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第2373-2382天
1964年4月15日星期五晴（2373天）
每次从后高家张滨处往前高家走的时候，就像上战场似的，心情又紧张又自豪，但我往往会被暂时的热烈气氛所蒙蔽。晚上，谢队长检查完了以后，孙国发、孙殿臣等人表示满意。而且，谢和左两个人相互兜揽责任，一再补充发言，显得很谦虚的样子。我的感情就趋向干部方面了。临散会时，我说：“群众很满意，四清结束的时候，你们就可以进到贫下中农的组织中来，依靠他们做工作了。祝你们俩好好睡觉。”
回到住处，后街的骨干对我说：“孙殿喜为什么不赶车？人家一天净穿破棉裤，在外面拉石头，家里挑水的人都没有，那是容易的吗？归根到底还是人的思想高不高，你遇事就磕人家，他心里能痛快吗？”
这个讲话直耿耿的人提醒了我。细一想，谢队长的发言，把救济和分自留地的责任都推给了大队，这是个人利益方面，自己可以服从，而黑剧团来演剧的时候，他硬是把大队的吕伍长给顶了回去；在阶级路线方面，他老婆串门子时就把孩子送到杨国平家里去哄，对杨国平的问题，他只承认“是教育不够”的问题，我觉得我是拿形式上的满意来代替科学分析，会把事情办糟了的。
而我们的骨干，却是担心抬不起头来。刘海今天挑泥修房子。我告诉他今晚的洗澡会由他来掌握。他也不吱声。后来说：“你看干部和贫下中农对我们有什么意见，组长我不干了。”
“为什么？”
“我不会说话。一说话声就大，将来谢队长和刘国柱合到一起来整我，我可受不了。”
“大队还有党支部呢，也不是咱这一个队搞‘四清’，你怕什么？再说了，咱们贫下中农不来搞，谁来搞？”
为弄清骨干提出的问题，我到大队去了。公社的李占文跟我同来前高家。他把我支到别处，单独和谢宝树谈。据说谢对李说：“怎么个问题儿？总想拋我？”其他不知怎么说的。
李这个人，出门见到兽医站的兽医了，他先招呼人家，问：“你那葡萄糖有几瓶？我可就喝了一瓶啊！”兽医支支吾吾地答应了一声，也没说什么。
1964年4月16日星期六阴夜雨（2374天）
王若同志几天来对我的工作给了不少帮助。他叫我注意分析前高家落后的原因，历史的、阶级的和社会的风尚，并叫我有信心。
晚上队会计张勃范和管理员洗澡。
1964年4月17日星期日晴（2375天）
因雨，将全部的帐目公布了一下。小青年，只要交待得对头，他们是愿意工作的。张勃范和石文学，我叫他把干部多吃多占的问题整理一下，他俩就头对头，坐在灯下整理。
1964年4月18日星期一晴（2376天）
天气热起来，到大队开会，流了一裤兜水。工作组开会，老赵谈他与队里的老太太打仗的事。那人说：你们共产党就是欺骗人。赵气极了，要揍她，说今后搞不下去了。
今早到刘福先家里吃饭。他说，刘国柱骂过公社助理。62年陈国清当队长时说：“你们会开荒，我就不会吗？”
今天谢队长看出勤少，生气不干了，说身体不好，家里没人，社员光说不做，他用镐刨大树，种园子。
回头我帮谢队长种土豆，谈对孙殿喜的态度，他打场，吃饭没人换，还挨磕，谈工作不讲方法，吃刘国柱的白面饼也谈了。他又同意干了。我还表扬他有的事办的公正。
晚开队委会，决定明天下地干活。
1964年4月19日星期二晴（2377天）
早晨很早起来，到地里耲谷子。黑土地暄乎乎的，踩一脚就陷下去一块，翻上来的土湿润润的。据说，这是好年头的征兆。
前年，车老板利用赶车的方便条件，大清早就把犁杖套出去开荒。第一个是石景林。
今年种地有一个很好的现象，把犁杖赶到地头，耲一阵子，所有的犁杖都停下来，用镐头把地头勾上。中间休息的时候，也是稍停就开犁，不是一坐就半晌不动弹。他们谈论马驹子干活有劲，讲马驹可以换小骡子，讲几匹马都揣上骡驹的话，就能顶上一年的生产了，想有一匹小撅骡驹子出去换一匹大叫驴，专门配种用。
