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51天-2554天

　　1964年10月23日星期日晴（2551天）
　　昨夜是一场严霜。爬到石墙上的眉豆蔓被打蔫巴了。
　　星期五在这里是个集市。三里五村的农民把猪羔、鸡鸭、肉蛋、蚬子、海砺子拿到这里来卖。小猪羔装在大花篓子里，几个小猪蹲在里面，冻得直叫唤。卖鸡蛋的多是一些妇女，穿的大绒短袄，红色的，也有紫色带白点的。在供销社门外，聚集的人格外多，许多人来扯布、买搂草杷子。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特点。例如房东王太昌，你跟他谈话时，他总站在地上，袖着手儿眼巴巴地注意听，然后很真诚地向你介绍情况，话不多，却能讲出最主要的东西。他说葛延华伪满当过几天差，侯正奎老头净给你家踢门坎子了。
　　住在前屋门房两边的都是他的哥哥，一个是粮管所的所长，1946年的党员，六十多岁的样子。矮墩墩的个儿，目光总是显得很严肃，问他一句什么话，他不慌不忙地，寻思半天才回答一句话。他讲到恶覇王久令活着时候的一些事情：有一家人，24垅地，每年叫他滚去半垅，到解放就剩下了半垅地。他的小老婆是覇占人家的，先是叫人家给他洗洗补补，后来就发生了关系，公开覇占去了。给儿子娶媳妇，过彩礼的时候，把铜币用纸卷起来，人家打开来一看，里面卷的全是黄泥，只在两头封上两个铜钱。
　　房东的儿子叫王殿清，是个团员，初中毕业。家里挂着他的两张奖状，一张是“文艺积极分子”，一张是“好民兵”。刚来的时候，表现出小知识青年的矜持，即不表示亲近，也不故意疏远，问到这里的情况，他表现出研究家的态度听他父亲讲。到后来，他明确指出这个队的主要问题是团结问题。“我跟大队孟书记说了：宋西队队委会里中农太多是不合适的。”孟书记说：“我向吴队长提过意见，他总爱喝酒，是不太合适，谁家的酒他都喝。”看来，这小伙子还是积极参与队里的事情。
　　午后工作组开了会。老苏说，队里的人好像不大热情。传达了秋收分配和秋征的一些工作。缸腰大队的工作组同志说，不到干部家里去吃饭。当中央提出彻底解决干部问题的时候，一些人产生了左的情绪，是不利于工作的。
　　
　　1964年10月24日星期一晴（2552天）
　　两天来，早晨都冷得很。我们跟社员一起打场了。
　　场院窝棚是大家干完活休息的地方，也是晚间大伙唠嗑的地方。大豆垛把场院的四周都围上了，场院角架起二十多个苞米仓子，大苞米穗足有一尺长，每仓都有八九石粮食。今天是打黄豆。我们刚进场院，吴队长就说：“大豆腐沾虾酱，好吃不留粮！”
　　我问：“为什么呢？”
　　他回答：“都卖给国家了呗！”
　　“去年不是每人分了20斤吗？做大酱豆腐应当是够了的呀？”老雇农侯正奎说。
　　大队书记来了，拿起杈子跟大家一块劳动。“对了，我来了就是动员大家来卖粮食。”书记说。“丰收了，不能把什么都忘了，伙计！要有全局观点、整体观点嘛！”他说话好带“伙计”口头语。
　　一个老农说：“多咱我们也没落过后啊！”
　　大豆昨天打了一场，今天又收了一场。休息的时候，大家都到场院窝棚里，书记说：“李队长，你可真够呛，伙计！怎么听说卖余粮昨晚连开会都不敢去了？”
　　李队长说：“我是肚子痛了。”
　　书记讲了讲丰收不能忘了党的领导，不能忘了国家的道理：“国家支援咱们化肥，支援了农药，还支援了人力。原先，间种大豆是按老理只有四尺才能种，今年听了党的话，合理密植，得到了丰收。谷子今年起了虫子，是国家支援的农药，才救了过来。六一年受灾，过年节是工人节约5斤，支援农民兄弟，我们要节约备荒，不能今朝有酒今朝醉，不管明年是和非。我们国家现在有了原子弹，要站在家门口，看着天安门……你们今年超产多少？”
　　李队长笑呵呵地说:“冒愣儿估计能超产三万斤。去年也是超产三万斤，卖了6000斤作粮，去年吃粮没个挡掩，今年有上挡掩，480斤摆在那里，有去年在那里比着，你们酌量着卖吧！”
　　“你放心吧！”孟书记说。“我们心里早就有了底了。你们都是大量君子，可得来实货，别说漂亮话。”
　　王安吉老大爷说：“我们宋家屯哪年差过？唉呀，书记！你不能越快越拿鞭子赶呀！”这老爷子说话笑咧咧的，说话一当玩二当实，嘻嘻哈哈，叫你哭笑不得。
