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四）

　　与团驻地相隔不远的那拉提大队，住着二三百口哈萨克族老乡。
　　历史上的哈萨克人以游牧为生，终年追随畜群游走于四季牧场，实行集体化后才开始集体放牧和组成村落定居生活。尽管如此，他们依然保留了哈萨克人的传统，男人成年时可以在集体放牧的马群中挑选一匹坐骑。所以每个成年男子都有一匹伊犁马，既用作日常代步工具，又是畜牧生产工具。如今的哈萨克人既放牧又农耕。畜产品主要是伊犁马、牛、羊和羊毛。农产品则很单一，每年只种一季小麦。像口里的农民家家都有自留地一样，这里的社员家家都有牛羊等自留畜，也有养鸡的。
　　按照龙大江在团部建议的军民共建，六连的战士经常到那拉提大队，帮助村里打扫环境卫生，平整乡村道路。也像老八路那样，到定居的老百姓家里或在巩乃斯草原游牧的哈萨克毡房里串门做客，帮着老乡清扫庭除、担水劈柴。这些活动，很受哈族老乡欢迎。哈萨克族人有个习惯，家里的男人从不挑水，不管汲水的路有多远、气候条件多么恶劣，一定是家中的女主人甚至小姑娘去挑水。所以战士们帮着老乡家里挑水，尤其受洋缸子（妇女）和克斯巴郎（小姑娘）的欢迎。哈萨克老乡每每会拿出奶茶和酥油茶，还有用小麦粉做的馕，新鲜的或熏制腌制的牛羊肉，还有鲜奶奶酪奶疙瘩等乳制品，热情地招待解放军。
　　一个周末，黄建民来找刘小蒙：“走，领你去个好地方。”他边走边指划，“上周和咱们排长到那拉提大队军民共建，我发现这儿的老哈家里有好多好东西。”
　　黄建民带刘小蒙到了那拉提大队。进了一户哈萨克老乡家，一个老汉迎出门来。
　　“热比尔拜，加克斯！加克斯!”黄建民学着他们排长的样子，右手抚胸向老汉打着招呼。
　　那个叫热比尔拜的哈族老汉，身材魁梧，皮肤黝黑。上身穿着一件翻毛羊皮大衣，原本白色的大衣表面已变得灰乎乎、油乎乎、脏乎乎，显然已经穿了好多年了；下身穿一条黑色灯芯绒马裤，屁股和大腿内侧的灯芯绒都磨平了；脚蹬一双黑色高筒皮靴，也是疏于保养的样子，头戴一顶脏乎乎的短耳羊皮毡帽。见黄建民和刘小蒙来了，他热情地和他们打着招呼：“加克斯！解放军加克斯！”
　　刘小蒙看老汉约莫六七十岁的样子，客气地问：“您老人家高寿啊？”
　　黄建民打断刘小蒙：“他听不懂你这么文绉绉的汉语。”他转向哈族老汉，简明扼要，“多少岁数，你！”
　　老汉先伸出四根手指，又伸出一个巴掌，用生涩的汉语说：“45。”
　　45岁？刘小蒙和黄建民都大吃一惊。这要在内地，45岁的男人风华正茂。热比尔拜常年饱受西域旷野风霜雨雪雕琢，如果说60岁，绝对谁都相信。
　　黄建民从上衣口袋里掏出1元钱：“我们想买你的鸡蛋。”
　　热比尔拜瞪大了双眼，他的汉话水平有限，看解放军给他钱，一时搞不懂是什么意思。
　　黄建民指着正在房前屋后悠闲觅食的一群鸡，挥着手中的1元钱，学着母鸡下蛋的声音：“咯咯哒，咯咯哒，我们想买母鸡的儿子。”黄建民家中并不富裕，花1块钱买鸡蛋是他精心斟酌后掏出来的。他最近已经跟着吃了刘小蒙买的两个红烧猪肉罐头和一个红烧牛肉罐头。他是个家教明理的人，不能总是吃白食呀。
　　热比尔拜看了看黄建民手里那1块钱，转身进了门户洞开的房子，不屑地把自家铺在地上的毡毯掀起来。
　　跟在老汉身后的刘小蒙和黄建民瞠目结舌地看到，毡毯下面胡乱铺摊着很多很多当时最大面值的十元钞票，层层叠叠，怎么着也得有数百张之多。
　　“钱嘛，吐噜吐噜地（很多很多的）。所以嘛，不要钱。解放军的酒嘛，电池嘛，拿来换。鸡嘛，鸡蛋嘛，可以。”热比尔拜一边自豪地炫耀着，一边用期待的眼神盯着他们。
