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亚娥病重

　　也许是上天的安排，但更多的是努力的结果。
　　三年后的那个秋季，王小刚和王小红双双考上了兰州铁道学院。
　　这一消息像炸雷一样在王家村上空爆响。人们又一次把目光投向了王叔、王婶和最引人注意的高亚娥身上。
　　自从高亚娥成了全村的万元户后，不但家庭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她的人品也跟着被全村人夸赞。
　　在种植药材这件事上，她宁可牺牲自己的利益也要阻止大伙跟着受损的做法，让大伙看到了她的仁爱和大度。也让那几家不听劝阻非要种植药材，结果惨遭损失的村民，更加认识到了一个菩萨心肠好人。
　　她一时成了全村最受人尊敬的人。
　　在此后的三年里，高亚娥一直在经营自己的那片苹果树。本来对栽植果树不懂的她，和当初种植药材一样，一方面到县果树研究所取经学习，一方面购买一些果树栽植的书籍资料进行钻研。每年冬季，她请果树所专家裁剪树枝，教她怎样施肥；每年夏天，她又请教专家怎么防虫，怎么正枝。科学种植方法，使她的果树在第三年的春季，就开始花开满枝，前景看好。
　　正当她沉浸在丰收喜悦中的时候，农科所的专家却告诉她，要摘去三分之二的花蕾，否则，果树太小，挂果太多，最容易让树受损。起先她想不通，认为只要给果树多施肥，勤防虫，就不会影响果树成长，也能有个好收成。可在技术人员的耐心劝导和有理有据的说服下，再加上她本来就相信科学，便欣然接受了专家的意见，专门顾了十个村民用了五天时间，对洁白如雪的苹果花进行了合理的采摘。看的过往行人无不唏嘘叹息，连喊可惜。但又觉得只要是高亚娥所做的事，一定有她的道理。
　　这三年来，高亚娥还像以前那样，只要有人请教，她便毫不保留地给予帮助。药材浸水受损的那几家，在教训面前深刻反思，觉得高亚娥就是一个预言家，地里种啥，啥时候种植，都要前来请教。在经济作物已经成为人们发家致富的主要来源后，只要能让大家致富，她依然鼓励大家去种最赚钱的作物。比如白术，她和往年一样，常常去县药材公司请技术人员前来指导。让种植药材的人家有个好收成，卖个好价钱。
　　栽植苹果树，她要比村里大部分人栽得晚。可她的修剪技术却成了村里数一数二的。每年对果树施肥、打农药、剪枝的时候，大伙都是看着她，等待她的安排。只要她一句话，大家便会一起行动。
　　正是在她的带动和指导下，王家村的药材果树年年丰收，村民收入成了附近几个村子最高的几年。而这些，都是在王叔和王婶的孩子双方考上大学后我才知道。
　　当时，我正在单位上班。我的主要工作是电务信号专业。现在也大小算是车间信号技术员。
　　电话是父亲打给我的。从父亲的口气里，可以听出父亲很激动也很自豪，好像是他的孩子考上大学一样。
　　这也难怪，我们两家本来就是世交，更何况王叔的孩子王小刚在我家吃住了这么长时间，有着一定的感情，能考上大学当然很高兴。就是没有这段感情，只要是我们村的无论谁家孩子，全村人也一样跟着主人高兴，必定是村里的大事、喜事。跟外村人说话，这也是炫耀的资本。更何况是两个有着千丝万缕的家庭的孩子同时考上了铁路学校。这在王家村还是首例。
　　也就是在两个孩子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几天，我专门回了趟家，亲自分享了高亚娥婶子那洋溢在脸上的幸福笑容，也分享了全村人那羡慕的眼神。在我回家的一周内，我知道了高亚娥婶子这四年来是怎样帮助大伙发家致富和怎样一点点树立了威信，成了人们最值得信任的致富带头人。
