而且是按照三年前的数字收的。”乡长谈的是国家政策规定的，吴之义清楚这一点。
　　“你说的很对。但是，请问，你们乡的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数字是否确切。据我了解到，你们乡的一个村三年前的人均纯收入数字偏高，就三年前的纯收入来说，今年都达不到。所以，我的问题是，如果给农民定的人均纯收入不符合实际，指标过高的话，是否按比例收取的‘三提五统’的费用就要高些。也就是说，人为地给农民增加了负担。”吴之义说道。
　　“我不认为是这样。每年上面下达的指标跟我们乡政府上报的指标是一致的，而且是实事求是的，是在调查的基础上确定的。谁都清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广大农民不但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有好多地方的农民已进入了小康生活。在乡党委乡政府的领导下，我们乡广大农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在逐年提高，这是明摆着的事实，怎么能说我们定下的农民人均纯收入过高，增加了农民负担呢？”乡长不但不赞同吴之义的看法，反而对吴之义的说法很不满，好像这位记者不深入群众了解情况，空口无凭地给他的乡政府脸上摸黑，不但否定了他们的成绩，而且否定了改革开放后农村的变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这十多年间，农村经济的发展很快，农民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事实，我也不否认你们乡党委乡政府在领导和组织农民发展农村经济上取得的成绩，但不能以此就拔高成绩，搞浮夸，这样最终损害的是农民的利益。请不要忘记，全国还有八千万农民还很贫困。就你们乡来说，我去采访过的那个村的群众生活水平就没有你们定的指标那么高，而且出入很大。你说这是实事求是的，是在调查研究基础上确定的，并且否认人均纯收入指标过高，也否认增加了农民负担。但是，你们乡今年收三提五统费用时，那个村的几十个群众为什么要找乡政府说理？他们的上访说明了什么问题？你深入到他们的家庭了解过他们的实际生活状况没有？你知道中央三令五申减轻农民负担的通知精神吗？”吴之义一口气说了很多。
　　“我们乡没有乱收费，也没给农民乱摊派。前面我讲了，收三提五统也是按规定办的，所以不存在农民负担过重现象，而你说我们搞浮夸，定下的农民人均纯收入过高，增加了农民负担，你的根据是什么？”乡长说得理直气壮。
　　“我当然有的是根据。我前面说的很清楚，我调查过的那个村的农民生活水平和现状就完全能说明问题，如果你认为我的调查了解不符合实际的话，那你可以去调查一下，看看群众的实际生活水平，听听他们的意见。”吴之义言之有据。
　　“我认为我比你更了解我乡的农民生活情况，所以嘛，我也就没有必要去看去听了。”乡长有点不耐烦，态度有些傲慢，“如果你没有别的事，那就失陪了，我还有事。”
　　乡长下了逐客令，吴之义的采访也结束了。他没有为受到冷遇而不快，反而觉得此行很有收获。他认为没有必要跟这样素质的人计较什么，在农村这样的土皇帝式的乡官他早就见过。他可以用拍下的反映农民生活实际情况的照片和调查材料，真实地反映问题，为减轻农民负担鼓与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