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第1732-1745天
1961年5月13日星期六晴（1732天）
午前与大队干部共同研究五队干部人选名单。
午后到五家子去请示汇报，请示是否可以到陶家五队去掌握整风。李组长说：五一大队的人少，李科长来了，厅里又调他回去，他搞调查研究留下一些问题尚待处理，并向我交代最后几项工作任务，后天午间回五一大队去。
晚上，陶家大队召开队委会，讨论五包落实问题。五队和二队对完成包产任务都有信心，唯三队和一队提出困难。我告诉大家一定要说老实话。惠队长很干脆，提出：“我回去跟群众商量一下，想法落下去，可是不行，今年差一千六不到三十万斤！我不提也不行，得说老实话。你没看那地方，小草像刷子一样，把垅都盖住了。”
他们讨论得很热烈。
1961年5月14日星期日晴后小雨（1733天）
我正睡午觉，忽听一个人吵吵巴火地闯进屋来，找党书记。
“找党书记啥事？”我坐起来问。
“韩百合的鸡丢了，党书记问我们亲家是多咱走的，是对我亲家的怀疑：是不是韩百合对党书记说什么了？”
房东大娘说：“不能啊！一个女人，鸡丢了，是挺熬糟的。”
“我那亲家是一辈子的老实人，他是我的姑表弟，他的姑娘又给我儿子做媳妇，要不是好人，我能跟他轧两层亲家吗？”
“那话不假。”
“我那亲家老实得就像老面瓜似的，谁要不信，一过河西打听老刘家，谁不知道？”
我说：“谁丢了东西都兴怀疑，心正不怕影斜，脚正不怕鞋歪嘛！你用不着上火。”
“那也能屈死穷人笑死贼呀！”
……
今天午后给洪利、陈绍英、张宏毅合写了一封信。给第一队订了管理制度。晚上回到住处，刘振海给我卷烟，坐在炕上唠嗑。我问起他对包产的意见。他说：“要说一垧地单产1850斤，真就不高，就是咱队上的畜力太弱，种地全指畜力，铲完地用犁一耥，又抗旱又抗涝。垅旁的湿土，下点雨就渗下去了，晒也晒不着。土松了，根子也愿意往下扎。”
“谁都知道毛主席领导这个道儿是对的。合作化前几年，真就有把土地当出去的，穷的穷了，富的富了。要看八路军刚来那年，谁知道他能胜？大黄棉袄，后屁股挂两颗手榴弹……毛主席办了两件事：这街上抽大烟的抽得家破人亡，现在没有一个抽大烟的；还有一宗，没有打人骂人的，这都是特点哪！”
我跟他谈得那样亲切。
1961年5月15日星期一晴（1734天）
地主杨富生反把倒算，运动中被斗，倒出700元钱，用两个料片子顶一部分现金。现在他想不给。昨天我把他找来训了一顿，今天早晨亲自押着队上的车去拉料片子。
午后把行李从丁家窝棚搬到五一大队。从此我就在这儿工作了。一队的情况最复杂，省委工作组的四个人几乎全集中到这里了。
1961年5月16日星期二晴（1735天）
领导让我住在一队，午后我就去了。
李组长对一队的分析很正确，这里有三方面势力：以坏分子刘胜任为首的反动势力，以刘均富为首的严重个人主义思想势力，以王世昌为首的进步势力。
昨晚李组长找一队的伙食长陈尚勤谈话，他声称史荣贤曾找他代笔写匿名信并叫陈签名，他没干。正在谈话中，窗外有人叫李组长。李组长出去开门，走进一个大个子，紫乎乎的大饼子脸，一笑露出了金牙，秃眉毛，脸像是没洗干净。他一进屋就故作新奇地说：“刘均富上罗桂琴家去了……”
而刘均富最近竟怕得连觉都睡不安了
公社的马组长来这里开片会。我让他把我写给刘丹华的信捎去了，并且给张慧、石果写信汇报思想，说明信内有两毛钱，是两个月的团费，但竟忘了把钱装进去，明天只好写另一封了。
