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第2179-2190天

　　1962年9月1日星期六晴（2179天）
　　因为我信中约她来见，如果有变动，就打个电话来。我午间在那里等电话，一种不祥的感觉又袭来。如果仍然是那种冷淡，我应怎么办呢？我只能用我的乐观和信心使她明白。在冷淡面前慌恐和担心是不必要的，只有大胆、信心和勇气才可能把爱情和做人的骄傲统一起来。
　　晚饭后，她到底是来了。白色的短褂，蓝料裤子，站在小楼的墙角向办公室张望着，大方而沉着。我把煮熟的苞米拿到外面去吃。她谈到前途问题，说愿意考学校。我说我支持她，她似乎很高兴的样子。我约她明天到辽大去玩，她高兴地答应了。
　　
　　1962年9月2日星期日晴（2180天）
　　本来约好在车站等着，结果两个人等在两个车站。我在东华门等无轨，她在大东门等有轨。两个人分别到相应的车站去找，在中途遇上了。
　　我们到作昌住的宿舍里，正好毓唐和纯子也在那儿，大家高兴地交谈起来。谈话中，我的同学旁敲侧击地讲出一些对我的小朋友有训诫意思的话，我听了很不自在。大家谈起了WNH来。纯子说她好像有点虚伪，有时对人很热情，过后又变个样子。艾荫范在这种场合总是好抢话，把别人看到的现象引到理性的分析上。他说：“见面是一个样子，过后会想一想，理智占了上风，再见面就变了。两种面孔，当然是虚伪的。”
　　“那不能叫虚伪，只是待人在情感上的程度不同而已。”作昌说。
　　“所以，不能叫虚伪。”
　　“程度不同，是表里不一的表现。”艾仍不修正自己的见解。
　　后来，我们又到潘常静家里去。在路上，作昌又说了些什么事情不可能一帆风顺的话，怪可笑的。我直拉他的衣襟。
　　张宏毅给我两张音乐会的票，她不表示去不去。如果不去的话，我准备把票送给毓唐。但是后来，皙瑛还是去了。我从她的谈话中知道：怀疑我对她的水平不理解，因此就怀疑我的真心了。我们坐在八一剧场较黑的地方，她热情饱满，飞到脸上的红晕反映出她内心的一些盈溢的情绪，好像是生活在春天里一样。她眯着眼睛，温情地问我：“假如我答应你或是不答应你，你会不会后悔？”
　　我沉吟了一下，快活地说：“我不后悔。因为我相信我的感情。如果是不如意，是生活的一部分有了遗憾，也没什么，因为不是生活的全部，输得不算太惨。因为我相信我的理想是可以实现的。我倒是怕你后悔。”
　　她又沉思着，后来又变得冷静了。
　　我们走在路上，她又说，她很厉害，明明是自己错了，也非要逼别人在她面前认输，她的同学都说她是不好惹的。我说：“为什么要惹她呢？如果她是值得尊重的，尊重她就是了；如果不是这样，不管她不就行了吗？”
　　两句话的回答，都欠周到。她是试探我的真心。我是真心的，我不应当使她后悔，这才是积极的态度。她后一句话是想了解我的宽容度量，我应当说去帮助人。她变得沉默是不是因为我的回答不能使她满意呢。
　　
　　1962年9月3日星期一晴（2181天）
　　约17点30分见面，我送她几本杂志看。我们又一起看《延安游击队》。本来想走走，我知道她没吃饭，就叫她回家了。她明天去开会，叫我到工业展览馆去。她很主动，我真高兴。
　　我看她今天穿的衣服很朴素，一条丝绸的旧灰裤，一件旧粗料外套。我想，她不是个喜欢矫饰的姑娘。
　　
　　1962年9月4日星期二晴（2182天）
　　我早晨很早就起来，因为我怕晚了。我在东华门车站那里等着。她穿着白色的衬衣，袖子是挽起来的，英挺、开朗，态度冷静，见了面眼睛就垂到地上。我们先是默默地走着，后来我诚恳地向她表示了感情。她是个么严肃的姑娘，一点点轻率都可能引起她的错觉。错误的表示可能会给别人带来苦恼。
　　我告诉她别人给我介绍对象的事，是否引起她对我的怀疑？她说她欢迎那样做。后来她谈起父亲和舅舅对搞文学的和搞技术的两种人哪一种人更有出息的问题。到了工业展览馆，站在街道上望着我，像是客观地鉴赏一个人。大概是我的外貌引不起她的欣赏和爱慕，像无心的观察一样。
　　快到开会的时候，我把一只塑料小骆驼放在她的手上。那小骆驼会频频点头。她欣喜地玩赏着，我们就告别了。
　　我常常含情地望着她那孩子式的脸型，爱欲常常骚动我的心，我真的爱上她了。
