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盲步前高家（随笔）
前高家社教告一段落，觉得应当写点感想。
在政治术语里，左倾也叫“盲动”，就是“不顾主观和客观条件的盲干。”（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电脑有盲打，人行路上有盲道，那种“盲”，手脚配合，目标明确，一打一个准儿；而作者参加前高家半年的社教运动，概括在官修党史里，是“社教运动中左的错误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是进了盲区。盲区的特点是不知道敌人在哪里，团结谁、依靠谁，斗争谁,摸索着走，所以叫做“盲步”。
凡革命，先要解决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作者有手抄本双“十条”，知道依靠贫下中农，想找敌人，一定的意义上讲，是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工作队指哪打哪。打对了，能做到稳准狠；打错了，不是把好人当坏人，就是把坏人当好人，如“桃园经验”所做的那样。当年土改时的农会主席，已经进了敬老院，作者顶着八级风沙去拜访。指望老人冲锋陷阵，已不可能，只能依靠他们的子弟，再找几个苦大仇深老农当帮手，搜寻可斗之人、可斗之事。半年里搞了小“四清”、运动复查，因为战场转移。工作中断，留下一个阶段性的运动总结，算是交代。功过是非，任人评说。
回想起来，阶级消灭了以后，以阶级斗争的名义开展的运动，尽管你死我活了好几回，谁是敌人，从未有明确的标准。党史谈到八届八中全会之后的反右倾，是犯了“人为制造阶级斗争的‘左’的错误”。八届十中全会后，虽然资产阶级分子、官僚主义阶级、高薪阶层、特权阶层、修正主义分子等概念已提出来了，还是量化不了。落实到人头上，谁是呢？工作队集训时为划成份争来争去，看的是土改时的老黄历，不适用。继续搞阶级斗争，有个先天的缼欠——制造阶级斗争，再制造敌人，再随意搞个标准，看看到底谁战胜谁？
工作组离村时候，有十几个人相送。贫协小组长站在墙脚，望着我到看不见的地方。作者工作不能说不努力，作风不能说不艰苦，做事不能说不公正，为什么从多数人身上看不到特别亲切的感觉呢？看了日记，高兴不起来。
那是一个触斗蛮争、多梳发乱的村落。开鼓乐棚的子的吹鼓手、淌洋屁股、欺人耍横的棍棍、混村公所、擅写密信的谍报、钻进党内的伪屯长、胡说康德皇帝有儿子的明白人、冒充团委书记的小骗子、做成衣错开衣襟、谎称是“新款式”的小裁缝、往来城乡捣腾油炸丸子的小商贩、靠走乡画符、轧大酱赚小钱的手艺人、当伪铁路警察的，被开除公职的，旧时有奶妈侍候、美飞了的“万人迷”、明明坐牛车不耽误看病，硬要把工作组从梦里抠起来要坐马车的老太婆……“一大二公”把他们归弄到了一个生产队，展示着小私有者窝斗不息、以假恶丑为特征村俗文化，明白运动套路的队长和棍棍算是他们的代表。
村俗文化落到人头上，本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抱不成的团，理不顺的关系。运动，运动，这次你整我，下次我整你，整成了一堆乱麻，剪不断，理还乱。外来人如果教条地看成份决定依靠谁，会陷进扯烂污的泥淖。公社书记、社长曾住过棍棍家，没打着黄皮子，反惹一身骚。作者初步理出个头绪，能全身而退，得夸自已一句：不容易。
要说人心难齐，也不尽然。在工作组进县左倾加码的时候，队委会、贫协组长、社员群众——三驾马车一股绳，干了两件大胆而富有创意的事情——卖马分钱和麦茬地包垅到户。除了下台队长像伊索寓言里说的——狐狸因为吃不到葡萄、说葡萄是酸的——村里的全体社员，做到了齐心协力。原来，乱村也有团结一心的时候呢。
“盖大学”（一工作队员给作者起的浑号）受训回村后，目光变得敏锐，麦茬地包垅到户，这不是十中全会批过、变相的包产到户吗？在欠国家钱的情况私分卖马款，不是“为资本主义复辟打开缺口”了吗？批评了他们。公社社教办把作者的复查报告分发到了各个工作队。离村前，有社员说：这不是作孽吗？话很重，但有道理：重点人没定上敌我矛盾，令他们失望；批两件错事让他们抬不起头来，前者是他们误导了工作组，工作组也误导了他们；后者是工作组无限上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过去验不了，现在可以验。如果当时这件事我干对了，就是为人民做好事的“光辉业绩”；如果干错了，就是整景儿的形象工程。检验程序很简单——事情办得人民高不高兴？满不满意？看出来了，人家不高兴。作者也可以为自已辩护一下：上面说30％政权不在我们手里，我在下面逮着了证据，当然不能放过。如果我想保护了他们，这事本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分的是自已的劳动果实，有权做主，何错之有？不把老兄从村子里撵出来，就算以礼相待了，还敢幻想想“十送红军”吗?
