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桠槎胡子

　　天朗伢子在乡亲们异常关注的目光下，回到了告别十余天的家乡大元洞，回到了大革命后从废墟上重建的七大间土砖屋里，除了他祖母暗暗显得高兴外，祖父和曾祖父却和他以往外出读书一样，我行我素。
　　连日来，吴天朗尽管把这次带回的十多本红标题“毛著”单行本一再通读，对新社会激情满怀，但因“天翻地覆慨而慷”而面临的现实，无形使之“今非昔比”。门庭冷落，不少亲友因怕走地主路线日渐疏远。村里召开妇女会，民兵会，积极分子会，以至群众大会，就是无人通知他家里人去参加，包括他这年方十八岁的青年，也并不受大家欢迎，甚至也担心他会与人民为敌随时搞破坏活动似的，特别是当学唱流行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谁养活谁呀》等等，好像也是针对他来的。无形使他心中矛盾极了。他真想赶快离开这罪恶的地主家庭，但只怪自己“背时”，机会一误再误。特别是最近收到纯姑叫安叔写来的报考信息，无一不是因山区邮路迟缓而过期。
　　情况还出现更复杂的。
　　“……我于去年来到台湾，这里的情况很好，我的老同学呀，你如愿意来台的话，你那叔外公陈××，他于最近到达香港，我们不久将会见面……”
　　这没头没尾的信，是吴天朗上屋长福叔写的，是吴天朗一个并不认识的卖布人送到他本人手上的。并细声交待：“别让任何人看，怕影响他屋里人。”
　　所谓他“屋里人”，就是人称“奉结子”的他老爸吴奉金，和都喊“信干娘”的他老妈。还一个是他结婚才三个月便在家中守活寡的妻子周秀梅。他长福兄弟仨，要抽壮丁，老大被抓走后，他见自己和老弟也早晚躲不脱，为了让弟弟能在家招护父母，他如是便主动投考了青年军，结果他走后不久，弟弟却因虐疾去世，而大哥始终音信全无。古云，“多男多累”，正应证了他们家里的不幸。
　　他“屋里”就在吴天朗上屋原家垅，是吴天朗家的老佃户，他爸与吴天朗祖父宗老子是近房兄弟，他妈信干娘与吴天朗祖母许干娘同一道门，都为同善社信徒，彼此交往都比较亲密。
　　他比吴天朗大四岁，跟吴天朗安叔同年。六七年前，他在吉阳玉溪完小毕业那期，吴天朗才考上五年一期，中间相隔两个班。他肯长，当时个子就一米七左右，爱游戏、爱打篮球，拦球抢球投球都猛得很，人叫他“炸雷公”，他和他老弟雷公精同一副“尊容”，虎头豹腰熊臂。他嘴巴子也会讲，胜他老爸奉结巴十倍。
　　吴天朗把他写的信看后，既没给祖父看，更没给祖母和曾祖父漏半个字，当即便像平时烧废字纸般地投入正在煮猪潲的牛尾灶膛了，转瞬灰飞烟没。
　　对此，吴天朗做梦也在自言自语：“这使不得，这使不得。”因为他在《三国演义》等很多书上都看到，“识时务者为俊杰”，对历史的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他不能跟他那作恶多端叔外公那样逃离境外，罪上加罪，何况自己才刚到成年，一身清清白白，即使自己出身地主家庭，会招来某些唯成份论者的冷眼，甚至面对的指责与批斗，也是在所难免。“莲出污泥能吐艳，铁经百炼始成钢”。这是他有感纯姑的亲切教诲，在重走回乡路时的即事得句。
　　他祖父宗老子是“过来人”，自认为“不好也不坏”，所谓不好，在大革命时期，由于受侄女吴纯夫妇和其他革命组织的影响和信任，曾代理过当地农民协会秘书，做了一些工作。但当革命转入低潮时，他却没有坚持与“进剿”的白军和“还乡团”、“挨户团”誓死斗争，而是随大流向外地“逃难“去了。所谓不坏，他没有背叛革命，像某些“还乡团”成员那么“反攻倒算”，欠下累累血债。相反，还利用他这地主身份和乡绅威望，保释了好些工农“暴动分子”。他的为人处世之道是把良心放在胸脯前，不损人利已。故此他赢得地方明贬实褒的外号“宗矮佬“。