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第2555-2559天

　　1964年10月27日星期四阴（2555天）
　　为请示工作，我们到黄洪年那里去了，恰好另外两个小队的同志也在那里。宣传部的老郭说，我们不能直接和群众讲话，干部将责任推在工作组身上，增加了群众和工作组的对立情绪，这就不是为了下一步工作做准备了。我想，见了错误意见不宣传，是不是自由主义？
　　黄泥岸生产队的干部，临时发起来要斗一斗的革命，情况弄得不实，结果斗输了。工作组在那里，是管还是不管？
　　这些问题都定不下来，黄洪年和王若去请示电台的赵熙天。赵去县里开会，只把土改时的定案榜拿了来。
　　我们几个人到山上去看景了。朝雾开散开，空气很湿润，远望是满山红叶，天高气爽，得诗一首：
　　心高哪顾山势急，
　　登上险峰不吝力。
　　秋叶红装年还少，
　　志在天涯风浪里。
　　
　　下山不比上山易，
　　跌了跟头再爬起。
　　粗手粗脚从头练，
　　再看风光到春时。
　　这一带山上有很多山胡椒，山上的蝈蝈叫得好听。李巨林以为这些东西都是农村孩子喜欢的，实际上对他们来说已不是稀罕物了。他拣来的蘑菇、红叶、蜢蚱都给房东的小孩了。
　　社员们在议论运动的事。王安吉张着没牙的嘴说：“你说国家净白花钱，叫些干部下来看我们干活，其实你就叫我们怎么干得了呗！”
　　访问吴邦有家。他说吴邦宪曾问过李队长：“你家过去雇过人没有？”
　　“雇谁了？”
　　“雇过土地佬了！”
　　
　　1964年10月28日星期五阴（2556天）
　　这几天都是劳动，胳膊腿不是那么痛了。
　　这个队生产上计划得很好。现在就开始托坯，准备换炕了。
　　午后读了王光美同志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当前阶级斗争的特点是什么？是敌人千方百计地搞和平演变，搞两面政权等等。
　　历史上所有的革命斗争都几乎在取得政权之后，面临着如何巩固、如何不变质的问题，但剥削阶级的腐朽性决定了他们不能不变。他们的腐朽、堕落必然遭到无产阶级的反抗。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之后，只要党坚持马列主义，是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作无产阶级接班人，要坚持五个条件，其中最根本的，是为多数人服务，不怕艰苦，有了这两条，就会坚持阶级斗争。主要是广大劳动人民对剥削阶级、剥削阶级思想进行斗争，用马列主义作指导，知道怎样斗争才能胜利，使自己永远深入到群众中去，永不变质，做一个彻底的革命者。
　　教育方针根本之点，就是教育学生，永远不忘记劳动人民，不可轻视劳动，不可忽视无产阶级政治。
　　别忘记写一下①生产队的一天；②房东的儿子；③劳动农民的几种类型。
　　
　　1964年10月29日星期六晴（2557天）
　　上午我参加场院铺豆子的劳动时，从豆垛往下走搊豆稭，将杈子把弄折了。侯大爷对我说：“那杈子把有点糟烂了，用它的时候得就乎一点使呀。”弄得我心里很不得劲，看来他是很心痛的。我想，应当买一把换上去，不是为了赌气，而是考虑影响。
　　晚上参加队委会，检查拥军优属的政策执行情况。吴队长说，军属王殿林家的房子年年得收拾，今年我们没帮助，是个缺点。王安吉分根子（苞米根子，可当柴火）的时候，要近地的，队长说：“用小车给他送家里去吧。”
　　生产队长在大队开会，研究卖余粮的问题，大家都不吱声，问到谁的头上，谁就一笑了之。孟书记说：“你们真看到粮食好吃了，不愿卖你就不卖，国家不要我们西金大队的粮，同样可以强大起来。去年、前年打粮少的，今年多吃了一点，卖余粮是留六卖四，你们打的多了，不是同样留得多？怎么能说多产了吃亏了呢？卖了粮可以多分钱，后进队就是留粮也是四百八，你们先进队的粮和钱也是比他们多嘛！”
　　最后大家还是想通了，全大队卖了10万粮。
　　
　　社员姜春庆使牛赶的狠了。小乳牛本来是队上的小铁牛，结果给累掉驹了，队委会让他停止赶犁杖。什么事情都有，小牛去舔猪食槽子，老母猪发了狠，一口把牛舌头给咬住了。老头把小饲养员给批评了。
　　几乎每次会上，都有对贫下中农轻视的议论。如说贫下中农不会过日子啦，没钱还买鱼吃啦。贫农徐中玉偷了咸盐，队长不处理，社员就说：“队长！队上的咸盐那么多，借给我们点儿，我们又不是不还啊！”
