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第2359-2365天

　　1964年4月1日星期五晴（2359天）
　　八队的队长又关切地告诉我：“第一小队的刘国柱撵过工作组，有一个王书记生生叫他给骂出来了。”“你去了就给他干活呀！你就说你没多少文化，是干大活的出身。”
　　听说工作组的小张和小刘不爱和群众说话，人家对他们有意见了。“他俩总不接近我们。”
　　午后参加公社春耕生产的动员会。布置得非常细，有根有据的。
　　晚上睡下，春风悄悄吹着窗户，在房檐外一掠而过。早晨起来，清亮亮的原野，这情景很使人舒畅。
　　陈三甲前天发言时，说：“评功摆好是打个巴掌给个枣儿吃，可也是，这正说明共产党伟大，方法多；刘荣能舍已为人，所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要说同甘共苦，毛主席能跟咱们一起喝面糊糊吗？把身体搞垮了，谁领导咱们革命？”
　　
　　1964年4月2日星期六阴风（2360天）
　　“到农村啊，如果看怂了，他们真摩挲你呀！”杜组长幽默地说。“不过，一人怂你，低视你，横你，顶你，这是些什么人呢？真正的贫下中农是不会这样看待党的干部的。当然，对贫下中农，要用言教和身教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教育，对待不守法的人，当然只有坚决的斗争，命令只有这时候才有用。农村干部经常使用一种‘训’的方法，语言生硬，态度冷漠。今天支部书记批评大家，昨天大部分人溜号了。书记说：‘就是溜了一个人也是错误的。’大家都不服气，这是所谓‘不管公鸡母鸡，摸过来就扣’。”
　　“一种你学会他们那种训人的方法，一种是耐心地说服教育的方法，对待自己的兄弟，只能采取后一种方法。”
　　我们的老队长戴书记在今天午后三级干部会结束的总结会上，对农村党支部提了四点要求：
　　1.不要拿工作队当客人看，“因为我们是来当勤务员的，如果拿他们当客人，不当勤务员来使用，怎么叫他们去服务？”
　　2.要大胆领导。“不要以为他们是从上面来的，他们的工作经验不多，需要向你们学习。”
　　3.看到不合适的地方，要提出意见。因为干部总是会有缺点的。你们要敢于批评。他们有好的作风，你们也可以学习。
　　4.耐心介绍情况。
　　昨天到商店的时候，老队长叼了一颗纸卷烟，叫售货员拿出许多烟斗，我到他身边，他问我这个东西能不能烧坏？里面有无木头？我说这种烟斗很大方，不会烧坏。他摸了一会儿，一打听，是五角钱一只，他和气地说：“省俩钱儿吧！”把烟斗装进了匣子，递给了售货员。老队长有五十多岁，山东人，披着黄大衣，大吊兜棉袄，总是慈善诚挚的样子，见什么都打听。
　　公安厅一个队员给老乡挑水，将人家的扁担给弄断了（原来就是坏的），他到供销社买了一条新扁担赔偿了。他说：“你的扁担是用绳子绑起来的，一定很爱惜，我买条新的送给你。”连姓名都没说。我们在种子大队吃饭的时候，那位社员直打听这位工作队员的姓名。前几天还在这儿住的。这件事在工作队中间传为佳话。有的人还利用休息时间给社员剪头。
　　晚上，张连惠又把他听到的关于小坊前高家小队的事情告诉了我：“农业站的人说，前高家是全公社最落后的队，没个整儿！”
　　杜组长说：“没关系，你别怕，搞好了当然更好，搞不好，是它原来就落后，怕什么？”
　　三天来都是讨论生产计划。几个队要和后高家挑战。后高家队长不慌不忙，单等别人闹完了的时候，他把袖子一挽，笑咧咧地，手往天灵盖上一抹，说：“讲空话不行，得先讲讲有利条件。第一，经过社会主义教育，社员觉悟提高了，调皮的不调了，倒蛋的不倒了，咱们回家去还要洗澡，你社员说话我也不退坡落套，干干净净地走马上阵。另一个，我们有种子，小豆啊，糜子啊，芝麻啊，咱们来个地垅沟里拣豆包，吃粘火烧，白面大卷子，不用愁。还有肥料一项，找多少坯，修多少厕所，还有芝麻香油滓，兄弟们，咱就来干的，秋天保证每人400斤粮，咱就比吧！”
