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第2345-2358天
1964年3月18日星期五晴（2345天）
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同志将于本周六去省委报到，下星期一出发，到昌图县八面城公社集中。
深入农村是，我将带着这样几个问题好好学习：
1.细心体会与工农结合的问题，抓住主要矛盾不放，了解究竟。
2.多观察新事物、新人物，作并肩作战的战友，认识生活的本质和主流。勇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特别是不能简单化。注意了解人的时代特征，又要研究他们本身的传统。
3.既要弄清农村主要的阶级关系，又要了解他们世代代形成的社会关系。
午间，张慧同志要我特别注意一个问题，就是当前阶级斗争的特点，如何反映？提得好，这是问题的关键。岳野在《电影创作》第二期上讲，现在的阶级斗争是渗透和反渗透的斗争，是溶化和反溶化的斗争，是腐蚀和反腐蚀的斗争。我想，不仅帝国主义在搞和平演变，国内的阶级敌人也不会不使用这种方法吧？
1964年3月19日星期六晴（2346天）
《山西日报》介绍工作组怎样在农村开展工作的经验。
1.放下架子，和农民在思想感情、生活习惯、人情关系理顺；知识、语言、兴趣方面都能打成一片，先改造自己，当群众的小学生；
2.宣传党的政策，进行阶级教育，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1964年3月20日星期日晴（2347天）
继续读了一些材料，找了我们编的几本小说想带下去听听读者意见。毛主席教我们“认真做好出版工作”，听了中央关于农村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精神传达以后，再听听下面对图书出版的要求，我想，要记住两条：一是认真，二是坚持，一丝不苟地对待群众的要求，毫不动摇地贯彻政策。
1964年3月21日星期一晴（2348天）
由省委农村工作部组织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今天到省委礼堂报到。此行共205人，队长由省政法干校党委副书记担任，副队长之一是电台的徐明。24日出发到昌图县委报到，地点在昌图县北八面城公社。这一批已是全省试点的第三批。第一批第二批是去年进行的。
农村工作部杨部长（王良书记的爱人）讲了话。她说：这次运动是继农村土改以后第二次伟大的革命运动，我们省委派下去的人要把好的作风好的经验带下去，又不可主观，搞好调查研究，慎重地处理问题。这次革命主要是反对资本主义，附带着反封建的任务。对地主，也不是有一个斗一个，而是区别对待。我们学习解放军，学习大庆，主要是做政治思想工作，而这一次，也是最大的思想政治工作。
接着她介绍了这次工作的要点，在谈到“四清”问题的时候，特别指出一般干部经过积极耐心地教育，是可以转变的；她曾带出的一位农村老干部，农民，不识字，多吃多占了，经过教育，他深刻认识到错误，检讨书不会写，他就将自己多吃多占的东西画在一张纸上，等开会检讨时，他就拿着这张纸做检讨。不识字怎么还拿纸条来检讨？大家把纸头拿来一看，哈哈！原来画的是白菜、小鸡下蛋、黄豆、猪肉……大家感动地说：“你别检讨了，我们信得过你！”
这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农民没有所谓显微镜和望远镜—即马列主义，是容易眼光短浅上当的。农民只有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才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走到底。
听了她的报告，身上有了一股力量。一个革命者，就应当经得起牺牲和斗争的锻炼和考验，就算是九死一生，也要在浓烟炮火中闯到时代的前头。
明天做的事情是：读读《故事会》中的《青山血泪》;翻翻两个20条的记录。
背上几个故事，进村就讲。