我被分配去踩阁子。这活小时候就干过。一面踩，一面想，这项劳动是最平常不过的了，跟在犁杖后面，算下来一天能走四五十里路。可是，把这种平凡的劳动与改造农村现实斗争联系起来，就是不平凡的了。我还穿着棉鞋，踩了一会儿，鞋底就黏上了大土块，沉甸甸的，两条腿就像拴了个秤砣似的。小时候劳动是为了谋生，现在劳动是一种使命，就一直坚持着。王风和说：“你跟着踩阁子，工分挣不了，分粮拿不去，图个啥呀？”我笑笑说：“图生产搞得好呀！”
晚上贫下中农开会，专门核实干部存在的问题。会议开得很沉闷，光听我说话了。
1962年4月20日星期三雨（2378天）
杨才把现金丢了十元。他是啥人？总是帽盖冲上，像一个火箭发射台似的，腆腆脸，尖下颏，眉头总是皱着，像是要找个人干仗似的。原先在齐齐哈尔车辆厂工作，他母亲说他是团书记，下放回来时，大家才知道他连个团员都不是。我曾故意问他：“你真的当过团书记吗？”他顺口说：“啊，是代理的！”
“你不是团员也能‘代理’？”
“啊啊，谁知他们是怎么搞的！”
这十元现金的问题，原先他说问题出在谢宝树和杨树春身上，当面一对证，是没有的事儿；他又改口说是出在会计身上，有一个丸子条没给杨才；继续盯问，他又不知从哪里剋出一张支给关文志的条子。饲养员称出30斤豆子，他给下了一斗帐的问题，问他，他说这是无风乱起浪。又说，关文志的条子是用刘万里的领粮钱转出了，他说这叫乱整。我气极，把火压住了，问他有没有责任弄清账目？然后批评了他的两种态度。
午后召开一个座谈会，一是摸摸大家对运动的意义了解的情况，二是看看四不清的问题是不是都揭发出来了。大家自然地唠到邢国君的身上，从邢国君又扯到刘国柱身上。晚上，因势利导，把意见集中在邢国君身上了。开会前，我讲了讲运动的情况和问题，一是来得晚，二是不发言，三是好睡觉，一是闷起来，二是闭眼睛，三是打呼噜；你们要是对文件领会不透，咱就念文件，要是不知道，就打听打听，把干部的仓库打开来，是耗子，是豆畜（chu三声）子（田鼠）-都拿出来见见阳光。大伙都笑了。
见了王若，信心就足了些。
1964年4月21日星期四阴（2379天）
今天到刘国柱家吃饭，像准备战斗一样。本来昨天刘国柱就给我准备饭了，因王风和家里的外出回来了，就临时安排在他家。在他家中间，还隔着一家孙殿喜，因他两口子打架，老婆跑到娘家去了。过去来的工作组，都不在他家吃饭，他家老太太有病，炕拉炕尿，见人来了，就把屎尿都捂上。一次工作组到他家吃饭，没吃饱，晚上从社员家买十个鸡蛋，煮着吃了。
刘国柱大清早就到处找我去吃饭，像是故意造声势的样子。他脸上的肌肉是条状的，三角眼，刻薄的嘴唇揪出来似的，听说话，有点秃舌子。看到这副长相，我心里有点犯恶。为了和他斗争。我事先告诉刘海：在我吃饭中间，叫他权当串门，去刘家一次。
进得门来，刘铁柱就向我讲起队上的报酬不合理。木匠原订谁家用谁家给他过工分，今年突然改成挣现钱，今年正好他家盖房子，这些问题咱都不提，咱一提，就是为咱家盖房子。昨天晚上，光说叫大家提意见，谁提呀？工作组走了，就来个小报复。他几乎要跳起来，话都说不成个儿了。
他的女人在扫地，不痛不痒地插话说：“我人恨不能把心都给共产党掏出来！”
吃饭了，我看端上来是一碗白菜炖土豆和一碟咸菜。我问：“都有什么对你打击报复呢？”
“哼！刘福先，落后地区改造时好斗，他起早到刘汝勤家吃饺子，搞破鞋，大清早就把自家的猪羊轰到队地里去，牲口祸祸他家自留地里的庄稼，叫队上给赔。这是什么阶级路线？58年叫我到杨树乡受训，进什么爱国守法训练班，修水库叫我们去，地主杨国平在家逍遥自在，到乡里去，我啥事没有，我还是积极分子。你看，谁提意见，工作组一走，就给你眼罩戴！”