　　刘小蒙和黄建民对视了一眼，撂下一句“你等着”。
　　俩人飞快跑回团服务社。刘小蒙花了几毛钱买了一瓶北京二锅头，黄建民花几毛钱买了两节1号电池。重新再回到热比尔拜家。
　　哈萨克牧民习尚豪饮。可是，酒是计划供应的，一年只有在肉孜节和库尔班节，才会每人供应二两酒，让好酒的哈萨克汉子过过酒瘾。在这样的节日里，哈萨克汉子们会选一处视野极好的草地，围坐在一张堆满各种食物的毡毯旁，把白酒倒在一只大碗里，大家传着喝。一圈喝下来，一碗酒就干了。然后再倒，再传，再干。喝得高兴了，还会弹起热瓦普，亮喉高歌。每次总会有人喝醉，在散席时脚步踉跄东倒西歪的离开。别看这些喝醉了的哈萨克汉子路都走不稳，只要他们一跨上马，他们的屁股就像粘在马鞍上，尽管身体不时地前仰后合东倒西歪，却绝对不会从马上掉下来。
　　如果说奶茶是牧民每餐必用的饮品，那么酒就是牧民最喜欢的饮品。所以，看到刘小蒙手里拎的酒瓶子，热比尔拜的眸子立刻亮得放光。他接过二锅头，转身从屋旁柴草垛上的一只布袋里抓出一把麦粒，嘴里“咕咕”叫着把麦粒撒在近旁，引来十几只欢快啄食的母鸡。对刘小蒙伸出两个手指，说道：“两只。”
　　“两只！”刘小蒙眼也放出光来，几毛钱一瓶的二锅头能换二只母鸡？
　　“哪两只？”
　　此时的热比尔拜心思全在手中的酒瓶上。他使劲把酒瓶晃了一下，把酒瓶子对着阳光，仔细地看着酒液中的气泡旋转着升腾起来，再逐一破灭消失。对刘小蒙的问话只是很随意地说道：“随便！自己抓萨。”
　　热比尔拜接过黄建民的电池：“鸡蛋，20个。”
　　这个商品交换价格是由热比尔拜按照他自己的供求观念主导定价的，他自己满意地获得了计划外的商品。
　　刘小蒙和黄建民简直乐疯了。
　　
　　解放军来到那拉提，不仅给当地闭塞的哈萨克居民带来了当时地方供应短缺的生活物品，也带来了他们从没见过的生活方式。
　　夏秋之际，营房周围战士们自己种的青菜已经绿油油的一片。炊事班把菜地间苗拔下来的小菠菜、小油菜洗洗做菜吃。
　　食堂还没有盖起来，天气转暖以后，大家就在露天地里吃饭。
　　这天，连里正开午饭，热比尔拜碰巧路过。他骑在马上，瞪大双眼，十分惊讶地看着正在吃饭的战士们。
　　刘小蒙一看是热比尔拜，赶快迎上去主动打招呼：“加克斯！热比尔拜，哎，你怎么啦？”
　　热比尔拜一脸疑惑：“解放军，吃草萨？”
　　露天地里正在吃饭的战士们，先是一愣，接着“轰”的一下笑了起来。
　　胡中州忍着笑热情招呼道：“别了盖别了盖(过来过来)!你也来尝尝解放军吃的草萨。”
　　热比尔拜高兴地跳下马，毫不客气地坐在刘小蒙递给他的马扎上。
　　大班长递给热比尔拜一个馒头，又给他盛了一碗菠菜汤，还递给他一双筷子，指着盆里的清炒油菜：“不要客气，解放军的草，管够吃”。
　　热比尔拜先是小心翼翼地用筷子挑起一小片油菜叶送进嘴里，仔细咀嚼着；又喝了一口菠菜汤，接着眉开眼笑地大声说道：“解放军的草，好吃萨！草汤，好喝萨！”随即大口咬馍、大口吃“草”、大口喝“草汤”，一顿狼吞虎咽，风卷残云。
　　战士们都看得开怀大笑。
　　临走，胡中州对他说“想吃解放军的草，再过来萨”。
　　热比尔拜也高兴地不住点头：“好萨，好萨。”
　　看着热比尔拜乐颠颠地骑马离去，黄建民说：“我敢打赌，他回去后就会把解放军吃草这个重大发现告诉他周围的人，而且还会告诉人家‘解放军的草，好吃萨’。不出一天，那拉提大队的村民就会到咱们这儿来吃草。”
　　郑三宝平时不太参加大家讨论，今天终于看见比他还少见识的了，他也跟着大家一块儿议论：“这哈族老乡还真不客气！我这顿饭就没上吃几口菜就被他抢没了。”
