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2、高干子弟喜爱军装
　　高干子弟对衣服也有讲究。当年来的战友中，很多的父辈是现役或者曾经是军人，因此他们对军装特别钟爱。那是父辈身份的象征，是革命家庭的象征，是高干子弟的象征。有些人尽管不是军人子弟，但是为了加入他们的群体，也想方设法搞一套军装。
　　一般的穿法，是把将校呢的军服穿在里面，外衣或许是旧的棉质军装，或者普通的中山装。带上一顶国防绿军帽，脚下一双黑色条绒的懒汉鞋。够了，基本是高干子弟的装扮。他们穿的呢子军服，都是原来父辈淘汰下的军装。为了显耀和证明，他们拼命地想要想穿。
　　后来有人告诉我，总后的子弟似乎搞到旧呢子军装容易些。
　　我看到晓明穿的，是难得的一套校官马裤呢军服。那是1964年全套校级马裤呢军服。
　　帽子上的制作单还在。有肩绊，马裤呢解放帽里有小牛皮汗圈和菱形漆布汗顶。裤子上有带京字的裤钩。呢子上衣兜盖内衬，上衣戳记、裤子戳记和帽子戳记是1964年某厂。显然这是一套完整的军装。
　　后来有战友告诉我，1955年首次授衔军装用料按衔级区分。元帅、将军服为纯毛马裤呢；校官服为纯毛麦尔登呢；尉官服为棉斜纹布。后期校官才配发马裤呢军服。称为校官马裤呢礼服，与将官马裤呢相比，含毛量略低，约为百分之八十，将官的是纯毛精梳马裤呢。
　　1965年解放军取消军衔制后，之前配发的军服便停止使用，取而代之的是“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的六五式军服。那些五五式将校呢大衣、马裤呢、人字呢、柞蚕丝军服，全部闲置在家中。堆在家里也是浪费，于是就拿出来给孩子们穿。那时没有实行计划生育，几乎每家都有几个孩子。哥哥姐姐穿过的旧军服，可以给弟弟妹妹们接着穿。军队干部的子女肯定最先有机会拿到父辈的旧军装。那个年代解放军的声望很高，年轻人都很向往这个职业，因此拿到一件同龄人搞不到的旧军服，想必是相当自豪，很值得炫耀了。
　　有些非军人的高干子弟搞不到上面那些，就弄一件黄绿色“人字呢”军服（“人字呢”是当时一种斜纹布料）。这种军服配是发给当时的尉级军官的。肩上的“肩绊”与“扣眼”，是为了安装肩章用的。穿上“人字呢”，虽不能说明父母是军队的高级干部，但也能证明是个军人子弟。
　　1971年夏，师长视察我们连，他当时穿的是一身国防绿。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领章。那样军装在我们排曾有人买卖，当时的价格是三十元，我们一个月的工资。而大明他们穿的马裤呢至少也得上百元。师长显然看到了毛穿的军装。毛的父亲是1955年授衔的大校，一定穿的是纯毛麦尔登呢。当毛和师长开玩笑时，师长含笑不语。文革时的师级首长最高也就是大校，一般的是上校，中校任副师级也有。师长也就是上校或者中校。
　　师长穿国防绿的确良，兵团战士穿马裤呢的料子军服，多大的反差。
　　
　　3、高干子弟印象
　　在黑龙江二龙山农场河北队生活劳动了六个年头，我深切感觉到，连队有一股无形的正义向上的力量，尽管是一个非正式群体，还是能够发扬正气，影响着连队建设，这就是干部子弟的正能量作用。
　　文革前我国行政十三级是划定高级干部和中级干部的界限。高干子弟是指十三级以上干部的子女或弟弟妹妹。之所以称子弟（女），就是因为有些自小就跟着兄长在干部家庭长大的弟妹们，他们也享受着跟兄长一样的生活待遇。这样的干部子弟在河北队知青中约占三分之一。他们绝大多数来自北京各个大院，有中联部、总后勤部、农林部。他们的父亲最高是部长级行政五级，最低的也是十七、八级。也有的战友父亲不是高级干部，但属于高级知识分子或者专家教授。大家在一起说得来，能玩到一块儿，就不分级别高低和工作职务了。大明的父亲是九级干部，正经八百的总后副部级，可是大明一点架子都没有，甚至于说有点等同于老百姓子弟了。石战友爸爸是七机部十八级处长，大家也愿意和他在一起。如果按照行业界别他们又被称为某某大院子弟。
　　随1969年8月大批北京知青到来，高干子弟成批地来到连队。据不完全统计，来自解放军总后勤部有二十人、农林部有七人、四机部有三人、中联部有五人、七机部有三人、新华社有三人、装甲兵有一人、总后学院有一人、总政学院有一人、外文出版社有二人、北京大学有一人，总计有四十七人，占知青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后来，他们中间有一名任排长，七名任班长，其余大部分人都从事农工，少数在农机驾驶与维修、炊事、饲养等工作。
