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二章 六月现雪

　　自栽，犹自尽、自杀，这反映了当时“反右”和所谓三年大跃进的工矿城市社会风貌的全韵一斑，但哪知在并非知识分子成堆的大中城市的大专院校等部门，而且是在文化知识普通落后的农村，对反击所谓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竟是有过而无不及。
　　吴天朗满姨夫姓廖，单名援，其祖父是清代晚期翰林学士，父亲是民国时候县督学，他本人属于一代不如一代的小学教师，但他又属于不幸中之幸运者，由于家庭早期破落，土改时勉强划为小土地出租，加之在解放前三年便弃政从教，说到政，也不过是九品芝麻县官下的小小一科员，而且是搞民政事务的，一无血债，二无民愤，故在解放后一系政治运动中冲击不大，书照样有教，工资照样有拿。包括乡村干部一见面，总是“廖老师，廖老师”地喊得非常亲热。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五年，还先后两次出席过县教师队伍先代会，一点也不逊于他夫人吴碧兰“老模范教师”。
　　当时尽管受客观限制，不能共一个学校教课，共住一间房，共开一炉火，他夫妻俩同样是歌不离口地由衷高兴男孩廖瑞在省城读初中和高中，都属于国家培养。
　　他朗诵得最多的是何其芳先生的新诗：
　　“生活是多么广阔，生活是多么芬芳，凡有生活的地方，便有快乐和和宝藏……”
　　一九五六年秋，廖援老师怎么也没想到，在他们福寿山区召开的一次帮党整风的“大鸣大放”，他按顺序发言的几句肺腑之言，不仅很快“引祸上身”，而且“大祸临头”。
　　他的发言是昨天区领导的大会报告，结合他这位区委书记表示将“引火烧身”而即事提出的建议。
　　大意是解放至今已六、七年了，作为领导者，特别是文教部门的领导同志，更应加强文化学习。他对此由衷高兴，因其在大会报告中把“负隅（愚）顽抗”这成语读成“负偶（藕）顽抗”，同时在黑板上把“莫名其妙”写成“莫明其妙”，因为这是对祖国语言的无知和篡改，今后得引起注意。
　　好家伙，就在这第二天理下午，针对他来的大横幅标语、漫画及大字板，竟铺天盖地地挂满贴满所有区文教委的房间和走道，有的还造势到区镇街口。
　　“坚决粉碎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
　　“揪出大右派分子廖援！”
　　“三代臭文人，一对黑夫妇。”
　　“撕开“人民教师”画皮！
　　“清洗国民党残渣余孽！”
　　…………
　　廖援一看便知，这是有组织的集中向他开火，同时也把他吴天朗姨妈牵带出来，对其出身大地主家庭将更好“做文章”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
　　第二天晚上又出了一些大字报，增加了“周××”“李××”“徐××”等几个半点名半不点名的陪罪对象，但从将反击的火力点看，谁都没有超过他廖援这“天字第一号”。
　　吴碧兰和他当初从区完小到省一职的同班同学，她深知他这“文弱书生”挺怕事的。特别是“君子动口不动手”，挺怕挨打，平时两口子扯里手皮，只要她伸手将他耳朵一掐，他便会浑身发抖地向你告饶。
　　“廖援，你不要怕呀！”在一窝蜂似的看大字报时，她悄悄碰了碰他，给他来个提醒。