　　胡中州对战士们说：“哈萨克是一个十分豪放的民族。在待客方面，款待一位陌生的不速之客或作一位不速之客，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随便一个过路人，遇到哈萨克人的毡房，你向主人说渴了饿了，女主人就会端上滚烫的浓浓的奶茶，用皮恰克（短刀）把囊切成小块儿；再用盘子摆上一些奶酪什么的，任你随便享用。吃饱喝足了，只需用右手掌贴在胸口处说一声‘热合买提（谢谢）’，就可以精神抖擞的再次上路了。试想一下，在方圆数百平方公里人迹罕见的情况下，人与人相逢，需要这种互相帮助。这是游牧民族的生存之道啊！”
　　二营长龙大江知道了老乡在六连吃“草”这件事，他组织部队战士到营区周边的村落，教给老乡们种植各种蔬菜的技术。没过几年，种菜和吃菜，便在那拉提草原普及开来。
　　部队进驻那拉提，给那拉提的哈萨克居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信息冲击。跟解放军学会种“草”吃“草”，从而改变了延续上千年的饮食习惯。
　　在与解放军战士的频繁接触中，这些终生没有离开过巩乃斯草原的哈萨克人，闭塞的心灵突然被打开一扇窗口，看到了知道了许多新鲜的事物，令他们向往不已。
　　刘小蒙和黄建民经常去找热比尔拜，不仅交换着物质，也交换着各种见识。
　　热比尔拜问刘小蒙：“你家在哪里？济什么？济南？济南的雪山有多高、草原有多大？”
　　“济南虽然有山，但是山不高，更没有雪山，也没有草原。济南是一个城市。”
　　“城市是个啥萨？”
　　“城市就是有很多很多人在一起居住的地方。”
　　“那么就是新源啦，新源县城就有很多很多人。”热比尔拜骑着马去过新源县城，知道那里居住着上千户人家，比那拉提大队大得多，也热闹得多。
　　刘小蒙耐心地给他解释：“新源县城还不能叫做城市。把几十个甚至上百个新源县城集中在一起，那才叫城市。”
　　“呜吆！那么多人聚集在一个地方，还没有草场，马吃啥呢？人咋住呢？”热比尔拜深深地替关内的城市人担忧。
　　刘小蒙哈哈笑着：“城市里没有马。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去，不是骑马而是乘坐公共汽车。噢，就是你也可以我也可以大家都可以上去坐的汽车，所以不需要放牧的草场。即便有草地也是为了绿化。绿化？嗯，就是为了空气清新和看上去很美丽种的树和草。至于居住嘛，人非常多，所以要住楼房。城市里有很多的高楼大厦。”
　　“楼房？”这又是一个让热比尔拜感到陌生的概念。
　　刘小蒙很通俗地给他解释：“楼房嘛，那就是把平房一个一个又一个地摞起来就是楼房了。有些楼房摞起来五六层呢！”
　　“五六层！”热比尔拜彻底懵了。按他的想象，如果只有一两层，竖起个梯子就可以爬上去了。他们村里人冬天清除房上的积雪，就是竖个梯子爬上去的。如果是五六层，那要竖个多高的梯子呀？爬上爬下的该有多悬哪？他又问了一句：“那人们怎么上去下来萨？”
　　“上下楼要靠走楼梯或者乘电梯。”刘小蒙告诉他。
　　“呜吆！济南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吗？”
　　“不是，现在中国最大的城市是上海。”刘小蒙看过的很多小说里有关于大上海、上海滩的描述。大串联时，他也去过北京、南京、上海、广州等很多城市。在他的印象里，上海应当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了。