　　有人打趣道：“还有高产田呢！你别美个滋儿的！”
　　“嘿！我忘了这个。高产2500斤！那是白拉地，不能唱高调！”
　　忽然，王殿喜老大爷（这人性格有点像契尔卡）从后腰把烟袋抽出来，举在半空，大烟荷包打起了秋千，他狠狠地用另一手抓住，眼睛盯着大家说：“谁敢跟我抗战？”大家都笑了。前高家的石文学发言，李书记总催他快讲，弄得他一头汗。
　　杜组长最后说：“你们回家呀，别把小行李卷一摔，就耷拉下脑袋，老婆再嘬咕你两句，完了，几天的澡儿白洗了！本来是清醒清醒头脑，叫枕头风一吹，倒来感冒了。就像机关枪，上阵子弹打连发的，最后一耷拉脑袋，完蛋-贴壳了，要记住会上受的教育啊！”
　　开会中间有的工作队员在一起谈论吃李连贵熏肉大饼和灌汤包子，社员围着听，似乎影响不大好。
　　三级干部会结束了，干部们把小行李卷放到牛车上，各奔家门。有的人抬头望着庄稼地，有的人低头，心事重重。
　　
　　1964年4月3日星期日晴（2361天）
　　工作组会议。由公社党委副书记张哲介绍“四清”各阶段的工作。县委组织部任部长讲了几个要注意的问题。很重要的一条，相信基层干部自己能够解决问题，相信他们能自己解放自己。这是一条很根本的观点。前几天杜组长说：“到时候贫农小组长不会讲话，你就得伸嘴，别听他胡来。”还有一点，是关于劳动，他说：“到农村你根本没有时间劳动。”我想，在开始的时候，总会而且必须参加一段劳动。在省里时，杨部长的讲话就是这样强调的，把这叫做基本功，任部长今天讲话也是这样提的。
　　老队长戴书记告诉大家爱护身体。不能吃高粱米饭的，可以请老乡做点小米饭。
　　同来的赵兄睡觉是见缝插针，开会的时候，把头仰到椅背上睡；如果坐在地上，他把帽沿往下一拽，手儿一抄就能眯一会儿；若是大家都开完会，农民们都走了，炕上留下大靰拉带的泥土，他穿着大头鞋跳上炕，找来一块木头疙疸，枕在头上就放开长条了。我和他两人共得一份文件，“双十条”放在他手里，县委书记的报告放在我手里，他笑着说：“这份也给我吧，我记性不好。”
　　我说：“忘了给老婆写信没？”
　　“那是尽义务，再说，你学雷锋，风格高。”
　　于是我给他讲个故事：老师叫学生给他背行李，学生喊累的时候，老师便对他进行劳动教育。老赵听了，就笑了。我还把文件都给他了，因我有手抄本。
　　午后，坐小坊大队的马车，向我们包干的小坊大队出发了，工作组共九人。这九人是：古榆公社社长杜国荣，助理老黄，省林业厅张联惠、张桂荣和刘桂芹，出版社的三个人，还有电台的姜维鲁。老姜戴着深度近视镜，白脸，尖下颏，小个子。一个叫刘海新的人爱人病了，请假几天，尚未回来，是应当受到批评的。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人走到一起，感情立刻亲密起来。花轱辘车绕过一个小土丘，又走过一处洼地，车轱辘陷进泥浆道里。四匹牲口累出一身汗。半路上，小张开始呕吐。大家都跳下车来，抄近路前进了。车上只剩下老赵、老姜和我。老赵更是个死心眼，手拿三个墨水瓶，怕墨水洒出来，硬是不肯放下。一直拿在手里到达目的地，连抽烟都腾不出手来划火柴。
　　到达小坊大队，已是暮色苍苍了。大队部是个新门楼，盖得挺别致。听说，去年公社党委组织部长李占文在这里加强薄弱队，“人去留名，雁过留声”，在这里盖起这个院套和门楼。屋子里的炕烧热了，炉子升上了，热水也拿到桌子上了。
　　今天是我的生日，不觉已经28岁了。想想来路，大车在高丘上走了一庄又一庄，环目四望，是带湿气的黑土地，一道一道的林带，大车前进着，不断地经过丘地下的人家，让人想得很远很远。祖国的广大农村正经历着翻天覆地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当大家知道我在过生日的时候，叫我到小馆里去吃一顿。我到那里一看，菜饭都太贵。今年的生日是我在党指引的道路上稳步行进的日子里过的，我想，这不是最好的纪念吗？
