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第2668-2679天
1965年2月17日星期三晴（2668天）
队员同志们今天都到公社去听两个报告。一个是省委书记黄火青对“二十三条”的解释，一个是彭真同志在北京对工作队和其他各阶层代表的讲话。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是大是大非问题。不能把生活细节上的问题看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问题。这些缺点是可以改正的。
解决当权派走资本主义道路问题，是解决重点、关键性的问题。
我们的政策是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干部大多数。95％以上的人都团结起来搞社会主义，问题就好办了。
“二十三条”的精神是不是合二而一的，不是调合矛盾，而是要用正确的方法解决矛盾。依靠大多数是个最基本的方法问题。抓住根本矛盾，抓住关键问题。中央的态度是坚决的，关键在我们不可以忘记党的工作。
人大代表平均年龄51岁。接班人是个重要问题。搞完这一批不想再搞了吗？不能。与资本主义的斗争是我们这一代的任务。每个点都是一个战略之地。七年搞完，全国就可以初步地解放了，是从资本主义道路上解放出来。接班人要在这场有战略意义的斗争锻炼中成长起来。主席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
1965年2月18日星期四晴（2669天）
宋屯水利之事，经大队支部评比检查中与各队商量，可否派车到宋屯支援，各队都说要和社员商量。大队领导小组正在大队研究评比检查的结果。我进去说：“行不行啊？这水可不同于修梯田，是防汛抗洪，保障生命财产安全问题。过了正月，牲口就该下地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大队书记说再给研究一下，工作组协助工作。本位主义，对公益事业大体如此。
怎么办？还要采取自力更生的办法，自己先动手，别队不支援，我们不能等。晚上，队委会上研究过了。不过，现在牲口要上山拉柴火，还要拉黄泥，准备换炕托坯用的黄土。一些岗地雪都化了，土头松了，刚好可以捞地了。拉磨也采取集体安排的办法。
但王太喜的工分今晚起了纠纷。会议要结束了，会计王吉有蔫儿巴叽的提出：王太喜工分照王安吉的工分比较，群众主张前者高了。问他是哪些人的意见，他不说，反正“群众意见”，面子关过不去，说好的愿意说，说坏的不愿意说，明知不对，少说为佳。会议开大半夜没结果，只好交大会解决。会后问王吉有到底是哪些群众反映的？他说是侯忠玉、葛运启等。为什么不在会上提出？是因为侯忠玉在场，他又和王太喜住对面屋。
面子关是个很大的问题，本质上是掩盖矛盾，结果从一团和气走上成见和报复，正像毛主席说的那样，是一种腐蚀剂。
1965年2月19日星期五阴(2670天)
几天来，一直为治河的事着急。东西两队的社员互相观望，也都不相信大队会支援他们。今天又问了问东队的情况，听李巨林说，他们的牲口病了，回去商量一上再说。算了一下，到正月底还有12天的时间，要等到多回呢？能行就得定下来，不能行，这件事今年就办不成了。我的话把老李给搞火了。我一看，在工作组中间意见都不统一，事情是很难办的。心里着急，去找王若。王若说他有事，原来看他在大队办公室里看文件。我向他说明：第一：各队看宋屯两队都是按兵不动的，第二，要抓紧时机，第三，需要各队马上行动起来。他说要提个计划，叫大队下达任务。我把这个想法向孟书记说了一个，虽然是生产队单独核算，便在抢险救灾面前，我们不能无动于衷。如果将来真发生严重损失，工作组也好，生产大队也好，都会犯政治错误。孟书记说，你们把计划提出来，看大队分担什么具体任务，叫各队工作组带回去。
午间把计划还了上去，交给了孟书记，他们研究好。我们正在李家后队开会，孟书记从窗口把分派任务的纸条递进来，王若叫我向各队传达。当场就有西沟队长曹宝堂提出西沟的粪尚未送完，但张振源老头却把详细任务领下来，并问：“你们两队自己拉多少呀？”
我说：“总共200方石头，我们自己拉90方。”
