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第2366-2372天

　　1964年4月8日星期五晴风（2366天）
　　工作组全体同志集中在大队开会，外号“赵部长”的老赵见了面就拉起我的裤角瞅了瞅，意思是看看我叫人拉下水了没有；接着又瞅瞅我的脸，说是少了块肉。
　　又布置了许多任务。“四清”工作，是为以后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准备。四类分子活动问题，就像拿住了钟表的发条，工作越来越紧，而且又为定成分的问题扯不完的皮。扯得嘴唇都干了，心里像是着了火。这个时候，就想家了，想家里的调皮鬼了。但是，百炼成钢。要想出息得像一条硬汉子，不在阶级斗争中折腾几个个儿，是不会炼成的。因此，带着一股坚定的勇气，在暮色渐浓的时分，从大队背起行李（为了慎重起见，先前行李一直放在大队部），顶着大北风，搬到新的地址来。这是戴书记和大队同志的主意，说前队落后找不到住处，可以住到后高家小队去，反正前后高家相隔不到一里地。到了后高家，住到后队骨干张滨的家里。原来住的左景林家，家里有26岁的姑娘，第天都睡到日头晒屁股。早晨起来上地里干活，她仍然躺着，很不方便。
　　还得说一下戴书记的事情。他是个很细的人，别人从暖壶里倒水，忘了盖盖了，他随手给盖上了；别人汇报的时候，他听着、记着。后来别人谈到对农民党员意见很大，他说：“看看是什么人的反映，毛主席说过，有人说农民运动好得很，有人说糟得很，要分析分析。昨天来这个队的时候，看到各家有那么多的相片，哪来的那么多的钱？看到一群鸡也得问问是不是要很多粮食？”
　　鼓足干劲，力争高标准。
　　
　　1964年4月9日星期六晴大风（2367天）
　　到双城大队看敬老院，几位老人热情打听我们是哪里来的，留我们吃饭。院内有半导体收音机。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我去后他一直在听收音机。院子里还有几位老人在送粪。
　　此去的目的，是去找当年的农会主任刘福纯谈谈前高小队的成份问题。他一切都知道很详细，连谁家的地在哪里，入社时是一匹什么马都记得。他说：“我是个直性人，在公社开会时我就表示，革命到底，绝不能半路脱鞋！”
　　从双城那边回来的时候，顶着七级南风，穿着大衣，刮得我直打跟头，脚下的稀泥硬是咬着鞋底不放，肚子饿了……这就是革命，这就是平凡而艰巨的道路，这就是阶级斗争。我望着土地中间林带中被风摇撼着的高大的杨树，想起戴书记说过的一句话：困难只有发动群众才能解决。与他谈话以后，和群众说话就开朗多了。
　　我到孙国珍家已是第二次了，像刘备三顾茅庐一样。这一次，因为风大，老头儿在里面倒锁着门儿。我进得门来，他只顾修理那轧大酱的机器，叫我去里屋等着。当时我想：咱贫下中农对党的干部怎么能采取这种态度呢？耐下性子一听，他原来也曾靠卖豆腐治过几天地的，无怪他现在每天扛着大酱机三里五村地走，去给人家搅大酱。口袋里还有暗藏武器——鬼符，也是卖钱的。
　　孙殿有（孙国珍的儿子）外号“二倔子”，由大队介绍到砖场去工作了。临走前，他把行李从家里背出来。到他爹家来看看。我正在和孙国珍家说话。他闯进来就说：“老盖来了！”过分殷勤地跟我握手，说，“老盖同志，这几天我就想找你，向你做个检讨吧！那天晚上开会，我说：‘祖坟都哭不过来了，还哭什么乱坟岗子！’不是对你老盖来的，是对老少爷们来的。我这人你打听打听，就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唉，又臭又硬！”
　　他谈到这些，那表情不像是觉得有什么不对，倒像是很光荣似的。接着说：“你今年二十几了？二十八了，咱俩都是属牛的，要照你一比，可真是天地相差。前天我还对谢队长说了，这老盖同志，就像个大姑娘似的，不言声不念语的，好脾气！原来我对这运动没咋瞧得起，可这一看哪，要真一清如水，简直是太好了！这一走，也就是走不下去了。我爹一天不在家，门锁着，小猪饿得直叫唤，我能不心痛？没法子，我用这洋钉子弯了一个钩，把锁捅开了，把猪喂了，给鸡撒把食。我爹回来就提着棒子绕街打我，说我偷粮食了，不管说什么，还是怨我孙殿友啊！你刚才说把意见留下来，只兴大伙对我孙殿友有意见，不兴我孙殿友对别人有意见。他们干活早晚都十一个多点儿，就记七分，我中间干八个点儿就记三分，是哑巴也得叫三声吧？那天刘臣——刘二倔子就和我驴上了：‘就不给你往多里记，你能把我怎么的？’你共产党不讲良心不也得有个心良吗？这不是，我要走了，刘臣问我：‘你还生二叔气吗？走吧，到我家坐会儿！’这气就算了了！”
