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一
　　吴之义终于如愿以偿，被分配到了省报社。
　　吴之义在吴家兄弟中排行老二，西北大学新闻系毕业。他在大学里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新闻系的高材生，到了报社后被安排在群工部任编辑和记者。正值青春焕发的年龄，他满怀激情，刚到报社就向领导要求到基层去采访。
　　吴之义很热爱记者这一行，早在大学读书期间，他就在报纸、电台等新闻媒体发表了大量消息、通讯、评论和调查报告之类的新闻稿件，其中一篇通讯还荣获了一等奖。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吴之义大学即将毕业的时候，他到省报社实习，就展露出了才华。
　　起初，吴之义跟随报社的一位资深记者到基层去采访，以实习记者的身份发回了大量有影响的报道。在两个多月时间里，他进工厂、上矿山、下农村，所到之处，所见所闻，使他感受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行各业出现的新气象。生产力的解放，促进了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社会财富不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在此同时，消极腐败现象也在不断滋长和蔓延。
　　有一天，他们来到一个国有中型企业采访时，工人们听说他们是记者，就一窝蜂似地向他们两人涌来。人多口众，七嘴八舌。工人们向他们反映的都是企业的生产经营效益如何逐渐滑坡的现象，并反映出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层次原因，这就是除了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而受到的冲击之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这个企业的经理不但对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不善，而且贪污挥霍浪费十分严重。如压低产品价格私下吃回扣，在基建项目上收受工程队的贿赂，抬高工程造价，拿上公款借考察之名，游山玩水，公费旅游，购进高级轿车贪图享乐，大吃大喝等等。
　　正在他们二人准备深入采访的时候，报社通知那位资深记者速回。在被召回前他对吴之义说道：“你是新闻系毕业的高材生，我相信你能独立完成采访任务。但我必须提醒你注意的是，要做到新闻报道的‘真、新、实’，就必须深入到群众中去，寻找事实，而且要敢于为民众鼓与呼。切忌浮在表面，防止被事物的表象所迷惑。”
　　在共同采访的一段时间里，那位资深记者的高尚职业道德和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及丰富的采访经验，给吴之义的影响很大，也使他学到了不少的东西。
　　吴之义通过进一步的深入采访，发现这个企业在几年内经理换了三茬，每一任经理在任职期间，都分别向银行贷款几百万至几千万不等。
　　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不但逐年未得到好转，反而一年不如一年，而已离任的和在职的经理，个个富得流油。有的私家车非常高档，有的子女挥金如土，有的在大城市购有多套高级住宅。
　　根据手头掌握的第一手材料，吴之义写了一篇题为“穷庙富方丈透视”的文章，送到报社后，总编说这类现象不宜公开报道，消极影响很大，况且我们的新闻舆论导向是以正面宣传为主，但最后总编还是同意发个内参。