1964年3月22日星期二晴（2349天）
一次教训：
晚回岳母家里，人们对抽烟的问题发表了许多议论。小信说：“你各方面都进步，为什么不能戒烟？”
“哼！看谁在跟前，在我跟前，我就能把他抓过来！”大姐说。“有一次，学生家长来访问，弄得满屋子都是烟，我一气把所有窗子都打开了！”
玉妹转身瞅瞅我，说：“听见没？你抽烟，人家就不让你在屋里待了。”
“你爸爸小时候烟抽得很厉害，半夜抽烟，把被服都烧了。说戒就戒了！”老妈说道，“对酒也一样，从前，一个好汉股东，哪一天不吃席赴宴？可他就是不喝一口酒，后尾一开宴请客，听说一个王大光到，得赶紧准备汽水！”
在这样群起而攻之的情况下，我只能以沉默来对抗，大概正义不在我这一方。但对那好汉话当年的炫耀说词，我是从心里反感的。这是在烟上引起的“阶级斗争”，我处在被动，所以是一次教训。
1964年3月23日星期三晴（2350天）
玉妹给我准备下乡用的东西：蜡烛、合霉素、羚翘解毒丸、手电筒……我的行李打的太大，里面有书、大衣。
1964年3月24日星期四晴（2351天）
早晨四点钟，尹家新开小车把我们送到车站，同行的四人是王若、刘淑贵、赵忠全、霍世荣。搭车的还有儿童剧院的同志，下车他们就谈笑起来。
来到小镇八面城，当地人的热情使人感到温暖。马车早就等在站外，把人们的行李拉到旅馆。洗脸水早热在锅里了，两人一个房间，炕已烧热，床单都是新洗过的。一群姑娘还在外屋的炕上缝被单，看来她们已经忙活几天了。
小镇在金朝，是韩州的都会，北宋徽、钦二帝被掳后，曾囚禁此地近两年，现在仍比辽北其他小镇要繁华，拉脚的车夫打着响鞭，跟来往的路人讲价钱，商店、邮局、银行人来人往。门脸上仍然可以看到旧时代留下的痕迹——同源益烧锅的大烟筒、元亨丝房的旧门楼，客栈的旧牌坊—农民在这里卖出农副产品，买回可心的日用品，已非夕日可比。在公社食堂前面，有一座老爷庙，现在只剩下一座旧房架子，据说是当年买卖人捐钱修的，损钱者的名字都刻在一块石碑上，并给自己定下“经理人”的命名。那碑已倒在地上了。
赵忠全同志说到他的经历，感叹自己是旧社会过来的人，背上了旧包袱。可是，新社会里的新人不是同样可以背上新包袱吗?王德昌昨天临行时说：“你现在知道生活里有一种起决定作用的东西，这就是政治。”的确，政治是生命，自发地追求个人前途的抱负在社会主义时代已不能成为人生的动力了，而必须把个人的前途和人民的前途结合在一起。
为了了解农村的文化情况，我们几个人一起到茶馆去听说书了。评书演员先是坐在高高的凳子上准备开讲，听见我们在谈社教、谈学习毛主席著作，猜出我们的身份了。开书前，抛出一个政治帽子，说听书可以“焕发精神、健康体质”“在连续大跃进的年代里，要来一个提高政治的运动！”然后开讲《吕四娘刺雍正》，并说这段书有反满抗清的思想，他把这些死人说得活灵活现。
1984年3月25日星期五晴（2352天）
小镇的晚上，风住了，车轮声、人的喧闹和马嘶牛叫的声音全消失了。不见了风沙（那风沙刮起来以后，一百米以外的树木都看不见）。听说县里文件很少，我只好将文件抄写一份，直到一点半才睡下。
县委把社会主义教育方针结合本地两次试点的情况全面地介绍了一天。县委黄书记是个矮胖胖的中年人，说话有点大舌头，但内容却有力而明确。农村工作部的张部长把每个阶段的工作方法讲得很细，话说得明白而有条理。
1964年3月26日星期六小雪（2353天）
上午大家讨论的时候，我仍然在抄文件。据说，讨论的时候提出这些个问题：
1.没文件，在家里就学得不好，下去怎么工作？
2.我们工作队是什么性质的？受谁的领导？
3.下去第一步都干些什么？怎样解释工作组的来意？
刘淑贵很热情，拿自己的东西不想叫别人帮忙。她说：“多复杂啊？比土改还复杂，我有时觉得什么都能干，有时觉得胆儿突的。”
赵忠全讲了他第一次下乡选妇女队长的情况。公社给了他一个任务:到赵家屯帮助选举妇女队长。同去的人见了妇女就脸红，见人来了，这人转身就到外面去。要大家推举候选人，赵姓的都提本家富农儿媳，是团员，大家提了提，老赵认为不合适，就自己提名，让有意见的人举手，结果谁都不说话。就这样，队长也就算选成了。老赵饭量大，我们在食堂里吃饭，定量是一斤，每天午饭他不够吃，说只给四两，对他简直是笑话。在食堂吃完，还要到外面的小馆再吃一餐，王若和老霍把自己带的干粮拿出来给他吃。