　　听刘小蒙说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城市内的高楼大厦之高之多居中国城市之最，这位哈萨克汉子决定去亲眼看一看。临行前，他还打听了一下：“在上海住在哪里最好萨？”
　　刘小蒙在几个上海兵那里咨询了一番，告诉热比尔拜：“上海国际饭店最好！”
　　热比尔拜真的去了大上海，住进了上海国际饭店。
　　谁也没想到，热比尔拜这位哈萨克汉子的到来，震惊了上海的公安机关。
　　公安机关接到上海国际饭店保卫部门的报告：“饭店里住进来一个十分可疑的人，身上带有巨额现金！”
　　上海的公安立刻出警，到国际饭店详细了解情况。得知，此嫌疑人约有六十多岁，穿一套破旧的行头，油乎乎灰乎乎的翻毛羊皮大衣，磨平了绒的黑灯芯绒马裤，破旧的高筒皮靴，一顶脏乎乎的羊皮毡帽。看打扮不像有钱人，但出手异常阔绰。据国际饭店保卫部门介绍，这个人住进国际饭店以后，曾乘坐电梯和走楼梯上上下下很多趟，几乎对每一层都看了个遍，估计是在作案前踩点。此人到上海来似乎没有什么公事和正经事要办，每天出入的都是规模很大的饭店、商店、电影院等高级场所。他在上海第一百货商店花二百多块钱买了一台最贵的、可以收听短波的半导体收音机，那可是一个上海二级工半年的工资呀！还买了好几十节电池，估计是打算长期偷听敌台。
　　公安干警在热比尔拜出门以后，秘密搜查了他住的房间，在他的大提包里果然发现了大面额成捆的3万元现金。全是当时最大面值的十元票子，3000张10元的票子分捆成30捆。3万元钱，可以给一个500人的工厂发一个月工资了。这么多现金，连搜查的干警都是第一次见到，这回可遇到个大案子了。
　　公安干警根据了解的情况分析来分析去，认为无论如何此人都有问题，就把热比尔拜拘留了。
　　在审问中，热比尔拜非常无辜地辩解，声称这些钱是他自己的，钱的来源是自己挣得。上海公安根本就不相信。于是根据他提供的地址，通过新源县公安部门与那拉提大队联系取证，认为一定可以证伪热比尔拜的说辞。
　　没想到那拉提大队出具证明说那些钱确实是热比尔拜自己的。
　　上海公安还是难以置信，要求新源县公安局查清楚那拉提大队出证明的人与热比尔拜有什么关系，是否有影响客观公正出具证明的因素。
　　几个回合几经反复核实，最终证明，钱的确是这个哈萨克汉子本人的。
　　在七十年代初期，在富庶的那拉提大队，有几万元存款的牧民有好多呢，一点都不稀奇。那拉提大队的收入，很大程度来源于他们放牧的伊犁马，还有牛、羊和羊毛等畜产品。此外，农业也是重要收入来源之一。他们有大量的土地，大面积种植小麦，而且统统是机械化作业，农业机械化程度之高，在关内农村是罕见的。这种生产条件决定了那拉提大队的生产率很高。在关内比较好的农村年终集体分配每个工仅值两三毛钱的时候，那拉提大队每个工值高达三四块钱；再加上这个地方十分闭塞，有钱没处花，所以很多村民手存现金都是吐噜吐噜的。
　　上海公安部门带着十二万分难以理解的情绪，释放了热比尔拜。
　　在刘小蒙和黄建民的怂恿下，热比尔拜进大城市大上海去开开眼，结果弄了个不大不小有惊无险的奇遇。这段经历正经让他在那拉提大队添油加醋地吹嘘了好一阵。当然，说得最多的是他眼里的大上海，高楼大厦，花花世界。至于被拘审那一段，他很不屑地评价“上海人嘛，少见多怪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