“你别说了，不叫你那穷嘴瞎得咕，能得罪这么多人？”他老婆带着气，在一旁溜边煞缝儿，“哼！你太阳牌的贫雇农也不行啊！”
“谁说咱的阶级路线清了？总说上中农的活计好，他好能和贫下中农合股不？你打听打听，这屯子里的人没他不骂到的，动不动就粗绝横丧地骂，干活都得他说了算，说人家杨才煽动，大帽子可不小！”
早饭后，刘海是来了，经过窗户时，屋里的两个都不说话了。我问刘海吃过饭没有，那娘们带着讽刺的口气说：“好像吃的是炸丸子！”
我问：“什么炸丸子？”娘们挑起碗里的大楂子，说：“你看，这不是丸子！”这女人寡瘦的脸，黄腊似的面色，偏偏在脸蛋和嘴唇上挂了点红。那天我去谢队长家，经过他家门口，杨才的园子已经种上土豆了。我绕过刘家的墙角。这女人正端着水瓢喂猪，问道：“你哪儿去呀？”我说到谢队长说去。她却囔了一句：“你搁这儿走不怕狗咬着啊？”
“不怕的！”我想快点摆脱这个娘们，不愿搭言。可细一想，到有狗的赵家中间还隔着杨才、杨伍两家，她的话有些挑衅，才想起我的话不得体，应当回她道：“什么狗也都怕人”才是。
吃完饭，与王若同去下沟生产队。老霍在那里。刘淑贵在那里查帐。我是为杨才丢失两块豆饼的事儿去的。经调查，确无此事。王若告诉我董家桥的骨干中有一位是那位坏分子的内弟，在骨干会上，支部揭发说：“坏人顶烟上，与工作组吵架，可能是一种阴谋；那位骨干就把这话透给坏女人了。坏女人主动向大队支部书记检讨，说是因为孩子闹病，才说了“共产党就是欺骗人”的话。王若说，赵忠全一向不关心政治，这次，他气的差点儿要打人。如果真的那样，就上了阶级敌人的当了。我们四个人在下沟赵家吃的饭，一个单位的同志，彼此亲密得难舍难分。
1964年4月22日星期五阴（2380天）
孙殿喜和老婆干仗，动了扁担、烧火棍，薅掉了头发。为的一件小事：水筲把水缸碰掉了一小块皮。老婆责问：“你怎么把缸碰坏了？诈什么尸？”老孙答道：“碰破点皮管啥？丢了去找还有个记号呢！”
老婆道：“你说什么？”老孙说：“你还没完了呢！”拿起了烧火棍就打。怕外人看见，先把门关上。老婆哭喊着往外跑，一溜烟地跑回到娘家。孙殿喜只好自己做饭。为解决家务事，我到小房身老丈人王殿喜的家。就是在三级干部会上见过的像契尔卡的老头儿。他向我介绍了事情的经过：
姑娘到家的当天下午，王殿喜老两口到前高家生产队。走到村口，孙殿喜打招呼：“你来了？”老丈人把脸转到一边，径直去找谢队长，对谢说：“我一不用你说话，二不用你说理，你就站在一边听听！”
说完了，谢队长和老头儿来到孙殿喜家，他也不坐下，问道：“孙殿喜，你说说，我姑娘到底有啥毛病？”孙殿喜说：“就是好吵吵，好打孩子。”
“还有什么？”
“可也没什么。”
“没什么你把我姑娘打成那样子？她到你这里，糟蹋你的盐米酱柴了吗？好抵生换熟了吗？你去把她打死，你没摸摸你脑袋怎样？我姑娘干过什么挑间起火的事情没？你别着扁担横走，能走几天？我告诉你，谁也是竖的好吃，横的难咽！”接着老头告诉我：“孙殿喜把富农找到家里去一挑唆，就一起去偷苞米，我曾警告过他：‘赶紧把富农给我撵出去！’”
她的女儿在外面栽土豆，进来的时候，她说：“你说什么了？说啥我也不回去了！”
我到外面，一边帮她滤粪，一面劝说。几位妇女帮在院子里帮他们编大酱缸篓子。孙殿喜老婆说：“我再活十年能死吗？都说孩子这么大，我爹愿意叫我住，我就住几天，不让我住，我宁可要饭，孩子谁愿意要谁领去。打我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有时连饭都不让吃，我就不敢吃饭去扶秧苗啊，就是个养汉老婆还有点热乎气儿呢！”说着，又哭起来。孩子哭了，她到屋里去哄孩子。看来，这问题的解决还得从教育孙殿喜入手。我没能把她请回去，就回前高家了。