　　干部子弟比起工农子弟来有一定的政治素养，他们有上层社会生活经历，到连队经过一段时间磨练后基本放下了架子。他们虚心向工农子弟学习，坚定信仰，勤奋工作，处世低调。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尽管有过困惑、苦闷、迷茫，但更多的是肯于学习、善于思考、敢于探索和勇于奋争。他们利用宝贵的业余时间，孜孜不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利用政治活动时间讨论探索人生理想道路；在生产工作过程中，面对艰苦环境默默忍受；面对繁重劳动，乐观承担；在实践中逐渐理智，逐渐成熟。
　　最难能可贵的是少数干部子弟人坚持在乡下锻炼，直到兵团撤销知青返城。
　　
　　4、高干子弟正面影响
　　高干子弟在我连多数思想活跃，为人直爽，敢怒敢言，在平时生产劳动中努力付出，少数人略有傲气，不好管理。他们在家庭里享福，可上山下乡是潮流，他们也得顺应，所以才到荒山僻壤。其实，北大荒寒冷气候条件是很苦的，那时河北队的生活肯定比城里差，但比去黄土高原、内蒙草原或者云南山区插队要好得多，有工资，吃白面。高干子弟在连队要和普通人一样吃苦，他们还要克服心理障碍，克服长期以来安逸生活的惯性，这也是一种磨练和考验。事实证明，这些人能够也做到了真心为国家、为兵团做贡献，因为他们从小就受着这种为国家效力为人民服务的正统教育。
　　1970年夏锄，我们连队最小的知青十四岁的张战友午饭后困得眼睛都睁不开，烈日当头，站在队前打盹，还要和大家一起扛着锄头，奔向田地。作为排长我看在眼里，感动在心。十四岁，多么幼小的年龄。在城里，在家中，在妈妈跟前还是撒娇的孩子，在这里已经是知识少年了。他的父亲是开国少将，被“四人帮”以莫须有的罪名迫害致死，家里无依无靠，就同大哥哥大姐姐们一起来到边疆屯垦戍边，劳动奋斗，从此失去了家庭的宠爱，得到的是血与火的洗礼。
　　高战友刚来连队时候，瘦小苗条，弱不禁风，但是穿戴很讲究。有一天她穿着一双崭新的回力白球鞋，走路时不慎被一位天津老大姐吐上一口痰。高很是恼火，非得让这位大姐弯腰低头给她擦掉，无论别人怎么劝，她一定坚持，表现一种娇气和任性。可是在后来战天斗地过程中与那位大姐一起春播、夏锄、麦收，不怕苦累，和大家一起艰苦奋斗，磨掉了身上的骄娇二气，弘扬了革命军人的气质风格。四十年后我们再相见时，这位战友一定要找到那位天津大姐，向她当面赔礼道歉，表现出高风亮节啊。兵团艰苦劳动和生活锻炼了人，改造了思想。
　　杨战友是为了照顾弟弟才随着弟弟来到我们连队的。他因为开国少将的父亲的问题没搞清楚，戴着反革命子弟的帽子，一直用努力工作来换取领导的信任。他当上班长后，不仅以身作则，还处处关心爱护战友。我们从山上修路回来的路上夜宿指挥部。指挥部的帐篷只有不到二十个床位，而我们是一个三十五人的加强排，床位不够，只能轮流休息。大家互相谦让着：班长让战士、身壮的让体弱的。夜过大半，劳累的战友们酣然入睡。杨战友作为班长，围着火炉在为其他战友烤鞋袜，烤被浸湿的棉袄棉裤，在烛光下为战友缝缀衣服。此情此景多么感动人心啊！
　　张战友，身大力不亏，一身正气。他主持正义，爱打抱不平。当看到大院子弟的严战友（有点像严衙内）欺侮殴打小同学，大家都不敢吱声时，他勇敢地站出来制止，向邪恶宣战。在当时连队环境很混乱，领导很不得力的情况下，这位共和国大校的儿子，为大家树立正气，做了榜样。
　　1970年初冬，我连哈市女青年因重病住一师医院。院方要求我连战士去献血，以备手术之用。当我把这个消息传达到排里时，蒋班长还有王战友、谢战友主动请缨。第二天我带领他们三人一起到北安师部医院。完成任务后，连队领导还不知道。直到团卫生院把献血费转到连队，连长才知道。于是，赶忙为我们杀鸡熬糖水进行慰问。这几位战友若无其事一样，还是照样出工劳动。
　　王战友平时敢于管理，坚持原则，一身正气，谁都慑服于他；赵战友背着沉重的家庭出身包袱，默默地劳动，改造思想争取进步，一直坚持到兵团撤销，全体知青回城，他才经父亲同意回城；周战友热爱学习、肯于钻研、勤奋动脑、敢于讲话，在奉行“读书无用论”的年代，他坚持学外语、学文化、学哲学，为倡导学习知识，树立表率；肖战友敢作敢为，勇于完成领导交给的“一打三反”以及各项政治运动的艰巨任务；还有吴战友姐弟默默无闻，低调做事，高尚做人……他们和普通百姓一样，平易近人，是人民大众的一员。
　　革命家庭培养了他们的高尚思想，焕发了高干子弟的精神，塑造了他们的革命气质和爱憎分明的个性。革命先辈的谆谆教导，他们牢记心间、代代相传。他们身上继承着来自于父辈的革命基因。他们认为高干子弟就应该为党多做贡献，就应该勇挑重担，就应该抛弃低俗，多些高尚。他们用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鞭策自己，用伟人和导师的语录激励自己，彰显了他们人格的高贵，在战友们中间影响很大。
　　虽然有时个别人也表现出更多的优越感，表现出了消极情绪，个别纨绔子弟好吃懒做、互相吹牛、胡乱吹捧、不干实事。但瑕不掩瑜，绝大多数的高干子弟都是好的，他们具有高度的责任感，他们在一起畅谈理想、情操、精神，形成一种强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