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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第2560-2582天

作品名称:少记风流老来看——盖壤文学日记3680天      作者:盖壤      发布时间:2019-05-19 08:47:44      字数:5289

  1964年11月1日星期二晴(2560天)
  西沟有个叫于连贵的青年说了这些话:
  “河南岸队里净是小丫头,我们这里净是小伙。”
  我们一起翻花生铺子的时候,他说了一句叫我感动的话:“你们不吃好的,常了,不是熬坏了吗?”
  “你们不是也天天吃那东西,不是一样活着吗?”我说,他不吭声了。他又说:“俺上大李家取树苗子,他那老生产队长说:‘唉呀,伙计,这工作组连菜切得细了都不让,真是好啊!’他小学毕业参加生产,如今已经八年了。人们称他是八年抗战的老干部了。问他学了些什么农业知识,他爽快地说:‘大豆开花,垅里摸虾。’”
  “你们这里为什么种这么多花生?”
  他一拨楞脑袋,说:“苞米长到溜腰高还是一堆草,花生只要出了土,铲趟及时,风吹不走,雨冲不去。”
  
  1964年11月2日星期三晴(2561天)
  先遣队的同志都到公社去开会。黄洪年同志传达三十铺社教工作经验。归来时接到玉妹的信,她病重。信上的话挺叫人难过。
  
  1964年11月3日星期四阴(2562天)
  跟黄洪年同志提了两点意见:1.由组织写信跟家里联系做些安排;2.有可能的话我回去一趟。他同意我回去一趟,并给范玉仲写了张纸条。
  我晚将九时到家。玉妹的情况还好。
  
  1964年11月4日星期五晴(2563天)
  到社里去,把纸条交给樊玉仲。
  
  1964年11月5日星期六晴(2564天)
  陪玉妹到六院检查。尿里仍有脓细胞和红细胞。服用氯霉素。
  
  1964年11月6日星期日晴(2565天)
  去小河沿医院。肾盂肾炎?肾炎?不能确诊。关玉卿大夫建议,下星期一请内科主任会诊。
  
  1964年11月7日星期一晴(2566天)
  同玉去小河沿医院,做导尿,培养一般杂菌和结核菌,并做抗生素过敏试验。
  
  1964年11月8日星期二晴(2567天)
  晚王大学、郜文、王德昌来探视。
  
  1964年11月9日星期三晴(2568天)
  去小河沿医院。内科主任张淑延诊视:
  1.肾结核都无浮肿,体质又弱,此项可否定;
  2.肾炎者晚期有高血压,无浮肿,此项亦可否定;
  3.肾盂肾炎的可能性大,红血球、脓细胞等是它的征候。但最后还是个问号。
  
  1964年11月10日星期四晴(2569天)
  既基本确诊,听说中医有些办法,前往中医院就诊,定为“水肿”,用汤药两服,金匮肾气九十盒。
  劝玉妹培养服中药的毅力。
  
  1964年11月11日星期五晴(2570天)
  黄洪年昨日归来,开会,省委又进一步动员。去社内,与黄、樊二人谈,拟明日回金县。建议他们能做做思想工作。具体治疗事宜,由玉妹自行安排。黄曰:“那主要是治疗问题了。”樊未置可否。
  车票已买好。
  
  1964年11月12日星期六阴小雪(2571天)
  待的日子长了,心情不安。而昨晚玉妹又呕吐。遂将车票改明日。冒小雪去车站。
  
  1964年11月13日星期日小雪(2572天)
  经两晚呕吐,玉妹昨卧床未起。今日始见好,起来收拾屋子。玉妹又想留我明日走。我说早晚都得走,她哭得叫人难受。我制止,她恼怒,我埋怨,她哭泣说:“知道这样,晚结婚两年不好吗?”
  “战胜自己的感情。”我这样说。玉妹擦干眼泪,决心说:“走就走吧!”
  连日小雪,融后又冰冻,马路上亮锃锃的。我默然走在路上,对自己说:“坚决,这是为了革命!”
  乘上306次车,前几天心乱,竟买了去大连的票。上车后才发现。我本来要去金州的。
  