　　使吴之义没有想到的是，这篇文章在内参上登载后，引起了省上领导的高度重视，批示后，下派了工作组，进驻到那个企业进行调查整顿。
　　正是由于吴之义的才干，得到了省报社领导的赏识，在他即将毕业分配的时候，省报社向学校点名要了他。
　　
　　二
　　“吴记者，这里有封群众来信，你下去调查一下吧。”报社群工部的领导把吴之义叫到办公室，向他交待道，“这已经是第五封了。半年前，收到这人第一封投诉信的时候，虽然转给了当地政府有关部门，但不知怎么处理的，没有任何答复。这不，最近一两个月时间，连续又寄来了四封。从信中反映的情况来看，投诉者也许确实有一定的冤屈。你下去找到有关当事人，详细了解一下情况，写个调查报告，必要时我们可以公开发表，以我们的舆论工具来为民众主持正义。”
　　吴之义点了点头。他大概翻阅了一下投诉信，然后说道：“我这就下去了解。”
　　这是吴之义到报社参加工作以来，接到的第一件采访任务，因此他非常重视。
　　回到办公室后，吴之义仔细阅读着投诉信，只见信中写道：“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我以一个庄稼人纯朴的本色，向你们控诉我乡派出所所长张重汉徇私枉法的行径。这是在我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无处伸冤的情况下，迫不得已才向你们求助。我恳求你们用正义的呼声，为我主持公道。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大半年前的一天，乡派出所所长张重汉的大哥张重清家养的一条狗，在我七岁的儿子放学经过他家门口时，忽然从大门里扑了出来，向我儿子的小腿狠狠咬了一口，正在这时，一位老大爷发现后赶跑了那条狗。送医院后，医生看到我儿子小腿被咬去一块肉很是吃惊，说这么小的娃娃被狗咬得这么严重很少见。我儿子住了半个月的医院，出院后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住院的医疗费大部分都是借人家的，后续治疗还要花钱，于是，我去到张重清家要求他出些医疗费。可谁知，他说这事与他没责任，是我儿子惹了他家狗才被咬的，他一分钱也不出。我妻子想不通，去找他讲理。双方争吵中，被张重清一脚踢在了小腹部，并被他们两口子连打带推赶出了家门。回到家后，我妻子腹部剧烈疼痛，当晚便小产了。可怜她羞愤交加，卧床一个多月，又花了很多钱。这期间，我找了十多趟乡派出所，身为所长的张重汉竟然说，他哥家的狗是在家门外大路上咬的人，不应负责任。而把我妻子被打后小产说成是双方相互扭打时造成的，也与他哥没有责任，并说，不服的话想到哪里告就告去。在得不到派出所处理的情况下，有一村民为我写了起诉状，我送到乡法庭时，庭长说是治安案件，应归派出所处理，赔偿医疗费及其它损失的诉讼没有立案。有人对我说，人家派出所所长与法庭庭长是酒友，几乎每天在一起吃喝。在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好求助你们报社和记者了，因为你们是为社会主持正义的人，你们办的报纸也是为人民的，希望你们能伸张正义，为我这一草民鸣个不平，在此我向你们磕头了。”
　　年轻气盛且富有正义感的吴之义，看过这封信后，不禁义愤填膺，他拍案而起，大声吼道：“在如今我们这个法制的社会，竟然还有这样有冤无处伸的现象。”
　　“小吴，什么事嘛，要发这么大的火。”一老编辑正审阅着稿件，听到吴之义愤愤不平的话便问道。
　　吴之义简单说了一下信中反映的情况，老编辑听了后，颇有感慨地说道：“这种现象在前些年投诉到咱们报社的比较多，现在相对来说少多了。这都是我们的监督机制不够健全的结果。”老编辑端起茶杯，呷了一口茶水，接着道：“如果对执法者不建立一套完整的、严厉的监督和制约机制，法律的天平必然有时会失衡。”
