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关于回族就餐
　　我们连队食堂二百多人吃饭，天津北京加一起不过七八个回民，我也是一个回民，不可能为我们开一个清真灶，于是就和大家在一起吃饭。平时无所谓，只是逢年过节或者改善生活时，我们就遭罪了。一是，如果是猪肉，我们则没得吃。只能去老乡家买几个鸡蛋，为我们解馋；如果是牛呀羊呀哪怕是鹿肉，回民也将就着吃了。回民忌讳太多，与其它民族的人一起工作确实有诸多不便。好在能理解到这一点，为了大局，自己去克服困难。看别人吃肉，我们就干眼馋呗。有的回民从实际出发就大吃一通，这不在我们话题之内。
　　我们这个时候要学会接受这些困难，把它当成是对自己习惯的考验，怨天怨地怨社会也没有用。我们接受了这个现实，和大家一起在食堂用餐，只是不吃猪肉类食品。
　　所以轮到聚餐是没有人照顾回民的，自然也没什么清真食品，我们只吃素菜。
　　在吃饭问题上，只是习惯问题，和宗教信仰无关。
　　那时有多少连队乃至营团师部食堂也没有回民灶。回民没有回民灶但是也得到尊重，凡事提醒这里有不吃大肉的，人家就准备素菜，这也是懂得尊重别人的文明生活方式。
　　尊重是相互的，别人没有义务一味去迁就你。谈尊重，可尊重是相互的，而且也不能强迫。各有各的底线，突破任何一方的底线的尊重都是不道德的。
　　
　　将门之子
　　弟弟连续做错事情，惹得连队领导很生气。“别忘了，你是反革命的子弟！”
　　听到指导员大声训斥弟弟，一向坚毅的哥哥把头扭向一边，沉默不语，眼里充满泪水，强忍着咬住牙关，他心痛。几十年后提起这段事情，哥哥依然心酸。
　　他们是孪生兄弟，一同来到我们连队。原来在一个学校但不在一个班，来到兵团后学校按班级分配同学下连队。本来哥哥要去二十六连，弟弟去二十五连。哥哥惦记着弟弟，问他：“怎么办呢？”弟弟说：“不管他们，跟我走。”于是哥哥就来到二十五连了。连队领导和带队的学校老师知道这个情况后，也没追究。
　　他们是从北京来的，那天很好记住——“八•一八”。离开的那天，爸爸、妈妈都没有去送行。爸爸被关起来，妈妈因为有病，暂时监外执行。对于他们的离开，爸爸不知晓。妈妈支持说：“去吧。走毛主席指引的路没错。当初我们就是跟着毛主席闹革命的。”说后妈妈背过身去，右手背沾沾脸上的泪水。那个时候谁也顾不上谁啦。
　　那时的北大荒是麦收季节。几十年没见过下那么大的雨，地里积了没脚脖子的水。麦子，已经成熟的麦子，几乎都倒伏在田里。于是他们哥俩和全连的战友一样，投入到收麦子、割麦子、拔麦子的战斗里。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他们都熬过来了。可是等到闲下来，就来事儿了，政治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了。评选兵团战士时弟弟落选了。几十年后弟弟依然耿耿于怀：“当时我不是兵团战士。”生产劳动都一样付出，政治待遇却不同。为什么？除了个人因素之外，就是因为他们有个“反革命”的爸爸。
　　爸爸是反革命，这怎么可能呢？“文革”前两年的爸爸由大校军衔升为少将，是开国将军。那是一个周六的晚上，爸爸回家，肩上的肩章由两杠四花变成了一颗金豆，全家无不为之惊喜，因为事先一丁点信息也没有。听妈妈说过，爸爸一家都是老革命，怎么在“文革”中就变成了“三反分子”了呢？他们记得妈妈说过，大伯就是著名的烈士杨超，那首《就义诗》“漫天风雪满天愁，革命何须怕断头？留得子胥豪气在，三年归报楚王仇”一直回荡在他们幼小的脑海里。他们记得爷爷是当年的县委书记，为了支援红军抗日，不怕杀头掉脑袋，结果被敌人枪决。他们记得爸爸不分昼夜地工作，一个礼拜也见不到他。他们记得曾经的朝鲜战场上硝烟刚散，他们兄弟随妈妈在异国他乡和爸爸团聚。
　　为什么说变就变了呢？这位英雄的爸爸，“文革”发生后就变成“三反”分子，不见人影也没有任何消息，直到林彪事件发生后，他们才知道在爸爸山西太谷关着呢。好在都还活着，但是有病不给治，也不让探望。爸爸被解放后，孩子们很感慨。好在都过去了，阶级苦不能忘，路线斗争不能忘，北大荒更不能忘，那时的那里留有痛苦与快乐。