晚上跟一队的王乃彬唠扯过：“下台干部田凤翔不老实，扶犁的要休班，找人代替，他就说：‘换那玩艺儿啦，今个换，明个换，哪来那么多人？王永生说人家刘均喜是个盲流，不能做饭，人家真的不做了。田凤翔收的探头粮钱和五八年的机动粮100斤都没追究呢。’”
一队的蔬菜园有三亩地，种的蔬菜品种很多。靠西是几十池子韭菜，绿莹莹的，有一根筷子高了。我走进园子，在园主跟前蹲下来。他抬头望了一眼，这人三十多岁，目光像探问什么似的扇乎着，鼻头很高。我问：“这韭菜为啥不割？”
“不到时候。五一已经割过了一茬了。割二茬总得隔20天。”
他用鎌刀剜菜池里的小草，把土弄松。我拣了一根树棍，蹲下来跟着松土，问道：“韭菜大伙吃过一次了吧？”
“吃了一次还要吃一次。我说不行啊，割这茬韭菜不到20天，再割非烂根不可，过年的韭菜就会像头发。”
我说：“小菠菜好间苗了。”
他说：“不行。现在吃就糟蹋了，一池子还不到10斤，再过八天，到初十，一池就能有20斤。”
接着我跟他聊起本队干部的情况。他说是下台干部故意捣乱，饽饽明明比过去大，偏说比过去小。”
我抬头望望这小园子，四四方方的，被一池池菜畦分割着，中间有绿油油的小菠菜，开黄花的菜栽子，茄子苗刚刚出土，地头还有一条直溜溜的小渠。
1961年5月17日星期三阴（1736天）
昨晚在一队队部睡的。同睡还有下放的张排长和伙食长。张排长22岁，瘦瘦的，眼神刚毅。学生们经常不参加生产，叫去踩阁子就是不去。他说：“他们不会自觉，就是奴性，不强迫他们劳动就不行。我豁出来犯错误，再大不了我去劳动。”
午后到地里去。是第一生产组。有问题的人刘胜任、史荣贤、田凤祥都在这个组里。
因为怕休息不好，今晚我搬到大队来了。
1961所5月18日星期四晴（1737天）
四处的地平线都是墨蓝的云，在阴暗的早晨，春天的气息更加深厚了。黑油油的土地，浓绿的树阴，远处地面上荡着蓝雾。
上午李组长叫我抄写第四生产队死硬官僚主义分子的材料，到9点多钟。原来属于五一大队管辖的几个新划出的支委都来开会了。会上李组长将整风整社的情况做了总结。这个大队有问题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五。情况有多么严重。以刘胜任坏分子为首的反党集体，拉拢地富反坏，重用坏干部，私宰耕牛，破坏生产，造成土地连年减产。
每次整风都是一次革命。经过这次运动，对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残余是比较彻底的扫荡了。
午后继续开会，讨论分队的遗留问题。队长惠若林说：“丁家窝棚那五垧地是不能要了。”
新河大队支部书记说：“那五垧地与丁家窝棚的地是连成一片的。”
惠若林挺着脖子、沉着脸说：“土地还有不连成片的吗？你说哪块地不连片？”
那人一耸肩膀，笑眯眯地说：“我知道你能这样吵，我说什么也不能放你到陶家去，你家还在新河住呢！”
第三者出来调解：“嘿，拉倒吧！这时候嫌地多，将来要地还要不到呢！”
惠说：“五垧地就是打金蛋子我也不要。”
最后决定，陶家给他们五垧地，另外还给一匹马。
《黑面包干》正在阅读中。《人民日报》发表该书作者德•拉伯金娜写给中国青年朋友的一封信。这封信作者追述了1918年列宁对她说过的话：