　　“我也这样认为。尽管近年来司法系统内部制定了一些自我约束的条规，也起到了良好作用，但少数执法者手操国家和人民赋予他们的权力，任意妄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法律在他们手中可以随意变通，甚至被扭曲，从中谋取私利的并不少见。”吴之义对此也感触颇深似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当天，吴之义随便带了些生活用品，就向设诉人所在地奔去。
　　当吴之义来到投人家中说明了身份和来意后，这位看上去有三十多岁的青年农民，激动得竟说不出话来。他名叫苏前，文化程度初中，中等身材，常年月在田地里劳作，一张黝黑的脸庞，透露出受过诸多煎熬的痕迹。
　　“你的孩子和妻子身体好些了吗？”吴之义出于人之常情，关心地问道。
　　“好些了，好些了。”苏前忙答道。接着他嘴唇动了动，嗫嚅着，“只是为娃娃看病欠下人家的债逼得紧，我老婆气得病了好几天，今天刚好些就下地干活去了。”他忽然想起还没有给来人让座泡茶，“噢，吴记者，快请坐，我去烧水。”
　　“不忙，不忙。你坐下咱们谈谈。”吴之义说。
　　“吴记者，我想问一下，我这事能解决吗？”苏前心存疑虑。
　　“这件事只要事实清楚，有铁的证据，就一定能讨到公道。”吴之义说得很真诚。
　　“吴记者，我给你们信中说的全是实话，没有一点编造。我孩子住院有病例，我老婆小产有村里老中医给开过药。”苏前说着从炕柜里拿出了他儿子住院费用结算发票，还有老中医给他妻子开的药方。
　　“还有人能证明你妻子被打的情况吗？”吴之义边看这些东西边问道。
　　“有，有。那天我妻子被张重清两口子连打带推轰出门后，跌倒在他家的大门口，正好我的邻居李大妈看见了，而且是她把我老婆搀扶到我家的。”苏前说。
　　接着苏前详细说了一遍事情发生的经过，与他写的信中内容基本一致。
　　为了证明他说的是真话，苏前把吴之义带到了邻居李大妈家。
　　“李大妈，您看见苏前妻子被打了，那小产与这有关系吗？”吴之义问道。
　　“一定有关系呀。女人怀了娃，不说怕被人打，就是不小心摔一个跟头，有时候都会小产的。”李大妈很肯定地答道。“那天我扶她回到家时，她说肚子很痛，当天晚上我去看她时就已经小产了。你不知道，张重清这一家子人可不好惹，人家仗着有个当公安的兄弟，在村里横的很。有几次与人打架，还打伤了人，谁也把他没办法。谁也惹不起啊，石头大了弯着走吧。”
　　从李大妈家里出来后，吴之义看时间还早，就乘了一辆农用三轮车，来到了苏前所在乡的派出所。
　　一见到张重清的弟弟张重汉，给吴之义的第一印象就是其人是个不好打交道的人。只见他矮胖的身材，腆着个大肚皮，脸面上带着那么点横气。说话粗声粗气，而且官不大口气不小。
　　吴之义自我介绍后，便说明了来这里的意图。
　　“你说的我哥家狗咬了人和他打没打人的事，跟我没任何关系。”张重汉对吴之义的来访，明显流露出不愿意接待的情绪。他掏出一包高级香烟，自顾点上一支，然后噗地吐出一团烟雾，“不客气地说，吴大记者，你是不是找错了地方，找错了人。”
　　“张所长，我想我不会找错地方，也不会找错人。”吴之义并没有对张重汉的傲慢而生气，“你说这事跟你没关系，但我要问你，人家受害人给你所写了报案材料，并多次找你所要求调查处理，你作为派出所所长，是否应该立案，或者派人去进行初步调查了解，这与你有没有关系？”吴之义见他没吭声，又问道：“你身为公安派出所一所之长，作为维护本乡社会治安的直接负责人，你有没有失职之嫌？当然，要你直接出面去处理你哥的事，这是不合适的，但按照有关规定，你可以回避。但你既不立案，又不派人去调查，这作何解释？”
　　“吴大记者，要我说，这些都不是该你管的吧。”张重汉口气强硬起来，“不用你来指教，我知道我该怎么做。我有的是道理，但不跟你说。”
