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第2077-2085天

　　1962年5月1日星期二晴（2077天）
　　午12时在光陆电影院看《小刀会》。
　　最难堪的是走到一起无话可说。见面的时候，我看她很热情。到看完电影的时候，发现她像故意躲着我似的。当我说到她家里去的时候，她说：“我再考虑考虑吧。”我看出她的冷淡来了。我心里多少有些痛楚的感觉。我好像动心了。初感觉是她很漂亮，身材苗条，打扮入时而得体；乌黑的头发，可爱的娃娃脸，眼睛和嘴很媚气，一下子叫人恋恋不舍样子。
　　我决定向她谈谈我的历史。
　　
　　1962年5月2日星期三晴（2078天）
　　今天我和她去看电影，怕别人看见，她晚去了。到打铃开演的时候，她入座，没等散场，她就出去了。我们一起走出去，怕寂寞起来。有这样一个美丽的姑娘站在我面前，怎么会觉得寂寞？是我怕失掉什么而变得担心起来。回来的时候，我拿她的照片出神。那是一双多么纯洁的眼睛啊！是孩子式的探求，又多少有些为了摆脱什么事物的忧伤。我当她是受了什么委屈呢！但那是一双可以信任的眼睛。假如我失掉了她，我会伤心。我的心总是这样痛着——想到这可能发生的事情。
　　“我晚上到辽大去。”送她到家的时候，我对她说。
　　“那正好，我也有别的事情。”她说得那样轻松。
　　我到辽大去找参谋去了。王作昌说应当建立感情，别总是谈得太严肃了。张宏毅说，不要自卑，我们是大学生嘛！这样，我的信心又足了。
　　
　　1962年5月3日星期四晴（2079天）
　　本来是阴天嘛，我却写成了“晴”。原来我的心情是晴朗的。杨哲叫我给她的同学金玉枝写信，让她帮忙。赵春润说，应当有信心表达自己的热情，不要太矜重了，感情的热忱，可以弥补年龄大的缺欠。我给她打电话，听说她要调到五一针织厂这边来工作了。
　　我到金大娘家，她说她不让我到她家去找她。我的心又震动了一下，我以为她将拒绝我去找她呢。我决定去找她了。在她家门口连走了好几趟，没敢进去。终于等到了一个小男孩走出院子。
　　“你是这院里住的吗？”我问。
　　“是啊！”
　　“王皙瑛家你知不知道？”
　　“她是我姐姐。”
　　“你去找她来，谁也别告诉。”
　　“好!”
　　她出来了。原来小男孩叫王崇温，回家就说：“姐姐，外面有个男生找你。”
　　“谁找？”妈妈粗声地问。她没回答，就跑出来了。
　　她领我到她的新地点来。我们说得很快活，我的心又平静下来。我去找她的时候，心中多么忐忑不安哪！我曾准备道歉说冒昧了，曾想到她会因为我的冒失而不满意。总之，关系是比较自然了，因为我向她说了许多的话。她会以为我是在奉承她吧？只要她愿意和我接触，我便有信心把她争取过来。她让我到她的工作地点去找她，因为怕别人看到，最好是不到她家里。说不上为啥，我有点怕她的母亲。
　　走到魁星楼那里，我跟她谈起幼年怕鬼的事情来，她说，谈谈别的吧。真糟糕，我忘记她的胆子很小了。看《雷雨》时，萍儿自杀的枪声响过以后，她叫了起来，身子向我这边倾倒了一下。我小心地拍着她的胳膊。“五一”的晚上，我们在万泉公园看烟火，她又害怕了，我为什么不趁机抚摸她的小手呢？小手多可爱！
　　今天晚上她又谈起她怕年龄小的问题，妈妈说需要再等两年。我只说我们应当了解，别的什么也不想。真的，她会拿这个理由很轻易地拒绝我。但她毕竟有一颗少女的心，少女总是多情的。
　　
　　1962年5月4日星期五晴（2080天）
　　她邀我午间到她那里去。本来想约她去看电影，她说今天晚上有别的事情，庆祝五四青年节，姐姐要来借彩旗。她送我出来，还是热情的。
　　晚上到张宏毅那里去。他明天举行婚礼。
　　
　　1962年5月5日星期六晴（2081天）
　　在电话里相约，午间到她那里去。听说她今晚要到辽艺去看《日出》。昨天八点以后，又到公安局去跳舞了，还顶着大雨，多少有点伤风。这些话是她对我讲的，听后心中有些狐疑，破坏了谈话的情绪。我约她去划船，她不去，说是以后再说。我说出了王大学对我的谈话，因为想得多，她认为我会得精神病。我很生气，真想离开她，但又挪不动身子。她问我“我说的话她是否不能理解。”我说：“我不那么认为。我觉得你很聪明，但如果我说得太多了，你会认为我奉承你。”