　　我出来了，他送我老远，又拉了我的手。
　　
　　1964年4月10日星期日晴（2368天）
　　那当年开鼓乐棚子的老头儿刘永发，总是带着搜索的目光看人。他为去年看菜园小孩淘气和队里没听他种小葱的建议大发牢骚。“其实，我也就是开点荒地，你干你的，我干我的，碍了你啥事儿啦？”
　　今天在刘永发家吃饭。老头子今天早晨磕磕绊绊地跑过地垅沟找我去吃饭。坐在桌子上，那烂眼尖嘴的老太太对我说：“没说的，贫下中农是一家人。”接着，她便为了坐位把老头子沿桌边折腾了好几个地方，为的是不让我坐在堵头上。
　　我问老头：“你多咱学的艺呀？”
　　“15岁那年。”
　　“娶亲上轿时吹的什么调儿？”
　　“吹柳河音。”
　　“下轿呢？”
　　“西河音。”
　　扯了些笙管笛箫的事情，我又问:“你不收上几个徒弟？”
　　“带着几个。”
　　“你儿子怎么没跟你学？”
　　“他们不喜好这东西。”
　　“那他们那时候干什么：”
　　“都上学呢，没干啥。”接着补充说，“他那时上戏的时候操过家什。你还别说，我那儿子的家什可真顶一把手。”
　　老太太忽然闻听出我是摸他儿子刘国柱的底，急忙从外屋赶过来，叼着大烟袋，倚在门框上，想把话引到别处去，说起她家房子的事——她家的房子是一百多年的房框土，作肥料至少也能上六天地，可是败家的队就是不让换。五家子的人来一看，旧房壳他要了，一口答应给新盖两间房子，里外一掺泥，拿着条帚上炕。队委会不也得少数服从多数？谢队长同意，可别人不同意能行？不同意就不同意，咱房子也不能晒起来。刘臣说过，他晚上时候来帮工，谢队长也说：“你盖多少天，我帮你多少天。”
　　晚上，开贫下中农的会，选举大队的贫下中农委员会的委员和小队贫下中农小组的成员。我讲了矬子里面拔大个儿，鸡群里挑凤凰，说明为什么净选了些年轻人的道理。有人说，入会也是挣工分，不入也是挣工分，我问问，你的屁股是坐在哪一边了？如果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不入。
　　选的结果，刘海任组长，成员有石文学。
　　有了贫下中农组织，下一步就可以开展“四清”工作了。
　　回到张滨家的住处时，已是星垂平野，月黑天高。没有风，只有几块条状的云横在西天上。张滨向我讲起伪村长陈明清带人抓劳工的故事。那时年龄小，见了陈明清和左景林，就想拿石头打他们。还讲了一个叫陈书记的，叫刘国柱和张老三来看场院，半夜换班，张老三发现苞米被偷了，刘国柱说没丢，陈书记就罚他们每人50斤苞米。就那样，三老倔子也没倒过腔、认过帐。他还介绍了前高家地主分子杨国平搞破坏的事。我俩一直谈到深夜。
　　给玉妹信。
　　
　　1964年4月11日星期一晴（2369天）
　　天气暖和无风，村前有马驹奔跑，孩子们嬉笑，车老板甩着鞭子，大车呼哨而过，显得春气洋洋。张玉家养着蜂子，今天搬到室外了，工蜂们把伙伴的尸体从风箱里搬出来，像表示奋斗的决心似的，几只工蜂在蜂箱门口站上了岗，多数蜜蜂今年是第一次展翅飞翔。我问了一下，一箱蜂一年能采50斤蜜，一斤蜜可卖一元，他家有八箱蜂子，一年下来，收入就比较可观了。但这家里的小伙子张宝禄不断地向我说明他家里的委曲：他大哥结婚，因为没请客吃饭，落得众人说他们家小气。这几年还好一些。
　　解放初，陈明清当村长，他母亲去世的时候，办丧事叫张玉去给他们烧火，硬说是张玉叫小宝禄进窗偷了他家的肉，后来他家的大狗把肉吐出来，又叫猪吃了，现在当敬老院长的那个刘福纯为这件事跟他干过，告到了乡政府，把陈明清村长给拿下去了。“我们这街上的人总爱欺负人！”小伙子说完，担心地说：“这话我母亲都不让说，你走了以后他们还不得厉害我呀！”