宗矮佬个子固然不高，而主要是他不愿出人头地。当地有“大元洞三不像”之称，几乎是谁人不知，那个不晓，其一即穿长袍戴礼帽讲派头的冯某某，不像剃头的；其二有点木头木脑且不善言词的吴某某，不像教书的；其三则是他宗矮佬却是不讲穿着，且什么劳动都干者，故他不像发财的。他秉承他舅舅李沛然（曾任国民党最高法院院长）的教导和倡导，“诚明强密，书猪鱼蔬”，同时也不同程度地接受了阿爸继胡子的人生哲学，“吃得亏起的是好人”，就是不要在名利方面跟别人过不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相信凡事善有善报和恶有恶报。
　　他吴天朗自小看在眼里，听在耳里，记在心里，并且还跟着搞搞，如种菜喂猪养鱼砍柴等等，包括地方修桥补路、插秧下种、拦河垒坝，都爱跟其他小朋友一起玩得火热。
　　俗话说，人随着环境转。春耕开始，吴天朗把长福叔那信的事全丢在脑后，包括原想再去省城找学习的出路的奢望，也不由得慢慢冲淡。“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特别是党和人民政府宣传“劳动光荣”的大幅标语口号，用石灰水写遍山乡注目的墙面和石壁，这使他天朗伢子感到不能再在三岔路口徘徊，于是他想到此前在洞下老书先生所读《四书》中的“论语”有云：“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因此他自小便自命“不凡”，将下决心当强者，干番事业。汉朝班超投笔从戎，他则耕而且读，即以作田为主，同时不放弃学习。
　　他严格要求自己，决心做一株路边的“马绊筋”草。因为这马绊筋根粗节劲叶似剑拔，丛生，一般爱长在干瘦结实的路上，牛踩不死，马践不死。人更是奈何它不得，即使有时被践踏得茎折叶碎，趴倒在牛足迹坑里，只要稍遇阳光雨露它很快又倔起向上，生机盎然。故俗谓“打不粒的狗骨头，踩不死的马绊筋”。
　　惊蛰的春雷响后，下一个节气就是春分。“懵懵懂懂，清明下种”，这是大元洞人老少皆知的春耕春播的惯例，即春分一到就进入农忙季节，将是“累得驼子不伸腰”。
　　随着老屋石门口的犬吠声步步临近，吴天朗的横厅屋很快响起祖父在横厅迎接客人的招呼声，包括搬凳子和张烟泡茶等等。这是他祖母和曾祖父平时都配合得非常默契的。凡客来便令人有宾至如归之感。
　　“老东家，你看这样行不？”客人就坐后开口提出此次登门正题。他是吴天朗家的老佃户，也姓吴，叫敬先，绰号“门门行”，跟他天朗伢子祖父同一辈份，年纪稍小点，个子却很高，故通常也都喊他“敬长子”。
　　“什么事，照实说吧。”吴天朗隔壁听祖父说。
　　“今年我也满六十花甲啦，岁数不饶人，不是腰驼背痛，就是脚呆手笨。我想莫脚上带着泥巴进棺材，许家垅那十亩多田，请你老兄另找佃主。”说着，他一再深表歉意，因为直到昨夜才跟老伴打定主意，按理哪有搞到春分过后喊退耕啦，而且又不是一亩两亩。
　　这无异于阴雨闷雷，同样震得厅里鸦雀无声。宗老子虽然不会扶犁掌耙、插秧播种，但对新加十多亩的工作负荷还是大体知道的，如要多少人工，要多少牛工，要多少禾种谷等等，他家对此毫无准备。特别是人民政府正大抓春耕生产，总不能让这田地荒吧，如果再请长工或月工来经营的话，更是典型的雇工剥削，罪上加罪。
　　“敬长子，你就暂时莫退吧。”还算精明的继胡子竟插话想帮他崽伢子“解围”，他说从他曾孙天朗伢子带回的书上看，过了今年就会实行匀耕和土改的，到时你自然会要轻松些。
　　“不，脱裤打屁，等我图个干净。”
　　“我们检得又怎得了呢？”吴天朗祖母站起帮着求情，她知道现在潮流不同了，任何穷苦老百姓都得罪不起，何况还是曾被地租剥削的佃户呢？
　　“车到山前必有路，你们放心吧？”
　　说完，敬长子便起身告辞，对于退佃便应退押金的事，他却只字没提，好像没有这回事。