　　李队长对我说：“虽说是家里人，贫下中农，叫人家瞧不起，给队长出难题。”
　　我嘱咐李队长：“我们依靠贫下中农，也要教育贫下中农。贫下中农也有缺点，教育了，改正了，就会变成好人，还是我们的依靠对象。我们是有胆量纠正错误的，谁站在你旁边说风凉话，你就这么对他说。”
　　苏长吉的《云雨日记》和听到别的关于男女之类的事，引起我很大的不愉快。有人说，这是一种生理需要，所以是极该注意的。而我为此愤愤，仔细想来，这也是一种阶级斗争。
　　资产阶级要堕落，我们则要高尚，他们对无产阶级搞破坏，包括腐朽的道德习惯，都会给人以腐蚀，我们就要去扫除。每个人都只顾个人利益，社会就不能进步了。迁就腐朽道德，等于助长了腐朽道德。
　　搞革命，就会有牺牲。我要在这种牺牲面前义无反顾，摆脱低级趣味的影响，愤懑、痛苦、失意等等，在人的生活中，总会遇到一些，重要的是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一个坚强的人，是会战胜自己性格上的缺点，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别总是想到我牺牲了什么，而应当想到，我还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够。人是在社会中生活的，社会是有阶级斗争的，怎么能设想，阶级斗争不深入自己的生活领域呢？遇到这种事情，不能迷惘动摇。只要有了思想武装，就能应付一切复杂的生活局面。
　　
　　1964年10月30日星期日阴（2558天）
　　又是一个集市。在别队工作的社里的同志都来本队。一谈到结婚找对象的事，王就伸胳膊露腿，冷丁来一个痉挛的动作，逗哏似的笑着，有点恶心的样子。“我们队上的小会计找对象，听说要找个军官呢！”出门时，遇见了个牵公羊的人。公羊咩的叫了一声，冷丁向罗玉普扑来，王说：“啊呀，这是个男的，不是个大姑娘啊，嘿嘿嘿……”
　　可是，在谈本地区的成分复杂问题时，他说：“成份得全面地重新划。”这是很对的。他身上就是表现出这么两个特点。
　　我把杈子把安上了，是从供销社新买的。
　　根据现有的人员安排，我和老李还负责了解西沟生产队的情况、宋家东队的情况等。
　　下午来到西沟生产队。副队长王仁举负责接待，是个老农打扮，衣服扣子不全了，外面的衣服小了一点，里面的秋衣露出一个边儿，边上有些破烂了。衣服开襟处露出紫红的胸膛，小腿上扎了半截裹腿。手也粗糙，看来是个干活的人。
　　西沟生产队坐落在两山之间，一面山坡上长着高高的橡树林，另一面山坡有苹果园和葡萄架。公路将行走的山脉一截两段，因为山上有树，稍微有点风，树叶就喧闹起来，人在沟里行走，觉得深幽、悚然。生产队的居民就在这沟的两边。有一条河，在果园那边绕了一个弯，然后顺着公路南侧，并行而下。河道是带石头的沟谷，流水击着石头，琅琅悦耳。
　　队里有32户人家，其中10户是地富成份。头些日子队里的场院窝棚里发生雷管暴炸事件。刘姓地主集中住在两所大院套里。檐下的砖柱上烧有“财源茂盛”“源远流长”“受天之佑”之类的字刻。场院里有100多个妇女和小孩在剥苞米。总之，这是他们的公社，或者说这应当是我们的公社。
　　晚生产队会议，讨论分配方案。
　　
　　1964年10月31日星期一（2559天）
　　昨晚生产队社员大会，讨论公社下达的分配方案。文字很长，李队长解释说：“今年的方案和去年的不同。什么不同？是思想不同。谁要不记住这个，谁就要犯原则性的错误。"
　　他讲话总是站在门边，两手抄在胸前，敞着衣领，捆着小围裙。几天来总是心事重重的样子。他说：“公社的周书记来了，在场院里，我们俩唠了一气。他说：‘你们宋家队没搞一点副业，就靠地里产的花生，在全公社也是少数的。你们的分值也是块儿八角的。’底下他就嘶啦嘶啦的，他没说什么，我可体会出来了，我看大家讨论讨论吧。”
　　有人说：“讨论什么？怎么讨论四百八是个档儿！”
　　“反正都是他说的算了！”
　　李队长又说到贫困户的照顾问题。穷队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在咱这个队，一般的，就不照顾了。”
　　姜春庆小声从嗓眼里挤出一句话：“那还不是嘴里呼气！”
