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1）第1827-1844天

　　1961年8月17日星期日晴（1827天）
　　早晨起来，看青的人回来了。披着雨衣，裤腿打湿了，走路喳啦喳啦地响，脸色发青，疲劳得眼睛睁不开了。
　　董凤看青，用雨衣把头蒙起来。杨麦对他说：“你别蒙着头，别人掰苞米你也看不见。”
　　董凤说：“我考虑蚊子问题。”
　　“你得先考虑庄稼，然后才是蚊子。”
　　今天我牵牛，杨麦扶犁耥白菜，那牛不好使，牵着不走打倒退那种，吴振业叫用棒子打，我舍不得下手。后来杨麦来牵，他扭住牛耳朵，用缰绳头打它，它老实了。
　　
　　1961年8月18日星期一晴（1828天）
　　郜文调党校学习去了，我很羡慕，下决心自学，不为眼前的目的，而是为了一生的事业。
　　今天坐汽车从农场回城。
　　读《太行风云》。
　　
　　1961年8月19日星期二晴（1829天）
　　潘照坤有病了，全休。朱赞平的小说和特写稿由我处理，只是做文字上的加工。王大学同志用人很大胆，尽量给你锻炼的机会。
　　团委宣传部打电话来，催问《革命故事集》和知识青年参加农业生产的特写出版问题。前者已经决定不出版了。我们曾叫他们做一些内容上的补充，但仍然不理想。他们在电话中发火了：“为什么不出版还叫我们补充内容？”
　　今天和王大学同志商量了一下，认为前者都是从已出版的书里选编的，属于配合宣传的东西，不大适合我们的任务。但接受这部书稿时，石果同志对要不要出版这部书目的不明确，我也未请示清楚。应当接受经验教训。我说：“必要的时候，我可以做检查的。”
　　我想，工作中是应当有些魄力，责已严是对的，更重要的是要实事求是。
　　关于第二本书，我们还抽不出更大的力量投入工作，工作让团委来做，我们可以帮助，搞得够水平，我们可以出，最后决定让王占祥来社一谈。他说整风忙，不来，只好写信。
　　这件事告诉我，工作中一定得有目的性，一定得研究明白，讲究方法。
　　
　　1961年8月20日星期日晴（1830天）
　　秋凉了，气候给人下了通知。我今天把秋衣洗了，把棉袄刷了一下，补了三双袜子。补袜子是一件有趣的工作，坐在那里一针一线地缝，心里想了许多事情：作品里的人物，生活和理想问题……我应当向什么方向发展？怎样才能不虚度此生？就是在任何情况下不要放弃理想、持之以恒，要清醒地看待我们的时代和旧时代的区别，肯定一切新的、富有生命力的事物。
　　读《太行风云》。
　　
　　1961年8月21日星期一晴（1831天）
　　原定今天在八一剧场听文艺座谈会上的传达报告。到那里以后，听说日期改在明天。
　　午后检查身体，其他地方都没有什么问题，只是透视肺部时，医生在两肺门处用红笔画了两个条状的记号。对我毫无影响，依然刻苦读书。
　　晚读《太行风云》。我有这样一个计划：把当代优秀作品全部浏览一遍，然后找几本书来精读，研究一些问题。每晚睡前读一篇《古文观止》里的文章，心绘手摹笔追之，日久必集腋成裘。
　　
　　1961年8月22日星期二晴（1832天）
　　读朱赞平的小说和特写稿。
　　晚读刘江的《太行风云》。王大学在这里给黄良成写信。他文章的特点是热情流畅，正如其人。
　　
　　1961年8月23日星期三夜雨后晴（1833天）
　　给团省委宣传部写了信，草稿给王大学审阅后，再抄一遍。
　　午后政治学习。关于按劳分配问题，要举行一次讨论，但我准备的不好。
　　晚上团小组会，检查“五好规划”的执行情况。会上耿瑛同志给我提了两点意见：1.要求进步过急了一些；2.自学的时间多了一些，会影响身体健康。组织和同志对我很关心。
　　刻苦、认真的作风仍然未成为习惯。书桌的摆设、床铺的整理、睡前擦身，有时做了，有时没做，马马虎虎。一丝不苟的习惯一定要养成，贯彻在一切地方。
　　
　　1961年8月24日星期四晴（1834天）
