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六）人物速写

　　老职工的内人们
　　老职工的内人们，来自五湖四海。我们来连里的第二年夏天，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老谢的媳妇产后风，高烧不退，她的生命终止在通往团部医院的路上。这是一个典型的广东妇女，高颧骨、高眉棱、鼓嘴。她家住在食堂后第一排第一家。一个身体那么健壮、朴实勤劳的妇女，由于医疗条件的落后而失去了生命。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五个孩子的母亲，就这么没了，走了，真可怜。那时的我们，没有给她家献爱心，我一直在后悔。
　　连里后排住着一家姓闽的会计，江苏人，机灵透顶。他家媳妇跟她一样，个子矮矮的，瘦瘦小小的，却生了九个孩子，每个差一岁，一串串的。有一晚有事去他家，进门吓一跳，一个大炕上躺了一炕孩子，足有一个班！连里的媳妇，超生游击队的不少。
　　有这么一个新媳妇，我们临来前，在食堂刚刚举办完婚礼，中等个，东北人，粗黑的脸庞，一双不大的眼睛，走起路来弯曲的双腿，脚下踢里秃噜的，爱说话，粗嗓门，有底气，哪有事都少不了她。双手总是揣在袖口里，只要有人的地儿，就能听到她的声音。她是谁家媳妇？不知道。但传为佳话的是她在婚礼的那天晚上在小食堂，人们去了不少，两人糖也叼了，苹果也咬了，最后表演节目，她唱了一首语录歌：“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痛苦，想到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那么高尚的情操，你能不记得她么？
　　张健的媳妇像电影演员胡朋。
　　唐茂成媳妇，听他讲就是骗来的。过年去看未来的岳父，老丈人和大舅哥都让他灌醉了，所以就娶了贤惠、俊俏的媳妇。
　　赵彦之媳妇，说是花钱买来的。逮谁跟谁搞。一块猪肉皮和油就能搞一次。丑陋极了。
　　屠士发媳妇，标准的大都市女人。李山……

　　小邢
　　邢知青，是上海人。1972年夏天，由于他不服从班长胡的指挥，怀着复仇心理进行报复，在中午休息时，用镰刀把午睡中的胡班长砍伤，致使脚踝的一根筋被砍断。小邢当即被送到团部羁押。胡班长在六团没有条件看病，就转到北京，一直到1973年4月我离开二十五连，也没听到胡班长的信息。
　　小邢是六八届初中毕业生，身材不很强壮，但是很聪明。生产劳动，不那么肯出力，有时拖了班里的后腿，当班排长指出他错误和不足时，他还不认错，与班排长吵闹，导致矛盾升级。出现这种蓄意伤害的情况主要责任在小邢。从在团部羁押后，就没有听到他的消息。小邢除了劳动不努力，行凶砍人，还有小偷小摸的毛病。我们的仓库里贮存着知青的箱子，经常有人发现被撬开偷走里面物品，一直没有破案。这次小邢倒是主动承认了自己的偷窃行为。原来二排的战士总抱怨，他们的牙膏经常丢失，或者比一般人用得费，一直没有结果。小邢招供说，是他把自己使用完的牙膏皮（当时都是用铝皮制造的）的底部用镰刀或剪刀剪掉，露出空牙膏筒，然后把别人的牙膏从前面挤到他的空的牙膏皮里，每次挤个一二公分，然后把自己的牙膏筒从最底部卷起来，别人看不出破绽。再把别人的牙膏放回原处，这样他就不用买牙膏了，而且经常有得使。听说他后来回城后也因为盗窃被关进监狱。
