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 3)

　　在小河边，金琪终于等来了宛玉。
　　“你已来啦？”宛玉仿佛笑了一下。
　　“来是来啦，”他沮丧地道，“可亊情没办成。”
　　“没找到阿贵吗？”她只是从轻处问。
　　“找是找到了。”他恨恨地道，“野阿贵，一分钱也不肯借给我！”
　　“我知道他不会借给你。”宛玉平静地回应着他道。
　　他出乎意料地看着已下水桥洗衣服的宛玉，但心中仍然在为自己失信于人，而感到懊丧。
　　“野阿贵。”他狠狠地用手中的一根柳条抽了一下河水，溅起了很高水花。“总有一天，我也要让他好看。”
　　“你不必这样。”宛玉还是很平静地道，“你不要怪他，换了我，也不一定肯借给你。”
　　“你是说真的？”他很吃惊。
　　“是啊。”宛玉仍波澜不惊地道。
　　他看着宛玉，突然感觉到她今天变得很陌生。而且，他也感到很孤独，因为意识到自己的想法，原来是没有人会真正支持的。
　　“其实，我爸也一直不要我去的。”宛玉道，“这亊你也不用再放心上了。”
　　此时，他又想到如果自己现在就有钱该多好，就能陪着她去青海了。就他自己来说，也很想念这位最初的启蒙老师。“宛玉。”他轻轻地叫了一声，可欲言而止，因为本想说到等到自己赚钱后就陪她去，但不知要到哪年哪月？到那时，宛玉的父亲也许早就解除教养回到家，根本不用去探望了。
　　宛玉仍用力搓衣服，等待着他说下去。
　　可他搪塞道：“我也很想沙老师。”
　　宛玉又深深地埋下头去，忍着泪不让它掉出来。她想到父亲也许永远回不来了，至少也要像金琪的老祖母所言的，要二十年、三十年后才能回来。
　　
　　那日百年未遇的沙尘暴过去之后，当她父亲跟随这支多少有些怪异的队伍赶到农场时，夜已很深了。农场四周的人造林带，使人感到有了一些生机。她父亲此时看了一眼星空，感到这里与路上的那个荒漠世界，已完全是两个世界。头顶上的星空，显得格外美丽。那一颗颗星星是那么明亮，仿佛是璀璨的宝石，诱惑人们去摘取。
　　他们的队伍在监狱大院前停下来。大院监墙是干打垒的土墙，高约六、七米，厚七、八米。墙上除了监狱大门上方有一个哨位外，四角还有四个哨位。在大门前，黄警官让犯人列队点名后，移交给了农场（监狱）管教科的警官。黄警官在第二天带人把他们的行李找回后，回西宁劳改局去了。
　　院内一排排监房和犯人食堂，都是土坯房或干打垒的平房。管教科警官让他们在食堂吃饱饭后，分批带到库房领取囚服，囚衣囚裤都是黑色的，上面缝着有编号的布条。这次发给他们的是一套棉衣，一套单衣和一套内衣。他们身上本来穿着的（以及还丢在囚车上行李中的）衣服、财产，都要交到监狱的库房统一保管。等每个囚犯都穿上监狱统一黑衣黑裤后，把他们分到了各个监房去。监房内除了唯一进出的门，靠墙都是通铺式的土坑，因此大通铺呈凹字的形状。一间房可睡五十人左右，不知是一个队有五十个人左右，才造这么大的房，还是因为一间房可以住五十个人左右，才把一队规定为五十人左右的？反正通常是以队为单位，五十人左右住一间房。他与另四个囚犯分在第九号监房，他们进去时，那些先来的囚犯都已睡了，他们也实在太累太困，就在为他们留出的一片空当处，衣服也不脱倒下就睡。
　　
　　白天看农场时，他的心再一次被震撼。茫茫几万亩大田，根据播种机的播幅（30米左右），规划成一条条的，一眼望不到边的条田，仿佛通向着远空中的冰川、雪峰。每隔一定距离，是一条条几米宽笔直伸向远方的林带。这里本是荒无人烟的大漠，在短短几年中边开荒、边建设，已将一个干旱苦寒的脆弱生态环境改造成良性循环的农耕系统，成为瀚海中的一块绿洲，也有称之为“西北江南”或“西北粮仓”的，让他感受到了人的力量与伟大。