　　
　　1963年4月4日星期一阴（2362天）
　　午后到了前高家小队。原来我担心过是否能搞好，到这里一看，心里有了底。来意交代得很成功。但不能轻敌，艰苦的工作还在后面。
　　上午大队支部会后，杜社长叫我们下去。我建议说：“是不是让大家在这里做准备。根据我的经验。”他脸也红了，说，“下去摸情况比在这里待着强。在这里闹哄哄的，像个什么？”那口气简直是训人，我生气地转到一边去了。姜维鲁向我一撇嘴，意思是：算了吧！
　　当时很生气，过后就忘了。应该以团结为重，有意见以后再提。
　　夜里11点才睡。
　　
　　1964年4月5日星期二阴雪（2363天）
　　接下来要进行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组织贫下中农队伍的工作。
　　早四点起床，种麦了。
　　走访了一天，了解到不少情况。开了妇女会，看到了那位出名的人物——刘国柱的妻子，是个头发带卷、脸上擦粉、嘴上抹红、口镶金牙、目光游疑、尖瘦脸盘的中年妇女。传说中很花花，这女人也会使美人计？
　　会上，我把自己责编的书籍《闯关东的那辈人》里面的故事讲给她们听。讲到陈家母亲给人家当奶妈，讲好报酬是一石高粱，地主却只给三斗的时候，这个女人说：“倒霉的事儿都让她摊上了！”倒霉？
　　什么阶级感情？最后，叫大家发言，大家都叫她发言，她说：“我会说个啥？我心里有啥你们不知道？”
　　“哼！谁知道？知人知面不知心哪！”反驳她的女人叫孙桂凤。
　　嗓子痛，可别出问题。
　　
　　1964年4月6日星期三晴（2364天）
　　王若同志来。说我应当捉住重点：扎根子，表示意见要慎重。找住的地方，问哪家可靠。
　　
　　1964年4月7日星期三晴（2365天）
　　走访张玉家。油光光的脸，稀不楞的头发，水汲汲的眼睛，坐在炕上，在修一个柳罐斗子。他说：“多亏了共产党，若是不共产党，我们孩子能上大学？”我问他什么成份，他说：“我们哪，也是中农。其实呀，早先一家就是两天①多地，养活个小毛驴儿，早头还在铁路上做点事儿……”我认为他的话挺诚恳。
　　午后去找石文学时，我说：“有些中农说，他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刘臣说，他家每年都得到国家发的救济棉衣，让他们娘们冻不着。”石文学一下笑起来，说：“他以前当守铁路警察，有房有地，你说他的生活是好是坏？”我为自己的幼稚感到惭愧。
　　昨天到刘国柱家，又看见那个白脸，烫发，红唇，镶金牙的女人。
　　“啊，老盖来了！”她不亢不卑，很知道干部是很讨厌一种笑容的。拿起了一把条帚扫地。一头小猪在地下直叫唤。她拿起暖瓶倒水，倒进脸盆里，准备喂猪，并说：“老盖，你喝水呀！”这是说猪还是说我？
　　“不喝！”我有点生硬。
　　“是白开水呀！”
　　“是茶水也不喝。”
　　她带搭儿的去喂猪了。我说：“怎么样啊？对开展运动有什么认识？昨天开会你也没发表看法。”
　　“运动是好啊。可咱们都在家里，什么也不知道。”
　　“你们是哪里人啊？”
　　“我们是五家子的老户，贫农成分。”
　　“贫雇农应当关心运动啊，我们党依靠贫下中农。”
　　“那倒是啊！”
　　她特意找出一张白纸，从烟箥箩里捏出一点烟，精心地卷起来。我成心想看看她的手段，不言不语地坐着，好像对他的烟满怀期待似的。果然，她将烟递过来，我把对付她的词儿都想好了。
　　她说：“抽一棵白拉烟吧。”
　　我说：“不抽。抽你们的烟咳嗽。”
　　我心里又厌恶又担心。打听了下一家的姓名，就“自高自大”地走出来了。这就算第一个回合吧。
　　刘国柱家是第一个受干扰的问题，因为在公社时有人告诉我此人撵过工作组。第二点，到这里听到了许多破鞋关系的事情。特别是房东家的姑娘，总想找话跟你说；而且，屯子里老的和小的破鞋都搞乱套了，叫人得小心提防，觉得这个摊子太乱。