老霍在这里起到了资料员的作用，把纲领性文件的“纲领”说成是鱼网上的绳，运动一抓纲，不管是大问题还是小问题，都装进网里抓起来。我说笑话：“你想把干部群众都装进网里，还不把人家都吓跑了呀！你就是太老实了！”
老霍忙点头说：“嗯，我就是不爱说话！”
刘淑贵听说坏人把工作组的人给打死了，然后就自杀了。现在大家的心情是神秘和担心，好奇还没底，但都有决心。
晚离开八面城。200多人的工作队，分成五批，分赴到平安、曲家、八面城本地……八面城此时运动只剩下对敌斗争和组织建设了。大家说捞不着掌握运动的全部情况了。黄书记到旅店对大家说：“我们保证给你们补课，搞完了这一批，叫他们去支援另外两个公社，不是更有经验了吗？”
我们很高兴地来到了曲家店。住的是通铺大火炕，炕热得够受的，旅店的店主还直说不够热呢。晚上我在抄文件时，听到一个老头和一个小青年的对话：
“大爷！你是不是姓乔？”
“啊！你是谁家小的？”
“我还是你外甥呢，姓王，我二婶不是你远支妹子吗？”
“唉唉！眼色打不上去了。”
“对了，到岁数的人啦。你看，我能认出你可你认不出我！”
“你家还在那疙疸住啊？”
“可不，杜胖子搬到沈阳去了，他的房子让我买下来了。”
“听说你家二哥的队搞得不错。”
“嗯哪，那人就是恨活计，街邻都是他的长辈，催工干活，话说的到啊，一人口粮四百二，不算园子地，最不济的劳力也挣八十多元钱！”
“那社员干活还能没劲？眼热啦！”
“就是。多年不干活的，正月初六就出工了。”
……
这段对话可以说明，亲戚里故的关系，一言可以投缘；社员是心向集体的。那老头是看炉子的，最后说：“外甥，喝点热水吧！”
1964年3月27日星期日雪（2354天）
工作组分赴各大队.我和王若、赵忠全分在一起，到小坊大队。我们的组长是古榆公社副社长杜国荣。王若是副组长。午间就把我们的行李搬到种子站大队队部。小坊大队的三级干部都在这里，已就四不清的问题开始洗手洗澡了。
突出一个感觉是，现在的农村和过去不一样了。八队一位队长说：“我说话净照实说。看了《夺印》那真是给我很大的感动。这几年把阶级都忘了，觉得地、富还好支配，这不是闹混线儿了吗？咱贫下中农要长志气。前几年净宣传中苏友好，有猪肉、有大米，现在没他，我们什么都有了。”
电台的姜维鲁拿了个半导体收音机，吸引了农民，说：“生产小组长如果能背上一个，保证都得跟着走。”
晚上，蹲在炉子上抄文件。
1964年3月28日星期一阴（2355天）
在这里吃饭，是穿着鞋坐在炕上，把锅盖、草墩搬到炕上当桌子。地上一匹刚下驹的母马正在槽前吃草。骚味和马粪味冲上来，饭菜难以下咽，筷子是骏黑的，长短不齐，还带着水和饭滓。大锅豆腐、高粱米干饭，这是农民能拿出的最好饭菜了。
大队支部书记李景生代表大队支部做检查。从政治工作、学习、生产和等几项工作方面说。“年轻团开会，前紧后松，文齐武不齐;学习问题，是火烧眉毛顾眼前，小车不倒只管推。对干部教育差，动不动就蹴着，一蹴就是三天……”
这些庄稼人到这里，粗腰大脚的往炕上一坐，火热的大炕，烙得他们直唉哟，检查他们为干活把谁家的小子给打了；大旱的时候谁家只顾自家的园地不参加集体劳动；检查因为不团结而产生退坡思想，感谢党给他们这次受教育的机会。识字的还把事儿写在皱皱巴巴的纸上，不识字的，手挠头皮苦琢磨。这说明，农民是愿意跟党走的，但是，发言中有人说远的不说近的，讲已走了的干部的问题，不说在位的干部问题。小青年不等散会就走了，说是去烧炕，实际是去打扑克。姜维鲁说：“这都讲啥呀？绕着弯儿说，捞不着一点干的！”
一位老党员说：“没有共产党，我们不得去当劳工吗？现在干部站在地上检讨，你坐炕上听，哪有这样的国家？我以前想，队上的事儿我不管吧，别人都说老狗挡道，生产搞不好，李书记说是我给弄的。我生气走出门，这次又回来参加革命，有的干部拿恶狼当亲朋，喝人家一盅酒，把偷谁家奶吃的事儿都告诉人家，这还是什么党员呢？我不革命能行？”老姜说：“运动就是来解决问题的，党员不参加运动怎么能行。”这人，处处表现对一切问题都很熟悉的样子，种地、养牲口、先进人物等等，扯个没完，原来，他是电台农村组记者。
今天终于把双十条抄完了，后腰抻得很痛。
1964年3月29日星期二风夜雨（2356天）