　　在这几天里，我和两个考上大学的孩子进行了深层次的沟通。作为比他们大近十岁的我，虽然已经是一名有着六年多工龄的铁路职工，但必定是同辈，也是从小在一起玩耍的大小伙伴，多少是有共同语言的。这次他俩一同考上铁路学校，作为同行，见面后没有一点生疏感，也没有隔阂感，相反我觉得这两个已经长大了的孩子更加可爱。王小刚完全成了王叔的翻版，不但五官端正，棱角分明，连个头也和王叔差不多，浑身上下透着聪明和睿智。王小红就更出落的如天仙一般，猛一看还以为是年轻时的王婶；那两个小辫，说话的口音，走路的姿势，和王婶一模一样。如果他两站在一起，简直就是王叔和王婶的再现。村里人只要见到他们，也无不夸他们长得太像他们的爸爸和妈妈了。
　　我从他们的谈话中，感觉出了他们感情甚好，真像人们说的青梅竹马。王小红一口一个小刚哥，就连看小刚的眼神，也是含情脉脉，温柔有加。虽然现在他们都长大了，没有了小时候在一起时的无拘无束，两小无猜，但还是可以看出他们谁都离不开谁。虽然有时他们也恨自己的父亲和母亲，但上一辈人的事，他们不想评论。他们只知道他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妹。五年级以前，王小刚一直高王小红一级，要不是小刚爷爷生病去世耽搁了学习，在五年级多上了一年，王小红也不会和小刚成为同班同学，更不会最后考上同一所大学。
　　他们和我交谈的时候告诉我，在报考志愿中，也是由于我在铁路上工作，而且每次看到我回家穿着铁路制服和戴着大檐帽的威风劲，就一商量报考了铁路学校。听他们这么一说，我笑笑说：“铁路职工的优越不光是有着漂亮的服装，更重要的是铁路这个工作可是真正的铁饭碗，任何时候都是旱涝保收。”他们听了我的话，也一个劲的称是。但我话锋一转，笑着说：“但是铁路职工也很辛苦，铁路岗位也不像厂矿比较固定。千里铁道线上，每一个站都有铁路职工，这些站有大有小，有城市乡村，也有深山老林，茫茫荒漠。你们既然选择了铁路，就要好做好吃苦奉献的准备。”我的一席话，让他们若有所思，但马上又信心十足地说：“放心吧，小斌哥，我们一定会好好干，向你学习，做一名合格的铁路职工，为咱们村争光。”
　　我离开村子的时候，他们还没有接到通知书。我告诉他们报到后常联系，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打电话告诉我。
　　然而，就在那一年的刚刚入冬，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那天我正好在现场带领职工整治信号设备。我们刚刚徒步到一个小站，就接到车站的电话，说有个长途电话找我，让我赶快给家里回电话。我一听是家里的电话，头嗡的一声，一种不祥之感顿时冲上脑门。莫非我家里出事了？我赶紧放下工具，沿着铁路边的小路跑到车间，迅速拨通了我们村代销店里的电话。那个时候全村就只有这个电话，不管是谁，只要想和家里人通话，这是唯一的便利，并按照打电话时间长短支付相应的话费。
　　电话是我母亲打的，听我不在车间，就转了话，一直在旁边等着。我们接通后，母亲第一句话就是：“你亚娥婶病了，你爸他们正在给省城医院送，你先在去医院等着。”我有些不明白，对着话筒说：“妈，你慢点说，说清楚。”见我没听清楚，母亲这才详细告诉我情况。母亲说，高婶得病后先去我们县城医院，县城医院检查后，让到省城医院复查，说是病情不是很好。让我去省城西京医院等着，联系医院，一定要帮忙。
　　听完母亲的话，我悬着的心才略略放了下来，但随之又心海难平。怎么会这样，多么壮实的高婶，说病就病了。是医生的误诊吧，也许是县城医院的大惊小怪。