  1964年11月14日星期一晴(2573天)
  早九时到达金州,在汽车站等车。站上放了许多毛主席著作的小册子,工人、学生、解放军……将小书都翻烂了。小书上写了名字,好像是售票员的赠书。我不止一次在这种公共场所看到这种白皮带红格黑字的小书,如在澡堂、在小旅店的接待室,人们像离不开太阳一样,从这些小书里吸取力量。毛泽东思想在每个角落里都有它的光辉。它成为革命的源泉,斗争的力量,革命时代的发动机。在金县书店里,排队买毛著选读本。有的一人买两本,是给别人捎的,结果站了两次排。售书员含笑地批评了他。
  汽车上,人拥挤得很。三岁孩子要撒尿,大家把孩子托在手上,一个接一个把孩子传到车门口售票员那里。撒完尿再传回来。他们是解放军、学生、工人……他们心里恐怕都有一句话:“毫不利已,专门利人”。
  午后三时到达住处。同志们很想听听家里的消息。我和李巨林一起,到别的队告诉他们家人的情况、社里的情况;送去书报、东西、烟……
  
  1964年11月15日星期二晴(2574天)
  与李巨林一起,把各种表格都弄出来。
  
  1964年11月16日星期三晴(2575天)
  给玉妹信。接到通知,明日到公社开会。
  
  1964年11月17日星期四晴(2576天)
  赵熙天同志从省里开会回来,向工作队传达了会议精神。李荒书记一篇讲话,王良书记一篇讲话。东北局书记宋任穷说,宁可晚下去几天,也要把工作队培训好。
  在工作队内部反对右倾的问题,是华北局李雪峰书记提出来的。中央很同意这个意见。王良书记说,右倾思想,现在是普遍的、广泛的、深刻的。
  检察院的同志说,我们这段工作是右倾的,不说我们是四清工作队,而说我们是三秋工作队。
  归来时,大家都对检察院的同志批评省委的发言有意见。他们还说:“老百姓都知道我们是搞专政的,都背着枪嘛!”所以都纷纷上来反映情况,希望我们能给他们解决问题。
  
  1964年11月18日星期五晴(2577天)
  普遍检查了右倾思想,决定换换牌子,将“三秋工作组”改为“四清工作队”。并向群众交待来意。
  
  1964年11月19日星期六晴(2578天)
  连夜将交待来意的发言稿准备好。今天9人集中到大队部,交流发言稿,采取集体备课,分头主讲的办法。
  我的发言未精心准备。最细致的是省委宣传部老郭同志的稿子。开头就讲为什么不开会,为什么不吃好的,这都是社员的疑问,很合乎实际情况。原来我思想上重视得不够,本应当认真准备。
  学习了他的讲稿,午后和晚上修改稿子。
  没睡好。想了两件事:玉妹的病使我挂念。为了革命才来到这里,然而总有些心痛和难舍。这是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想想:像我这们一个穷孩子,如果不是解放,会是什么样子?会有安静、幸福的生活吗?不会的,肯定是朝不保夕,受人欺凌的。
  要真正革命,就要为大多数人服务,而不是为个人服务。小资产阶级,如果任其自然发展下去,在旧社会,可能爬上去,或可能爬不上去,会求得一个安静的小环境,或摔下来,叫别人踩着;在新社会,这条路行不通,然而总是动摇,做一辈子中间人物,早晚会成为时代的落伍者。要跟上时代,就需要抛弃自己身上的旧东西,冲破缠绵感情的包围,别叫时代逼着走,而要自己跑到时代的前头去。我能成为一个彻底革命的人吗?我应当能,我一定能。这个问题要不断去想,要不断地去做。
  第二件事,我想起了父亲。父亲终生为一块地、一座房子而奋斗。他没在旧社会达到目的。只有在土改以后,才有了自己的土地,他也有了发家的欲望。然而他的那套发家的计划如果自然地发展现在,是与集体化道路相背离的。革命使他有了土地,他却要向相反的方向发展,这或许就是一分为二。我这个穷孩子,只在革命后才有读书的机会。读了书以后,却又革命不坚决。不要重复父亲的道路,而是要走革命的路。我现在选择的路是对的,这是光明的路。我的问题是,一方面缺乏实际工作的锻炼,一方面是对马列主义学习得不够。自觉学习、自觉锻炼、自觉革命,这是我当前最重要的事情。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重性,我要争取的一重性——革命的一重性。
  德昌同志告诉我,什么问题,认识了,就是认识了,没认识,就是没认识;就是说,自己的面貌要是真实的,认真的,诚恳的,彻底的。
  