　　“你的意思是我不但没权管你，也无权问你一些问题？”吴之义看到张重汉如此作风霸道，蛮不讲理，态度生硬，使他联想到此人平时利用手中的权力，不知有多么蛮横。看来再谈下去也无什么结果，而且已遭受到冷遇，于是，吴之义便最后说道：“张所长，今天打扰你的工作了，对不起。不过，我要告诉你的是，如果你不秉公执法，不要说我的职业，就是每个公民，对你都有监督的权利。再见。”吴之义收拾起采访笔记，起身出了门。
　　吴之义回到报社的第三天，省报的“监督岗”栏目登出了苏前的投诉信全文和吴之义的“记者调查”。吴之义的“记者调查”中详细叙述了事件的前因后果，然后评述道：“以上所述的并不是一起民事纠纷所引起的事件，而是由民事纠纷引发的案件。当事人张重清伤害他人，造成了严重后果，显然已触犯了刑律，但至今仍逍遥法外。据了解，作为该乡派出所所长的张重汉，有意庇护其哥张重清，受害人多次要求调查处理，但至今没有立案。试问，这是不是一种徇私枉法的行为？看了受害人的冤屈，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善良的人们不禁要问，神圣的法律何在？”
　　这件事见报后，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短短十多天时间，报社群工部就收到读者来信三百多封。很多读者甚至直接打来电话，他们表达的心情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记者吴之义主持正义的高尚精神表示感谢，对报社能利用舆论工具，实行舆论监督，表示欢迎和支持。二是强烈要求司法机关严惩凶手，并追究执法者徇私枉法的法律责任。
　　事发地的县委主要领导看到报道后，就立即作了批示，要求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组成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并依法严肃处理。
　　六个月后，张重清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刑三年，张重汉被撤销职务，调离公安机关。
　　
　　三
　　近一个多月来，吴之义忙得不可开交，坐火车，乘汽车，走河东，奔河西，累得够呛。白天要采访，晚上要写稿，除了吃饭时间，整天都在忙碌和奔波。晚上常常只能睡上三四个小时，有时写稿不觉就是一个通宵。刚回到报社两天时间，他真想喘几口气。
　　这日，吴之义坐在办公室里，逐一翻阅着一叠读者来信。准确地说，转到他案头的这些信件几乎都是反映问题或投诉的。他认真审阅后，反映的有些问题应该属于当地党委政府处理的，他都一一填上来信处理单，装进信封，发往各地。在处理这些信件过程中，有一封信引起了他的重视，他暂时搁在桌边，接着他翻阅到发自同一县的另一封信件，反映的问题与前面那封信基本相似。于是，吴之义决定到那个县走一趟。
　　请示了部门负责同志后，吴之义简单收拾了一下，轻装简行，立即赶到了长途汽车站，购票乘车，直达目的地而去。
　　吴之义到了该县以后，天色已晚，夕阳的余晖映照着这座古老而充满新意的县城。正在建造中的一栋栋高楼大厦，在轰鸣的搅拌机声和噪杂的声响中拔地而起。在繁重的苦力下劳作的民工们，汗水和着混凝土，辛勤地浇铸着现代文明。可以看见，他们起伏弯曲的身影，在美丽的夕阳下，机械地重复着简单的动作。铁锹翻飞，瓦刀挥舞，砖块在快速重叠。高高的脚手架上，这些忙碌的身躯，个个衣衫脏旧。那些不同颜色、不同质料的衣服，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浸透的汗水形成了盐碱，涩硬地摩擦着光溜溜的脊梁和粗糙的皮肤。可他们却全然不觉得有什么不舒服，因为他们只感到的是浑身的酸困。有的人衣衫被挂破，在瑟瑟秋风中颤抖着，有的只穿着变了色的背心，却汗流浃背。