群众要求查查1961年下半年的帐。于是前后高家共同组织一个班子，查帐。
1964年4月23日星期六晴（2381天）
工作组会议，传达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毛主席说：社会主义教育，搞得快容易，搞得好难；不怕时间长，一定要搞深搞透。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新课题，今天在这里工作，是百年大计的工作。
各级都汇报了工作。小坊大队队长梁永昌，呲儿牙，总是歪戴着帽子，黑黪黪的脸，乍一看起来，像个干瘪老茄子似的，总是阻碍运动的开展。张联惠叫大家讨论文件的时候，他就说：“行啦，别讨论了，别影响生产！”
张联惠叫全体人员都到地里去，他说：“刚下过雨，自留地的园子该种了，土头好，明天给我送粪啊，队长！”
刘海向我介绍南天门大队长谢国章打击老党员的事实：
谢宝章见队上买的白菜籽是前年的，建议倒掉，把自己的白菜籽卖到队里，岂不知这也是陈年的白菜籽。为这事，杨德山要告发，谢在窗外听到后没吱声。第二天，他把大队书记（现为公社党委常委）请到家里，温酒吃菜，晚上，谢就跑到杨家大骂，杨也反击，将谢骂出门去。当晚，谢将这事告诉了公社助理李占文（好像是前几天找谢宝树谈话、喝过葡萄糖水的那位）。当晚，李派人把杨德山找到大队，暴磕一顿，杨此后便消极。党员就是因为这个抬不起头来。
公社党委张哲同志来了，找谢队长谈了话，叫他跟过去比。晚上他和我睡在一铺炕上。
刘国柱和刘恩福两家都要盖房子。刘国柱的房土还没拉出，刘福恩这边土坯已经托出来了。两家都要用木匠。刘国柱一定要先用。刘福恩在今晚的大会上提出。谢队长用尖而嘶哑的声音说：“你们这事就是不好办，干啥都得有个先来后到吧？人家去年就给我说过，你说吧，你也是贫雇农，他也是贫雇农，叫我怎么办？你们要是商量好，我啥事都不管！”
昨天给玉写了信，她给我寄粮票和钱来了。
1964年4月24日星期日晴雨（2382天）
臭咕咕鸟在树上叫了，杏树和樱桃树的花骨朵挂满了枝头，蓓蕾饱满，扭起了红嘴儿。地里人来马往，点葫芦声声，正是农村的好时候。
早晨本来想开妇女会，妇女队长刘秀范挨家挨户叫人上会，这个说“家里有孩子”，那个说“孩子上学去了，家里头没人”，“没空儿，我还要去搂柴火”。会开不成了，弄得我挺心烦。
正在这时，孙国发走过来，问我有没有镇痛片，他说他的闺女不吃饭，脚脖子都肿了。我到他家里一看，小姑娘正坐在炕上梳头，好像几天没梳，头发乱了，梳也梳不开，她气得把梳子扔到炕上。两个老人急得什么似的，今天请个黑先生，明天弄块膏药，还把小猪杀了还愿，把孩子的病给耽误了。孙国发说：“明儿个我连阎王爷都不供，能借到钱的人家都借了，现在只剩下一口老母猪。”
看到农村这样贫穷，内心很是无肋，怎能不激起革命的决心！也不知孩子是什么病，止痛片也用不上。我来到地里，和社员一起种起了苞米。突然下起雨来，人们也没停下来，继续刨垵播种。杨才是保管员，见雨来了，也跑到地里帮忙种地。我担任了一个抓粪的脚色，因为受过锻炼，干这活不怎么打怵。社员一面干活一面说笑。瘸子孙殿臣拿锄头封垵，脚一颠封一个，有了“单拐大侠”的外号。种苞米有专门装粪的，到换一个粪堆，他们就说：“又到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