“革命者应当有一颗火热的心，否则他就不是革命者。同时应当有冷静的、善于分析的头脑，否则，他就是傻瓜。”又说：“革命者应当同样做到既能为革命而死，也能做最枯燥的、最平凡的、因而也是最困难的工作。因为对我们来说，最主要的是永远能带动千百万劳动群众。”
昨晚由第一生产队回来，参加了民办中学的整风。该校支部书记李秉先是个地富出身的人，28岁，却是个挺官僚的家伙。昨天的会上，他若无其事的样子，翘着的二郎腿不住地抖动。一位姓沈的女教师说话很真爽，骂他“是什么东西”。她说：“你从来不抓教学，下课十分钟也要讲话：‘我讲两句话。’一直讲到快上课的时候，他还说：‘我讲最后一句……’从来不给教师时间备课。早晨读报，读完了就让大家讨论，要是问什么时间备课，他就说怕是偷闲了吧？结果我上课写错了字，把‘丁’下的一勾勾到了右边去了。”
这样的斗争会使我想起了大学时代的生活。
1961年5月19日星期五雨（1738天）
上午下了两个钟头的雨。雨点打在窗上，玻璃上出现了飞溅的雨尘，然后形成无数条细流，向下流去。田野里的雨声很大，哗哗哗，四处都被这声音盖住了。
为了确定李秉忠的成分，找来几个老农。从前李家共五天地，席桂臣种了大部分。他说：“我种他家曹家坟的地。”
“是哪一年？”
“啊呀，那可就记不清了。”席桂臣脸望着天，做出思索的样子。
李组长多方启发，让他回忆，问他光复那年干什么？他说：“我当劳工，到金家屯听说不要了，这才知道日本鬼子倒台了。”
李组长问：“什么时候分的家？孩子那年几岁了？”
“啊呀，想不起来了。”他有点装蒙。
后来找了史荣贤，他说：“席桂臣对李家的情况全熟悉。”又把叫老席叫进来。李组长说，“你是中农嘛，给他隐瞒土地对你有什么好处呢？”
席说：“天生是不知道嘛，知道我还能不说？”
又找许多人，终于搞明白了。
最近我明白了一个问题，这是从切身体会中得出的经验：以前我找群众谈话的时候，总怕失掉了什么，怕使别人不满意，而且做事容易妥协，这是不把群众看成他们自己的事业，好像事情是给自己干的，别人是帮助自己的，不能多打搅人家，囿于印象而限制了自己的行动或改变了主意，这是不对的。
五一大队的工作结束了。
1961年5月20日星期六晴（1739天）
今天坐大车来到昌图城。从金家镇来到昌图，大车在平坦的路上行进。坐在车上，背诵着主席诗词，我和老刁互相提示着，安适地回望远去的道路。这条道路对我是多么熟悉啊！土地不怎么平坦，像波浪一样延伸着。麦苗已长到二寸多高了，苞米苗也钻锥儿了。
回忆这段生活，我是满意的。只是对生活还熟习得不够。如果在这里再呆上一年，我可能更熟习些。
午后三点钟到昌图县招待所。我和刁永祥住在13号房间。晚上在俱乐部看了一部苏联纪录片《列宁在此地住过》，向列宁学习读书，向列宁学习革命斗争精神。
1961年5月21日星期日晴（1740天）
招待所的炊事员有病了，省委工作队的12名同志在县委机关食堂里吃饭。这里的女服务员工作挺麻利，进了食堂，只要坐在桌子旁就行了，她给你端菜送饭，然后拿着一个小盒到桌前收饭票。她们不过于殷勤，只要你提出做什么，她的工作保证使你满意，从这张桌走到另一张桌，忙而不乱。
今天吃两顿饭。一天的时间都是在招待所的房间里度过的，共同讨论了几个调查研究材料：关于食堂、关于整风整社的遗留问题、关于评工记分。最后一个问题是刘丹华搞的，举例不多，却是恰如其分。原来打算23号回沈，看来工作已经做得差不多了，共同决定明天回去。
1961年5月22日星期一晴（1741天）
早晨与刁永祥在县食堂吃过饭，乘汽车到昌图站，上午10时10分回沈。