　　孟书记说：“我们都是和社员商量，谁知增产多少？”
　　队长又发话了：“真叫队长为难啊，咱能去卖余粮图光荣？”
　　李队长是个很有心机的人。生产经验多，会算计。他在进行工作的时候，总搞片面地宣传。征兵时，他说：“为人一辈子，都搁家门趴着，有啥意见？当兵不是赶上上了几年学，现在都不是去打仗了……”谈到吃480斤粮食时，他只说加上自留地留的粮，可以吃到600斤，可也够了，就能完成眼前的任务。
　　在谈到秋征的时候，我特别注意了葛延华的举动。他站在窝棚的门口，眼瞅着豆垛，不说话，犯思量，后来干脆走人不听了。
　　晚上，天气冷森森的。我们到场院窝棚里去开会，出门遇见了吴队长。窝棚门对面的马架山上隐约闪烁着灯火，是解放军在那里修军事工事。吴队长说汽车路在山上修起来了，战士们文的武的都会做，不怕吃苦。我说，我们如果不搞粮食，不卖余粮，战士们吃什么呢？关队长说：要不是解放军保卫我们，国家能建设得这样快吗？现在有了原子弹。国民党在这儿的时候，把玻璃雨衣吹到天上去了，可是我们现在拿它来糊窗户。
　　场院窝棚里集中了队委会的人和贫下中农，是讨论粮食的事。这个队每年增产三万斤粮食。不过，李队长曾对我说增产了六七万斤，多留了三万斤，其中机动粮五千斤，饲料粮七千斤，储备粮五千斤，队长虽然也讲国家形势好转了，买胶鞋不要票了，布票的11尺，比去年多五尺半；可是在算账的时候，产量要少算些，队里要多留些。他们的理由是：
　　“今年的底粮不如去年。”
　　“今年粳子遭水了，籽粒不成。”
　　“就那堆豆子能打七千斤？冒尖说能打五千斤！”
　　一直不说话的葛延华这时从地上站起来，稀楞楞的胡楂子在灯光里像摁了几个大头钉，腰上扎了一个小围裙，从黑古影里向前窜了一步，问道：“那苞米一仓子你们估多少？”
　　“一仓了估了七石五！”队长说。
　　“唵？去年仓子比这个大，才估了七石，喃怎么心里没个数？一仓子多估了五斗，二十仓子不是多估了六七千斤粮食？”
　　李队长附合：“可真的。咱那个数是估多了，伙计！”李队长不因为自己估冒了感到内疚，经葛延华这么一说，倒是喜滋滋的。
　　小会计王吉有穿的衣服小了，抖着肩头，一只手插在裤兜里，用一只手打算盘，把去年苞米总产量拿苞米的仓数一除，一仓才6.6石苞米。他把算盘一推，说：“今晚的会开的好，若不是，照原来的估产报上去，还真操蛋了，伙计！大伙才是诸葛亮啊！”
　　估算的结果，增产的不是三万斤，而是一万九千斤。葛延华把手往小围裙里一掖，说：“你看怎么样？照估产卖粮，不是坑了咱社员了？都打出实数来再卖不行吗？咱还能怂了国家怎么的？”
　　李队长站起来说：“就算你们算得对了，再照你们现在的估产算算，总产是多少？”
　　一直跟着瞎谤谤的姜春庆这时说：“王吉有，你叫李队长给你打，你念！”这人总是别人说什么，他就跟着说。
　　算的结果还是增产一万九千斤。再算上卖出去的花生返饼，100斤花生返25斤饼，留下的余粮就绰绰有余的了。
　　李队长说：“我们就报一万斤，你们看怎样？明天孟书记问我，我就往这个边儿上蹭。老盖和老李都在这儿了，咱就这样定下来！”
　　这是叫我们两个工作组给打干证（作证），把局面固定下来。我叫他们再算算良心帐，不急，今晚别定下来，再继续算算。
　　会场上老贫农王太喜一直满有主张地闭着嘴巴。
　　“穷里乍富，伸腰腆肚；富里乍穷，寸步难行。”贫农侯正奎老头说的这句话，不是真正贫下中农的话，而是上中农的话。贫上中农需要宣传，需要教育。若不是，他们也可以受其他阶级的影响。
　　《辽宁日报》前天发表了一位贫农社员谈《今年丰收从哪里来》的文章，说了多亏了国家和工人老大哥的支援——塑料薄膜育种出苗早半月，每亩地稻种由25斤减少了8斤。今年春雨多，拖拉机下不了地，拖拉机站打破常规，改换犁架犁铧，进行水翻，六七天工夫就翻了200多亩地。
　　全省今年供应农村化肥12万吨，农药一万一千吨。
　　
　　1964年10月25日星期二晴（2553天）
　　老中农王安吉代表了老一代农民的思想。连他的装束都是老式的模样：头戴一顶小毡帽，腰揽青腰带，在背后把棉袄打一个折儿，棉袄的前襟是左开口的，这么一弄，后身就显得高了些，一说话就带着气，常常为一件小事就把炕捶得灰土爆尘的。