　　今天到东北旅社去听报告了，周桓书记做了讲话。安波同志把周扬在中宣部文艺座谈会上的三次讲话的内容解释了一下。在座的都是文化教育工作者。我紧握着笔，生怕漏掉一个字。
　　周书记讲话总是那种绝决、无可辩驳的口气。安部长说：“如果大家喜欢，打我们几棍子也可以。”
　　周书记说：“打几棍子能醒过来吗？目的是让大家畅所欲言。”
　　这个文件是要很好消化的。午后仍然听安波的传达。
　　
　　1961年8月25日星期五晴（1835天）
　　继续在东北旅社听安波同志的传达报告。因手里的粮票没有了，先回来一步领粮票。
　　今天是我到出版社工作一周年的日子，19日报到，今天正式上班。晚上王大学跟我谈话了。说肯暴露思想是我的优点，人总是在克服缺点中前进的。他给我指出了前进的方向：
　　1.克服急躁情绪。表现在工作上，应该胆大心细，团委的稿件问题，主要责任不在我，有责任主要是缺乏研究，要多争取别人的帮助，不能自以为是；
　　2.生活要多样性，对周围的事情要多想一想，提出自己的看法，要改造环境，不要被环境同化；
　　3.入党的问题，要加强锻炼。党调你出来工作，是对你最大的培养，应该从党的利益出发来考虑入党问题。政治上太幼稚，入党后会给党造成损失。
　　要好好地想一想：生活中的新东西到底在哪里。
　　
　　1961年8月26日星期六晴（1836天）
　　午间，李耀才同学来找我，说毕业生同学要在一起照个相。我向石果请了假就去了。
　　到校以后，毕业生已经在白楼前面站成弧形。凳子上的，地上的，望着照相机议论着。
　　母校啊，多么值得留恋！白楼依然是那样壮丽，你曾记着一批批健康、成熟的青年儿女，从这里走向上生活。我站在你身旁的时候，引起了我对大学时代的种种回忆，那立在幼松下的黑板，不是登过周末晚会的海报吗？那洁白的墙壁，不是张贴过反右派的大字报吗？而楼前的晒台上，经常在节日里横贯一副巨型标语，把党和国家的最重要的事情化为几个生动的、充满力量的大字，告诉每个大学生：你身上担负着重任啊！每当大学生劳动归来的时候，兄弟年级的同学就会在那里挂出横幅，写上充满友谊和祝福的话语：“欢迎凯旋归来！”“向大哥们学习！”在校门口等候的领导们、系主任向大家打招呼，握手、问安！
　　校园里种了许多蔬菜，这是全党动员克服暂时困难的举措。照完像的时候，看见了年级的支部书记滕云阁。他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我在出版社工作，他一仰脸，说：“我们还出了个编辑呀！”
　　同学们都热情地跟我握手，问我工作以来的体会。晚上我在这里吃的饭，然后跟张宏毅、宿玉堂、赵洪利等到北陵云玩。这条路对我是多么地亲切！我们的大学时代的第一次劳动就是从这里走过的。
　　小赵的分配志愿报在安东故乡，宿玉堂报在大连，张宏毅是外省的，想留在沈阳。我说：“我多么想把我们的生活反映一下。”小赵说：“你得学习一下高校工作的条例。”
　　我们在湖旁的椅子上坐下来，这里很阴凉，晚上的游人不多，四处寂静，几只昆虫在晚明的湖面上闪着金色的翅膀，湖边是蓊郁的柳林，半湖清水都印上柳树的倒影。我们谈前途，回忆大学时代的生活，那些正确的、那些有缺点的……
　　特别是给我一个感觉，在大学一二年级时，谈到爱情都会脸红，而现在他们打情骂俏，相互取笑，都觉得很自然。
　　“梁教授（指原班级团支书梁旭昌，他去年留校工作）顶缺德了，寒假里偷着结婚，孩子都有了。如果生个女的，他爱人的哮喘病就不会好了。”张淑贤说。
　　我问：“你也快当母亲了吧？”
　　“早的了呢！”
　　在学校里看见了沈有铭。她热情地跟我打招呼。想起了六0年她给我的贺年卡和在园厅里促膝而谈的情景。
　　我和王作昌、梁旭昌、陈绍英、张淑贤、能势良子、张宏毅、赵洪利一起在校门前照了相，答应星期一一起到校照全班相。我一定去。
　　一切都是这样新鲜，一切都这样具体，而一切都是那样紊乱。假如我不能写一个电影剧本，能不能写几个人物呢？知识的准备还不够，用什么去表现人物的斗争？
　　