　　说也真是怪事，她提醒他不要怕，他却更怕起来了，几乎时刻坐立不安，他觉得现在有不少人都变得人心险恶，为了自己立功，赎罪，当积极分子，入党，提干等等，便不管你同学不同学，朋友不朋友，甚至于亲戚，竟敢歪曲事实，颠倒黑白地来跟你“划清界线”，真个是“墙倒众人推”。
　　廖援对其中最怕的是这两点，一是有理讲不清，二是“皮开血溅脑搬家”。因为这都是“眼见为真”的事实。其一是早在此之前的城郊的“反右”斗争，他堂兄廖德浩，是郊区人民公社的一大队支书，他对反“右派”有着不同的看法，既然这是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被反者就必须是身处重要部门的领导或真正的学术权威，如报刊已点名的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其、储安平之流，决不是县区级的文化界成员和中小学校的老师，更不是目不识丁而对所谓“现实不满”讲几句“怪话者”。作为主动提出邀请大家帮助党整风者，自应切实做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好话坏话都要听”。
　　一天，县区上级领导检查工作组来到他公社一大队，前呼后拥，好不威风。
　　“德浩呀，听说你们大队运动开展还不错。”
　　“哪里哪里。”德浩如实说。
　　“到目前为止，你们抓了几个该死的右派。”
　　领队者不无官腔霸气，要他老廖立即汇报成果好向上级请功。
　　“参加‘大鸣大放’的人数不少，结合各自情况进行分析，到目前还没一个。”他老廖如实说。
　　“真的还没有一个呀！”
　　“确实没有。”
　　“哼，包庇右派分子的就是大右派。”领队者当场桌子一拍，随之便像捆猪般地一绳索带走……
　　其二，是被遣送回乡监督劳动改造的亲叔廖仲凡，个子武高武大，像他祖父翰林学士一样，人才一表，只因旧社会在外混饭吃，曾在某县当过一个“打屁不带长”的“旧职员”，这一被遣送回乡可就倒霉了，负责监督他劳改的民兵分队长，也跟吴天朗大舅妈碰上的“孟麻子”一样，动辄便是打骂交加，当他痔疮发烂流血，这队长偏要磨他蹲不能蹲，坐不能坐的拣芝麻，轧猪菜，脚被打跛后又偏要他站着耘禾，只要稍怠慢一下，不怕棍棒扁担被打断，又换来皮鞭或棕索过抽，结果硬活活被折磨摔死于烂泥田里，死了比死一条死狗还不如……
　　这天区教委头头满脸杀气，骨干分子也更神气十足。
　　廖援越想越怕，越怕也就越觉得生不如死，迟死不如早死。
　　在开晚饭时，他乘人多程序乱溜出了区文教办。出门后稍定定神，便沿着他熟悉的坎坷河堤和弯弯山道，朝他原教过课的青莲山逃去。他清楚记得，在前面的丛山坡中有一口大水塘，三面环山，一面是塘坝，平时人过往比较稀少，他想“清清之水兮”，既可以濯其足，亦也可以濯其身，何亚于古屈原投水汩罗江呢？
　　夜色朦胧，他不暇思索地便将白跑鞋脱在塘坝上，纵身便往塘里扑去。怪呀，接纳他的不是平时深不见底的“水晶宫”，而是薛仁贵所陷入的“污泥河”。他拔腿拼命往塘的“锅底”蹦，结果也只是脚背深的水，怎么也浸他不死。“这怎么办呢？”他廖援估计这时肯定已被整风组的人发觉他已在逃，说不定已有人随后追来了，如就此被抓回区教委，不但罪上加罪，到时候是再想死也难得了。
　　突然，风吹草动。
　　“跳崖。”他想，“不行。”很快又自我否定，因为在这荒塘方圆十里没有悬崖；“吃黄藤”，他又想。同样又自我否定，一是在这黑夜无处寻找，特别是连他自己也并不认识这毒藤，这不等于盲人骑马，瞎搞一气。
　　“唔。”也许是“命中该死”，他突然想起曾跟她爱妻碧兰踏青采杜鹃花过此，她这“恩爱的”曾好奇地指着前面那座挺像蛇形的蛇山，说那山里多的是眼镜蛇和百步蛇，人一碰上一咬即死。