　　晚餐照例在横厅里摆上八仙桌，四人分坐东南西北。闷饭闷菜吃到半饱后，天朗伢子蓦地起身往厨房添加一个“霉腐豆”碗，说要借此调口味，把饭吃饱，把下午他在横厅隔壁书房听得清清楚楚的敬长子退佃问题，谈谈他闷在肚子里的想法，看大家同不同意。
　　“你怎么这么想的呀？”他祖父也正为此事在“打肚官司”，巴不得他能出谋划策。来个后来居上。因为最近他天朗伢子见的新世面，读的新本本比他要多，而且他也想学他纯姑那样，真正投身革命。
　　“我现在快满十八岁了，总不能武不武、文不文。”天朗伢子说敬叔公这次退佃，对他天朗伢子来说是“天赐良机”或许就是他这“门门行”特意为他创造自食其力条件的，即你不想劳动也得劳动。
　　“也许是呀！”三位老人面面相觑后，觉得天朗伢子讲得不无道理，俗谓“君子爱人以德，小人爱人以辜息”。敬长子这人，由来就是很有心计的，除了他耕作的田里工夫做得比周边的都艺高一手，收成每年都胜过人家外，他还会利用农闲时间，用竹箭弓和绳索作圈套，缚竹鸡，打野鸡，包括一把嘴巴非常厉害的几百斤老野猪，他都有办法乖乖制服，他学会讲“三国”，唱《西游》，道《封神》，编各种各样的“今古奇观”，经常有人跟着他团团直转。他也很会下象棋，还教他天朗伢子很多棋式，如《四将擒王》、《无王救主》和《一卒送王归殿》，天朗伢子尽管绞尽脑筋下他不赢,但他却非常乐意收他作“关门弟子”。
　　“我打算这样搞，我们还是把刘正国雇请回来，做半个‘长工’的事，帮助我掌掌本。”吴天朗听说他家这老长工去年辞职回河南探母，母亲已去世三年，于是他又回转大元洞这第二故乡，跟他另一个河南老乡住在一起，在帮别人打短工、做包工，和搞其他什么的。
　　“这是个办法，要得。”包括最怕劳坏累坏他这“仓谷一根秧”的祖母，顿时脸上也阴天转晴，连声称好。
　　当晚，吴天朗便上门把这“正国师父”请来一谈，两人一拍即合。第二天他天朗伢子便开始全面合计这新的一年的新规划，决心以自己的行动，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演绎春秋。
　　刘正国，他老家住河南黄河经常缺堤的花园口附近，父亲死于江河横溢中，母亲带他逃荒长大，他个子牛高马大，说话叽哩咕噜的。他到来吴家做长工之前，是国民党某军的步兵。他既恨国民党把他这“独子”抓来当兵，更不愿意在抗日胜利后又中国人打中国人。于是当部队经过吉阳百岩时，他便借屙屎从山里逃跑出来。后经吴天朗大姑妈母家人介绍，到来吴家一干就是三、四年，这主家的农活并不多，除了屋前屋侧有几丘田为“自耕”外，其他百多亩田土都是出租的，正是所谓“吃剥削饭”者。加之宗老子本人是天生的“劳碌星”，扯猪菜、割鱼草和锄菜浇菜等零星家务，往往不干就手痒似的。故此归他正国师父长工做的，主要是挖菜地、砍柴、栽种收割土里红薯、麦子，以及为他天朗伢子送行李，送钱送米去城关学校。他这人挺忠厚老实，往往来去两天的路程，他当天便赶回，天朗伢子很喜欢他，他也很喜欢这伢子。
　　俗话说，“双手只抓得一条鱼，一笔难写两行字”。在此，暂把吴天朗决定正式“从耕”的事搁搁笔，回头说天朗伢子决心做一株“马绊筋”的外因影响。众所周知，内因固然是变化的根据，但始终离不开外因这变化条件。
　　第一个是他大姑妈的家爺老子周国传。这既是吴天朗的侍公，也是他学古典诗文的主要老师，曾毕业于省优级师范，三四十年代当过省里督学，中文、英文、数、理、化门门都行，个子虽然跟他“亲家”宗矮佬差不多，但肚子里装的东西确是不少，用心也够良苦的。包括像吴天朗这样去读寒暑假补习班的学员，都必须上“人无志不立”这一课，他不但教你要立志，而且要经常励志，因为志之立与不立，志之高与低，丧不丧志，励不励志，无不关系到每个人的终身和事业。如古之所谓“三军可夺印，匹夫不可夺志”。如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诗：“我志未酬人亦苦，东南到处有啼痕”。如民主革命先驱鉴湖女侠“雄心壮志消难尽，惹得傍人笑热魔”等等，都无不留传千秋，催人奋进。这都是他吴天朗耳濡目染，从中直接受益的。