　　我赶紧回车间，请了假，又骑车来到西京医院，父亲他们还没有来。
　　按照母亲的说法，高婶得的好像是肝上的病，我急忙和肝胆科联系，提前挂号排队。
　　一个小时候后，高婶在父亲和几个村里叔叔的护送下，来到了医院。
　　见到高婶第一眼，并不是我想象中的那样，心情沉重，被人搀扶，或者躺在担架上，痛苦不堪。高婶好像跟没事人一样。如果不是看她脸色蜡黄的样子，真看不出她是一个病人。她一看见我就笑着说：“麻烦你了，斌斌。”我赶紧说：“不麻烦，高婶，自家事。”
　　按照我挂的号，我们很快排到了就诊室。医生专家拿起高婶在县医院拍的片子，仔细地看了看，问谁是病人的家属，我父亲看了看几个叔叔，都不敢决定，只好说：“病人的孩子在外上学，不在跟前。”“那谁能做主？”大家正在为难之时，高婶把我父亲推给医生说：“大夫，他是我哥，是我的家属。”又对我父亲说，“哥，你做主吧，没事的”。
　　医生把我父亲叫到一旁，分析了高婶的病情。只是说病情不太好，为了进一步确认，还得再拍片子，尽快办理住院手续。
　　必定我在省城工作，在父亲和叔叔们的眼里也是识文赚字的城里人。住院的一切手续都由我来办理。其实，对不断改革的医院，我也是很少光临，但总比家乡人了解得多。很快，高婶住下了，该拍片的也拍完了。剩下的就是等待和治疗。
　　中午，我请父亲和几个叔叔在街上吃了饭，说了高婶的病情。
　　原来高婶在最近一段时间里一直胃疼，而且饭量也快速减少，脸色蜡黄,困乏无力。开始她没注意，以为是胃病，就吃了些帮助消化的药，可十天左右后一点效果没有，这才想到去县医院看看。说来也巧，那天我父亲也正好去县医院看望一个病人，刚要坐车回家，碰到高婶。再一看高婶整个人都瘦了一圈，脸色黄得十分难看，就急忙问她人咋消瘦成这样。说着要陪她一起挂号检查。高婶说啥也不让陪，父亲生气了：“看你都成啥样了，还在逞能？到医院也不叫个人陪着。幸好碰上我了，还不让陪。”说着，强按高婶坐在旁边的凳子上，自己向挂号大夫说了病情，挂了个肝内科。
　　拿着挂号单，父亲又陪高婶到病房就诊。看病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医生，高婶刚一坐静，医生就皱了一下眉头，问她最近的饮食、身体状况、看医生了没有，吃了什么药；之后他让父亲领着高婶拍个片子，做个全面检查。
　　当这一切结束后，已经快中午十二点了。由于拍的片子还未出来，要等到下午才有结果。这个时候，高婶又对父亲说：“哥，你走吧，等结果出来我就回了。”
　　父亲说：“那就一块等，一块回。”在父亲看来，结果没有出来，他心里也不放心。
　　然而，问题就出在结果上。下午三点多钟的时候。医生主动找到了他们，对着父亲说：“你跟我来取片子吧。”在医护室，医生指着片子对父亲说：“从拍的片子看，你家属的病情不是很好，但我们又不敢确认，最好还是到省城大医院确诊一下。”本来父亲想纠正医生误把他看成高婶家属的说法，可一听病情不好的消息，他也顾不得多想，急忙问会是啥病。医生说：“弄不好是肝癌。”一听这话，父亲脑子嗡的一下，一时不知道咋办了。医生忙说：“只是怀疑，还不确定。不过你可不要告诉病人，还是赶紧去省城大医院再检查。”
　　就这样，第二天，父亲和几个叔叔乘车送高婶到省城。也才有了我们又一次等待检查结果的此时此刻。
　　当肝癌的病情最终确认的时候，大伙本来不想告诉高婶。可敏感的高婶已经感觉到了。她的身体她知道，从在县城医院医生背着她说病情的时候，她就已经猜到了一些，只是她也不承认自己会是这病，不相信老天爷会这么不公平，让她经受这么多的灾难。她的日子才刚刚好起来，她的孩子那么争气地考上了大学，她的小女儿还正在上学，她怎么会舍他们而去？
