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1972年整风指导员倒霉
　　六团的团级领导老宫，十四级干部原赵光局书记带队，抽调知青组成的整党工作队开进河北队，解决这里老职工严重的派性问题。支书李指导员受批，连长王张狂，党员和积极分子受到压制。知青已经厌恶了打派仗，一直给予多数受压制的老职工以巨大的同情，却得不到上面支持。
　　记得我在会上发言，张伟给我审稿，向团领导汇报这里的情况。按照部署，开展调查研究，组织学习宣讲，坚持依靠大多数，认真清理队伍，恢复了党组织活动。干部得到第二次解放，群众的积极性迸发出来。知青发挥了先锋和带动作用，学习踊跃发言，加强劳动生产，主动清整卫生，驻地环境大为改观。共青团组织知青开展星期六义务劳动，晚间人拉爬犁、马驾车，喊着号子唱着歌，把粪肥送到菜地里，连老职工和家属也加入进来了，到处是一片热火朝天、欢声笑语的感人场面。
　　
　　1972过大年
　　到了冬天，连队天天吃土豆和大头菜，肚子里一点油水都没有。汤里多放一点油都觉得是一顿美餐，菜里有一点肉末就像过年似的。夜班饭最流行的是面条、面片和疙瘩汤，就是炒一点荤腥，也是给机务排的人吃的。
　　那时盼过年，就像小时候盼过年一样，盼的就是过年能有肉吃。要知道，那时盼吃肉就像犯人盼大赦一样。
　　盼啊盼！1972年春节终于盼到了。虽然没有穿新衣服的概念了，也没有鞭炮可放，但终于能闻到肉味儿了，心里那叫一个畅快，能痛痛快快地吃上一顿肉，死了都觉得值呀！回想那时的感觉就一个字——馋。
　　会餐以各个班为单位，大家坐在炕上先点着一颗烟，坐着、聊着，百感交集，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看着满身的补丁和猪窝一样的炕，看着烟熏火燎的油灯，挖一挖被油灯熏黑的鼻孔，拍拍满身的尘土，真有点劳改犯的感觉。来一个要饭的过年——穷欢乐吧。借酒浇愁，一醉方休。
　　终于“开宴”了。酒拎上来，是连队自酿的白酒，七十度以上。还有色酒，苹果的、梨的。几个菜记不清了，十来个人的炕席上摆满了盘子，主要是肉菜。那时候不讲究什么厨艺，只要有肉，熟了就行。一年到头也见不到几次荤腥，就是炒一次菜，也放不了几滴油。过年连里杀一头猪，连老乡的狗都跟着摇头摆尾的。
　　那时候已经有人“逃跑”回家了，就餐的人不多。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不少人酩酊大醉被人扶回了宿舍或床位。吐啊，一吐为快！恨不得连胃都吐出来，然后就歪倒在炕上不醒人事了。
　　第二天大家在一起包饺子，自愿组合，食堂发面和馅儿。在我的印象里那是一次过得最轻松的年了。没有锅碗瓢盆，大家就把脸盆洗干净和面装馅儿，面板和擀面杖是从老乡家里借的，去晚了还就借不着了。晚上大家围在一起，借着烛光，一边包饺子一边聊天，其乐融融。包好以后端到食堂一拨一拨的煮，瞬间，脸盆又变成了饺子盆。大家围坐在一起，吃着新春第一顿自己包的饺子，喝着小酒，聊着那些开心的往事，直到深夜大家才离去。年过得虽然开心，但也伴有抽泣声和叹息声，当然，最多的还是欢笑声。
　　
　　（三）25连的干部子弟
　　1、受尊重的姐弟
　　这是一双共和国部长的儿女。他们的父亲是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1966年初文革时期被“四人帮”诬陷栽赃，打成走资派。
　　姐弟俩和我们在一个连队当兵团战士。他们为人低调，办事谨慎认真，从不张扬炫耀，在我们连的高干子弟中口碑很好，直到现在大家都对他们尊敬有加，念念不忘。
　　姐姐热心连队建设，积极参加连队活动。曾在春节联欢会上和战友以一首女生二重唱《听我们歌唱毛泽东》技惊四座，那歌声至今还在我们的脑海中回响。
　　有位女战友忆姐姐：
　　从北京刚来连队那天，在滂沱大雨中，姐姐穿着一双雨靴，一件退了色的蓝两斜插兜上衣，独自站在宿舍门前，若有所思地望着远方。凝眸间那样清新、靓丽。女战友柳觉得似曾相识，原来她们在京城见过面。
　　柳战友说：“北蜂窝合作社是我每天必去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女生每天与我擦肩而过。不论是冬天买大白菜，夏天买西红柿，还是秋天买红薯，我们常常不期而遇。每次碰面在一起排队买菜的时候，她不俗的气质和那双清澈宁静的双眸，总是吸引着我多看她几眼。虽不曾说过话，但在我心里不止一次地问她，你是哪个学校的?住哪个大院?”