　　第三点，是我们的贫下中农都不愿意靠边儿，那张才只是迎来送往（我今天在他家吃饭）。问他：“‘四清’有啥问题没有？”
　　他说：“人说话嘛，两个队长都挺好。再说，我这脑袋啥事儿都不留，不知道的倒像装嗨儿（糊涂）似的。”
　　“你看刘海、石文学这些人怎么样？”
　　“人说话嘛，都不大离儿。”
　　我向他要情况，先得对他进行教育。
　　昨天一天，心里闷得慌，被这些事搞得心里很乱。前天刮了一天大风，急得嗓子痛。吃了玉妹给准备的牛黄解毒丸，第二天早晨，立刻觉得周身轻松，跟房东借了一把铁锹，到地里散粪去了。我只干活，不说话，也不表示亲近。
　　早饭后找到孙殿喜。小伙子矮墩墩的个儿，言论少，只会笑，也是问一句，说一句，经过耐心开导，还是低着头，眯着眼睛笑。他的岳父是王殿喜。他说：“我的岳父常教育我，你得进步啊！”我说：“他说得对。这话应当往心里去。队上，孙殿发因为女儿有病，拉下二百多元的饥荒。走资本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准许的，集体经济搞不好，能行吗？”他说：“今年怎么也能不大离儿！大伙都叫钱憋急眼了。”
　　晚上开会时，谢队长对大家说：“别看劳力走了几个，咱不怕，好虎一个能拦路，耗子一百不顶啥，咱起早贪黑地干，你看能行不？”这话是说得对的。只是会上宣传建立贫下中农组织的作用时，大家都不发言，他说：“咱从炕稍到炕里，挨个说，说完了的先走。”
　　还有一点，就是我好轻易发表意见。比如说，我把大队初步审定的根子告诉了刘海和左广义。访问孙国发的时候，我问过这个队为什么落后？孙家的媳妇说：“就是你喳喳我，我喳喳你！”看来，落后的原因好像因为不团结，这一点，在公社时，有个袁书记也曾提过。
　　我问：“都是哪一派？”
　　“你出去打听打听。”
　　“刘国柱怎么样？”
　　“他是蹚洋屁股（溜须日本人）的！我是听说的。”
　　我就把我对刘国柱的底全都告诉人家了，这是很不策略的。
　　正在为这些事焦虑的时候，我们的老带队戴书记来了。我跟孙殿喜谈完，从刘臣家出来，回到住处，见戴书记坐在屋里，炕上的老太太已和他亲切地攀谈多时，我心里真有点像见了久别母亲的感觉，一下把戴书记的手抓住了。和他同来的还有一位公社的周助理。以前，他在这里呆过，要向我介绍一下情况。我们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谈了许多，但更多的，还是男女关系上的一些问题，特别告诉我，房东姑娘曾和一个政治骗子勾搭过。还告诉我，杨才的妈妈，以及儿媳，都是和陈明福勾搭过的人。他告诉我，每家都串，每个人的话都听。接着，我就向老书记述起苦了：贫下中农可以依靠的很少，工作中困难很多，说了我自己的着急心情。拿了“毛选”来，也不知该读哪一段。
　　老书记笑着说：“困难只有发动了群众才能解决，要依靠贫下中农，这是一点也不能动摇的。尽管他们有缺点，也是个教育问题，尽管有的中农可能比贫农表现好，那也不是依靠的对象，不能脱离实际要求贫下中农，阶级的观点不能放弃，也要坚持实践的观点，这是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两条。有了阶级观点，就能把复杂问题简单化。”
　　老书记显得和蔼老成，总披着大衣，在屋子里度来度去。戴队长把一本双十条放在桌子上了，念了“不依靠贫下中农，就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段，最后说：“方向不明，决心就不大。”
　　原来，最近受了许多男女关系问题的干扰，在复杂纷纭的现象中找不到方向了。
　　晚上，向群众讲解贫下中农组织的时候，身上充满了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