　　可是，当这一切真的成为现实时，她又异常地镇静。她本来就是一个性格豁达的人，既然遇上了，就应该勇敢地面对。她笑着对父亲和几个叔叔说：“没事，我能想得开，也完全配合治疗。”她停顿了一下说：“只是，先不要告诉孩子，别影响他们的学习。”对她的这一提法，我父亲和几个叔叔不同意。母亲病了，而且要做手术治疗，咋能不让孩子知道。小刚也是大人了，在这个时候，孩子回来也有助于病人治疗。
　　在大伙的坚持下，我父亲让我赶紧给小刚学校打电话，让他速速来省城西京医院。
　　第二天小刚赶到医院的时候，高婶已经做好了一切手术前的准备工作。
　　看到母亲虚弱地躺在病床上，王小刚的眼泪就流了下来。他不知道该怎么安排母亲，也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只是坐在母亲的身旁，拉着母亲的手，一个劲的抽泣。
　　“都是大小伙了，哭什么，不怕人笑话。”高婶笑着责备儿子。
　　“你得病，都是累的，等病好了，我毕业了，就啥也别做了。好好在家歇歇。”小刚流着泪说。
　　听到儿子这么说，高婶的鼻子酸了，一股暖流迅速传遍全身。她知道儿子长大了，会心疼人了。她笑着说：“好，等你毕业了。小宁考上学了，妈也就啥活都不干了。”
　　然而，高婶的病情已经到了肝癌晚期。在医生找小刚谈话的时候，父亲一直陪着。医生让他们做最坏的打算，有可能手术会失败，病人下不了手术台。一听这话，王小刚浑身颤抖的厉害。一个十八九岁的孩子，哪经过这场面和谈话。看到小刚吓得脸色都变了，父亲安慰他不要紧张，要往最好的方面想，你妈的身体底子好，一定会度过这一关。
　　中午十点钟的时候，高婶被推进手术室，从那一刻起，我们每个人的心都悬在半空，小刚更是坐立不安。我父亲和我不停的安慰他，说吉人自有天相，好人有好报。我看得出，父亲表面看似很平静，实则他的说话也没有了平日的底气。
　　半个小时后。主治医生出来喊话，我父亲和小刚急忙来到跟前，我也紧随其后。看到身穿手术服，头戴手术帽，手术口罩的一边挂在耳朵上，端着两只戴有手术手套的手的医生平静地对我们说：“癌细胞已经扩散到整个肝部，无法手术，只能进行简单处理。”我们又开始紧张起来，小刚也眼泪汪汪的。我父亲看看小刚，对医生说：“你们尽最大努力吧，我们听医院安排。”一面又安慰小刚，“不要哭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尽最大努力进行救治，也不能让你妈妈知道，要不她会受不了的。这一点你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能在你妈跟前哭。”小刚抽泣着点点头。
　　两个小时后，高婶从手术室推了出来，她依然处在昏迷之中。看着躺在病床上的高婶，每个人的心里都很难过。她的点点滴滴，为人处世，以及所受的苦，都一股脑在我眼前浮现，自然而然就想起了王叔和王婶。在安静的楼道里。人们只有压低声音数落着王叔和王婶的不是，同时也在盼望着两个人能幡然悔悟，突然出现在眼前。
　　手术后的第三天，王小红也来到了医院，和她一同来的还有她的父亲王石头。小红是小刚告诉她的。从小刚一接到我的电话，小红就知道了这件事，她本来和小刚一同回来，被小刚说服了。说他先回去看看情况，如果需要的话，就通知她。结果手术后的第二天，当小红从小刚的语气中得知高婶的病情严重，立即收拾行李，坐火车连夜赶到了省城。同时又给她父亲打电话，让他一同前往。
　　王石头自接母亲走了后，本来就很少回家。女儿考上大学后，村里没有了牵挂，他基本一年回不了一次。好像对王家村已经没有了感情，村里的大小事宜，他一概不参与。为此，他母亲曾多次指责他不要忘了根，可他从来不往心里去。他对母亲说：“王家村是他的伤心地，他提都不想提。”母亲只有在不停的职责中，无奈地摇头叹息。