　　姐姐是北师大女附中的，住在人民日报社大院与柳战友一墙之隔。他乡遇故知，从那一刻起，在这片黑土地上，柳战友与姐姐建立了友谊，共同开启了一个新的人生之旅……
　　柳战友回忆：“冬天，我们坐着爬犁进山伐木砍柴，皑皑白雪为伴；春天在草甸子我们打草、锄地、种土豆，有美丽的天鹅和南来的大雁为伴；夏天，那最忙最劳累的日子里，忘不了我们扒飞车，回连队抢购牛奶，躲进麦垛烤倭瓜，鲜艳烂漫的山花为伴；秋天，收获的季节，一切谷物入仓。我们摘榛子、采蘑菇、打树叶、小秋收，有那喧哗的白桦林为伴。寒来暑往，日月星辰。我们耕耘播种，同吃同住，同甘共苦，度过了三年艰苦的难忘时光。”
　　柳战友住上铺，与姐姐隔床相望。那时有个高干之女很脆弱。她难以承受超负荷的劳动，无法适应恶劣的生存环境，每天紧锁的双眉拧成了疙瘩，经常跟自己较劲，扯衣服，愤怒，发泄……一次柳战友发现，唱歌和音乐能使战友们改变心态。于是她们就经常在一起哼唱歌曲。姐姐是音乐高手，有很深的音乐修养和丰富的知识。共同的经历和爱好拉近了战友间的距离。从此经常看她们轻声哼着、歌着、和着。美妙的歌声打开了她们宣泄的闸门，忧愁排解了，眉头舒展了。她们忘不了一起唱《军民一家心连心》，更爱唱那支《金色的葫芦笙》，还有那《穿过翠竹林》……三年多战友们在一起配合得更加默契，有空闲就唱一曲。在那特殊环境中，和声的美给了她们莫大享受……
　　连里成立了宣传队，有人动员姐姐加入，姐姐婉言谢绝。她个性低调、从不张扬，可干起活来特别泼辣，像变成了一个人。无论是夏锄，还是割麦，她总是干在最前面,在十里长街般的地垄上挥镰自如，使得旁人望垄兴叹！往往在女生们拼尽了最后一点力气，望着那遥遥无边也看不到尽头和盼头的地垄时，姐姐会伸出援助之手，帮其他战友割完那最后一截庄稼……
　　排练样板戏《海港》，女主角方海珍对柳战友是个挑战，柳唱段不熟，姐姐帮了大忙，她对样板戏非常熟悉，是她在幕后一字一句地教会了柳战友。
　　春节晚会，姐姐破天荒地走到台前，一曲《智取威虎山》中李母的唱段被她演绎得字正腔圆，十分到位，如清泉沁人心脾。那时候，姐弟的父母快要解放了，曙光就在前面。就在那个晚会上，柳战友和姐姐俩人的二重唱《让我们歌唱毛泽东》成了全连战友心目中的咏叹调，至今五十年了，唱不衰，忘不掉。
　　“革命的人民战斗的弟兄，听我们歌唱毛泽东；
　　奔腾的江河欢乐的风，一同来歌唱毛泽东。
　　每一个城镇每一个乡村，都留下他带领我们前进的脚印；
　　每一块钢铁每一颗谷穗，都赞美着毛泽东领导的英明……”
　　这首二重唱《让我们歌唱毛泽东》，五十年了还记忆犹新，实在难忘啊！有了那一段艰难的岁月,听着那一曲曲悠扬的歌,伴着那一条条无边的垄,想着那一缕缕温馨的情谊……
　　姐姐台上唱，弟弟台下听，同场欢乐，毫无特殊。
　　弟弟在二排和我不是一个排。但是我和弟弟志同道合，有共同语言。我们是好同志，好战友。我对待工作一视同仁，大胆管理，严格要求，受到弟弟拥戴。弟弟遵纪守规，从不趾高气扬，从未仰仗着老爸是共和国的部长耀武扬威，做人做事非常和善，我很钦佩。因此闲暇时我们经常一起读书、下棋、讨论哲学、畅谈国家大事。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当年“十一“国庆节北京没有庆祝活动，引发了我们这些关心国家大事，想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兵团战士的关注、议论和猜测。后来都没有猜准。弟弟没有因为是部长的儿子而胡乱瞎说。由于志同道合谈得来，在连队我们一直密切往来，保持良好关系。1972年他父亲被解放，随后他就回城了。那年春节在北京，弟弟请我们在丰泽园吃饭。几年后我们邂逅在青岛栈桥边，得知他就读于北京大学。从此，天各一方，杳无音信。
　　三十年过后，我们通过网络联系上了。那天我在北京开会，请出姐弟二人小叙。推杯换盏间得知，如今的他们都已经功成名就，可依然平静如初。姐姐是国家著名儿童眼科医生、教授、主任医师，尽管年逾花甲，仍在岗位上为患者服务。弟弟在一家广电公司做副总，即将退休的他，每天坚持到岗上班，坚持工作。
　　在兵团，在社会，这样的高干子女为数不多。他们为我们树立了做人的榜样，令人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