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王兆福：
　　我们初到河北队，就结识了王兆福。通过“接受再教育”得知，老王是位革命功臣。１９４８年他在山东老区入伍，跟随解放军打天下，先后参加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抗美援朝，后随军转业到北大荒。他在部队多次立功受奖。老王勤恳老实，平时沉默寡言，埋头干活，除了一支大烟袋时常拿在手里，叼在嘴上，永远也吸不完，再也没有其他嗜好。我初到连队的那个隆冬腊月，北大荒天寒地冻，是他亲手教我编篱笆。那时候，他有哮喘病，还是坚持劳动，尽管一镐刨下去只不过是一白点，但是每天照例完成十几个直径２０厘米、深３０厘米的坑用来埋篱笆，他就是这样自觉地默默无闻地工作着。
　　后来我们离开二龙山了。待我再次回访时，他已经去世15年了。听说他病危临终前拉住妻子的手托嘱：５个孩子，３个大的都能独立，将两个小的交给山东老家大伯那儿，你就走道吧。老王舍不得离开，直到妻子告诉他，你就放心吧，我一定把他们都拉扯大，我不会走的。这时候，老王才长吁一口气，闭上了眼睛。
　　听到这里，我就感觉他们像矗立着一座高山，挺拔着一棵青松。从山东老区走出来又来到北大荒建功立业的人民，何等高大，他们与党与国家一脉相承，息息相通，甘愿为之献身、拼搏。他们品德高尚，与党同心同德，是我们的好老师。
　　
　　
　　赵德毅：
　　我们来到河北队时，他已经被捕入狱。至于罪状其说不一。好像他当过解放军，复员或者退伍后来到河北队的。他的妻子刘凤当时被定性为反革命分子，罪行是高呼反动口号：打倒某某某。他的儿子受父母影响，也是同样行为被人发现，列为反革命行为。我们到达时，她们母子没有被关押。因为赵德毅的母亲还健在，需要有人照看。这可能是原因之一。
　　我们从来没有和他家属接触过。他妻子是个本分的女人，和家属排的女人们在一起，从不多说多聊的，只是默默地劳动。他的儿子那时也小，没有被追究，依然上学读书。
　　至于赵德毅详细情况，后来没有人说明过。直到1972年初“路线教育运动”在连队开展时，赵德毅问题始终没有在连队平反落实政策，作为时任指导员、连队支部书记一条主要错误，言传河北队存在宗派，山东人和东北人的地方派性，党的领导不力，迟迟没有解决（还不是没解决好），阻碍连队建设发展。这次运动后，赵德毅恢复了党籍，恢复了职工身份，据说补发了原来的欠薪。但是不久赵德毅就调离了河北队。去向何处，至今无人知晓。
　　
　　赵彦君：
　　当时在鹿队后山管理种植人参。一个瘦巴巴的小干老头，猫着腰，小小的眼睛，见人也不抬头看。其实年龄也就30多岁。据说是在东北土改后期入党的，当然的贫下中农，依靠的主力。可他不善言谈，也没见发挥共产党员的多大作用。他的妻子小她几岁，传言是在家乡花钱买来的。她长得比较丑，怎么用词形容都不过分。由于赵活动能力差，身体虚弱，为人老实，因此知青没有人接触过他。也没去过他家。但是他的丑媳妇，倒是风流，逮谁跟谁。别人用一块带肉的猪皮就能和她私通一次。
　　我们知青没人联系他们。
　　
　　宋常青：
　　一到河北队就听说我们这里有个“胡子”。好奇的我们不停地问：“什么是胡子？”“谁是胡子？”后来有一天我们去鹿队，看见在饲料房间的大锅旁有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慈眉善目，笑容可掬地应对着我们打招呼。他个子不高，看起来很健壮，那年看上去得有50多岁，我们长辈的年纪。
　　下山后，老职工告诉我们那人就是“胡子”宋长青。我们至今也不相信，有这样的“胡子”。