　　“唉！我很不好！”她叹息了一声。
　　“你写过自传吗？”
　　“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想了解你。”
　　我问得多么笨拙啊！
　　“谁对我有影响？谁接近我，谁就影响我。”她几乎赌气地说。
　　“你在生活中有过快活和烦恼的时候吗？”我问。
　　“有过，有很多很多。”
　　“讲讲给我听听吧！”
　　“没有必要。”
　　这种谈话简直令人懊恼。我问她喜欢什么颜色，她说她喜欢褐灰色、紫红色、和深绿色，不喜欢吃小米和高粱米，不喜欢花；大家都穿的衣服，她偏不穿。
　　她从分厂到厂部去，我送她回厂。临别的时候，她说：“我不送你了！”声调平淡。我报之以笑。我曾问她：“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你快活吗？”
　　“我不知道。你呢？”她反问我。
　　“我还快活。”我说。
　　但我说的是谎话。只有希望给人以快活。而现在，过早地有了伤痕和隐痛的感觉。
　　深津纯子对我说过：“再别做傻事了。”我知道，好像指的是我对李丽的暗恋。可能毓唐对她说过了，我暗暗喜欢她，只是怕人家不喜欢我。
　　张宏毅的婚礼弄得很有意思，跪在地上拜天地。我的同学大部分都来了。老毓的一对，陈绍英、王慧、梁旭昌、丁国文、还有大胡子连长（王作昌），大家到新房子里吃起酒来。我和大家一起欢笑，但总是想自己的心事。
　　深津说：“你不能着急。因为她不是我们的同学，哪能一下子就能谈到一起去呢？”老毓叫我不能用大学水平去要求她，王作昌叫我不要光谈原则，要活跃一下气氛。
　　兆德昨晚在我这儿睡。他说，感情和思想是同时起作用的。她说年龄小，也许是真话，也许是防线。
　　
　　1962年5月6日星期日晴（2082天）
　　我给她写了信，放在笔记本里，打算晚上给她。相约晚6点半见面；但到7点钟她还没来。我奇怪，但心里竟是这样平静。好像爱她到恨的程度。但是她来了。微笑着，怕在大东门玩耍的孩子看见。她走得很快。她告诉我，她没有到北陵去。原来想撒谎，后来一想，还是说了实话。她问我来晚了是否很生气，我说：“我等在这里，真像一个傻老大了。”我有两种估计，一是可能想到断绝关系，一是她到北陵去可能回来晚了。我送她一个本子，说：“送你一件东西，你要不要？”
　　“你说我要不要？”
　　“要吧。你猜是什么东西？”
　　我两手拿着送给她。她接了过去，手捏着封筒里的东西，眼里流露着猜疑，说：“不是笔记本就是相册。”
　　“是笔记本。”我说，“里面有一封信，你看看吧。”
　　“好。”她说，并不表示喜欢的样子。
　　她叫我先走，怕别人看见。她为什么总是这样怕呢？
　　送笔记本之先，我想了种种对话。
　　“送你一件东西，看你有勇气接受没？”
　　“这不是勇气不勇气的问题，我有什么理由接受你的东西呢？”
　　“难道相识的同志一点友谊的表示都不可以吗？”
　　她不高兴地摇头。“你没有理由拒绝。”我说。
　　“你强迫我接受吗？”
　　“如果你这样以为，我便不能勉强了。”
　　……
　　或者是这样的对话。
　　“我送我一件东西。”
　　“我不要。”
　　“你还是拿去吧，里面有一封信。假如你不想要，再还给我，我便一切都明白了。”
　　她还是不要。我把笔记本扔到路旁，转身走了。这些想法挺愚蠢好笑的。因为她是那样自然地接受了。
　　她没热情，表明她是慎重的。她不愿意当面表示热情，也许她就是这样的性格。总之，我们可以继续相处了。
　　
　　1962年5月7日星期一晴（2083天）
　　早晨给皙瑛那位叫金玉枝的同学写信，说明我和我们的情况。是杨哲给我出的主意。杨哲把信底交给我以后，我又改变了主意。了解人和感情的建立，本来是两个人的事情，为什么把这种事讲给别人呢？假如我个人的笨拙不能使人了解我，便说明这种事情上我是无能的，应接受失败的结果。
　　我心中有两种情绪：爱情的喜悦和不受人尊重的沮丧。当她怕同院小孩看见而疾步快走的时候，当她认为我是想得多而可笑或是会得精神病的时候，这种情绪简直要强迫我离开她；但她的美丽给了我幻想和喜悦。