“那好呀，你们自己拉得不少，这我们回去向各队说，就好说了。”
我到河南组开会的地方把事情也讲了，工作组同志提出了异意，说任务应当由大队下达，我多说了一句：“这不是一平二调。”
河南的张国玉说：“什么是不一平二调？这就是一平二调！”
其他同志也立即冷漠起来。我到河西去，他们也提出此事就由大队召集各生产队长研究后再下达任务，这样，工作组就可以协助工作了。我又把这个意见带给王若。经与孟书记商量，孟说可以这样做。于是向各队发通知。到了河南队，说晚上让队长来开会。他们又表现冷淡，小嘴的老朱头还说晚上队长有事，看样子很不满意。我感到很尴尬。出来以后，想到保证东队。东队老要跑出来告诉我：“河南片负责人陈锦堂跑到王若处提反面意见。
回到屋里，王若正捧着“六十条”，找出“志愿互利，等价交换”原则指给我看。我说：“在这个问题上，工作组的意见是有分歧的，是积极协助，还是等队长决定完后就算了？”
陈锦堂说：“管咋积极，还有‘六十条’在嘛！”西沟的人说：“你想不拿东西就叫别队支援呀？”
“小嘴老朱头连让队长来开会都表现出不高兴的样子。”我说。
“让队长来开会总可以嘛！为什么把队长扣下呢？”王若急眼了，见陈看人家打扑克打完了，抬腿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要走，王若把他叫回来这样说。后来到底决定：向大队讲清政策，由他们出面，让队长讨论组织协作的问题。
我说：“嘴巴没毛，说话不牢啊！”
老张头鼓励我：“唉！干工作哪有不受挫折的，坚持下去嘛！”
但我心里总有些做了好事又受了误解的不平。特别埋怨王若不该叫我去张罗，好像是光站在西队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各队工作组不是说我们的车坏了，就是说宋沟西队用车拉碱泥压房子。
我犯了什么毛病？不稳不细。在一种着急的心情下面，总觉得办好事是满有道理的，脑袋一热，就不深思了。特别是回队去通知李队长去开会时，他对我说：“我对社员讲了：你说老盖为这事跑了多少趟？人家半年就走了，真要是水利办不成，上级能把他怎么样?”这些甜丝丝的话引起了我的警惕。办好事，满有道理，就可以不注意商量、不贯彻政策吗？不能的。
散会往家走的时候，我寻思：当工作顺利的时候，倒不觉得自己有进步，而当工作受到挫折的时候，倒觉得自己是进了一步。关键在于总结经验，坚持到底。
收到玉妹的来信，她说她的身体较好，是不是对我撒谎了？一看到她跟我扯后腿，我就有些烦恼，一想到她的处境，我就体谅她、心痛她。无数革命家都是以天下为已任的，个人生活只占小小的、从属于革命的一部分。
春雨沙沙，多好听的声音啊。从家里带来的小钟，嗒嗒嗒地走着，好像时光的脚步，从家里，到这里，从去年，到今年，脚步小小的，走过的路却是长长的……
1965年2月20日星期六晴（2671天）
一天的时间,工作组讨论山嘴队体罚的事件。提高了认识。不能政策问题上麻痹大意。
晚向群众宣讲“二十三条”。
1965年2月21日星期日晴（2672天）
给玉妹信。
各队分小组总结前段工作。
晚开干部会，谈对“二十三条”的认识。葛运廷对运动发动全面攻击，总之是搞糟了。当时未予反驳，给他正面提出了几个问题。
1965年2月22日星期一晴（2673天）
上午公社工作队部王始更队长做总结报告。我在家里召集社员听王良书记的广播报告，讲“二十三条”。
午后，社员集中到小学校的操场上，大部分人是夹着个板凳来的，非劳力王殿龙带着粪筐来到操场，人们有秩序地坐在操场边上，独他一人坐在讲台上面，捏着烟袋，专注地听讲。农民说：王书记讲话急刚、哏纠。这是决心呀！”大家说，王书记讲到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的“纲”，是像钢一样的硬。本队一位社员讲：“金山银山，赶不上‘二十三条’（过去讲金条银条赶不上‘60条’”
葛运廷从自身的问题谈到家庭问题，从家庭问题谈到‘小四清’运动中的问题，从本队清分的不合理，谈到山嘴队的体罚。葛茂兴说，不找他开会，就是卸了磨杀驴吃。吴邦学说，群众反映王殿清架子大，工作组住在他家里，工分就长了。这使房东大爷有些害怕，而王殿清对吴有些妒恨。农民的内部矛盾要好好处理。农民革命打败仗，是因为没有无产阶级领导，现在有了党的领导，一定要好好解决这个问题。