　　在此同时，城区的林荫道上，街中心花坛边，公园里，吃过晚饭的市民们，三三两两，悠闲地散着步。情侣们手挽着手，亲昵地相依相伴，少夫少妻们或怀抱哑哑学语的小宝宝，或手牵蹒跚学步的爱子，逗着乐。他们穿着时尚、款式各异的服饰，装点着城市的美丽。
　　吴之义下车后，就近找了一家普通旅馆住了下来。他到盥洗间擦了脸后，顿感一阵轻松，旅途的困乏消失了。他想到该吃晚饭了，肚子也在咕咕地叫。
　　吴之义来到街上，在一小吃摊一边吃着馄饨，一边脑子里却想着投诉信中反映的问题。他想到第一件事就是首先去找那个建筑工程队。
　　按照信中写的地址，吴之义经过打问，进了该工程队的大门。只见正北面是一排砖混结构的平板房，东西两侧是砖木结构的简易住房，低矮简陋，看得出这是民工们住的工棚。在房间的门口，三五成群地蹲着正在吃饭的民工们，看来他们刚下班。吴之义抬起左手腕看了看手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吴之义走到民工们面前，很随便地凑到几个正狼吞虎咽吃着饭的民工跟前，蹲下身子，借着门前木杆上电灯的光亮，他看到他们吃的饭很是简单，白水面条加一盘水煮大白菜，可以说连家常便饭也谈不上，只能说是权当充饥的食物而已。
　　“老乡，你们每天干的活重不重啊？”听到吴之义关切的问话，正埋头吃饭的几个民工，慢慢抬起头来，有点发呆的目光，直楞楞地瞅着这一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陌生人，谁也没答话。看到他们近乎麻木的神情，吴之义接着热情地问候道，“你们吃这样的饭能干动活吗？没想到你们的伙食这样差呀。”
　　“我们这些下苦的人能吃饱肚子就行。”一民工对吴之义不屑一顾，轻轻说了一句就忙三赶四地连连往嘴里扒拉着面条。
　　“看你穿着的样子，肯定是个干部吧？你到这儿来不怕弄脏了你吗。”一个较年轻的民工话语中带着刺儿。
　　夜很暗，在昏黄的灯光下，吴之义看到的是，或黝黑的、或古铜色的、或蜡黄的一张张脸庞。吴之义没有再问下去，他起身走进民工们的住房，只见有十多米长的通铺上，堆放着各种看不清颜色和面料的被子，脏乱而破旧。
　　看到这些民工们的吃穿住，与他们双手创造的美丽城市形成鲜明的对照。
　　“请问你们这里有叫张大奎、李五娃、高胜一的人吗？”吴之义掏出香烟，给刚吃过饭的几个民工各发了一支，有不吸烟的连连摆着手，而吸烟的则毫不客气，接住烟点上猛吸起来。
　　“这几个人都走了。”一民工说。
　　吴之义又说出十多个人的名字，问是否人都在。有几个民工说他们刚来不认识这些人。
　　“这些人只剩下两个了，其他的都被老板打发回家了。”一个民工看来在这里干的时日比较多，比较熟悉这里的情况。
　　“那这两个人在哪里？”吴之义问道。
　　“到工地去上夜班了。”一个民工说。
　　“他们什么时候下班？”吴之义问。
　　“要到明天早晨七点。”一民工答道。
　　吴之义心想，今晚只好回旅馆休息了，明天再找他们，或者留下住处让他们来找自己。于是他选择了后者，写了一张纸条给一民工，让他转交给自己要找的那两个民工。
　　“当当当”吴之义刚起床，忽然听到了敲门声。吴之义开了门，只见门口站着两个青年，他俩的穿着面貌如同吴之义见过的民工模样，沾满泥土的衣服，乱糟糟的头发。虽然人年轻，但胡须很长，每根须上似乎都沾着尘埃，看样了很久没刮过胡子了。
　　“你就是留字条的那个记者吗？”两个青年还没落座，一人问道，“是你找我们？”
　　“请问你们俩贵姓？”吴之义问道。
　　“我姓孙，叫孙其武，他姓张，叫张泰。”其中一青年答道。看上去他比另一青年年龄要稍大点，人也比较精明。
　　吴之义从文件包里取出一封信，翻到最后一页看了看：“很好，我找的正是你们。”吴之义看到投诉信件中署名的二十多人中就有这两个人。
