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第1668-1677天

　　1961年3月5日星期日晴（1668天）
　　与社员一起刨粪，只刨了两分钟，手上就磨出了两个大泡。他们说我攥不住镐把。赵永春说：“你看看，我手上的老皮有多少？针扎都扎不透。你的手要练成我这样，那嫩皮全得脱下。”
　　这就叫脱胎换骨，要长一双贫农的手，有一颗贫农的心。
　　取证的几份材料都重新写过，觉得这几份材料太少了。前天材料员说，我打的材料提出的问题多，内容丰富。我有这样的想法：前支书刘均平的工作主要是在大队周围展开的，他材料主要应当在那里挖。这是对党负责吗？不是。有开一个会的必要。我在会上把已经发现的问题讲一遍，引导大家鸣放，取得一些效果。鸣放的仍然是那么几个人：赵永春、谢奎、谢振东。
　　怎样把落后面打开？李处长说：“光有积极分子不行，得把中间、落后三部分力量一起调动起来闹革命才行。”我接触的仅仅是几个人，是否有些脱离群众？丁队长有些怀疑了。他说：“大伙都说说，刘均平到队上多吃是通过小队长搞工作了？”意思是：做错这些事情他没有责任。但我不这样想，因为他们是一起“同吃”过，他们站在门口不让有病的社员吃饭。
　　多进行阶级分析，多走群众路线。
　　
　　1961年3月6日星期一晴（1669天）
　　突然来了冷天，风声如雷。今天到大队去开会，工作队员们做了汇报。本大队是三类队的性质已经确定下来了。李处长对我开展工作方法挺满意。
　　房东大娘对我讲起丁生春当饲养员的事情：大年初一他让丁百先回家吃饭，自己一个人喂牲口。当生产组长时，活计支配不开，就他一个人干。种地前，种子口袋谁不也愿拿，他先送别的家什，回头自己背种子口袋。
　　
　　1961年3月7日星期二晴（1670天）
　　缺乏斗争性，固执，不相信变化，有时到了使人生气的地步。这就是我之所以应当工作的原因。群众工作不就是从事提高群众觉悟的工作吗？对农民我还没有充分的说服力。
　　
　　1961年3月8日星期三晴（1671天）
　　陈国清到镇上参加万人大会回来，我就到他家里去了。不知怎么，把兑现的话引出来。他问我：“高级社入进来的车马投资也兑现吗？”
　　我说：“不的。”
　　“我说也是。那样的话就把社会主义兑没了。”说得挺的道
　　到底选谁当干部，我挨门摸底，一方面了解过去干部的情况，另一方面酝酿新的人选。他们给我推举了几个大公无私的人：生春大哥、陈国昌、陈国清、丁海盛、杨万德……
　　大家对孟宪珠有意见。五九年打园子的时候，他给张文昌多打了七垅地。赵永春提出意见，他立马对张文昌说了。谢奎提着大嗓门说：“那是个狗腿子，你可千万别听他的话，他算没有贫雇农的思想儿。地主富农给他摆上酒席，他没有不吃的。”
　　我用下放干部、分自留地、干部转变作风等事实教育生春大哥，叫他继续当饲养员。现在牲口没喂好，见瘦。饲养员夜里给牲口添两活草就睡大觉，该饮水的时候不饮。生春看见那些牛犊围着井沿转，他找了一条绳子，拴上柳罐斗打水给牛喝。
　　他说：“那两个饲养员不行，得教育教育，我都干了三年了，排班也排到他们了，我不干。”
　　他对自留地的意见是：“自留地留的太正确了，放两天假，早晚两头干点，也耽误不了工，各家富足了，国家就不用操这份心了。”
　　他给我提出个干部名单。据我的观察，积极分子的优缺点是兼而有之的，应当好好分析一下。
　　
　　1961年3月9日星期四晴（1672天）
　　积极分子发动起来了，晚上召开了会议，打算明天揭发小队干部的“五风”问题。我把小队的问题提了一下，问他们敢不敢提意见。赵永春说：“怎么不敢提呢？就算他在台上，有缺德事儿，也得给他提，他要报复就跟他斗，这才有无产阶级思想儿！”
　　大家揭发了不少关于会计丁会春的问题。这是个富农子弟，丁生春说他“暗杀贫雇农”。
　　开完会回来，生春大哥又跟我聊了起来。他说：“我说个落后话：干一年饲养员得少活十年。我要是当饲养员，我妈谁养活？谁给我整这些柴火？我那园子，一年也没收拾上。去年有卖豆饼的，我怕人家说我往家里拿豆饼，我也没敢往家里买。我妈这么大岁数了，你说我为谁打江山？要是就我一个人，那是没有说的。奖励费是你硬跟老惠要出来的。喂牲口责任大，牲口要是累乏了，晚上就卧下，一下睡着了，真的卧死一个，那得担多大的心哪？干这工作还得罪人，我种那园子，不是给你偷，就是给你薅下来，就是在使牲口上跟谁犯下仇了。车老板动不动就跟我干架，牲口卸下来也不饮，我一问，说是饮了，我说饮过？饮过我再饮它怎么还喝呢？”