　　今天我和社员一起，把仓库里所有的东西都清点了一下，整理得井井有条。王若同志今天来到此处。像戴书记说的那样，再一次说明树立贫下中农优势的重要性。像谢宝树，认为贫下中农不如地主富农好领导，有的群众说国家总是救济贫困户，那是添不满的窟窿。有的贫下中农也有的认为自己人怂货窝囊的，结果，优势总也树立不起来，要通过发动群众，把贫下中农团结起来。
　　谢队长昨天进院，见小马驹拖着缰绳跑出来，叫了几声，也没人答应，进门一看，饲养员一个也不在。大队来检查生产，把这作为管理上的漏洞给以批评。他批评人的时候，手里拿着秫稭棍儿，一面折着秫稭棍一面讲话，一磕就是半天。
　　在大队部看到老赵。他介绍了他们队队长，看到贫下中农组织建立起来时，对中农说：“大家都不用担心，将来，到运动的后期，中农都能入会。”这太没原则了！
　　我们的杜社长讲话总是横了巴叽的，对人带搭不理的样子。老赵深有感触地说：“以后得多尊重人家呀！”
　　大队今晚演电影，一部《槐树庄》，另一部是《洪湖赤卫队》。中间，张联惠同志接到了“镜子”的信，要借用我的手电看信。她把手电拿到队上去，看完信，就发现手电没了。治保主任说：“这是咋搞的？赶紧列专案追查！”小张一面发急，一面抱怨。正好我也接到三哥的来信，说三嫂生小孩，没钱。信叫玉妹收到，就寄去20元钱，这是玉妹做的好事。可是，我总觉得我亏待了她似的，弄得情绪很糟糕，无心看电影，就独自跑回住处。夜色很浓，星光微弱，尚可以看到道路，倒给我个锻炼的机会，怕什么？
　　
　　1964年4月12日星期二晴（2370天）
　　这里的早春多风，今天是个稀有的风和日暖的天气。开了全体社员大会，由大队李书记做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动员报告。他们洗了澡，公布了账目。老农会的干部杨德山进行了忆苦思甜。晚上，帮助大队干部洗了澡，反复地讲解运动的意义，但发言的人却很少。
　　刘万家死了一口猪，大家都说是打防疫针的结果，吃了死猪肉以后，都得了病。货郎子陈明福不服气，进门就说：“把那猪肉拿来我给我吃！”
　　“吃了就得病！”大家告诉他。
　　“我从来就没在吃上得过什么病！”说着亲自动手把肉端过来，说道，“我要是今晚得了病，就是你猪的毛病，看看怎样？”
　　他吃完了死猪肉，就去看电影，看到中间，身子难受起来，他把裤腰带紧了紧，到底还是受不了，跑回家躺在炕上，叫唤起来。
　　晚上，杜国荣和王若同志来，到刘家看了陈明福，半夜给公社打了电话，医生连夜赶大车来到前高家，把病人拉到乡里去。
　　经过几天的奋战，粪送地里，散开了。麦子种上了，树栽上了，社员开始散漫起来。两个社员站在房子上面，互相问询自留地的粪起出来没有？队长大清早就把队里的大车赶出来，往自留地里拉粪。刘国柱跟谢队长商量，用自己的小过梁换队上的大过梁，他自己另外一些檀木都卖掉，社员的意见很大。我们的骨干刘海说：“咱这队没个好！”
　　我说：“我不信，为啥整不好？”
　　
　　1964年4月13日星期三晴（2371天）
　　工作组会议汇报了三个队工作的进展情况。杜组长传达了县“四清”办公室对“四清”阶段工作的安排意见，觉得任务挺艰巨。但咬住牙关，一定能完成任务。
　　晚上，召开贫下中农骨干扩大会。敬老院院长刘福纯谈土改时期阶级斗争的情况。那些地主武装大模大样地来到农会“借枪”，农会主任真的没有怕他，见穿灰大衣的人走来，刘福纯叫大家进到厢窑里，自己把子弹顶上了堂，进屋以后，他说：“枪不能借，要子弹得拿人头来换。”
　　“我那时吓坏了，”孙国发说。“我特意穿起了破衣服，大撒鞋，他要真的把我捎上可怎办？”（关于刘福纯对地富份子进行管制的一段话见另一笔记）他说，“现在的妇女都是太平思想，早先时候的妇女，哪有这么难发动的？”
　　一次，他被四家子的一位车把式把后腰给摔坏了，公家拿钱给治好了；又一次，是小女儿得病，死过去了，他用鞋底浑身上下拍打，弄得孩子嘴口冒血，后来竟活了过来。他家老太太说，这是因为老头没得罪人，好事做多的缘故。老头默然同意。
　　
　　1964年4月14日星期四晴（2372天）
　　晚上召开队委会进行“预洗”。老中农刘臣现从柜里找出一支蜡烛点上了。把烟口袋摆到炕上。小姑娘刘秀范眼珠滴溜溜转，找纸，好给大伙卷烟。老刘臣笑模滋儿的，坐在条凳上，靠着墙，一只脚担在凳子上。张会计是个白脸秃眉的小伙，说话总是蔫儿不登的，偶尔笑一下，也是没睡够的样子。