　　“你是为我们反映的问题来的吧？”叫孙其武的青年眨着干涩的眼睛，白眼仁里布着几缕血丝，眼皮也有点发胀。不难看出，这是既熬夜又劳累的原因。
　　“我这次来到这里，就是找你们了解一下你们反映的问题是否属实。”吴之义翻着信件说道，“我想找的其他几个人都不在了，有人说是被工程队老板打发走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两青年听到吴之义最后这句问话，都低下了头，不吭声，好似心里想到了什么。
　　吴之义并没有继续追问下去，而是静静地看着两人。他掏出香烟，抽出两支，分别递给两人，给他们打着了火，然后自己也点上一支，慢慢吸了起来。
　　良久，孙其武才缓缓抬起头来说道：“他们是被老板调查出来反映问题的人，所以被赶走了。”
　　“噢，原来是这样。”吴之义似乎早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他沉吟片刻后问道：“老板给你们的工资付清了没有？”
　　“我们来这里打工快一年了，每月只领到六十元生活费，而每月的伙食费就要一百多元，我们跟老板要工钱，他就说我们还欠他的伙食费呢。要得紧了，老板就说没钱结算，每个人要干够一年才能全部付清。可有的人干了快要两年了，谁也没有全部拿到工钱。”孙其武怨气很大。
　　“可现在谁也不敢再跟老板要工钱了。”孙其武好像心有余悸，连连吸着烟，说到这里就沉默不语了。
　　“为什么再不敢要工钱呢？”吴之义又递给两人各一支烟，可他们没有接，似不好意思再抽人家记者的香烟了。
　　“给你们报社不是反映了问题吗？那个被打致残的民工兄弟就是因为逼着老板清算工钱，准备回家结婚，结果落了个很惨的下场。”那个名叫张泰的青年终于憋不住了，开了口，他的语气中含有不平，但也无可奈何。
　　“我们每天要干十多个小时的活，不但不能每月结算工钱，拖欠不说，老板还要以各种管理制度克扣，最后拿到手的血汗钱就没多少了。”孙其武说。
　　“不是有各种法律法规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吗？你们为什么不通过有关部门去解决问题呢？”吴之义问道。
　　“那有啥用，人家老板有的是钱，几乎哪个部门他都很熟，谁能向着我们说话呢？”孙其武顿了顿，接着道，“被打致残的那个民工告了那么长时间的状，我们其他兄弟也抱不平，四处呼吁，结果，人家老板只花了一点钱事情就了了。可反映问题的民工兄弟却有的挨了打，有的工钱没开就被赶走，谁还敢再跟老板要账。”
　　“本来有些兄弟早就想离开这个黑心的老板，去找别的活干，但想到一旦离开，工钱不但结不清，欠下的钱就没法要了。”张泰说道。
　　“这是为什么？”吴之义问道。
　　“因为老板说过，来他这里干活，至少要干够一年时间，谁要中途离去，就是破坏了协议，他说口头协议跟书面合同一样，在他那里上班就要默认他这一协议，也就不能违背他的规定。不然，谁擅自离去，谁不但得不到所有工钱，还要负责赔偿给他造成的所谓经济损失。”孙其武一口气说出了原委。
　　“哦，原来是这样。”吴之义接着深入到他要了解的主要问题，“你们在投诉信中反映的那个被打致残的名叫宋时北的民工是怎么回事，你们能详细谈一谈吗？”
　　一阵沉默。
　　“这件事说起来确实会让人们气愤。也许正如人们见怪不怪一样，如今有些事就是没法说，如有的人受了冤屈，有的人利益受到侵害，甚至人身受到伤害，却无法讨回公道，连个讲理的地方都没有。”孙其武好像看破了红尘，深谙世事似的。他喝了几口吴之义给他倒下的水，继续说道，“有些事情不但讨不回公道，反而会招来麻烦。比如，我们二十多个民工兄弟给你们写了信，结果老板知道后，几乎都被赶走了，连工钱也不付。就说被打的宋时北吧，就是因为他讨要工钱被打残的。人家老板逍遥法外，照样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连受害人的医疗费也没付清，尽管法院判决了，也没执行下去，他的家庭因为他丧失了劳动能力而陷入贫困状态，所以我们兄弟们觉得太不公平了，就向你们写了那封信，只希望你们能主持公道。具体情况你可以向宋时北了解。”