　　那时的他们还很年轻，除了每日参加超负荷的体力劳动外，由于父母在文革期间受到巨大的冲击，哥哥还背负着沉重的精神负担；尤其在林彪一号命令后，父母离开北京被关押到不知何地，这让哥哥内心万分痛苦，对前途的迷茫，使他常常感到压抑彷徨！
　　终于有一天打倒了“四人帮”，父母得到了平反解放，重新安排了工作。哥哥也在1977年11月份告别了奋斗了八年之久的黑土地，踏上了南去的列车，经历了生命中的又一次重大转折。
　　他们兄弟俩都曾经是我们排的。最初弟弟在我们一排，后来去修水库了。等我们调离六团，水库也修好了，弟弟又回到连队。哥哥最初在二排，因为整编调到了一排。和他们相处的日子感到和普通的工农子弟没什么两样。
　　我们一起劳动、工作了几年，一同上山修铁路。哥哥敢于管理，坚持原则，一身正气，谁都慑服于他。哥哥为了照顾弟弟随着弟弟来到我们连队。他因为父亲的问题没搞清楚，一直用勤苦来换取领导的信任。当上班长后，不仅以身作则，还处处关心爱护战友。我们从山上修路回来到达指挥部时，已经快天黑了，指挥部的帐篷只有不到二十个床位，突然来了一个三十五人的加强排，根本不能躺下睡觉，只能轮流休息。大家互相谦让，班长让战士，身壮的让体弱的。夜过大半，劳累的战友们酣然入睡，那时还静坐着四个人，他们都是班长。杨大明就是其中之一。他围着火炉在为战友们烤鞋袜，烤棉袄棉裤，在烛光下为战友缝缀衣服。此情此景我被感动了。
　　我们在1973年分别后，直到1979年才见面。印象里是他们两个到总后天津运输学校当兵，闲暇时间到我家找我。在兵团时候，哥哥曾经在回家探亲路上到我家来过，有深刻印象。他曾经对战友说，我去过的天津战友家，惟有排长家院子大，五间北房宽敞。后来我去东局子办事，专门到学校找过他们。那里的学员都是十七八岁，那时的他们已经二十五岁，老兵了。是因为他们老爸的原因当兵入伍的。
　　哥哥跟我说，老爸解放了，家里一败涂地。孩子们陆续返回北京，可是没有工作。老爸当时任国防科委后勤部长，向领导反映家里困难。当时的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给了他们两个当兵的指标，才得以安排他们两个有事儿做有工作干，学习驾驶维修专业，为以后工作打下基础。毕业之后，他们分别分到北京部队不同的单位任职。当我们再次相见时，已经时隔三十年了。
　　哥哥是从和平那里得到我的消息的。于是，拽着铁良与和平冒着寒风驱车二百多里到天津看我。一见面，大家泪流满面。以后我们经常见面了。以上的故事就是哥哥在广州，我们一起游玩时讲给我听的。
　　长期以来我一直和哥哥保持联系，也从他们身上吸取政治营养。因为他们从小就受到为国家为人民效力的正统教育。他们有优越感，可更多的是责任感，认为将门子弟就应该为党多做贡献，就应该勇挑重担，就应该抛弃世俗，多些高尚。
　　
　　（五）我们初到河北队的共产党员
　　
　　高长海:
　　我们刚来到连队时，在水井旁碰见了高长海。他问我们你们是天津来的？我们说是的。他说我是河北的，咱们是老乡。“你哪里人呢？”“黄骅县的。”当时看他呢，胖胖的，个头不太高挺白净，很老实厚道。然后就问他了，你现在做什么工作。“没有工作，现在呆着呢。”“为什么呢？”“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他重复着。
　　这个题目挺好，当时挺时髦的一句话。后来，我们才知道。因为他的妻子王秀明在后山放牛时喊了一句口号，是反对毛主席的口号。所以牵扯到高长海还得检查。其实高本身没有问题。他是一九四八年参加革命的老战士，后来随着部队解放了东北三省，再后来转业到二龙山农场。当时他应该是干部编制，好像是少尉或中尉。结婚后，把在家里的妻子王秀明接到了河北队。我感觉高是挺好的一个人，从不多说少道的。我们相处来往并不很频繁。只是由于都是河北省这个地域的人，好像这回是乡亲，提起来呢，更亲切一点。在我们离开河北队的时候，他依旧是农工排的老同志，在连队里不偏不依，在连队的派性斗争过程当中，他没有受到伤害，一个很好的同志。到2009年我回访时专门到他家看望二位老人，他们精神攫烁，非常高兴的欢迎我们。高长海是一个老革命老同志老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