　　如果我和另外一个姑娘坐在一起，心中一定不会把这张脸忘记，我会觉得我是欺负身边的人，给她的可能是半个心。
　　她可能想到男朋友们的未来。一个科技专业毕业的学生，将来可能是个工程师；一个编辑将来可能是一个作家。假如不是从建立深挚的爱情来考虑，那只是一点点虚荣的满足与热情。但我只是个编辑，不能拿没有的东西把感情借贷过来，虽然我对未来是有信心的。
　　她还说她自己只是个小大夫：“大病治不了，小病治不好。”“在别人看来，我是很骄傲的，可是我觉得我自己什么也不是。”她把自己说得很平常。我想，中专毕业，能独立工作，领导信任，群众对她寄予希望，加上自己要强的志气，已经算是有了理想的前途了。
　　如果她不是从感情上考虑，而是从声誉、地位和挣多少钱上来考虑，在她自己，找到这种对象是不难的，但我不能鼓励她这样做，因为这会使她陷入庸俗的生活圈子里。
　　生活不曾给她处理这种问题的经验，却提出各种问题叫她想，只好隐藏了孩子的个性，在精神上压了些有重量的东西，由天真活泼变得老成持重了。
　　我怎样让一个思想还没长大的女孩去理解大人的事情呢？这是培养两人感情的关键。
　　爱情观和人生观的建立是统一的，应当把培养感情和人生观的树立放在一起来进行。所以，不用着忙。
　　
　　1962年9月5日星期三晴（2183天）
　　我想马上给他写信，一时又找不到恰当的措词来。
　　介绍的朋友，经常是超过必然的了解过程，焦急地想到后果，好像在一分钟之内出现个结果，表示爱或不爱。如果把时间放长些，在了解中培养感情，爱或不爱都可能有个必然的结果，这个过程，不仅靠感情的交流，也要凭理性的判断。
　　回到农场，我又接替了喂马的工作。
　　
　　1962年9月6日星期四晴（2184天）
　　那郑桢要到市内看对象，叫我介绍经验。几个人围着他，祝愿地戏谑，出谋划策，成败的关键……说得不少。快三十多的人了，要和爱情交朋友，自然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但他表面不动声色，把公家要办的事一件一件记到本子上了。王光躺在床上说道：
　　“对姑娘表示你的好感，不能认为是低三下四，了解的过程，往往也是追的过程，不能像小盖那样，行不行？不行拉倒！”
　　“唔……”郑桢答应着。心里却想:食堂要个菜板，饲养员要铁挠子，鲁野托我买一双鞋……
　　“看人看眼睛，是单眼皮儿还是双眼皮儿，是骄傲还是谦虚，是大脚是小脚？”邓荫科以观察家的身份，指出了观察的要领。老成持重的郑桢这次是憋不住地笑了。我也发表了意见：“衣服穿得好点儿，老革命谈恋爱也得讲究衣饰！”
　　走在路上，我猜郑桢大概真的惶惶不安了。衣服是要换一下，不过，不能穿得过分讲究，干净一点，让对方知道我尊重她就行了。进得城去，第一件事就是刮胡子，鞋呢，不新不旧，将就一下就可以了。
　　
　　1962年9月7日星期五晴（2185天）
　　今天给皙瑛写了信，对爱情的看法，对她的想念，都写上了。问题好像不大重要。我想，她不是不想谈，水平问题、个性问题、前途问题、对她这个人的评价等等，都需要写的。我得用我的观点来影响她，不能光靠她个人想——让生活的重要课题去难为一个女孩子。
　　
　　1962年9月8日星期六晴（2186天）
　　汽车来了，王光今天回去，郑桢今天回来了。他高兴地对我说：“情况良好！”从车上往下卸煤，格外卖力气。爱情是这样能激发人的潜力呀！
　　管理员的事情我来代替。那伙食帐真的使人头痛。
　　晚上把前几天的日记补起来。写到9月4号那天，心里产生了一些忍让的念头。我想把一些问题客观地谈清楚。要看重她的美丽，也不要看轻自己的外表，用不着自惭形秽，更不应当和生活对抗。我不满意我给她写的那封信了。
　　是不是我的理性言语太多了？
　　晚上想这些问题，辗转难寐。
　　
　　1962年9月9日星期日晴（2187天）
　　给皙瑛的信今天才叫刘忠代寄。
　　昨晚想到一些事情，早晨都忘记了，心里像塞了一把干草，焦躁着。
　　午间读《包法利夫人》，查理吻着爱玛的白臂，在心里点燃了欲念的火。也因为查理的无内在的激情不能满足爱玛多方面情感要求，以至使她按照自己的感情需要，在自然中宣泄自己。我想，女孩子可不可能有一种与制度不协调的生活爱好与方式，而特别在爱情上找寻反向的元素呢？这种想法使我的头脑呆滞，心情凝重。