　　队长说，每口猪还要从480斤粮里抽出10斤。这大家都有意见，王殿珠说这是不合理的，应从余粮里抽。房东小伙说：“那算个人的养的猪还是集体养的猪？”
　　在分配问题上，两种思想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很激烈的。那些坚持要多分的人，坚决以不动480斤的档作为讨论的先决条件。今晚发言不很普遍。老侯头说：“大家说的合理，兴许讨论不是吗？”这本来是一句中立的话，姜春庆却来了一句：“你说的倒好听！”一下把老头的话给顶回去了。
　　没经过充分的讨论，看来也是完成了任务。但是：
　　1.没能开展真正的思想斗争。会促使资本主义思想泛滥；
　　2.民主生活不健全，没能通过卖余粮提高社员的觉悟。
　　没有政治工作经验的队长在这种情形下，只好说：事情难办了。皱着眉头，挺上火。
　　今天是个雨天。我和老李在屋子里学习。姜春庆跑了过来。老李通过算账来说服他、这个队的基本口粮是384斤，他家吃基本口粮是四人；五岁以下小孩一人是307斤，加上3000工分，每10分半斤以分代粮，加上两口猪每口10斤粮，是满够吃的。
　　他说：“怎么算吧，我不用粮换两个钱花，日子是玩不转的。”
　　原来，他要多分粮，目的是想要把余粮换成钱。
　　接着他就发了一顿牢骚：春天盖房子，他每天跑到大队去一趟，要不是，小队就不让盖（原来，他是下放工人，给了笔安家费）。但是我们看到了，他的房子是盖起来了。春节时，小队换了一些油，没钱的户（包括他），不准备发给。经队委会研究，还是发给了他。他赌气不要了，最后还是领到家里去了。
　　他为什么总是和葛延华一唱一合呢？原因是葛延华借给他5元钱买了一条裤子。
　　前几天，我们跟队长一起起花生果铺子，姜春庆跑过来说：“果子行随便吃吗？行吃，我们也吃。”
　　“谁吃了？”队长问。
　　“还有谁？王春花！”
　　“你就说说他嘛！”
　　姜春庆气横横地说：“我说？他哥哥当会计，这些事他不知道吗？他不放声，叫我说？”
　　队长跑了过去。其实，只吃了两颗。他从春天起就压了一肚子火，虽然经过了春雨秋风，火气还没消下去，于是就拿牛撒气了。他使的牛一老一小，老的慢，小的快，他就狠劲打老牛；老牛趴蛋了，掉崽了。一副犁杖停下来，跟犁杖搭配的三个人没活干，王太喜跑下山来，要求给这三个安排活。
　　没做好思想工作，叫上中农葛延华去拉拢，这害处是很大的。这个队长生产上很能干，就是政治觉悟低，辛辛苦苦，但工作很憋气。
　　看场的人过去是给人家看坟的。据他说，那坟圈子里长着高高的橡树，树下是草窝棚，稻草盖顶，终年跟死人做伴。现在给集体看场院，他在场圈外面立起一个木牌子，上面写道“粮谷重地，禁止烟火”。
　　房东家的小伙像只小老虎，勇猛、自信。包工活别人一天只能打一个粳池子，他打了两个。十七岁的少年，挑粪时，跟大人挑得一样多。上山坡地，他故意跟扁担作对似的，紧闭着嘴，一猛劲就冲上了陡坡，一步也不停。那山丘地是个馒头形，到了丘顶，他放下提子，一拤腰，狠狠地舒了一口气，“嘿”地喊了一声。到下坡的时候，担子使劲往前悠，人被拽着，好像要往下滚；他扎稳了脚跟，硬是用两个肩膀抵住了重担，步子走得很稳。到中午了，他放下担子，急忙跑到家里点火，拉风匣，开始做饭。因为母亲去年去世了，他体谅父亲，家务活也担当起来。
　　吃完晚饭，他坐在炕沿拉胡琴，调子是《唱支山歌给党听》。不大有音乐天才，却学得很专心，挺着脖儿，嘴唇跟着音乐的节拍一动一动的。老实的父亲坐在地上，认真地听。一曲完了，老父从嘴里拔出烟袋，说道：
　　“河南沿的队长要把姑娘给你，是咱们贫农，干活好，模样还俊，18岁啦。”
　　小伙的琴声不停，跟爹说：“国家叫咱们晚婚，我现在不要。”
　　“那人家可要另找主儿了！”
　　“唉，咱不管那个了。”
　　老父又抽烟，不吭声了。
　　小妹从后面搂住他的脖子，两脚在炕上踏步，一面摇摆，一面唱上了——《唱支山歌给党听》。
　　今晚公社演电影。往常，怎么累他也会去。今晚不行，据说60海里之外出现特务船只，他是基干民兵，现在是二级战备。小伙子抱着枪，合衣躺在大队的炕上。
　　据说小会计王吉有上学时老是倒第一，现在当会计。他的桌子是用木头支起来的，椅子是用木板钉的。每天结帐算盘子打完了，两手揿着头，闭上眼睛，掐着指头，再算一遍。
　　给四姐、二哥、三哥、前高家生产队几个人写了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