　　胡子，在东北话里就是土匪。管土匪叫胡子，为东北特有叫法，后来流传于北方地区。旧时的胡子大多啸聚山林，打家劫舍，为害一方。所以一讲“胡子”就想起“座山雕”。
　　他不像，我们深信他也不是。文革期间的群众怀疑不能作为证据。老宋头能说，但是不常说。该说就说。那时只看见他独自一人，劳动、吃饭、睡觉都在山上的鹿队。由于鹿队离连队食堂有2里多路，他有时就不去食堂打饭了，请其他人带上几个馒头，可以吃上几顿。远离连队知青，知青也没有专程拜访他。只是老宋周围的知青和他一起劳动。
　　1970年初“整党建党”后，老宋被恢复了组织活动，实际上证明了他的非“胡子”的身份。
　　他对二龙山对德都县比较了解。是他告诉我们，1933年才有的德都县。为纪念在解放初期的抗日英雄赵青山副营长，德都镇改名为青山镇。
　　
　　马希贤：
　　看到他就自然想起了“智取威虎山”里的“座山雕”了。他的长相真是太像了。除了眼睛不像土匪那么贼大、凶狠，其他打扮一点都不差。带着一顶狗皮帽子，尖尖的顶，衬着尖小的脸庞。瘦小枯干的身材，咳喘一阵全身都震动。他说，早年自己是从绥化那边过来的，是建国前入党的老党员，土改的积极分子。他是这个德都县的元老级人物。他的弟弟马希顺在河北队当兽医，都是很老实的人。
　　马希贤有哮喘病，刚到河北队见到时，就咳嗽不止。以后很少见他出门。最初我们到达时，还在一骑开会活动。他对我们讲历史，他说，“九一八”后，日本开拓团鲸吞土地事情。那时日本入侵，德都县沦陷。全县人民陷入日本军国主义者和伪满统治者的残酷政治压迫和繁重的经济剥削之下。小日本为把中国变成其永久性的殖民地，把东北地区建成它侵占全中国和入侵苏联的后方基地，除対中国人民进行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外，开始有计划地从日本和朝鲜向中国东北地区大量移民，建立开拓团。日本侵略者从1936年（伪满康德3年）开始在德都县境内（包括二龙山地区）建立开拓团，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德都境内共建有开拓团21个，其中，日本19个，朝鲜2个。
　　他说，二龙山农场26队就有日本开拓团团长叫黑崎产治郎，1940年2月（康德7年）建立的，当时计划建立300户，后来实际76户，有200多人。
　　像二龙山农场场部也有100多人；一分场场部也有60多人。二龙山粮库矗立着一座残破的水塔，就是当时日本人使用的。后来在战火中被破坏。
　　自此我第一次听说了开拓团的事。夏天他不与我们一起劳动，就在小菜园里做些力所能及的活儿。
　　刘汉青：
　　1956年在友谊农场工作，1957年到二龙山农机校上学，毕业后留场。参加过垦荒，23岁入党，1966年来到河北队，当年也就30出头，是革委会主任，党支部书记。原来在其他队任职。来这里时间不长，一年到头的鼻涕不断，人们私下称呼他“刘大哈喇子”。他高大的个头，大鼻子大眼加上大嘴巴，像是以色列人种。刘汉青比较严肃、固执，对自己要求严格。他不抽烟，不喝酒，平时背着一个军用挎包，他是机务驾驶员出身，因此出门就开车。
　　当时他比较廉洁，否则不会从别队调来。那时党组织停止活动了，革委会是三位一体的行政组织，主任就全都负责了。据说他是文革前入党的年轻党员。由于当时河北队的负责人是走资派被打倒，无人负责，就调他来主持工作。
　　除了农业农活和一些行政工作，没有看到他做什么。不像个书记。
　　我实在接受不了的是，开会讲话时，不断地揩鼻涕。没有修养，也不懂得规矩，完全是农民出身的胎子。
　　他对我们讲二龙山农场的光荣历史。说解放前的1948年6月28日根据中共黑龙江省委、省政府、省军区关于颁发夏秋季剿匪指示的命令。由德都、北安县大队、公安队为骨干，以龙镇、二龙山等地为清剿部队的出发阵地。