　　但远去的作家们，对生活的冷酷使人不平，你们加在人们精神上的冰块太重了。你们在人身上找不到一点可爱的部分，人总是被生活的讹诈所左右，不能自主。我们就不像你们。
　　听说ZFH跟HY的关系彻底破裂了。他在看《小刀会》的时候，眼睛不瞅台上，只瞅台下一位歌舞团的演员，回来大加曲线地评论：到底是美创造了生活，还是美扰乱了生活?本是自乱心性，却对别人不讲尊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月在浮云中行走，急急忙忙，到哪里去？像爱人的心，叫人琢磨不准。我瞭望着弯月，想着尊重的姑娘。
　　
　　1962年9月10日星期一晴（2188天）
　　读《包法利夫人》，有一个问题不明白：查理对爱玛深爱着，尽了做丈夫的义务，为什么不能满足爱玛的爱情呢？一方面在热烈地爱着，另一方面却觉得没有爱，生活中实际上存在这个问题吗？物质和精神总不能一致起来吗？对生活的不可餍足，难道是中产阶级的本性吗？我拿这个问题求教于鲁野。他说：“查理只能挣钱给她花，却不能给她爱情，就和别人搞；不能如愿，最后自杀，就是表现当时社会不能给女人真正的爱情。”
　　这是他的解释。语言以拍腿作节，得意，随意。
　　爱玛的爱情只是一种幻想，从宫廷轶事，历史人物的奇特事迹，自然界为我们描绘所需的色和光，来寄托自己丰满而过剩的精神，在人间找不到，终于想到了死。人的精神越来越丰富，总是和现实生活相矛盾的吗？糊涂又糊涂。
　　昨天接到三姐来信，要给我介绍对象，列举了五个姑娘。给姐姐回了信，事情先放一放吧。
　　鲁野还谈到中国人的爱情。外国人结婚离婚随便，中国人明明一点感情都没有了，还往一块捏；捏个什么劲儿呢?这和他切身感受有关。
　　明天车要进城，我到房后地瓜地告诉王庆云好好喂马。
　　月光洒在沾露的地瓜叶儿上，黑色里出现了白亮的块块，四周传来了虫鸣的声音；像一个网，把一切都罩在有明有暗的图景里，显得朦朦胧胧。
　　“这得浪费多少劳力？我们防止别人偷，我们就得看着。其实财富并不少，将来就好了。”
　　他问起我的朋友。他说：“第一次爱情，很少有成功的，最重要的是理智起作用。当爱好不一致的时候，要尊重对方的爱好。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
　　语调有点像哲学家在思考，知道复杂却说不准。
　　
　　1962年9月11日星期二晴（2189天）
　　几天来，今天心里第一次这样平静，是平静也是平淡，心里什么也不想，无激情、无欲望。
　　仍然在读《包法利夫人》。多少明白了一些，作者认为爱情是一种精神的满足，物质社会不能满足她的需要，寻不到时她就自我毁灭。作品大部分是叙述的章节，细腻动人。手法的运用作家可各具其长。
　　
　　1962年9月12日星期三晴（2190天）
　　我想起了一件事情，惹我烦恼。3日的晚间，我从电影院回来，到办公室去，赵春润一个人在读舒群的小说《第一年》。小说组把联系作家的任务分给个人，赵分得少了些。“都叫他们分去了呀！”她说。我们谈起了最近读的《人血不是水》、《汾水长流》、《包法利夫人》，说后一部著作只是些心理描写。后来问起我的情况，我说我对自己的工作并不满意，说当个一般化的编辑没啥意思。她叫我给她提意见，我说她人热情，看问题不深。她就追问我说得具体一些，我说只是一点感觉。她说：“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有他自己看问题的方法。”
　　我想尽力回避思想交锋，这是不好的。听说杨麦的散文诗要出版，目的是为了繁荣散文创作，调动个人的积极性。我说还是实事求是一些。
　　总之，这次谈话以后，我心里有点烦。她叫我乐观一些。我说乐观不表现在形式的活跃上，而表现在对生活的坚定信念上。
　　那么，我的感觉对不对呢？是对的。如果是知心的，把自己的印象谈出来，引起的效果不好；那就是说，对待任何人都得讲究策略吗？都得世故一些吗？且看反映如何，用不着心烦。不能光听别人的，还得自己拿主张。
　　热情之后往往跟着冷寂。欲望消耗了情感，在平静中萌发着新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