　　第二个给他影响深刻是一个不同于一般逐流世俗的“桠槎胡子”。桠槎胡子本名庄慕槎，淅江诸暨人，身材魁梧，相貌堂堂，满嘴兜腮胡子，办事死咬金，故人们给他取如此个绰号。他奉命来昌县当这九品芝麻官时，正当四十年代日本鬼子三次犯湘前后。到任十多天，他没召开一次县府工作会议。而是一个人走这问那，说地谈天，有时他还搭便车和走路深入乡镇山区，也不让秘书和警卫“保驾护航”。普通衣着，并穿草鞋，戴草帽。捎上当时时兴的“防空袋”，装上几个昌县的空壳回饼。肚饥口渴时，就到路边茶铺坐一坐，花一两个铜板平息“肚子造反”。看似优哉优哉，逍遥自在的。县府工作人员对此不无议论，但他只当没听见似的，照样我行我素，只是叫办公室秘书招呼大家一切照常工作，不得玩忽职守。
　　他出身贫苦，父亲懦弱无能，而母亲却个性刚强好胜，为生活所迫，讨过米，做过女工，有时还打短工跟别人舂糠筛米，自然吃苦受辱不少，她唯一的想法，就是“穷人望崽大”，而且“望子成龙”，家里还没钱没饭吃，也非要她这崽伢子读书不可，而且管得严，尽管她自己一字不识，非要交书本给她向她背诵当天所学课文不可。她识别书读熟否，就看他嘴巴和口齿动得快不快，声音流畅不流畅。假如碰上他结结巴巴的，她并不骂他，只是两眼热泪直流，暗恨儿子没有志，不争气。当他稍稍长大开始懂事时，就一再教育他如果将来有出息时，千万不要骑在穷苦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故此后来他当教师也好，当军政界大小头头也好，到处都获人民群众好评。
　　他这次到昌县来行役，即当县长，是当时湘南省主席兼国民党九战区司令薛岳签署的委任状，旨在消除内忧处患，整治好三湘这北大门，为日本鬼子再次犯湘以“重拳出击”。
　　1942年12月的一天上午，他叫秘书临时通知县府所有科长股长和每个在册人员在县府大会议室开会。当所定时间一到，他便立即上台，摸了摸自己的“桠槎胡子”，略带微笑地作了简短的自我介绍。接着，他便翻开早己向办公室要去的花名册，由他自己开始点名，要求点到一个应“到”一个，并请起立相互“晤晤面”，以利今后工作。
　　会场霎时静悄悄的。有人水笔套掉在地上；有人在准备纸笔作记录等等声响，与会者人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陈维楚。”他照本宣科喊一兵役科长。
　　“到。”一个不高不矮的兵役科员应声站起。
　　“陈维楚。”桠槎胡子只当没有看见他似的，又当众叫第二声。
　　“………”
　　这可一下把这冒名顶替的某科员制服得哑口无言。
　　点完名后，他在这首次县府工作会议上反复指出，际此非常时期，庄某奉命到此昌县行役，自是责无傍贷，国父遗嘱云：“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大家不能无所作为，而必须“有志于斯”，即共同把昌县的抗日安民工作搞好，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接着，便把他近日通过深入调查研究而形成的《约法三章》，公之于众，像汉高祖刘邦入咸阳后而“昭示天下”。
　　其约法三章是：一、赌博必禁。二、物价必平。三、役政必公。
　　会后，他不但印发到昌县千家万户，而且到处立碑刻石，包括大元洞的老狮崖和七星潭石壁等显目处。
　　当时社会渣滓拿他“桠槎胡子”莫可奈何。一是他经常便衣身私访，二是他专揀后台硬的碰，特别是其一。