　　听了两个青年的叙说，吴之义基本上掌握了一些情况，他决定去找受害人一趟。
　　当吴之义乘坐长途汽车来到距该县五十多公里地的乡政府所在地时，天完全黑了。好在他要找的宋时北家就住在乡政府附近的一个村里，没多久，他就找到了宋时北家。
　　“你就是宋时北吗？”刚一进门，吴之义就看到了土炕上躺着的一个病号样的年轻人，憔悴病态的面容，身盖破旧的被子，头发长得很长，乱蓬蓬的。按照吴之义初步了解到的情况，眼前的惨状是他没想到的。
　　宋时北看到这突然而至的陌生人，只是嗯了一声，算是对来人的回答。在昏暗的灯光下，吴之义看到的是他痴呆的目光，木然的表情。
　　这时，一年迈的老妇人走进门来，手里端着一个陶瓷碗，当看到炕沿边站着的来人时，怔了怔，没有说话，自顾上了炕，双膝挪动着跪在宋时北身边，放下手中的碗，双手用力扶起宋时北，用两个枕头垫在他的后背，然后端起碗来给他喂着稀饭。
　　吴之义没有作声，只是静静地看着这一切。
　　“你是从那个工程队来的吧，还想说啥？是嫌我们要的钱多还是怕我们再告？”老妇人喂完了饭，放下碗劈头盖脸地质问吴之义道。
　　吴之义一楞，随即他想到，老妇人肯定是把他当成了工程队来的人了，于是他自我介绍了身份并说明了来意。
　　听了吴之义来的目的，宋时北鼓了鼓劲，想坐直身子，老妇人也赶忙用手在炕上连连扫了几下，是在打扫炕上的碎屑和尘埃，怕来人嫌炕上脏坐不下去。
　　“快请炕上坐吧。把你当成了工程队的人了。”她一副难为情的样子。
　　“好好。”吴之义脱去鞋，上了炕。“你为啥不住在医院里好好看病呢？”他问道。
　　“住了两个多月医院，看到没啥希望，医生说下肢瘫痪是不容易治好的。”宋时北表情很痛苦，也很无奈。
　　“主要是没钱治了，人家工程队再不给钱了。”老妇人说。
　　“这个事是怎么发生的，你能说说吗？”吴之义问宋时北。
　　“说起来我很冤啊！”宋时北眼圈红了，他哽咽着，胸脯起伏，似有满腔的愤懑，好一会儿才继续说道，“起因只是我向工程队长白成广要工钱。因为他拖了我一年多的工钱没付清，我要结婚需要钱，到处借债也凑不够，我求他帮帮忙，并说只要办了喜事，以后给他白干几个月都行，可不管我怎么说好话，他不但不给钱还说我在故意找他麻烦。我磨破了嘴皮也没拿到一分钱，一时气不过，就骂了他一句，谁知这下可闯了大祸。”
　　老妇人抽泣着，她的儿子宋时北也难过地说不下去了。
　　“就是由于我骂了他一句，白成广不依不饶，说他还从来没有被人骂过，在这个县城还没有人敢骂他。他说着扇了我几个耳光，然后叫来一帮人，大喊着要他们往死里打我。那些人是他的保镖和打手，下手狠毒，我昏死过去不知多久，待醒来时已到了医院，是几个民工兄弟送去的。经医生诊断，我的脊梁骨被打断，伤了脊椎神经。”宋时北一口气说完了事情经过，然后很痛苦地说道，“我成了这样，主要是害苦了我六十多岁的老母亲。我母亲每天为我送吃送喝，端屎端尿，我实在不忍心。”
　　“我命苦啊，你要为我儿子说句公道话啊！”宋时北的母亲抹着眼泪，泣不成声，“我儿六岁的时候，他爸得重病走了，留下我孤儿寡母，好不容易拉扯大了他，本想给他娶了媳妇，我就能喘口气了。谁能想到，一个硬棒棒的小伙子就要这样躺下去，躺上一辈子。我现在还能干动活，也能伺候动他，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我老了干不动了的时候，我儿可咋办呀！”
　　母子两个人都哭泣起来。
　　整个屋子都充满了痛苦与不幸。
　　“那个工程队给你们多少赔偿金呢？”吴之义问道。