　　利用临行前的两小时跟赵春润谈了一次话。当我真的写出两本书，又能如何呢？只要把文艺事业看成是党的事业，便能正确地理解工作和创作的关系。
　　我是否受了杨麦的影响呢？王大学曾这样问我。影响不应当只是在某人那里接受了什么语言和行动上受某人的支配，思想的共鸣也应当是的吧？
　　对潘洪玉的稿件处理，我多少有些是非不明，但向组织反映和表示自己的看法是对的。
　　午后乘车到了农场。
　　
　　1962年5月8日星期二阴（2084天）
　　出版社农场在沈阳西部古城子公社施家寨大队，坐火车在陈相屯下车，北行四五里地就到了。七间红砖房，一个大院落，三匹马、两头牛、一头毛驴；还有四五口猪，一挂胶皮轱辘大车，十几个常驻的职工。从生产队辟出十几亩地，办农场已是第二个年头了。场部据说原来是生产队的队部。
　　我来到这里，第一天是种南瓜。抓一把粪在坑里，再撒种子。夏炎（辽人社干部）把粪挑到我的跟前。我播种干得远了，他就把粪筐挪到我的脚下。劳动中的相互配合和帮助，很容易感觉得到。
　　我想她。把这几次谈话的印象联系起来，给我的印象是这样的:她会不会对人对工作都抱着不以为然的态度？寡情而不多思索的人，不爱以幻想鼓舞自己的热情，更不会用一种坚强的理智去追求一个目的。但她是单纯的，可以影响的。
　　艺术欣赏中，感染力是靠情感共鸣发动起来的，爱情更多的是需要互动感情，过热或过冷都会使人觉得枯燥和贫乏。在她喜欢的事物中寻找提高她的可能性会大些。
　　农场第一次有了音乐，小赵（辽人社新来的校对）的吉他和我的小提琴每到晚上，就会奏起来。
　　小酉酉（出社原老领导之子）因没考上高中，也安排在这里劳动。他常提出各种问题：普希金追女人是不是个缺点？渥伦斯基和卡秋莎是什么关系？鲁叔（鲁野，原春风社编辑）是高级知识分子，为什么还问人家什么是“蒙太奇”？小提琴的托儿放在旁边到底对不对？
　　要把这些问题讲明白，还真得费不少话。
　　
　　1962年5月9日星期三晴后雨（2085天）
　　种苞米。从生产队里请来一位老农来扶犁，利用午休时间开了点荒地。
　　昨天，我用手抓粪往垵里放的时候，心中竟毫无感觉，只是接触到粘乎乎发热的大粪时，有一种要吐蛔虫的恶心，是一种不能回味的厌恶。
　　小赵说，他父亲有一个烟嘴，上面刻有曾子的一句名言：“吾日三省我身：与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是一种工艺品，没忘记道德训诫，告诉人处事交友应当尽心诚信，学好功课。人们习惯地接受它，已经快两千多年了，没有人怀疑它的正直和善意。把马克思的名言——“哲学家试图以不同方式解释这个世界，可问题是如何改造这个世界。”（或是马列主义别的名句）——刻在工艺品上的时候，会有人觉得这是标语口号。这里有个习惯问题，一百多年的事情不能与两千年的事情相比。宣传封建道德的作品古来无奇，流传下来的也不少，人们仍然有过流泪的感动，因为一种道德已经深入人心，不替他们说这种话，就反映不了这一部分人的要求。
　　我曾记得一位老农谈工作方法：听哄的人你哄他点儿，听熊的人你熊他点儿，听劝的人你劝他点儿，就像赶车，要顺着牲口的劲儿赶。目的全是为了成全工作的顺利与平静，没有包括共产主义对人的改造。他可以成为我们文学人物的典型，却不是我们的理想人物。
　　中国的英雄疏于女人而近于朋友，外国的英雄常常以征服女人显示出自己的骄傲，这是两种民族的习惯样式。
　　我又在想她了。她在干什么？是我的职务值得夸耀吗?是文学的美能打动她的心吗？我的第一封信有点笨拙而不自然，多看几次，会感到厌恶吧？回想起来，感到害臊了。我过早地表示了热情，以后一旦想收回来呢？我总想对她进行理想地改造，但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接受的。她对我不会有那种阶级的同情心吧？
　　但我还是想给她写信，少女不喜欢热情的赞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