1961年5月23日星期一晴（1742天）
早饭后到编辑室去了。石果同志要到本溪去参加省内的话剧观摩会，临行前编辑室开了个会，我赶上一个尾巴。石果告诉我：让我和潘照坤、张慧三个人担任小说组部分的编辑工作。
上午把衣服洗了洗。
休息两天就应当上班了。吃午饭的时候，李慧君通知我明天到东北旅舍去开会。
WDC回来了，我想找机会跟他谈谈。
1961年5月24日星期三晴（1743天）
八时半到东北旅舍报到。本来上午十点听王良书记的报告，因他到农村去了。十点半左右全体工作队集中到七楼，由省委办公室的同志讲了一下开会的目的：
1.汇报和总结工作，做个人鉴定；
2.休息。省委书记们告诉负责人：要很好地安排工作队的生活;
午后，昌图队的12人集中到554号孙处长住的房间开会。
老刁说，他是不吝惜自己的精力的，认为这次工作取得比过去任何一次整风都优异的成绩，工作队紧紧依靠了当地党委的领导，再者是工作队做到了与社员的四同。他认为，工作队不宜换得过频，这样会有利于工作，23人的工作队，坚持到最后的只有9人。
鉴定时，李处长把我表扬了一番：
1.工作大胆，情况摸得很细，汇报时有条有理；
2.肯于学习，积极钻研文件；
3.服从领导，能很好地完成任务。
原来我还有这么多优点哪！但我对自己的工作是不满意的。我为什么不能像老刁那样，从工作中学到那么多东西？但这五个月的生活是很有意义的，我曾对老刁说过，我现在才觉得自己是个大人了。
晚上啤酒喝多了，本来不会喝酒的，头晕，发呕，可惜两部好电影没捞着看；一部是《渔光恋》，一部是《友与爱》，前者是香港片，后者是苏联片。
1961年5月25日星期四晴（1744天）
我住在624房间，只一个人。
早晨，城市醒来了，晨光照耀，参差耸立的楼房，像扩大了的食盐晶体，色泽鲜明，灰白不一，街上的树已经是很绿的了，楼房的背阴面，绿得更为苍深一些。服务员敲门，是进来送茶和收拾房间的，大方而殷勤。我只觉得激动，贫农的儿子，在党的温暖中成长起来，只有工作、上劲，不吝啬自己的一点光和热，让共产主义理想更快一些到来吧。
今天写鉴定，没什么集体活动。在这里看见大舅了，他是省政协常委，他们政协委员是在这里学习的。实际是党为了照顾他们的生活搬到这里来的。
今晚看《窦娥冤》和《小月亮》两部影片。后者是香港片，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高。中国戏曲片抒事性很强，由于它对社会矛盾描写很深刻，感人的力量十分强烈，对主人公的压力越大，对观众的感染就越深刻。
当代作品更长于用细节描写表现生活。电影中适当选择了细节，更加强了戏剧性和动作性。《小月亮》就是这样一部片子。
1961年5月26日星期五晴（1745天）
个人写的鉴定分别传看了，午后在小组里就鉴定发言。大家给我提出一个缺点:急躁，容易冲动。这和我的学生出身有关。李处长分析了它的危害性：容易产生忽左忽右的情绪。总之，我真正觉得我是大人了，充满朝气的25岁哟。回想起来，我尽管有许多缺点，但我对自己的过去是满意的。我时刻没忘记对自己的缺点的斗争，虽然我曾苦恼过，但我想努力成为完美的我，要想今后有所作为，尚要刻苦努力。
今晚看《杨门女将》和《为了……生命》（捷克片）。后面的片子连名字都没记住，不是太好。
给了二斤苹果，我给大舅送去了。他又退给我两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