　　“我们告了多半年状，我老婆子这么大岁数了跑了几十趟，找县上，找法院，找工程队，最后只付清了医疗费，一次性给了五千元就算了事了，出院后的治疗费早就花光了这点钱，以后可咋办啊。”宋时北的母亲神情忧虑，只抹眼泪。
　　“那个打我最毒的打手只是被判了三年有期徒刑，但是缓刑，而罪魁祸首白成广却没有被追究法律责任。人家有钱啊，亲朋好友都为我鸣不平。”宋时北说。
　　至此，事件的前因后果吴之义都了解清楚了。这个晚上，吴之义睡在宋时北家的炕上，思绪万千，久久不能入眠。他想的很多，想到了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为解决温饱而吃的苦，受的累。为生计而有时不得不含冤忍屈，他们的背负本来就很沉重。生活窘迫者、没有脱贫的还很多。他们用勤劳的双手、辛勤的汗水养老抚幼，同时为社会创造了财富，而生活的艰难不堪言状，如若遇到不幸，遭受意外之天灾人祸，就是铁打的汉子也难撑得住。而可贵的是，他们的血液里流淌着坚强与不屈的劳动人民本色，为了生存他们可以吃下任何苦，经受得住任何磨难与风吹雨打，若是受到亏待，也能以劳动人民宽广的胸怀包容。但绝不能容忍权势者的欺压和社会的不公平对待，凡遭遇如宋时北之类冤屈，他们就是要讨个公道，要个说法，仅此而已。
　　吴之义想到了作为一个记者，如那位资深老记者说的那样，要敢于为民众鼓与呼，要敢于伸张正义，鞭挞邪恶。
　　离开宋时北家后，吴之义来到县城，赶写了一篇情况反映，就直奔该县的人大常委会，他向主任同志呈上那篇材料后，直言不讳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法院对这个案子的判决显著轻微，没有对致人重伤的主要犯罪嫌疑人白成广绳之以法，对打人凶手的判刑畸轻，这说明了该县司法机关中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现象的存在，神圣的法律怎能容忍执法者随意践踏。如果不对此案进行重审并依法公平判决，就体现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而司法机关必须遵循的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执法原则就无从体现。
　　最后吴之义提出，这个案件已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因此，必须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错案责任追究的有关规定，对徇私枉法者追究责任，严肃处理，以消除影响。
　　该县的人大常委会主任对吴之义的意见不但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反而对他的仗义执言和监督给予了很高评价和赞扬，并表态一定要派调查组调查处理。
　　两个月后，省报社就收到了该县人大常委会的一封公函，文中写道，该县法院在人大常委会的监督下，通过法院的法律程序，对宋时北被伤害致残一案进行了重新审理，工程队长白成广一审被判刑七年，赔偿了宋时北一切损失，打人的两个主犯分别被判处四年、三年徒刑。按照调查组的调查结果，对刑事审判庭庭长进行了免职处分，还有对公安、检察机关有关人员也进行了党纪政纪处分。
　　文中对吴之义为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精神和可贵的职业道德表示称赞，并欢迎他对该县的各项工作进行经常监督指导。
　　最后要求省报社全文登载这封公函，以消除不良社会影响和教育广大司法人员。
　　翌日，省报的头版便登出了这封公函，在该县和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