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第1940-1958天
1961年12月13日星期三晴（1940天）
乘0点4分的列车回沈阳。编辑室回来个杨麦，下放劳动结束。
1961年12月14日星期四晴（1941天）
编辑室讨论了来年的工作和分工。我和杨麦分到一个组里，另有张慧、赵春润共四人处理部队、农村、革命回忆录、农村史、民间故事等方面的稿件。我来年的任务是两部书：农村史和一个短篇小说集。
编辑增加了新生力量，今后的工作一定会搞得更好些。杨麦同志的组织能力很强，今后我将在他的指导下工作。
晚上看了一个电影《水上春秋》。
1.不能认为艺术作品中的领导一说原则性的话就是公式化和“套子”，问题在于语言的典型环境。修养高的作者可以在一切典型环境里让人物说出适当的话来；
2.克服困难的过程（华小龙提高游泳速度）是淹没在人物关系变化即情节发展中的，而非单纯技术（困难）和人之间的关系。
3.人物细节和故事细节对描写人物的作用。华世龙为了帮助儿子正确恋爱，买了一本如何正确恋爱的书。这个故事细节告诉人们：父亲帮助儿子。但这句话却不是直接说出来的，而是叫母亲发现了这本书，说了几句富有情趣的话。概念是寓于生活细节及人物形象之中。
午后讨论对修正主义的认识，正确的认识可以增强革命的坚定性。
我自觉已经处在巩固地建立正确的人生观的阶段。未来的道路是漫长的。利用几年的时间打下这方面的基础，将在一生中受用不尽。
1961年12月15日星期五晴（1942天）
支部交给我一个任务：组织新年晚会的小节目。今天利用吃饭的时间组织了两个。
晚上看《白夜》，苏联电影。它的故事是迷人的。我同情那个幻想者，感情有些忧伤。孤独的年青人，把幻想当信仰，他成全别人的爱情，为少女奔波，最后又变成一人孤独者。两方面我们都不能责备，一个女人毕竟不能爱上两个男人，观众除了为一方面叹息之外，是无能为力的。
作者试图说明，这一个没人同情的小市民社会里：这些人的确是令人同情的。
我对一个人物的品质产生怀疑：她即或和大学生诗人有着亲密的关系，却是不爱他，出于什么原因呢？
当人物的性格特征没弄明白的时候，他们的关系是不好安排的。
1961年12月16日星期六雨（1943天）
潘照坤的父亲去世了，他回家去了。大家借给他粮票。
本来打算到老毓那里去，宏毅打电话来说，毓正忙着整理一个材料。
1961年12月17日星期日雨雪（1944天）
早饭后到老毓那里去。张宏毅也在那里。毓对文艺工作发生了动摇。
我们一同到太原街去。
1961年12月18日星期一晴（1945天）
徐衍绶的稿件决定退掉了。
昨天张宏毅对我说：整风运动的学校题材是比较不好写的，特别提到现身说法、拔白旗、辩论红专道路、向党交心，看来都是错误的做法。
我不能放弃这方面的尝试。要写的话，也不能正面去写整风运动的全过程，只能以整风运动为背景，在学习上、日常活动上，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展开情节。
今天开始学习、研究出版工作的规律问题。
1961年12月19日星期二晴（1946天）
学习文件。讨论质量和数量的关系问题。
1961年12月20日星期三晴（1947天）
读稿件。午后讨论编辑室的工作条例。
1961年12月21目星期三晴（1948天）
工作。
晚上在电视里看苏联影片《复活》。聂赫留道夫，多么卑鄙、多么虚伪呀！
人活着应当有信仰。应当有理想和崇高的目的，否则，它只等同于兽类。爱情在作品里只有体现社会的本质内容时，才有意义。
对话不多，却以少胜多。
我的心情是这样的忧郁和沉重。
午前韶华来社谈起他的《浪涛滚滚》。他说一切人对他作品中的人物都没意见。《巨人的故事》想从套子里走出来，不去写“老保守”、“死落后”之类，构思上要新颖。
我恰恰是对他作品里的人物有意见，脸谱化。但并无交流。
1961年12月22日星期五阴（1949天）
曾昭玉叫我谈谈个人的学习计划，他今天不在，没谈上。
1961年12月23日星期六晴（1950天）
贺敬之来沈筹备戏剧创作工作会议。作协请他来，对诗作者讲了些诗歌创作上的问题。他是个著名诗人，编辑部的人抱着学习态度参加了会议。
他四十多岁，看上去年轻得多，平常的装束，态度从容，不过分的谦虚，又不显得傲漫，眼神机智，善于思索的样子。
他说，诗的新、创造性，首先是思想的深刻与新。青年人单纯，但过于单纯就会懒了，总是等公式拿来图解。
思想改造仍然是根本问题。
我想，要有自己的思想和感受，并不是离开党的思想另搞一套，而是用它作武器，在生活中去发掘新的内容，去理解人物，去找到诗和思想。社会主义时代更需要思想家，因为这个时代是过去一切圣人都未曾在其中生活过的。
1961年12月24日星期日晴（1951天）
到辽大去了，借到一本高校工作条例。拿来仔细读读，对作品的构思有很大帮助。
看到了王作昌和梁旭昌。
1961年12月25日星期一晴（1952天）