　　这时，他顾不上再回头去塘坝找白跑鞋，任其赤脚一双地直往这蛇山头上奔，并脱掉衣服坐待毒蛇前来乱咬一气。他等呀等呀，真个寻死不得，一直等到天亮，连一条蛇的影子也没看到，而等到的却是几个跟踪而来的区上武装民兵，“请”他“打道回府”（区政府）。
　　党的一贯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右派分子”帽子乖乖戴上，并当即将他清洗出人民教师队伍。跟他亲叔叔廖德浩一样被遣送回村上监督劳动改造。
　　孩子妈虽然没像他这么“背时倒霉”，但“右派分子老婆”这直系亲属关系，无形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至少在公众场合，很难再听到尊称她“吴老师”的。儿子廖瑞，他本已入了团，并高考成绩进入全国名牌大学，就是因他这“老子反动”而过不了政审这一关，只好就读于一普通高校……
　　时光一晃好几年。
　　姨侄吴天朗出差来到这福寿山区，凭他马绊筋草的性格，能不寻来看问这变故颇多的亲姨妈和姨父一家？
　　他（她）们家原住的三间品字形老瓦屋，土改已改为张家，他们现今所住的，却是原“廖氏宗祠”旁边后来加搭一杉皮披屋，分内外两间，外面一间做厨房兼吃饭和写字用，内间自然是睡觉和堆放粮食等家什，屋檐虽比吴天朗祖孙俩曾住过的焙笼房略高，但出入也得小心碰头，好在他身瘦个子矮。
　　“姨爹，你怎么搞这个玩意啰？”吴天朗进门后扫描这“不蔽风日”的家徒四壁时，很快发现其小方桌上有一叠用黄纸抄写的经文和符咒，顿不无惊讶地问，因为这是属封建迷信的。
　　“有人出钱“请”，我就照画照写。”他廖援过去那树叶掉下也怕打开脑壳的可怜巴巴样子，说要揪被揪了，要批被批了，要斗被斗了，要打被打了，正如碧兰所讲的，“不要怕，砍掉脑壳一个碗口大的疤。”
　　“你知道这是政府明令禁止的封建迷信吗？”吴天朗真为他这姨爹捏把汗。
　　“知道。”他用废报纸边卷“喇叭筒”边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让他们再搞吧，不死还得赚口饭吃。
　　“你说的‘他们’指哪些人？”吴天朗耽心他矛头直指党中央。
　　“指谁呀？”他总算刮亮了最后一根劣质火柴点燃了“喇叭筒”，他说制订政策的自然也有某些错，而最可恶的是那些借“整风”和“反右”趁火打劫的“狗东西”。
　　他吴天朗对此既不敢“认同”，也讲不出个中道理，即难道这些请他写和画的人，他们真的都信这所谓阴间的神神鬼鬼呀？
　　“其实大多数人也跟我一样，无非是借此尽点亲情友情，超度超度亡灵。”说着，他又愤然提到那活活被逼迫至死的亲叔叔廖仲凡。
　　沉然，接连沉默。
　　“吴天朗。你看看廖瑞的这封信吧！”
　　他腾地从内间搬出他吴天朗姨妈的一只木盒，立即打开盒子，拆开信封。
　　信是寄自北京工业大学，邮戳日期看不太清楚。信是这么写的：
　　“敬爱的爸妈，辛苦你们俩老茹苦含辛地教育和支持，儿总算大学毕业了，但由于所分配的工作性质，我不能请假回乡看望你们，请多多原谅，瑞儿拜上。”
　　仅此廖廖数语，其他什么也没了。
　　“收到好久了？”
　　“大概个把两上月吧！”
　　“这是好事情呀！”吴天朗分析无疑像自己的884厂一样，是国家重要的保密单位。