　　他还说二龙山农场位于德都县境内中南部讷漠尔河中游南岸，场部离德都县城33公里处东邻长水河农场、龙镇农场，南邻凤凰山农场，西邻城关乡，北与讷漠尔邻乡，农场居民5635户。
　　农场原是1949年秋东北军区政治部建立的青干教导一团，1952年官兵转业组建为二龙山农场，下设三个分场。1957年增设4分场。1968年改建为……六团。将四个分场改为四个营。
　　1969年四营组建28连，派他任指导员。在他离任的前一天全连大会上，全连几百人集中在大食堂，主持人刚宣布完他的离任，人们不断地起哄，对他很不友好。在他讲话时，打断。究竟啥因由？说不清。
　　后来，他点将带走了一批我们河北队骨干。到秋天，大批北京知青到来，加上陆续调来的各地知青，也是一个正式连队——养马连队。
　　刘汉青理所当然是指导员。
　　
　　李正纯：
　　刚到连队的第二天中午，我们在食堂打饭时，排队进来一行四人，每人胸前都挂着一个纸牌子，上面写着“牛鬼蛇神”，他们被双鸭山知青押解着。当时只知道有个大胡子的走资派，具体是谁不清楚。那天晚上开全连批斗大会，看见一人胸前挂着个纸牌，上面写着李正纯。我这是第一次认识老李。他，肤色黑黑的，大个子，满脸络腮胡子，由于住在牛棚，显得蓬头垢面，腰板却挺得直直的。那时感觉老李的态度最好，因为凡是群众问的问题，他都回答。印象最深的是他有个口头语“时候哈”。
　　从老职工的嘴里了解到他的“罪行”：一是文革中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运动；二是文革前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三是乱搞男女关系。会场上有一名青年女子高喊打倒李某某，嗓门最高，声音最大。旁边的老职工悄悄对我说，这名女子姓张，她的姐姐和李正纯相好。老李在26队工作时经常借故在山下过夜，不回山上的家，一来二去张姐怀孕了。老李的老婆找到山下和那位张姐打架，张姐不承认，老李也狡辩。过了一段时间，张姐生了个孩子，嘿，完全是个小李某某。这下老李没的说了（那时没有鉴定DNA的技术，但是凭这孩子长相就足以说明问题），于是背个处分被调到25队。说也凑巧，那个张姐的妹妹家原在24队，文革开始后，老李靠边站，从24队调来一位新支书。这位新支书是张姐的妹夫，在连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弄得新支书妻子（张姐妹妹）很不自在。当然在那种场合就要报复一番了。
　　李正纯是辽宁人，解放战争中加入东北解放军，作战勇敢，有文化基础，进步很快。东北解放后赴朝作战，从朝鲜战场归来评定军衔时定为中尉副连长，转业到了北大荒。上世纪50初他就来到二龙山，是个老开发了，一直劳动在农业生产第一线。文革前就是老队长，甭管是执行什么路线，对共产党还是怀有朴素的阶级感情。由于生活作风问题，加上平时工作态度粗暴，方法简单，得罪了些人，在文革初期就揪出来。他儿子当时10多岁，很不理解，怨气冲天，在山背后放牛的候，喊出了“打倒某某某”的反动口号，被村里人听到了，回到家也给揪出来了。那孩子小，在队里关了几天就放回家了，可老李却罪加一等。
　　老李在队里被关押了大约二年，在群众监督下劳动改造，兵团组建后就解放回家了，由于连队派性作怪，一直没被任用。1972年初兵团进行的路线教育运动中，这笔账算在原指导员（连队支书）头上。当即恢复了老李行政职务，任命为副连长，那时他是62元工资的行政22级国家干部，虽然是副连长，但在我们连队也算“高级干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