　　1961年8月27日星期日晴（1837天）
　　上午到省市图书馆去借书。《太行风云》没有读完，不让续借，就换了一本《风雨的黎明》。市图书馆的服务人员态度很不好。我看书架上有一本《风雨的黎明》，叫她取来，她就是不肯。“你去把书号写上吧！”她说。
　　午后去市文化宫看党史展览。毛主席当年在《湘江评论》上写道：“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大？民众的力量最大；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不要怕，官僚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二十五岁的毛泽东同志那时还是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例如谈到反动的独裁政治的时候，说统治阶级的专政是人类的谬误和不幸，打倒一个专制，建立另一个专制，是自相矛盾的，对无产阶级打倒一切旧的国家机器，建立自己的政权，还没有彻底的认识，主张进行一次“忠告革命”，呼吁面包，呼吁自由民主……这说明，人对社会的认识，只能在已有的经验中继续下去，而在实践中发展和提高。
　　但这篇文章真正表现了青年时代的毛泽东的革命热情，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湘江怒吼了，湘江的闸门开了，且动了，新思潮正汹涌地向前发展着。”
　　晚上写昨天的日记的时候，我想到一个日久萦回在心头的问题：这一生想要真正有所作为，非得有长远打算不可，写出的文章不是为了眼前的利益，为了稿费，为了爱情，而是为了革命事业，艰苦奋斗一辈子。与其在秋天羡慕别人的收成，不如春天自己去播种。
　　晚上看完书，我从前门走出去。街道上洒满了月光，凉渗渗的。黑魆魆的街树，宁静的竖在街道的两旁，灯光从枝叶间射向地面，驱赶了月光，在周围开辟了另一面天地。我踏着街路想：写一部大学生的作品，知识准备是不够的，因为我不能让人物自由地行事，想象就是很有限的了。
　　
　　1961年8月28日星期一晴（1838天）
　　韩愈说得好：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我的理解是，事业上的成绩能有造就，在于勤奋，如果以轻慢的态度来对待，就会荒废了；实践上能取得成功，在于能独立思考，而不是马马虎虎，因循浅薄。
　　第八期《文艺报》发表了一篇《典型形象——熟习的陌生人》，是针对广州文学界讨论小说《金沙洲》中的问题提出的。针对典型原则、典型环境、社会本质与时代特征问题提出一些有胆识的见解，分析得较透彻。我想，掌握一条原则是容易的，不做具体分析，就不可能洞察文学问题的特殊奥妙，必然会简单化。
　　这篇文章给了我评论蔡天心作品的勇气。能力是在战斗的实践中提高的。我相信在矛盾斗争中学习会进步得更快些。
　　上午到友谊宫听周总理、康生两同志报告的传达，这一切书面上和口头上的檄文都告诉我：不要简单化，要刻苦，蓄心积虑。
　　
　　1961年8月29日星期二晴（1839天）
　　到东北旅舍去听传达报告：周桓书记在省文艺座谈会上的两次讲话。午间在沈阳饭店吃饭，然后到楼上潘照坤住的房间抄写中宣部制订的关于当前文艺工作的十条，没抄完，带回出版社，晚上继续抄写。
　　
　　1961年8月30日星期三晴（1840天）
　　朱赞平的稿子看完了，决定下周一到鞍山去与作者面谈。
　　午后政治学习，谈《分配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问题。分配原则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曾昭玉谈了社会主义经济法则问题，谈得很好。政治经济学一定得读读。日常生活现象都反映了一个客观法则，掌握理论，可以透过现象看本质。