七八级大风，飞起的泥沙直瞇眼睛、灌耳朵。
三级干部会继续举行。时常的，他们提起某某人和他们的关系，他们搞投机倒把的时候，和外界发生关系，我们有点听不懂。
一个叫杨福的农民在检讨，先是闭着眼睛，咬着嘴唇，苦苦地想，话一说出来，头上就出汗了。他手使劲地往兜里剋，像是讲话的内容是从兜里掏出来似的，到底讲的啥？大家都没听明白。
小坊大队前支部书记也来洗澡，说是春天抗旱的时候，他到小队里去，看见团支书带领一群人种园子地。他把所有的社员都召集起来，硬开了一下午的会。又看到党员高云龙在浇自己的果树，心里有火，把他叫到大队部，硬磕了一晚上。
“这就是作风问题。”他说，两条腿叉开，表情呆板。上面的检讨，实际是对别人的批评，没有诚意。但能看得出来他心里挺慌，有人嘀咕：“这和伪警察有什么区别？我看他就差一把尖刀了。”
对他意见最大的高云龙说：“他硬闷我一个晚上，就像我在美国受训回来似的。”听了他的检讨，只把头偏向一旁，不服气的样子。李书记说：“大家别怕报复，在公社这地方还是能话说的。书记说的就是我了，这是党纪所不容。”
一个队长陈元龙检讨得有诚意：“去年阳历牌剩下五张的时候，我上台了，昌图县的大豆贱，我上台就是买大豆，回来做豆腐卖。这是什么思想？这回是党拽着我往前出息。我老婆有病，是大队拿的钱给治的，医院里给输的血，我真对不起党啊！”
新事物是在斗争中产生的。听说，两个唱蹦蹦的演员到大洼唱的东西，让农民把他的喇叭给踹了，他们唱一夜要15元。
1964年3月30日星期三晴（2357天）
一个公社党委书记，分析问题的能力很强。张仁在这里向大家说明思想归队和评功阶段里的问题，把公社里产生的一些问题都承担起来。
晚上给玉妹写信。她给我准备了一个烟口袋。我放在俱乐部的阳台上，回头一找就不见了，叫我挺不愉快。
1964年3月31日星期四阴（2358天）
已经确定叫我到情况最复杂的前高家小队去包队。几天来，听到各种各样关于这个队的传说。
“那个队女人的头发都是带卷儿的。”
一个下放的股长陈三甲（群众说，他拿了退职金1500元，是坐小车回来的）。回家来以为自己自由了，操起鱼网到处捞鱼摸虾。他把两只手插进裤兜里，晃抖着双腿，指着拉磨的驴说：“这东西你是没看着过吧？”王若同志回答：“不仅看到过，还亲自骑过。”他带搭儿的点了点头。几天来，他不断地发表夸夸其谈的理论，用尖刻的语言给干部提意见，故作高明地对我说：“你那个队净破鞋，不好搞呀！要当心陷到里头去！”
到了晚上，分队讨论思想归队的时候，关于第一队的传说就更多了：“那队的女人净穿粉色小褂，戴花头巾下地。”“队的集体经济搞得不好，社员家里可挺富。”“前高家刘国柱用他老婆作美人计，去到家里就烧水倒茶，公社干部去一个掉一个。”
忽然，老姜从对面种子大队队部跑过来告诉我，当年在那里工作的袁书记要向我介绍情况。这人眼睛尖尖的，有两手插进腰带里的习惯。他谈到刘国柱为人好斗，然后谈了一大堆男女关系问题。问他贫下中农的情况时，不甚了了。
“那里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我问。
他说：“那就是一派一派的，你喳咕我，我喳咕你。”
“这派那派，有没有社会主义派？”
“当然，都是社会主义派。”
他告诉我，要少说话。这是很对的。不要陷进宗派斗争中。王若同志告诉我，要掌握三论：《矛盾论》《实践论》《正确正理人民内部矛盾》。他说:“这时候问题再大，也没有土改时候、落后地区改造的时候问题大。”
大家议论分析，实际是：“别的队把锋芒指向前高家，一是能转移视线，麻痺工作组对其他队的注意力；二是给你来个下马威，跟你工作组较劲。
还听到第三种议论：这次工作组看样子够质量，不知道以后会如何，怕是64岁老头添个小子死掉了——以后不指望了。王若就问他们：“你们相不相信党的政策呢？”
团的支部书记又说：“有三个人要杀我！”这些情况把空气弄得很没底。第一次参加工作组的张连惠有些紧张了。我应当注意的是：要大胆，要慎重，要拿三大作风要求自己。
几天来，我们这些人都听了发言，不表态，使干部不摸底。私下里都问：“你们怎么都不说话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