　　生春大哥提出一个怎样照顾大集体又有小自由的问题。牲口的饲养、使用，需要有个制度，饲养员也要有个放假的制度。
　　党组织的思想涣散，群众的思想疲沓，这一切都应当在运动有计划地改变。要依靠群众。我多么希望有个同志和我一起来研究工作啊！我想起了东北解放时在此地工作的王峰同志。那时的群众觉悟如何？她不是发动起来了吗？群众越是不转变，就越是要通过运动要教育他们，遇难而退是懦夫的勾当，事实是群众有丰富的智慧。开积极分子会的时候，我完全是和群众商量的。陈队长发动群众时说：“你们先扯收入多少，然后扯到工分收入，再跟他说白菜如果不糟踏十来车，不是就能多分一些了吗？”
　　丁会春的问题和丁合春的问题是两种性质的问题。总之，积极分子中，个人偏见是存在的，包括队长在内。
　　
　　1961年3月10日星期五小雪（1673天）
　　赵永春和卖粮食的问题是丁发春揭发出来的。他曾对惠队长说：“卖了90斤粮，两元钱一斤，是你们党员负责的。”今天我到大队林场去找丁发春。他在磨坊里压面。我说：“我向你了解个事儿：”
　　“什么事儿？”他很惊讶。
　　“我们队赵永春卖粮的事儿。”
　　“不知道啊！”声调很高，故意装出莫名其妙的样子。
　　“不是你对惠队长说党员负责吗？”
　　“我说过。”
　　“你听谁说的？”
　　“小学生放学时听人们瞎招呼。”
　　
　　积极分子会没吸收丁队长参加。他怀疑起来，对惠队长说：“现在的工作组真怪，有事不找小队干部，净找群众。你倒是找好的呀？净找些啥人啊！”
　　我问：“找贫下中农不是正经人吗？”
　　陈队长挖苦地诘问：“好好整整，这是什么思想儿？”
　　“我找他谈谈吧。”我说。
　　惠队长说：“你别跟他谈这个，主要是帮助他提高思想。”
　　对，他比我高明得多。
　　晚上开贫下中农会，但揭发的问题不多。是没有问题还是有问题不说？
　　“有顾虑啊！”惠队长说。他是外队派来的，晚上没回家，跟我一铺炕上睡的，“再开这类会，队委会的人别参加。”他建议。
　　
　　1961年3月11日星期六晴（1674天）
　　晚上的会开得不好。谢奎总是第一个提意见：“孟宪珠，告诉你……”
　　杨万德提醒他：“有意见你就提吧，不用告诉他。”
　　“你说你老婆有病，得用车拉着去治病。你老婆去治病了吗？你是用队里的车拉白菜，谁没看见？”谢奎揭发。
　　
　　1961年3月12日星期日小雨（1675天）
　　积极分子会（贫农会）开得很成功，有点兴奋和激动。只有一个体会：一切同群众商量，办法有了，斗争的情绪也高涨起来了。
　　因为昨天会议的失败，我很苦恼，曾想请示大队工作组派一个人来。群众发动不起来，而队上又确实有必要通过整风来解决问题，责任不容许我放弃斗争，将来走后，会给党的工作带来更大的问题。我反复地对群众说：“换一个干部容易，但贫下中农的优势树立不起来，将来印把子还是握不牢靠的。”
　　下着雨，大队召开千人大会。邱景富、陈国昌、陈国清、杨万德都没参加会议。赵永春有病（他为卖粮食的事有思想负担，情绪不高）也来了。我找他们到杨万德家开小会，研究发动群众的办法。
　　大家说：历次运动都搞得不深不透，除了几家上中农和姓丁的家庭之外，哪有几家外姓的贫雇农？我说：“族姓的斗争，是表面现象，丁会计干了坏事，不损害丁姓贫下中家的利益吗？如果没有外姓人，他们这里就没有阶级斗争了吗？问题是，我们没有把大多数群众团结起来闹革命。多数群众在怀疑自己的问题，第一是丁队长和陈队长有些个人成见，而我接近陈队长多了些，引起了丁队长的怀疑，部分群众也误解这是宗派的斗争；另一方面，房殿发周围的一部分人也怀疑是不是在整他们。我们非得把这部分群众发动起来不可。”
　　后窗有听声的，陈大嫂叫小姑娘出去看看。门响之后，外面的人说话了：“你躲一躲，雁都跑远了。”
　　小姑娘进来说：“是小诸葛。”
　　邱景富说：“这是个啥玩艺儿！”
　　“听他就听，反正这些事儿都得到大会上说道说道。”
　　老邱想出个办法，叫我去打通丁队长的思想，解除他的顾虑。
　　“我去找丁百春。”
　　“赵永春去找成春，怎么样？”
　　“行。”
　　“我们分别行动。”