　　小邢本来应有更灿烂的人生，如果他能很好地把握自己，从1972年犯错后吸取教训，凭他的聪明和年轻，肯定会有好的前途。特别是回到上海，又有更好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做点成绩不成问题。后来听说，小邢家庭无亲人生活孤独，最后在狱中去世。小邢的一生使人深思、发人深省。人生曲折、苦短，把握得好，能在曲折、磨难中修炼、前进；把握不好，可能会出现大起大落，一蹶不振，甚至沉沦。我想起小邢还是怀有同情之心的。
　　
　　张兴文
　　张兴文，城里下放的职工。当时大约四十岁，戴一副白边眼镜，中等个头，一副斯文的面孔，却总是干着最脏最累的活。二龙山的冬季，寒冷又漫长。我们几百名知青在零下三十多度的气温下，也只能到户外那个简陋的小厕所大、小解。几百人共用的小厕所，时常从六个蹲坑里“生长”出屎尿冻成的坚硬小冰山来。清理这些小冰山是领导给老张安排的专属工作。十字镐抡圆了刨上去，屎尿冰渣飞溅在老张的身上、脸上，其状十分难耐。可几乎所有人都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因为他是“右派”。至于老张怎么当的“右派”，没人知道。他好像是从哈尔滨来的，属于铁路系统的职工。那份工作，如果换了我们来做，相信会赢得大家的尊重，然而在他，却只能是人格的屈辱。
　　老张今天不知身处何地，也许已不在人世。不能当面向其表达以上心迹。但是借此在各位亲历了这一过程的战友们面前一诉心曲，这份心情也算多少有所释怀。
　　
　　河北队首位大学生——李玉柱
　　1968年初冬。我们知青都住在二百米宿舍里。一天傍晚（说是傍晚也就三点左右，那时北大荒白天短），一位年龄比我们稍长的男子来到宿舍里。他个头不算高，身着一身当时流行的黑色的家做棉裤棉袄，头戴一顶羊剪绒的皮帽。给人深刻印象的是，架在鼻子上方的那副眼镜。眼镜片很厚，里面的圈圈很多，说明高度近视，因此几乎看不清此人的眼睛。嘴唇有点厚，说起话来，像嘴里含着东西似的，但绝对是东北味儿。
　　他扛着一卷行李，从东方红拖拉机上走下来。那行李比起我们知青的要厚重得多。他被安排在东边上铺的南端，靠近窗户。进了屋就十分熟练地打开行李，铺好被褥后，悠哉悠哉地躺下休息了。这是一位什么人物？大家都惊奇。既不是像我们这样的知识青年，又不像下乡锻炼改造的“黑五类”。到了晚上，从双鸭山的战友那里得知，这是被分配到我们连队的应届大学毕业生李玉柱。后来和他相处了一段不长的时间。只记得，他被分到畜牧排，那时排长姓杨，他就是农业技术员。记得他的理论：有人经常说不知足，其实不知足是对的。如果都满足现状，社会就发展不了了。我听了觉得他的观点很新鲜。他还告诉我们，人类睡觉必须躺下才舒服，才能充分休息。可牲畜却不然。如骡子、马、牛等，它们都是站着睡觉的，睡觉时靠三条腿支撑着全身，另外的那条腿就彻底休息了。
　　后来才知道他是东北农学院的六六届毕业生，学的就是畜牧专业，而且家在北安县城居住，所以就近分到二龙山农场。河北队当时养了许多军马，还有个鹿队，也算半个畜牧连队，正好能发挥他的专业特长。他和我们不在一起劳动，他是做兽医类技术性的活计。看起来比较轻松，不用费力气和心思，但是技术含量是蛮高的。他会给牲畜看病。就是他给我们讲过牲畜的配种。马配马，还生马；公马配母驴，生出的是骡子叫马骡；公驴配母马，生出的骡子是驴骡。驴和驴交配生下的，自然是驴了。骡子是不会生产的，所以他说个歇后语“骡子屄----摆设”。我们听后大笑。