这些问题都造成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
1965年2月23日星期二晴（2674天）
到大队总结工作。听东队的同志讲，对王宾德也有架子大一类的意见。
晚到大队开生产会。修水利东队的石头拉不完，雇别队的车他不干，说车脚钱要两家出。李队长气的直嘎巴嘴。老宋听见这种事，一直在旁边听，披着大衣，把帽子掀到后面去，像一个做党务工作者的领导，果断从容的样子。
“行了，你们东队自己拿吧！”他说。
葛延才牢骚叽叽地说：“这我们能合适吗？这赶上单干了。你们算得多清！本来算到两队是最合理的。”他一副居高临下的样了，说别人自私。
孟书记在一旁插话：“啊呀，伙计！俺那个事业心都哪去了？”
1965年2月24日星期三晴（2675天）
碱地的缺点是不抓苗。苗出土后，像血染了似的，几天就蔫死了，压上沙子后就能长庄稼，所以说：“沙压碱，挂金板。”上午跟社员一起抬沙压地。午后三人开会安排了工作。小陈总埋怨妇女讲话抓不住要领，听一听就耐烦了，动不动就批评上了。
晚开社员大会安排生产。公布火灾通报和打炕措施。
1965年2月25日星期四晴（2676天）
三级干部会开幕。全体社员到大队听实况广播，传达王良书记的报告。
午后劳动。
晚讨论白天的报告。发言甚少。王吉平提出，既然是群众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的治河问题为什么还不给解决？
葛运廷轻蔑地说：“自力更生！”
小超说：“国家为什么不支援我们？以后粮食不卖了。”
等大家都停下来，我予说服。
看到这些人对党的政策不理解，我很生气。若搁前几年，我会立即起来反驳的。今晚，我冷静地听完了，详细地进行了分析，王吉平带着小知识分子自以为是的态度，来对二十三条进行片面的理解。而王凤德提出的是技术问题：大水来后可能冲垮了河岸，把钉字坝甩到外边，洪水进一步往里冲刷土地。这是一个很正确的意见。只有葛家兄弟的话是带攻击性的；即或是那样，也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指出我们不只看到宋家屯的小河，更要紧的是全国的长江大河。要具有这样的信心：我有理，我就不怕驳。要让他把话说完。
1965年2月26日星期五晴（2677天）
午后又跟社员抬沙子。劳动就是这样，坚持就是胜利。腿也痛，肩膀也痛，怎么办？坚持。我去找轻活干，就会给党造成不好的影响。自己也不能锻炼成人。
午间全面向妇女讲解二十三条，整讲了两个钟头，大家听得挺集中。
今晚分两个会场：青年组和老年组。政策宣传后，反映情况的人多了。
葛延华要求跟工作组谈一谈。说在别处谈不方便，要求到他家里去谈。
1965年2月27日星期六晴（2678天）
社员们听了得胜公社广播大会，是“大四清”的动员讲话。报告分三个部分：1.阶级斗争在得胜公社的严重尖锐情况；2.干部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对待运动；3.贫下中农行动起来。
会后队长李致君开始找我们交待问题，表现很诚恳、慷慨的样子。可是，他为什么不自觉地要求退呀？但现在不挤他不压他，全看他能自觉交待出什么问题。
1965年2月28日星期日晴(2679)
社员大会，揭发四不清问题。
我找王殿元谈话：这几天牲口拉稀，是不是花生稭喂多了？
1.这个人在使用牲口和喂牲口方面很有经验，什么是夹大棍牲口，什么是脚儿蹦牲口，他都能使好。
2.在统购统销时，他说：“连猪崽都给粮食吃，为什么人崽不能给粮食吃？”大家辩论了他。这次他总怕整到自己的头上。
3姜春庆是民兵排长，当队长去开会时，姜领着青年，点队上的灯油，烧队上用来喂牲口的苞米稭。教民兵识字时，他说他爷丈人的王字就是王八的王。并且在王殿元老婆不在家时，对王殿元说：“叔啊叔，婶不在家，你不想吗？”
4.李队长那家人没个交，我知道，非利不取。去换一次牲口，就对胶车社的刘主任口口声声说：“你八几口家，我家八几口。”
5.李家硬逼二媳妇上吊死了。李队长的父亲说：“死一个摆着，死两个摞着，前门抬出去，后门抬进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