　　“你说现在的小孩怎么那么娇惯？都比他爹大几辈似的，腚不让糊炕，脚不能沾泥，咱真看不上。”说完，使劲把脸扭到墙那边。
　　工作组进村，地主、富农都勤快起来了。富农的小老婆姜春花今天出来拣花生，连看人都不敢正看一眼；另一方面，却不断与旁边的人讲个不停。她说：“啊呀妈呀，人老了，连腰都哈不下，不像他们小人儿，干什么都活便。”
　　有时，他们出现出积极的样子来。富农子弟王凤全在场院里铺场，刚从豆垛掀下来就是一大铺一大铺的，别人都是用杈子挑着铺，他却将一大铺豆子放在背上，连头也盖起来。掀到地上。在所有人的劳动当中，他是很出色的。但看他的面孔，是压抑的、不舒畅的，眉宇间皱起深深的折纹，把眉毛和眼睛都拉近了，短鼻子，短下巴，像被什么东西挤上来似的。休息了，大家都聚到一起打扑克，他自己坐在一边抽烟，狠狠地抽，吐出来的烟是一团一团的。
　　上中农讽刺贫农是一辈子穷。他们看贫农对集体的事情管得太多了，便说他是老坏头，可是他们还是照样管事。夜里看场，他围着场院走一圈，把拉在场外的工具收拾到里面来，把场院扫得干干净净，把迸到场院外的粮食粒都拣回来。他们知道仓子里的苞米都是怎样放的。小孩子拣果子、偷花生，他先是小声劝导。后来，那小孩把花生皮埋土里，他就严厉苛责了。
　　到地里去，看到漫山遍野都是堆起来的花生趟子，像一条长长的矮墙。看山的人从这头走到那头，走过刚刚落叶的槐树林，站在高处一看，坡地下是白色的房子、放满粮食的场院。脚下是新翻过了的土地，暄暄的，虽然天凉了，泥土被秋阳晒过，仍然是温乎乎的，土地越发给人一种像踩棉絮的感觉。看山的人在地里生火取暖，因为有丰收的陪伴，心里应当也是暖暖的。
　　
　　1964年10月26日星期三晴（2554天）
　　人们生存、希望、发展，靠什么？靠劳动。劳动是最平凡的事情——播下种子，薅下一棵棵青草，到秋天收获一颗颗花生粒……细碎、烦琐，是特别容易被忽略了的事情——尤其是对那些非劳动者出身的人。然而，这些烦琐又是最伟大的。没有劳动，人类就难以生存了。从奴隶制开始，劳动和不劳动就有了斗争。当人们知道了为谁劳动，就产生了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除了存在为谁劳动的斗争，还存在怎样劳动的斗争。
　　自觉的劳动——强迫的劳动；
　　愉快地劳动——痛苦的劳动；
　　敷衍的劳动——勤奋的劳动；
　　为自己劳动——为别人劳动；
　　谋生的劳动——使命的劳动。
　　劳动总是和纯朴、和节俭、和老实、和敌视无为的消耗、不劳而获挥霍浪费或相联系或相抵触的。
　　上午堆花生铺子。先是觉得很轻松，干到后来，就吃不消了，胳膊腿都乏得很。李队长对我说：“累吗？不累便没有收成啊。春起往山上挑粪的时候，青年壮劳力肩膀都压肿了……”
　　午后下起了雨。人们到场院用席子把花生盖起来。小青年顶着雨把粪堆踩实，以免雨水把粪力冲淡。房东大爷顶着雨看山。我也去跟社员一起忙活。
　　晚上到贫雇农侯正奎家串门。屋子里很窄巴，地上没坐的地方，土改的时候，他没能分到房子。他家炕梢放着地瓜，一张炕桌放在炕中间，只够他和孙女坐下来吃饭。我见没坐的地方，小心地从炕边挪到炕里，靠窗台坐下了。
　　使我同情的是，他一辈子都是给人家踢门坎子、溜放房檐儿，如果得了病不能干活，还要扣工钱。刚入社那会儿，他只拿了一把小铁锹，上中农不愿要他，他很要志气，锹虽小，装土不比别人少装一车。王安吉前天用汽车送粪的时候，他把粮食装到汽车上，送到城里卖了170斤。他认为多产也不能多吃，“60条”变了。“叫咱吃480斤，咱得把方法变一变。职工吃的是纯粮，我们分的是皮粮，我们能按纯粮吃上480吗？”姜春庆光着膀子在地上说。
　　上中农在下面散布说：“总是强迫我们卖余粮！”叫贫下中农出面讲给工作组听，说工作难做，社员搞不通。干部拿这话来挡工作组，实际反映他们自己的观点，或许愿意卖，而对这些观点认识不清。李队长怕得罪人，叫工作组出面向群众解释。我和李巨林商量，打算开一个会，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