如果用这两件事回答谁战胜谁问题，历史答案已经有了：他们对了，我错了。不过，检验真理不是一两年的事，有时是一二百年的事。巴黎公社败了，至今没听说它错了。不过，人们过日子常常是火烧眉毛顾眼前，“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条件不同，今天和昨天没有可比性。
基层运动的实践结论，与上面的道理是相通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是用机器打造出来的；而中国农业生产的社会化，是巨人大手一挥、万民呼应着搞成了的。老人家曾说：社会主义是一个组织严密的网。人民公社这张网，五八年不到两个月，就覆盖了华夏大地。一大二公的生产关系不符合生产力的发展，农民怠工，瞒产私分……于是开始向后退,网眼放大，大公变小，放出了自留地、取消了食堂，大队划小；直到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等于退回到初级社。到六三年，管农业的领导提出了包产到户，碰上了红线，老人家说：不能再退了！“包产到户”始作俑者遭批。一个人的见解成了一个阶级的进攻。芝麻放大，成了西瓜，上纲上线，上面盲估，下面盲干，“左倾”成立。
离村前开过一次斗争会。会后，在重点人家里睡过觉的书记说：“LGZ!你是想图三大两小的吗？这样下去，对你不利，就像看瓜，今天不熟，明天熟了，还不可以摘吗？”喔，原来没摘瓜，是瓜不熟。到瓜熟蒂落的时候，一个烂瓜，就是敌人了。县里检察院来的那位白老兄，就可以把枪口对着他。瓜熟是未来的事情，未来事情超前办，也算盲干吗？幸亏没定为敌我矛盾，教育一下也没什么不好。我庆幸当时没有以感情代替政策、铸成大错。这不是阶级斗争问题，而是个教育问题。
马克思的观点：当生产力没有在旧的生产关系里面耗尽的时候，旧的生产关系是不会被打破的。生产力的第一要素是人，如果没有外力的干预，他们会自发地找到适合自已发展的生产方式。从分垅到分钱，使前高家人达成了一致，因为那做法适合生产力的发展。
我宁愿相信，巨人发动的多次阶级斗争，是受了理想主义的驱动。敌人也并非子虚乌有，那就是：私有制消灭了以后，还要消灭私有观念，这是《共产党宣言》的观点。私有制度是可见的，私有观念是不可见的，消灭私有观念，就是消灭人们维护私有的、自私自利的想法。想法是量化不了的。所以，在“文革”以前，根本无法确定社会主义不发达阶段划分阶级的标准。“破山贼易，破心贼难”，言为心声，一些人发表了与经典理论、与主导的治国理念不同的意见，被看作是阶级斗争；不科学，斗得越狠，差错越大。地、富、反、坏、右、叛、特、走……臭老九，这九种人，如果够线了，应是违法犯罪，量刑标准是明确的，不用搞运动，抓起来法办不就完了吗？但，“右”和“走”这二位，都是因言获罪，随意性太强，把言论当作划分敌友的标准，既不科学，也不专业。敌人不是制造出来的，是什么？
老人家毕竟提出一个必须解决的新课题：生产资料公有化以后，领导人和领导层可能发生的质变。苏联解体提供了这方面的教训。如果他们公权私用，骑在人民头上当官做老爷，就成了红帽子地主、资本家或是他们的代理人。就像前高家的下台队长，二斤烟叶、几张白面饼、地主家的给他家哄了几次孩子，他就替人办事；看来微不足道，苍蝇不嫌眼屎少。
审地主的时候，作者连地主的一根火柴都不让他用，意思是不叫他占一点腥。我看过老人家年谱，一大二公不提了，理想一定要有，那就是从延安的“窑洞对”，到七届二中的防弹警告，从三面红红旗到政策调整，最理想的情况，是生产力高速发展、等级上差别不大、分配上以精神鼓励为主、以物质鼓励为辅；形成既有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他的治国理念既有天下大公的历史传承，也有深厚的民意基础，实现理想的方法，也与释加的劝善、基督的普世的方法不同，而是斗争加教育。把人组织起来，私心公管、自管，管到每个人的活法和死法，或生得伟大、死得光荣，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或你死我活。党史说到十中全会后“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左’的错误的发展”，实际就是这样一个治理过程。那是一个洗心塑魂、改造国民性的工程。如果包产到户实行了，巨人就没了画最美丽的图画、写最美好的文字的抓手，是老他决不能接受的。
马克思说：当年以农奴制为特征的俄国，既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也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中国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资本主义曾经给人类带来文明和科学技术高度发展和进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农民工人阶级化，是公社胜利的必要条件。
在封建社会，农民会用整景儿的办法表示对君权神授的支持。新君即位，各地会出现白鹿、灵芝、仙草的祥瑞传到京城。大跃进时，农民把十亩的稻捆集中到一块地上，证明亩产万斤的可能，通过作假面表示对领袖治理国理念的拥护。所以，在记住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老人家另外一句与阶级无关、而与人性有关的提醒：“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人们是在前人留下来一切遗产的基础上创造历史的，不论是好的还差的，这叫历史局限性，不论上层还是下层，概莫能外，正因为如此，就不能把领导的错误和前高家的村俗文化说成一团漆黑，从而抱怨到恶语相加的地步，丢掉了一个民族寻求更高更强、努力再努力的底线。前高家分马款和包垅到户，即或带点自发性的因素，也算找到了调动社员积极性的公约数，在保留集体外壳的基础上，加进了个体发展的内容。这样抓生产，要比抓阶级斗争灵验得多。
农村包产到户以后，给农村政策性的资本发展带来了机会，像《创业史》里写到的暴发户、新富农、上中农所谓三大能人，前高家一个都不会少。他们是靠政策性资本经营发展起来的。谢、刘这样的人如不知悔改，可能成为黑恶势力的代表。农村阶层化的标准现在比较容易掌握了，要防备他们把政策性资本变为制度性资本，成为土豪和村覇。那也不要紧，把违法致富、贪污、欺压和掠夺百姓的人绳之以法，扫黑除恶，就解决了，用不着通过运动，费劲巴力地找敌人、走盲步了。真正能代表农村发展方向的是南街村，他们一致把《大海航行靠舵手》唱到今天。3月25日记过一个搞得好的生产队，他们是否把共同致富的合作化道路坚持到今天了呢？
2019.4.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