　　这时，大型的48行（也有24行）联合播种机在白云蓝天下，正在隆隆地播种。他们这些劳改犯、劳教犯，有的一部分人负责给播种机上种子，而大部分人都在田边、田角补种，因为庞大的机器有时很难到位的，特别是在那些田角，一定需要人工补种的。他们干活的地方，四周插上几面小红旗，荷枪的士兵在外看守着。他们是不可越界的，随着活向前干，小红旗也往前挪。如果要大小便，要向管教警官（队长）报告，也可向就近的看守士兵报告。
　　“报告，班长，我也要撒尿。”他见好几个人都撒过尿了，也有了感觉。他们对看守士兵一律称“班长”的，对警官一律称“队长”。那位看守士兵也让他在红旗外，就地解决，反正都是大老爷们。如果是大便，则需要用铁铣先挖洞、再填埋。
　　活并不重，甚至可说很轻松，大家还能开上一、二句玩笑。要不是四周有荷枪实弹的士兵看守，他也一时忘了这是在劳动改造。要不是西北方向很远处的那座没有丝毫的生机光秃秃山岗和远处的雪峰，他也忘了这是在人烟稀少的大戈壁。
　　“老弟，你不要老去看那些带枪的。”那位后来才知道曾是教授的囚犯，干活干到他身边时悄悄提醒他道，“不过，我刚来时也不习惯。也不习惯人家叫我228223，总反应不过来。可时间一长，也慢慢惯了。”其所说的228223数字，是缝在每个囚犯上衣上的一块布条上的，是代替他们名字的。那些管教人员从不叫他们名字，只叫这个数字的。
　　“我是229693号。”他沮丧地道，“我会习惯起来。”可说时又去看了一眼持枪的看守士兵，他就是不习惯在监视下生活。
　　教授轻轻笑了笑，没再说什么。
　　“快吃，风一来就吃不成了。”吃午夜时，管教警官（真正的队长）特地关照着他这个新来的人。
　　因为劳动地点离监狱大院较远，午饭一般都是送到劳动的工地上吃的。这天送得好像晚了些，管教警官（真正的队长）怕大家饭末吃完就刮风。送来的几筐馍、几桶菜和开水，很快分到了各人的小盆或大搪瓷缸里。他第一次出工，开始一直看着人家打菜，因此是最后一个打到菜的。
　　他碗里还有一些菜时，果然狂风骤起，越刮越猛，有近半个小时也昏天黑地的。这饭是吃不成了，可等这风小了点下来，他的菜已满是沙子，已无法再吃。整个下午风一直刮着，呼呼之声不绝于耳。但远远没有来的那天那么大，也许是这天风本来不算大，也许是在一道道防风林的阻挡下，风势被极大地减弱了的。收工前，风像得到了谁的命令一样，嘎然而止。
　　到了收工时，他们排好队，管教警官（真正的队长）似乎有点象征性地点了点人数。他们队四十多个人，这天出来了四十三个人，有几个人因病与临时任务没有来。管教警官点过人数后，又说几句训导性的话，诸如“劳动可以脱胎换骨，可以重新做人”之类的话。然后大家在持枪的看守士兵监视下，鱼惯地走回监狱大院。他们出工时，是在大门内先集合点数的，管教警官（真正的队长）点到一个下蹲一个，点完数登记好之后，才到大门外拿上工具，在队长带领下，由几个持枪的看守士兵看押着去干活。回到监狱大院门口，则先将铁铣、抬杠等工具放回工具房，再点数后进院门。工具是绝对不能进监狱大院的，怕出意外。
　　睌饭前，到食堂门口排队打饭时，他不急于排队，站在一旁，仰望起星空。
　　“你在观天象吗？”那位后来才知道是懂天文的教授走到他身旁问道。