　　那个年代大学生毕业第一年拿四十九元实习工资，直至文革结束，十年一分没涨。比我们每月拿三十二元的知青多，看得出他很知足。工资高，离家近，又不干重体力活。那时的大学生很稀少。我还知道营部有位丁参谋，佳木斯机电学院毕业的大学生，负责机务，也很平易近人。
　　印象中的大学生和我们一样五谷不分，四体不勤。可李玉柱不是这样，他懂得非常多，还愿意和我们经常唠嗑。好景不长，李玉柱在连队没待几年就被调走，好像不久就成婚了，渐渐地他就淡忘在我们知青心中。
　　
　　
　　最小的知识少年
　　十四岁的张，是北京的最小年龄的知青，实质上是童工。“文革”中，他父亲在运动中自尽身亡。那是一位经过长征的老红军，受到迫害和猜疑，没有被人理解，想不开，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少年的他，随学校来到了河北队。没有特殊的照顾，没有娇惯和宠养，少年和大家一样下田地劳动。其实即便是当地的农民子弟，这么小的孩子也是不大下田的。按现在说法还不到做工的年龄，只是在家附近的菜园子或者自留地儿离干点力所能及的活。如果必须到队里干活，也就是放放牛羊，到大甸子打打猪草之类的轻松活儿。可叹知青，有时竞过着农家子弟不如的生活。其实在此之前，双鸭山中也有一些十五岁左右的小孩子，刘日兴、姚志国等就是。
　　因此，知青的范畴，不止包括十六周岁以上的青年，还有十六周岁以下的少年。现在称为“童工”。
　　
　　小崔一个很好的人
　　小崔是二龙山农场老农垦子弟，和我们年龄相差不多。他是黑龙江某农业专业学校的毕业生，在天津知青到达后，他被分到了河北队工作。小崔的父亲是黑龙江省赫赫有名的八级电焊工，曾经参与过著名的武汉长江大桥的修建。那时我们管他叫小崔，不单是他年龄相对小，还因为他个头不高，长的很敦实。他待人客客气气，和蔼可亲的。当时他穿一双非常珍贵的翻毛鹿皮鞋，在连队里很惹眼，他也特别在意特别精心。每逢连队放假时，他都要为那双鞋打上黑鞋油，然后擦得锃光瓦亮。后来慢慢的皮毛褪尽了，失去了原有的棕色，就变成了真正的黑皮靴了。然后他穿上皮靴，背上挎包高高兴兴回家。看见他能够经常不断和家人团聚，我们羡慕极了。有时他回到连队也讲起在团部碰见的自己同学、朋友的喜庆场面，也讲起在家里老妈妈给他改善伙食等等。
　　小崔是我们刚到时连队的吹号手。我们刚到河北队的那年冬天，每天天还黑着呢他就得起床，然后到室外“滴滴滴答”吹起床号。随后才洗漱。他说清晨吹号时必须要憋住小便，那样对肾脏有好处。那把铜号他保护得可仔细了，经常不断地擦拭，如同他的翻毛鹿皮鞋一样锃光瓦亮的。虽然他生长在农场里，他的思想意识一点也不落伍，与我们知青相处得很和谐、融洽，经常一起谈笑风生。
　　我们初到连队时，就和小崔一起住在二百米的宿舍里。他是机务排的拖拉机手，同时还开“尤特兹”。那时能开“尤特兹”的人也挺多的，印象中刘汉卿、肖红、唐茂成、李山、郝俭、张健和双市的王实甫等。他们开车去团部和其他营连拉货物，或者去纳莫尔河拉沙子。如果我们的东方红拖拉机或者“尤特兹”有毛病趴窝了，小崔能直接开到修理厂，请老师傅及时修理或保养，不耽误使用。在这方面，连队沾了他不少的光。跟他车去团部我们大家都很放心，他不会落下我们任何一个人，总是要等我们的人都来齐了一起返回河北队。后来我们一排去住三百米大宿舍，加之农工排和机务排没有横向往来，接触少了，他的情况也了解得少了。再后来我们排去支援六师就再也没见到小崔。
　　印象里，小崔是一位很好的人。
　　