  1964年11月20日星期日晴(2579天)
  上午把各自的发言稿又拿到一起研究了一下。午间王若同志向大小队的干部做了报告,效果尚好。
  晚上我在宋西生产队讲了工作队来意。群众关心这次运动,都注意地听了。讲到放高利贷的地方,李队长直挠脑袋。回住处房东告诉我:李队长放过高利贷。
  这几天吃派饭都在东队。今天临到韩永善家。老韩60多岁了,不能劳动,在家里做些零活。五口人。韩世忠的父母都死了,留下个妹妹,跟他大爷韩永善一起过。两个大妹妹都能劳动了。
  韩世忠总是闷着头,又调皮又自信。他说:“我只知道干活。那么人活一辈子不就是为干活吃饭吗?我就是不爱开会。不叫我去开会,叫我去干活,那我喜欢死了。”
  吃饭的时候,韩永善老头就迎出来,他说“到俺家来,喃不用外道了。”十分诚恳的样子,一下子就叫人亲近了。韩世忠说他:“他就是糊涂,给人家踢门槛。使他像使唤牲口似的,给他一块饼子吃,他就说人家是好人。”可是韩世忠和他的大妹韩连兄却很尊敬他,一家人过得很融洽。姊妹到地里干活时告诉他:“大爷,猪我还没喂呢,你给喂喂吧。把那只死鸭在9点钟以前秃撸出来,我回来好做饭。”
  “我说件事情,喃得给我做主,我和俺妈要过饭,住在打更房子里。打眼了那个富农王作合要借我的小柜,后来又把一扇门给借去了。那年我在东面给人做活,王作合到东边和我们东家买双靰拉,手里没钱,要佘帐,人家叫他找保,就找到大爷头上了;对我大爷说:‘你给我作保吧!到秋还钱,没钱我还有豆子。反正你过年得做豆腐。’我大爷就答应了。到秋后去要钱,王作合反倒说我该他的钱……”掠夺,是剥削阶级的本性。
  
  1964年11月21日星期一晴(2580天)
  葛茂兴今天反映情况:
  他的父母早死了,叔叔领他过日子。因淘气叔叔打了他,不让他回家吃饭,他就在外面偷瓜,偷花生吃。他姥爷看见了,把他叫到家里,说:“没有饭吃到我们家来吃,把偷来的东西给俺一点。”十几岁的孩子,在他家吃了一顿地瓜烩菜汤,每天夜里出去偷来三十斤苹果。困难的时候,这位叫葛延华的姥爷对他说:“偷就偷点吧,老启家一窝子党员、团员,偷了地瓜都不犯法。咱偷点怕什么?”于是这小子就去偷粮食,构成刑事犯罪。追查此事,小子毫不犹豫承认下来,说这是好汉做事好汉当。劳改了三年。
  前几天,葛延华的小儿子小吵在干活时翻了工分帐,影响干活,叫别人揭发了。小吵怀疑是葛茂兴的弟弟告诉队长的。小吵葛茂兴两人殴打起来,葛延华发动全家,父子,打了葛茂兴的三兄弟,靠威胁来灭口。可是打的结果却是:小葛觉悟了,交待了堕落的经过。
  小葛犯罪,根子在他的姥爷,这也是一种和平演变。
  