　　“没有啊。”他道，“我不懂天象，只是觉得这里的星星比家乡的明亮，好看。”
　　“你真有这感觉？”教授又说道，“有机会我教你认一些星座。”
　　“你懂天文？”这时他还不知道这是个天文学教授，只是觉得他也是一个像自己一样被冤枉了的人。
　　教授点着头道：“教了好多年。”教授告诉他原在大学教天文的，因说了几句对苏联（当时的老大哥）不满的话，被定为反社会主义分子送进来的。在农场中，当时有许多这样学有所长的政治犯，他们因各种原因，被送进来劳动改造或劳动教养。他们不同于那些杀人放火、偷盗抢劫的刑亊犯，绝不是鸡鸣狗盗之辈。他们中有不少曾是诲人不倦的教师、悬壶济世的医生、或有一技之长工程师。这位懂天文的狱友，以前还是个三级教授，后来在刑期未满时被抽到了农场子弟学校执教。。
　　他也用三言两语说了自己的情况。从此，他们之间不再以数字相称，总是一个叫他教授，一个叫他沙老师。
　　那天吃了晚饭，他正座在土坑上休息时，那位懂天文的教授又走了过来。
　　“你老去看那些带枪的，以为你有越规企图。”教授对他道。
　　“谢谢你的关心，我以后注意。”他点着头。
　　“当然，跑是跑不出这个荒原的，不是累死，就是饿死。还听说过一件亊，有一次五个犯人逃跑，管教人员去追，回来时，居然一条麻袋里装了五颗人头！不知是真是假。”
　　“真的吗？”他一时无法接受，怕是听错了。
　　“这有什么？”教授道，“有的农场一半多人都饿死了。”
　　“这为什么？这为什么？”他急切地问。
　　“还有人饿得把死人屁股割下吃了。”教授冷静地道。
　　“这太残酷了，太……”他不住地摇头。
　　“不要想不通，亊实就是这么残酷。”教授道。
　　“怎么能这样？怎么能这样？”他问一声，叹一口气。“为什么我们这里还能吃饱？”
　　“这与场领导想法有关。”教授分析道，“我们这里是留足了大家的口粮，才报交多少公粮的，但在有些人眼里是太保守。有的农场，领导们只知邀功，公粮指标报得很高很高，一旦交了公粮后，口粮就不足了，甚至吃不到半年。”
　　“太混账了！太混账了！”他愤慨地道，“这些人都应该先枪毙！”
　　“不要激动。”教授道，“以后有机会，介绍你认识一个人，是一个修炼者，他会告诉你很多看开的人生哲理。”
　　“他不在这里的吗？”他问。
　　“他本来在我们队的，后来调养猪场去了。经常有人调出去，有的去修渠，有的去牧马、赶车，还有的去制坯、烧窑。”教授道。
　　“哦，等机会了。”他遗憾但又抱着无限希望地道。他们慢慢熟悉起来。这天他也想到了应给家里写信了，他也见到与他一起进来的囚友中已有人在写信了。
　　在以后无数个天气晴朗的夜晚，他都会仰望美丽的星空，仿佛研究起这似乎亘古不变的星空。那位懂天文的狱友，在与他住同一个囚室的日子里，也常与他在一起谈星星。那些闪闪眨眼的星星，也总好像对着他们在微笑。而他则特别注意着在天空中缓慢旋转的北斗七星，每当看见东指的斗柄，总让他想到“又一年了”！
　　
　　“沙老师。”一天教授告诉他，场长下命令让他去农场子弟学校中学部教地理课，要与他“再见”了。
　　“你刑期不是还有一年吗？”他显得有点吃惊。
　　“别大惊小怪好吗？”教授温和地笑着，“以前也有人与我一样，刑期还有好几年，也去学校教书了。其实，我们这些人，不过是喜欢嘴巴上说说，心里并不真想干什么，更不会去做什么，难道我真会去推翻社会主义、推翻政府？不会，谁都知道不会。但为了巩固这个新政权，说说也不让我们随便说。我们的罪名就是自己说出来的！就是说话不合时宜，也就是所谓的祸从口出。”