　　大鹏的文化传递
　　深秋，二龙山早就大雪封山了。那时我们刚下乡到二龙山农场河北队。有一天傍晚，天已经黑了，我躺在宿舍的炕上，从外边来了一个人，只见他把行李往炕上一扔，帽子一摘露出了光头，随即就躺下了，他就是从二营九连“发配”到这里的大鹏。
　　大鹏是北京人，当年十七岁。听他说，他们一伙人文革初期是北京红卫兵成员，后来在北京折腾得挺厉害。这年夏天家里人就和黑龙江兵团联系，让他们来这里下乡锻炼。他们来了七八个人，都是总后勤部的干部子弟。在九连的时候，大鹏也不老实，常结伙和别人打架，惹怒了当时的团领导，就把他们分别发配到最艰苦、最边远的连队。
　　那时知青中的干部子弟从家里带去很多物品，这些东西不但村里人闻所未闻，甚至连我们这些工人子弟都没有见过，譬如王大鹏用的牙膏是从家带来的“美加净”牌，还有一块檀香皂。他说，小时候在家淘气，用妈妈的香皂洗脸，被妈妈发现后批评了一顿。那时这块美加净檀香皂是商店最上品。每块一元贰角。妈妈告诉他，女人洗脸用它，是为化妆打底子用。有时买了也是舍不得用，放在衣柜里，打开衣柜就能闻到这股檀香味。他带到宿舍的“中华”牌牙膏，黄色的底儿写着红字。那时我们在家用天津产的“红云”牙净----一种牙粉。当地老职工也没有见过。大鹏穿的高腰军马靴是部队专供军用物品，市场上见不到，更买不到，很神气，很威武。他把棉裤打上布带，然后用军马靴套上脚腿，走起路来很轻松，在天寒地冻的北大荒，一点也不觉得冷。比起棉胶鞋，简直是天上地下。还有，他腰上的军用皮带，真正牛皮的。当地老职工一眼就能辨认出来，中间的皮带扣子是铝的，很精致轻巧。
　　大鹏临当兵走时把军用马靴送给我。可是我不敢收下，因为当时很贵重，于是我给了他二十元钱，作为路上的盘缠。他推辞不要，我再三坚持，直到他揣在口袋里，我才放心地收下这双军马靴。他的军皮带也送给我，我用哥哥从中东带回的蟒皮带回赠给他。四十年后我们再次相聚，回忆往事，感慨万千，冰天雪地中结成的友谊，依然温暖人心。
　　后来人们看到我脚上的军马靴、腰间的军用皮带，都会想起大鹏和有关他的事情。
　　
　　铁鹏对我说：那时，如果有手机……
　　1969年的初春时节，我在四营二十八连放马。团里从外省买回几百匹马，红的、黑的、白的各种颜色的马儿在大草甸上奔跑，十分壮观。我从北京到二龙山，已经换过三个连队，每天干的农活儿十分单调，割麦子、收麦子，望着好像永远割不到头的麦田，我只有一个感觉-----煎熬。如今让我去放马，我兴奋得不行。连里允许我们放马的人可以在马群里挑选一匹当坐骑，真是太好了。我从马群里仔细挑选了一匹浅黄色的马，个头并不高大，但腿细腰长，是速度和耐力都出众的好马。我用北京的一种小吃“豌豆黄”给它起了名字。
　　经过近两个星期的调教，尽管我被豌豆黄摔了数次，甚至鼻青脸肿，最后还是我征服了马。每天傍晚，我把豌豆黄牵到大草甸子中的水池子边上，用刷子把它周身刷得干干净净，再塞给它两块从北安买回来的硬水果糖。豌豆黄美美地吃着，我也美美地笑着，这种和谐相处的感觉让我沉醉。
　　有一天傍晚七点钟左右，各排收工回来，大家都在打水洗脸，准备吃晚饭。忽然隐约听到有人喊出事了，一匹叫大黑的辕马在倒车的时候，左后蹄被一口铡刀切了。原来，铡刀用完之后应复位，刀口朝下放进刀槽里，不知道那天是谁用完之后，刀口朝上就走了，结果造成了大黑的受伤。