　　可是，他对女儿的话却不得不听，对高亚娥的恩情不能忘记。他就是对王家村再没有感情，对高亚娥却要例外。前几年，高亚娥对他以及孩子的帮助太大了。现在，她病了，而且是这么重的病，说啥也得去看看。
　　对王石头和女儿的到来，高亚娥非常感激；尤其是对小红，更是百般爱怜。这孩子是她从小看着长大，又和小刚亲如兄妹。在她的心里，小红就是她的女儿。她拉着小红的手，坐在自己身边。一面问石头：“大婶的身体咋样，好久没见她老人家了，你也不让大婶回来住住。”石头只好说一些母亲身体还是那样，时好时坏的。让她不要操心，安心养病。等病好了，一同带她去看母亲。
　　从高婶发病到住院，一直没有告诉小女儿小宁。小宁正上高三，是关键的一年，高婶不让告诉她，怕她分心。可是这么大的事，不告诉她又怕孩子知道了埋怨。为此，我父亲做主，还是让高婶出院后，叫孩子回来看看她妈。
　　对自己的病情，手术后的高婶知道的不是很多。她只知道手术很成功。一周后就喊着要出院。
　　一个月后，高婶终于出院了。是我和父亲以及小刚送她回的家。住院期间，除了我父亲、小刚一直在医院外，其余的人员全都回去了。我也回单位上班，但我基本上天天下班后都要到医院看看。
　　当我们走到村口的时候，几乎在家的村民都迎了上来，一个个流露着关切、爱护的神情，一个劲的寒暄问候。大家一直陪她走进了家门。
　　看到这么多人迎着自己，这么多人关切和问候自己，高婶的眼泪流了下来。这是多么温暖的问候呀。
　　我母亲早已把高婶家打扫得干干净净。见我们回来，和几个年轻媳妇忙着搬凳子，急着沏茶水。
　　人们看着出院后的高婶精神状态明显好转，七嘴八舌地问寒问暖：“真是好人有好报，这不，恢复地这么快。”“你赶紧恢复吧，大伙还等着你指点我们发家致富呢。”“我们大家都想你了。”听得高婶连连点头。
　　天黑的时候，高婶的小女儿回来了。她是哥哥小刚叫回来的。母亲的病她一点都不知道，她埋怨哥哥不早告诉妈的病情。哥哥说了原因，小宁说：“学习再紧有妈的病重要吗？”说得小刚只有承认自己错了。高婶说：“这不怪你哥，都是妈的主意。”说着，笑着拉着小宁的手。“妈不是好了吗，你还担心啥？”“当然担心了，你们就没把我当女儿？”“胡说，你可是妈的宝贝疙瘩。”说着一把搂女儿在怀里。
　　初见王小宁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两年没见，这小姑娘完全出落成一个美少女了。长得很像高婶，但也有王叔的聪慧，身体很结实，看着很丰满，一种蜜桃成熟的感觉。
　　高婶回来后很虚弱，仍然需要人照顾，但作为两个孩子都在外上学，照顾高婶的事就成了问题。小刚说他可以请假，小宁说她也可以请假。今年考不上还有明年。高婶却坚决不同意，尤其是对女儿明年再考的说法更不高兴。她说：“你们都走吧，我自己能照顾自己，谁也不许请假。”
　　其实。我父亲早做好了安排：等孩子们走了，他和母亲把高婶接回家，由他们照顾高婶。只是，两个孩子说这事的时候，父亲不在跟前。直到第二天早上，父亲来接高婶了，他们才知道。两个孩子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高婶却不同意，她不想再打扰我父亲和母亲。她说：“我已经麻烦你们够多的了，咋能再打扰，我自己能行的。”
　　对高婶的推辞，我父亲和母亲根本不听，他决定的事很难改变。更何况目前的现状，就更不允许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