  因为李巨林没准备好,东队交代工作队来意也是由我来讲。讲后就有侯忠和来说:高照武欺负他的老婆。他老婆在地里摘豆角,高照武偷来别人的一个小骚瓜,送给侯妻,侯妻接收了。高照武以为得手了,说:“你挣个四五块钱花花不行吗?”侯妻就哭了。侯忠和上大队部去告状,大队长王景义不给作主。侯妻就到高照武家去骂,高的老婆把她撵出来,侯妻一下哭背气了。打了针缓过来,花了五元多钱。侯要求工作组给作主。
  今天在高家吃饭。他曾借给富农姜春花钱,富农盖了间新房。工作组进村后,他是不是出于害怕分他的果实,赶紧把三间瓦房卖给姜春花了(三间房800元)。姜春花对他说:“什么富农不富农的,邻居还有好有坏的呢!”春天要向他借钱的时候,说:“信贷社要6分利息,我们给8分利息。结果借到了200元,后又借了300元,房子就算住上了。”尽管大队不让买卖,也就将计就计了。抹煞阶级界限,散布剥削阶级思想,这就是富农所做的。
  
  1964年11月22日星期二晴(2581天)
  住处问题,现在提到主要议程上来。我到东队问葛队长。他问:“你说呢?”我说:“侯忠海那里怎么样:”葛队长把脸转向一边,说:“我不是说不行,那人猴气马相的,吃一百个豆也不知道豆腥气。我当时也没叫他具体说怎么毛病。
  我又问:“那么工业点房后那个呢?”
  他说:“原先我们都打算了,那是个空房子,安不安全?周围没人家,是不是脱离群众?”
  我说:“安不安全,可以提高警惕,脱不脱离群众,不能从形式上看问题。”
  房子就这样定下来了。工业点房后的房了,是房东小伙告诉我的。看来,办什么事情,都得同群众商量,他们熟悉情况,比我有办法。
  午后跟社员一起打花生。用杷子挠,靠果蔓之间的摩擦,把花生果搓下来。西北风把泥土吹起来,落了一身一脸一耳朵……农业的手工操作很累、很苦,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也就是从这个基本点上结合的。劳动创造世界,我们过去的世界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今后在一个阶段,还得这样创造。所以,要爱这样的劳动,以至今后。
  晚上到西沟队讲“一纲五要点”,由李巨林讲。稿子准备得很充分,但还是着急,出汗了。他说:“工作组给你们拤(把‘撑’念成‘拤’)腰。谈干部劳动,“要天天劳动”;谈对四类分子进行说里斗争,他说“斗争完了不老实,我们就要处理。”对政策的解释有出入。
  我补充了一下,帮他进行了总结。要从革命工作出发,把个人情绪扫除在外。
  
  1964年11月23日星期三晴(2582天)
  几个工作队员不约而同地来到宋屯,他们谈寂寞,都到供销社去买苹果吃,收玉妹信。
  老赵同志给青年讲毛主席著作。罗玉普向我谈起老赵和老霍的进步。讲到李巨林,说他有点犟,水平低,我在他面前有一些骄傲,因此对他的帮助耐心不够。
  午间开队委会,一些问题他硬要插嘴,说对军属的照顾高了,王殿清的医疗费大队有公益金负担。队长说请示,结果问题没定下来。
  参加劳动。整整四大堆花生,约有40000斤,卖给国家后就可以分钱了。大家的劳动情绪很高,杈子、搂杷、扫帚一齐动手,一股股尘烟冒起,小伙们像打冲锋似的往花生堆上面上。跟社员一起劳动,一起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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