收到朱赞平、冀凤荣、外甥张沛力的信。新的一代追上来了，外甥对我说：“我们很希望你能早点入党，做一名中国共产党员。”
但我发现我自己不像个党员。
1961年12月26日星期二（1953天）
读来稿《红色园丁》，小说。写得不错，会选择事件，会安排情节，只是不深。
晚上给凤鸣和显亭二人写信。
张慧到社里来了，瘦得很。
厉风说怕过年，而他的儿子大宏盼过年。
思想振作会使人清醒，会使人产生热情和力量。
1961年12月27日星期三雪（1954天）
到年末了，才看见鹅毛似的雪花。
读《红色园丁》，一个没有经验的作者能写出这样较有水平的稿件，是难能可贵的。
接到张宏毅和毓唐的电话，去大舞台看京剧彩排《凤凰二乔》。和寒溪同往，编辑室其他人都没去。这种通过不正常关系看戏不大好。我坐在台下想到了这一点。
给显亭、大姐、四姐、二哥、小赵、凤鸣等人写了贺年信。
我在回忆我走过的道路。最初我对革命的热情是从个人的出路和愿望产生的，基本上是服从时代的要求而到达个人目的的道路。主要方面是革命利益，因为思想斗争中，总是考虑革命的前途才去克服个人的一份私心，身上存在小生产者的特点。
对自己仍然要不断地认识。
接到唐庆雄的信与贺年片。
1961年12月28日星期四阴（1955天）
今天接到沈有铭的来信与贺年片，晚上我给她回了信。她写道：“也许你会奇怪，我为什么会写信给您，其实也很简单，到新年我就想起给同学写信祝贺一下，也没什么吧？您如果来抚顺可来此一玩，我一定欢迎您。”
我还记得，1960年的元旦，她给我一张贺年片，她真是一个好同志啊。
新年，同志们互相准备着礼物，我煞费心思，买了一个陶瓷塔。
1961年12月29日星期五晴（1956天）
给二哥、大姐、四姐、唐庆雄、李显亭、倪凤鸣、赵洪利、沈有铭的信今天发出。
上午练习一下今晚演出的节目。午后听了黄洪年同志的政治报告。讲了一下国际国内的情况。他讲话声音不高，照讲稿讲，低着头，也不做什么手势。他说：“这一年，我们是值得骄傲的，春天吃代食、得浮肿病的人很多，这些困难我们都战胜了！”
晚上我们开了新年晚会。院子里响起脆快的鞭炮声。每年听到这种声音，人们的情绪就高涨起来，像听到了使人惊喜的消息，又仿佛丢失了什么东西，却又分明是一种喜悦的感受。二踢脚的两声爆炸，无数火花从半空落下来。大家都来到食堂的屋里，孩子们好奇地站在门口，小孩子叫大孩子：“你别挤我呀！”
杨哲同志给大家分发礼物，叫到谁的名字谁就笑嘻嘻地走上前去。范洪奎收到的是用红纸包的东西，打开红纸，里面还有一层绿纸，最后露出来，原来是一个茶杯，里面装的豆子、苞米、花生……有一张纸条，上写“五谷丰登”。杨哲拍手让大家静下来，说：“接到老晏礼物的人请公布！”
大家“轰”的一声笑，推推搡搡地把资料室主任霍世荣指了出来。他也不谦让，将一个假面戴在头上，原来是个笑嘻嘻的大娃娃。“把词儿念念！”老晏叫道。
老霍念道：“过新年，戴新帽，吃块糖，放花炮，还有两个小饺饺！”老霍一面念着，一面把礼物一样一样摆出来，引起大家又一次大笑。
我组织的节目都演出了：一段双人相声、一段单口相声、黄有仙的独唱和我们三个人的乐器演奏。
接下来是游艺活动，套圈、射击、打灯谜。
1961年12月30日星期六晴（1957天）
编辑室扫除完毕就放假了。我到街上去，给三哥买了里子布邮去，并写了信。
午后会餐。晚上没事，拿起笔来，写了一会儿《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是回叙的那段。到十点，就写了五千字。一般描写是可以的，但要使它成为艺术品，那就不够了。
1961年12月31日星期日阴（1958天）
这是一年结束的一天，和平常一样。但因为它是一个里程的结尾，人们会想到过去，想到使人骄傲的时候和使人悔恨的事情。因此，这一天就变得不平常了。我希望今天以后的我能和元旦的朝阳一样，永远保持青春的活力。
这一年我做得不坏，生活是紧张的，但紧张得不够。正好今晚看电影《再生记》，写了一个河北梆子演员陈少华在旧社会的辛酸经历和解放后的新生。
我把人分为两种，高尚的、无私的、纯洁的人，他的生活始终有着远大的目的。在旧社会，靠他自己的认识，看到了社会的丑恶；解放后，他容易接受党的思想，生活对他不是累赘，而是处处方便。另一种人只是看到了名人的生活条件，他的认识和行动受到了这方面的限制，生活总是被动，常常要别人领着他走路。
黄梅英演喜儿的一场戏，使人流泪。演员自己的经历已经够使观众感动的了，她的演出把这种感受提高了一步。特殊的、合情合理的遭遇写得很充分。感染力的产生，是典型化的情节（梅英自己的遭遇和演出白毛女的情节）和典型化的人物（梅英的成长）打动了观众的心，因而表达了深刻的主题。
过年一年我有一件事情要做：给朱赞平的小说写个评论。
影响我更好做事的是衣、食、住和爱情。人不可能没有欲望，要有高尚的欲望。我怕孤独的寂寞，就得交人、做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