　　
　　1961年8月31日星期四晴（1841天）
　　团委的稿件处理了。大学同志谈回信的原则是：他们怎么编书，咱们不管，但要争取他们做工作。我只抓住了“不管”二字，强调要树立鲜明的人物形象，有些简单化。信给张慧看了，她说：“你这样一提，他们会不会不做工作了呢？”我才发现对大学的意见理解不全面。于是重新写信，提出作品的问题、作者问题、修改和人物选择问题。
　　上海戏剧学院来沈演出莎士比亚的名剧《无事生非》，我只觉得它的对话异常生动。对莎的戏剧缺乏研究，艺术的感受是很有限的。
　　在剧院门前看见了王作昌，他告诉我：同学们的分配方案已经下来了。晚骑车到学校，听说具体方案尚不知，只宣布了各地的大概人数。赵洪利、张宏毅、宿玉堂分别给我抄了一份学生文、史、哲方面的必读书目。分配问题，同学样都等得很焦急。
　　
　　1961年9月1日星期五晴（1842天）
　　严格地讲，认真读书的习惯并未养成，思想上的积极活动较少。对生活问题必须建立一个栅栏，它确实会消减人的意志。
　　
　　1961年9月2日星期六晴（1843天）
　　关于朱赞平的特写，我再三跟同志们研究，觉得不应当全部撤掉，理由是：1.他的特写不是全部都有问题的，没有问题的几篇应当保留。2.这些特写可以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历史和工人阶级的思想面貌。3.艺术的加工，气氛的渲染，在特写里是允许的，轻易戴上“不真实”的帽子，会造成对特写艺术性的否定。我把想到的意见跟石果谈了。他勉强同意。
　　应当严肃对待一个问题：就是我好乱花钱，买饼干。我明知物质会腐蚀人的意志，但又控制不住，有时对自己都不信任了。这是很不好的。
　　
　　1961年9月3日星期日阴（1844天）
　　今天到南塔水源地去义务劳动。
　　十几个人，走进水源地的门里，全都被路两旁鲜花惊讶了。看门人的房前有一个花坛，外围是枝茎柔弱、花朵幼小的花，粉白相间，中间是黄的或红的，花朵仰着头，形状很像一只大蜜蜂。这两种花我叫不上名字，打听园艺工人，才知道外层的叫苏叶梅，中间的花是金鱼草（也叫龙头梅）。我说：“名符其实啊！”范玉仲跟我争辩：“应当叫龙头草！”沿着两旁白杨伴随的柏油路往里走，我们又看到了一个奇景：白杨树外的果树林，树上挂满了苹果，果子不大，一串一串地缀在细枝上，树枝弯了，有点担当不住的样子。
　　我们的任务是割草。张帆和陈芳岐后来也来了。同志们都干得很猛，一边干活，一边赞美这优雅、清寂的环境。园艺工人告诉我们：园子里共五千棵果树，五千棵葡萄，是为了保持水源地的清洁种植的。苹果是从哈尔滨移过来的黄太平和花红品种，葡萄叫玖瑰香。原来这里有100多名工人，后来精简了一半，草有点收拾不过来了。“大都是义务劳动来干这些活。”他还告诉我一些嫁接和打药的知识。
　　6点钟到这里来，10点钟结束，树底下的全草全割掉了，露出了潮湿的地皮，地上落了许多腐烂的树叶，黑蛐蛐，绿蚂蚱无处躲藏了，在地上乱蹦乱跳。我看到张帆同志干活时很认真，树行里间作地方的草别人是不去拔，他过去一棵一棵薅下来。劳动可以增进相互间的感情，可以增长知识，还可以锻炼身体。
　　托尔斯泰告诉我们：要随身带一个本子，把看到的，听到的，读到的随时记下来。
　　不要把生活看得过于落后。试想，在高尔基那个时代，世俗势力多么强大，而他却能看到生活中积极的东西，歌颂人的青春，这难道不是很好的例子吗？要善于在任何一种生活环境中表现新的思想，难道我们的时代没有新的东西吗？耿瑛的经历，厉风的苦痛，杨麦的牢骚，都包含着一些什么思想呢？不要以为这些都是好理解的就变得麻木不仁，与哲学家同样，文学的任务不仅仅是认识生活，还在于它能改造生活。我想，如果天天反醒一下，生活会使你更加振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