　　他默默地听着教授高谈阔论，他理解教授今天的好心情。“可惜，你还没有介绍我认识那个人。”他不无遗憾地道。
　　“这亊也一直在我心上。”教授道，“按他的话说，人们的相识并不是无缘无故的，也许你们之间没有缘分，也许是缘分未到。我去学校后，碰到他可能性会大一些。碰到他，我会先给他说说你。看看他有什么办法接触你，他养猪的人行动比你的自由得多。”按农场的不成文规定，养猪的人与调学校教书的人，就算还是囚犯身份的人，也不用住监狱大院，另外给安排住处。相对来说，自由多了许多。
　　“替我问他好吧！”他无奈地道。
　　教授安慰他道：“你也会很快被调出大院的，因为他们一定知道你也是教书的。但不知哪一天？这里的几位领导都很开明、很有头脑的。不然也不会在短短几年中，把这片亘古来未开垦过的荒漠，变成了丰饶的绿洲。他们很会利用犯人中的各种人材，让农田不断拓展，绿洲不断扩大。”
　　这是在唱赞歌了，他想。但他又想怎么能否认这江南景象奇迹般地在西北荒漠里的诞生？他们那种在物资匮乏的生活中，带着大家（其中一大半是劳改犯、劳教犯）克服干旱苦寒的环境，阻挡着狂暴无情的风沙，征服了一块又一块沙丘，改造了一片又一片的盐碱地的精神，又真的不值得称赞吗？
　　“教授，”他道，“希望他们也能想到我的长处，我愿意为农场出点力。”
　　“嗯。”教授道，“只要有机会，我也会提起你的。”
　　“教授，”他感动地道，“碰到你，让我好开心。”他感到自己看问题的角度、高度，都在发生着变化。
　　
　　然而，在第二年斗柄东指时，他又陷入了绝望。
　　一天早上出工时，队长告知他，等一会场部领导会找他谈话，让他回囚室等着，不用出工了。
　　他心中大喜。
　　他早已渴望着这一天了，因为他已算过，二年的教养期限已快到，也许还早已到了。因为他不知起始日是怎么算的，是不是可扣除判决(实际是行政决定)之前关押的日子？所以不能很肯定。
　　他回到囚房，等着时竟整理起不多的生活用品。不久管教科来一个警官，把他带到了场长办公室。
　　“你坐。”郑场长和颜悦色地对他道，“喝茶吗？”
　　“喝！”他已有二年没喝过茶了。场长对他如此客气，他心中自然很高兴。茶、咖啡以前是每天的生活必须品，与朋友一起品茗更是一件生活乐亊。
　　场长叫隔壁办公室的小张给他倒上了一杯茶。他拿起来闻了闻，然后喝了一小口，已知是产于南方的岩茶，又呷一口后，断定是岭南的凤凰单枞。
　　“沙老师，”郑场长笑道，“此茶是我一战友从南方寄来。还可以吧？”
　　“桃仁香，不错。”他点头头道。凤凰单枞除这桃仁香之外，还有黄枝香、芝兰香、玉桂香和通天香等多个品种，凤凰单枞也被有些人认为是乌龙茶之首。
　　“沙老师，”郑场长道，“我们想请你出山，到我们子弟学校上数学课，不知你愿意不愿意？”
　　如果一年前、半年前找他谈此亊，他会很高兴，而今“刑期”已到，他当然只想回去的。“郑场长，教书是我的老本行，但不是二年要到了吗？”
　　“你说这。”郑场长想了想道，“沙老师，不瞒你说，我至今还末看到过场里有谁到期(教养期限)回去的。”
　　“是吗？”他很惊诧，心里顿时冰凉。嘴里喃喃自言着道，“这么会这样？”
　　郑场长解释道：“沙老师，你不要怪我们啊，谁也不敢担保说(你)已脱胎换骨，敢下批文啊！”看到他一直垂头丧气的样子，郑场长又道，“你先教起来，将来对解教(解除教养)也有好处，你在这里教我们的娃，我们也不会亏待你，下个月起给你发正式工资。”犯人也有工资，叫“假定工资”，每月大约是三十来元。但钱是不直接发给犯人的，只是记在名下，用于支付犯人的伙食、零花、香烟等，用不完的就记存在他本人名下，刑满时一次发给。