　　“还好我也不稀罕。”他已如经霜的秋茄子，皱纹满脸。他说一家亲人连面也不能见，人虽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哩。他现在等于是孤老子一个，不但队上的工分做不满，山上的柴砍不回，井里的水挑不动，吃饭也是有一顿没一顿，不背着讨米袋去见列宗列祖那才怪。
　　“姨妈啦？”吴天朗寄望她这模范老教师快退休回来也好老俩口相互照顾。
　　“你这姨侄还不知道她的事呀？”他稍静静神，说这首先应怪他“破罐子”在破甩，亲不走，友不访，信不写。
　　“怎么啦？姨妈怎么啦？”他吴天朗预感到话中有不详预兆，忙急起追问。
　　“反正，洪洞县里没好人。”他老叹了叹气，说打自他这为夫的被划“右派”后，她碧兰认为这太不实事求是，该上级领导不但没对廖援的忠言“闻者足戒”，而且还反其道而行之，大会小会，把他搞得臭如狗屎，真个是“草菅人命”。她求区教委帮助改正，而当事人都推这是集体研究决定的，只好又写报告找县文教，前后寄去三次，不但没批复回信改正，最后反加罪于她这老模范教师头上。说她是非不分，敌我不分，站在地主资产立场为“右派分子”翻案……因此也就两个山字打垛，把她也开除出人民教师队伍，将其粮食户口也一起迁回这老家了。
　　“她现在人哩？”吴天朗更感到问题的严重。
　　“她到另一世界去了。”
　　说着，他老便“呜呜呜”地抱头痛哭起来。
　　情况是这么的，姨妈的性格，比吴天朗母亲的性格还要强。“矮檐底下不低头”，那是一九五九年所谓更大跃进的时候，队上分给她家两个“全劳”的挑塘土方任务共五十立方，每立方按三十满箢箕担计算，至少要挖挑一千五百担，而实际上他（她）俩又怎么够得上“全劳”，不做两三千担挑那是不可能的。
　　对此，她就是不向“上面”陈述困难，而且不让曾多次被批斗致伤的廖援去受这活罪，就是全由她这女性个人顶着干，人家天亮就来，她天没亮便干，收工更是不受时间限制，每天所要完成的土方数量，就是不落后于人家“全劳”。但毕竟因食不裹腹最终把身体拖垮了，而且造成子宫下垂，做点普通家务亦举步为艰，原吃饭不要钱的人民公社食堂因“无米为炊”解散后，这就给她（他）俩老“黑夫妇”带来更大的困难，一不能像有的干部和社员那样去搞点小偷小摸，二不能暗暗“长资产阶级尾巴”，即在空坪隙地搞点“瓜菜代”。
　　一天，天黑后，村里像死去般的沉寂。
　　“廖援，我们总不能坐着等死吧？”她把事先已悄悄打好的背包提在手上，没有商量余地告诉他这“老来伴”，即她已邀好村里的一位“女同胞”同过江西去，因听说那边山区没有这边苦，也没管得这边这么死，至此还能私人请人在深山老林砍伐竹子和木材做点生意，主家还管开饭，工资也可配点粮食给你外地人带回去。
　　就这样，她便摇摇晃晃地摸黑走了。
　　“后来呢？”吴天朗也曾听说走这条去觅活的人不少，而因此被拖死累死也有好多，他忙问。
　　“后来……没有后来。”
　　他第几经摸抚瘦骨嶙峋的胸部后，才上气不接下气地如实告诉他吴天朗。
　　据她邀的那位村里嫂子回来说，她俩到江西某山村没干得几天，她碧兰便患上严重的痢疾一病不起了，遗体则搭帮同去的湘南乡亲们，就地挖坑掩埋了，总算没抛尸露骨于异域他乡，算是不幸中之幸运者……
　　“姨爹，你好自保重，我下次会来看您老的。”吴天朗说着将口袋里所有多余钱粮都掏出留下，说明下午还将赶回省城。
　　“再见！”
　　“再见！”
　　……
　　十天过去，福寿区教委一办事员张某，竟风尘仆仆地到清风浦来找他吴天朗，说他原老师廖援亦于近日走了，走得好惨，连儿子也没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