　　一次，有黄金洞一老百姓检举，该洞一乡绅黄某，仗着他兄弟是杨森军长的幕僚之势，在家乡肆无忌惮地自赌集赌，并高额收取赌资，谁都不敢说一“不”字。而这次偏偏碰上这“桠槎胡子”。缉拿到县府后，首先还是“以礼相待”，问他知不知道《约法三章》是什么内容。
　　“知道。”黄某不敢推诿，因为他是当地能说会道会写的乡绅，不是目不识丁的文盲，加之政府宣传曾做到了家，其回答还算比较坦诚的。
　　“正因为知道，就更不应该明知故犯。”“桠槎胡子”让他坐下抬头看看堂上的“公正严明”横匾，说既然犯，就得办。并叫差役们从傍听令。
　　“是，是，是。”黄某此前己传闻“桠槎胡子”的厉害，一不敢再仗杨森的牌子与之对抗。二也想以老实认罪求得宽大，说时连连点头。
　　“两个办法，由你自择其一。”“桠槎胡子”说。一是按此前惯例，游街示众，从东街到西街，从南街到北街，自己打锣自己喊，要大家莫效我黄某：自赌集赌，祸国殃民。看热闹的人多，越要多喊，喊清白些。二是酌情内部处理，在全体县在职人员大会上，犯者听候主持人的口令，起身上前，向主席台上面的国父孙中山先生遗像低头认罪，并回头向大家表示今后一定洗手不干，如重犯，则加倍严惩。
　　黄某当然怕自已臭名远扬，心甘情愿地选择了其二。会后他还以礼相送，更令黄某羞愧交加，哭笑不得。
　　其二“物价必平”。他也抓了一个典型的典型。硬把省高级法院陈某院长管家，在其家乡昌县高抬谷价的违法案例，以县府名义，通知陈家罚款二万五千元，并勒令如期如数交纳。违者加倍。
　　“岂有此理。”陈某院长不信一个外来的小小的县官，敢如此打狗欺主，在太岁头上动土。
　　“试试权与法吧！”“桠槎胡子”见陈某置之不理，便一纸呈文越级告到国民党中央最高法院和军监部，并借助县报等媒体曝光，结果还是正义战胜了邪恶，该罚的就是被罚了。
　　其三“役政必公”更令当时昌县政纪肃然。
　　一天，他私访来到南乡安定镇，一个人坐在一茶铺凉亭喝茶，细心观察路上过往的人，想从各自不同的神色中“洞察民情”。
　　“喂喂喂”，日当正午，他硬把一行色匆匆的老农叫住，让老板娘端来凉茶为他待客。接着，他拈拈胡子，像看相算八字般地把话拉开：“我看你这人心里有急事，你不妨跟我讲讲，也许算是遇上贵人，逢凶化急。”
　　这老农姓汤，是当地一“是会不入”的老实人，他见“桠槎胡子”真有点像忠义参天的关公，于是便把原放在夹衣内口袋的一纸呈文拿到手上，说他家里只有一“独子”，而他那个保的苟保长非要抽他崽去当兵不可，逃没地方逃，躲没地方躲，亲戚帮他做了这呈文，只好赶急去找乡政府袁乡长试试看，能不能酌情免征。
　　“你那狗保长有没有儿子。”他觉得事关兵役政策。
　　“有，他有两个崽，都合征兵年龄……”
　　“你这呈文借我看看。”说着便边看边掏水笔在下面空白处沙沙地写起来。这下可急坏了这一字不识的汤某，怪这“桠槎胡子”胡划一气，眼泪也随着从红肿的眼眶外涌。
　　“没关系。”他伸手拍拍对方的肩头，“袁乡长跟我是好朋友，也许能多少起点作用。”
　　“呵，呵，这就看能托你贵人的福吧。”姓汤的又是作辑又是打躬，接过呈文便朝乡政府方向奔去。卷起路上的灰尘像跑马似的。
　　“汤三保呀，汤三保，你好大的狗胆，他敢越级去告状！”这本身多少有些舞弊的“袁大头”，当接过呈文一看，顿吓得浑身起了鸡皮肉，鼓鼓丁丁。
　　“什么叫越级？”姓汤的哪里知道这呈文程序，以为越急越不得了的“越急”不好。
　　“越级就是送呈文不是按程序一级级往上。”“袁大头”看到“桠槎胡子”批示并没归罪于他，于是化惊为喜地为他耐心解释。
　　结果，“汤三保的独子不应征，其缺额由该保苟保长之两崽任征其一补上。”即此令行禁止，很快成为昌县美谈“狗保长碰上桠槎胡子”……
　　这些故事，早在他吴天朗于昌县读初中期间，便一一留下深刻印象。心想日后如自己从政的话，也必将如此公正廉明敢作敢为，有益于普通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