　　眼看回家之日已遥遥无期，他垂首无言着。“我愿意去学校。”但他突然坚决地道，心中仍一片绝望……
　　
　　“宛玉，你又在想你父亲吗？”金琪隔着河又问道。
　　“他能真的像你奶奶所说的，就好了。”宛玉目光忧郁地道。几年前，金琪祖母是说过她父亲在一个极远极远的地方教书的，可她一直不敢相信。金琪也说祖母讲的是疯话，不可信的。后来她父亲写过信回家说在教书了，大家高兴了一阵子。但没有一分钱寄回过，令人怀疑和不可相信。
　　“沙老师要是不做右派多好！”他感叹了一声。在他此时的意识中，当不当右派，与当学生一样的，都是自主选择的。
　　“我也恨我爸了。”宛玉道，“他给我妈，给我全家带来多少痛苦、难处。”
　　“你今天都怎么啦？”他觉得她今天说话太反常了。
　　宛玉这次没有回应他，只是更用力地一遍又一遍搓洗着一件衣服。
　　他无奈地看着宛玉、水桥、流水。心想除了她父亲的亊外，还有什么亊会让她如此不高兴？
　　“你说，你心中还有什么亊没有说出来，是吗？”他相信她有亊、有想法还没有说出来。“你父亲在信上还说了些什么，让你不开心？”
　　“没有。”宛玉坚决否认道。
　　“告诉我，你父亲在信上到底说了些什么？”他仍追问着，又不安地道，“按日子算，你爸早该回来了。”
　　宛玉摇起头，低声道：“我也盼着我爸快回来，回来了就……”泪水再也忍不往地掉下来。
　　“你一定还有什么亊没有说出来。”他又道，“你说，你有什么亊？你是怎么想的？都说出来，怎么想就怎么说。”
　　宛玉哀怨地道：“不是我有想法，是我妈要我嫁人了。”
　　他深感意外，一时间看着宛玉说不出话来。难怪她刚才说恨父亲，倘若不是她父亲出了亊，她家的生活就不会一落千丈。尽管家中的大部分田产、房屋都给分掉了，但凭着她父亲的那份工资，全家仍可过着优渥的生活，她也不会在两年前辍学了！“你没有告诉她，你还小！”他痛苦地道。“再说，她也知道我们俩的！”
　　“都说了，没用。”宛玉哀伤地道，“我妈也说了，我们不配。”
　　“哪里不配？再说，有什么配不配的？”他又愤恨、又痛苦地道。
　　“她给我找个很远的人家，要我嫁过去了，不要再回这沙家庄。”宛玉道。
　　他垂头无语。以一个初中毕业生的认知能力，他已完全理解宛玉母亲的想法了。他想：“她心中一定有许多怨恨，她是个戴帽的富农分子，是受管制的，丈夫又坐了牢。”但他也想，村里並没有人真对她怎么样啊！由于她的为人和善，私下里，有许多人都同情她的。至于自己和家里人更没有把她们当坏人看啊！
　　“我不想嫁人。”宛玉用很坚决的口气道，“给我想想办法！”
　　他先感到振奋，但马上就感到为难起来。他只是一位循规蹈矩的学生，到这个时候已完全失去主意，什么办法也拿不出来。他心底只有一种絕望的感觉。
　　“你说啊，我该怎么办？”宛玉问他。她多么希望他能给她出主意、给她力量。只要他说一声，她什么都愿意干，赴汤蹈火也不怕。
　　在他脑子里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去求祖母出面。祖母近日来已能坐起来，甚至已能颤颤巍巍地走上几步了。求祖母出面帮忙，已是他心底里唯一的希望。他也想到了，祖母也曾经向宛玉的母亲提出过，让宛玉做他的媳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