　　队长谢宝树先检查，头一条是阶级路线问题，让杨伍做豆腐，让杨树春赶车，让地主杨国平放马驹，都是问题。原因何在？因为贫下中农不干，孙殿喜不干，张才也不干。我一看，这明里是检查问题，实际是说贫下中农不好领导。我就说：“说说我们的工作做得够不够吧！”
　　谢队长说：“老盖，你明天找张才和孙殿喜唠唠好不好？”他眼睛瞪着我，带着诡谲地笑，将了我一军。
　　“可以啊！”我说，心里不悦。他也很镇定。我说，“这个问题弄不清楚可以不检讨，政治上依靠贫下中农，生产上使用地富分子及其子弟，把这两者区别开来。我们对地富分子监督是不是够严呢？杨伍每天做豆腐出多少？卖了多少钱？我们心里有数没数？杨国平放马驹子是不算个事的，据说放马驹祸祸别人的庄稼，自己拿条小麻袋、小镰刀，不玩活计，我们问过没有？还有从思想检查一下，是贫下中农好，还是地主富农好？应不应当检查一下呢？”
　　“那是应当检查。”队长点了点头，在小本子上记下了。我继续说：“还有个情况需要沟通沟通，分自留地，谢队长把薄地换成好地，想把薄地分给杨树春，杨就说：‘我们敢不要吗？’这第一，谢队长该不该换自留地？第二，富家子弟说那话，我们做过斗争没有？”
　　“那大家讨论吧！”谢队长小脸纠纠起来，小本子往炕上一扔。
　　大家说这是不合理的。但谢队长说，“别人的自留地能打五六斗，我那自留地只打三四斗，我换地，李书记也答应了，如果说不合理，那就拿回去，谁叫你下放回来晚来着！”
　　这个问题没定下来，我觉得心里没底。特别是今儿个又做了一件冒失事儿：我到谢宝树家做家属工作，听说，刘国柱跟我谈过话以后，跟那女人说：“我是贫雇农，党不来找我们，都是刘海那小子干的！他是给他叔叔刘福先报仇的！”我为了让他做好斗争的准备，把这事告诉了刘海，这是不妥的。关于刘国柱请谢宝树吃白面饼的事，我想当刘国柱的性质定下来以后，随着斗争的深入，再把问题明朗化，找机会教育他。
　　谢队长的情况如下：
　　谢宝树在解放初期，曾在四平公安部门工作过，任公安助理员，三年后，困工作失职和违法乱纪，给予刑事处分，被关押，期满后在本溪当工人，1962年下放到本地。
　　二，打击干部争夺队长
　　下放到农村后，谢不能严格要求自己，阶级意识和立场模糊，常常参与落后层，散布消极怠工的落后话，缺乏关心集体的精神。
　　1962年，生产队刘队长外出时，工作组来队工作。谢发现母猪压死了六七个猪崽，谢就出道道，用细绳把死猪崽的腿都绑了，拴了一串，吊在院中的拴马桩上叫群众观看，也叫工作组同志看，说：“我们的队长也太不关心集体财产了！”
　　谢宝树、陈明清、刘国柱、左景林等人成立地下队委会，曾多次以刘、陈为首陷害干部，拉拢刑队长整队长刘福先。到夏锄时，谢宝树对刘福先说：“我寻思你会落套呢。”
　　在1962运动当中，谢宝树打击过王坤。他说这个会上求不出真理来，我看这个会没有用，不能提意见。
　　刘国栋从外地盲流回来，他妈想占用富农张汝勤的房子，两间半。当时谢队长说：刘国栋走了由他，回来了也由他，房子是没有的。刘母就用白布包了二三斤送烟草送给谢，第二天谢就把房子让刘母去住，没经过队委会商量。
　　在去秋冬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谢在旧历年换了两次白面，都是用公家留的苞米种。群众提醒保管员叫谢偿还，今年谢宝树说：当队长影响吃烧，自己从队里拉回四五百捆秫稭，由左景林赶车送的。（因为减产冬天雪大，社员也多多数没有烧柴）。他当队长经常缺勤，本年七个月只出工130天左右。在社教运动中，谢队长对社员说:“我不在乎，运动我经过很多，没什么。”
　　他因预支队里60多元钱，社里卖马时没分给他钱，他就说：“不分钱给我，我一天活也不干。”卖马款分了以后，他又说，“家底都分了啦，这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我就是要看他们怎么分，瞧着出大事吧！”
　　这次运动他说：老盖开的大会小会，都是牵强附会，生拉硬扯，当带头的还要救济，当队长的就得经常误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