　　鲜血顺着大黑的伤口不断地向外流，如果不及时救治，后果会很严重。当时我们连没有兽医，只有营部才有。指导员刘大埋汰（叫什么名字我记不得了）急得语无伦次，抓起电话就要营部，可是怎么也打不通，估计是线路出了问题。无奈，指导员把我叫到连部，让我和一个来自哈尔滨的战友骑马去营部接兽医。我们连距营部近三十华里，不大不小的雨哗啦哗啦地下着，天已经完全黑了。
　　我们俩人接受了任务，各找了一件雨衣披上就骑马出发了。一路上只能听见有规律的马蹄声，山路两边的树林分外寂静，忽然我发现四只绿莹莹的眼睛在右侧的山林间时隐时现，你快它就快，你慢它也慢。不好，是狼！在这漆黑的雨夜与狼共舞，太可怕了。近一个小时后，远远地看见了营部那排房的灯火，狼不再相随，消失在密林之中了，我一直悬着的心才算放下。如今四十余载过去了，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仍然让我心有余悸。
　　正当我长出一口气，一会就要平安抵达营部时，稍一走神，豌豆黄突然被一个小树桩子绊住，猛一停顿，将我从马上摔下来。几百斤重的豌豆黄重重压在我身上。当时的感觉就是五脏六腑都被挤压成了一张薄饼，张大嘴也喘不上气来。幸好这马通人性，使劲挣扎着站立起来，围着我长嘶不止。跑在前面的战友听见了马叫，才知道我已落马，又翻身折返回来。幸好我除了被马压了一下，并未受伤，站起来活动了几下，又翻身上马继续前进。
　　营部的兽医接到我们的报告后，立即坐拖拉机去抢救大黑。第二天，我回连队后去看望大黑。只见大黑的左后蹄缠满了白纱布，两只淡灰色的眼睛充满了痛苦。事后，有人说，一定要追查是谁把铡刀刀口冲上放置的，这是别有用心破坏屯垦戍边，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又有人说，一群十六七岁的城市嫩娇娃，弓背弯腰干一天活儿，早就累得不行了。就是想别有用心也无心了。还有人说，幸亏抢救还算及时，大黑的命才得以保住了，但永远也不能再驰骋“疆场”了。
　　当时曾有人问我怎么看待这件事，我默默无语。四十年后我想告诉你们：那时，如果有手机……
　　
　　学校韩老师
　　韩原本是三营的教师，大约在七一年底或七二年初调到我们连队。
　　韩是天津人，在天津的名牌高中读书，是六七届高中毕业生。据说来到兵团六团后，时间不长就安排做小学老师了。因为我们连队的教师仅有一名，而且小学生不断增多，照顾不过来了。还有说原来的男教师张教育学生，尤其是对待女孩子不方便。
　　当时学校在村后山上鹿队旁的一间石砌的房子里，老师就是张，应该有八九个孩子。
　　韩来到连队时，教室还在山上呢。孩子们放学回村，大约要走两里多路。如果住在村后的住户抄近跨过被山洪冲成的沟壑，可以少走一大圈路。那条沟壑春天从山上流着融化的雪水，能形成小河流，家属们洗衣服就在沟壑旁边。夏天山上的雨水源源不断，下大雨后，哗哗的流水声从老远能听见。由于常年冲刷，有的地段沟壑深达一两米。平时水流小时，人们垫块儿石头三步两步就迈过去了，雨后就得走到山下的小桥过河了。
　　记得有一次雨后，放学了，老师和学生们一起回村。半路上，几个年幼的孩子要横过沟壑进村。那天水大，两个小女孩刚走进沟边就被河水冲了个趔趄，慌忙中没站稳又栽在水里，滚滚的河水把孩子冲出好远。这时，韩马上跳入水中一手一个抓住孩子的手，但湍急的水流马上将她们冲倒。危急时刻，其他师生们一起努力，韩和那俩孩子被救上岸来了。事情发生后好长时间连队都不知道，直到冬天放寒假，老师们集中在团里培训，才被团里出板报表扬，连里这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