　　终于有了一些成绩。丁百春说出建小社时丁会春的一些资本主义思想。陈队长对我说：“你找老邱，让他贫雇农的思想树立一下，他说话比你说话有力量。”
　　我亲自出马，把贫雇农们找到赵永春家，队委会的人都没参加这个会。另外研究生产管理问题和评工分问题。老邱果然是头一个发言：“我们要分清阶级，坚定无产阶级立场。揭发‘五风’并不是为了报复，咱看看丁会春到底给咱贫下中农谋了些什么利益。搞小社的时候，老丁四哥来摸底，不是说过车马压价就坚决不入？坚决不要贫雇农，要是贫雇农想入，就叫咱穷哥们在外面待一天吗？”
　　崔起汉抖了抖肩，说：“那是不行。我这人净说实在的。”
　　谢奎瞪着大眼睛说：“我是坚决要跟他斗到底！”
　　“他们上中农都是些什么人？以前我手里攥着钱他都不卖给我粮食。”杨万德转动着小脑袋，小眼珠滴溜溜转。
　　“第二天我在街上花1角2分买的苞米，你看他妈还贱2分钱！”
　　“那你还不得扛回来！”丁秀春取笑他。
　　“咱穷人不是有个穷力气吗？”
　　有人揭发说：“丁会春给公社干部送黄米，军属没钱就不给粮吃。那军属是头一名发起建小社的，他是不是恨他？”
　　“发补助菜，给他圈里的人多打一分，我没告到乡政府吗？”丁百春板着脸儿。
　　“你告也白告！”
　　“你给人家送过苞米吗？他能给咱们办事吗？大伙看看，丁会春跟大队干部有什么关系？”
　　“丁会春跟刘均平纯粹是里勾外连！”
　　“哼，五八年大队干部搞深翻，转个屁股就上这儿来吃白面馒头。”
　　“我上小泉去修水库，连打了七个通宵！一百来里地，回头就叫抗旱，我吓得跑到高粱地里去了。”丁万春说，横了巴吉的。
　　丁百春说：“有走狗，老透风！”
　　丁生春说：“他投降了！”
　　“抓来，撸他两撇子，杂种操的！”
　　“打可不行。”
　　小诸葛挂不住了，急忙掩饰说：“不用打，叫他两手一举，就够他受的。”
　　丁会春给大队崔会计打面子，不给有病的丁照春打。“你看看，”这时邱景富启发大家，“都是他们姓丁的家里人，心勾着心的，为什么两样对待？因为他是贫雇农嘛！”
　　
　　1961年3月13日星期一阴（1676天）
　　因为昨天会议开得好，精神一直处在兴奋中。有两个问题需要请示：1.积极分子对一般中农有歧视；2.提出的一般性问题有许多是未经核实的。
　　工作组李副组长对这两个问题的答复是：不要阻碍群众的斗争。我带着一身力量回到小队。听到一个新情况：丁队长在群众中吹冷风：
　　“操他妈的，他能把我贫雇农整到哪里去！”
　　晚上我问谢振东：“怎么样？能不能斗弄起来？”
　　谢振东脑袋一拨楞，说：“他妈的，够呛！”
　　我问：“你说呢？丁百春？”
　　“大家说呗！”
　　“惠队长，你说。”
　　“主要是把实事对证了。”
　　老邱要打通惠队长的思想，说：“你看，咱这是一个楔堵一个窟窿呢。”
　　晚上，叫积极分子串连了解对丁会计的意见。我找了几个老农调查丁勤的成分问题。
　　
　　1961年3月14日星期二晴（1677天）
　　第一是生产，第二是生活，第三是整风整社——工作队会议上对当前工作是这样安排的。
　　放手发动群众，不要怕整乱。要达到像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说的那样。
　　晚上，开社员大会，集中对丁会计展开鸣放，却是鸦雀无声。杨万德第一个提出问题，慢声慢语的：“丁会春年底下工分也不问一下，为什么把六0年的工分下到六一年了呢？”
　　“没有说的我提一点，去年我上本溪，丁秀春和我一起去的。听说是他给记工分了，就是我没给。”
　　后来追查阶级。老五头丁勤——就是丁会春的父亲，自报五垧地，大家都不放声。
　　会议失败了。
　　我尽力压制着自己的情绪。我看到群众对这事情不大关心，就连最积极的老邱开完会也毫无惋惜的心情，从炕上跳到地上就问：“周书记，给我们那一百斤土豆栽子为啥还不给呢？”会议进行当中，他去贴饽饽吃去了。
　　回到住处，丁生春大哥依在炕上卷纸烟，自言自语地说：“600斤。”
　　大娘问：“什么600斤？”
　　“我说那园子种苞米能打600斤。”
　　躺下以后，我问他：“大家为什么不发言呢？”
　　“这帮人没个整。”他说，“背后穷嘀咕都有能耐了。”
　　“这些问题大家要不要解决？”
　　“不要求解决提它干什么？”
　　“你有信心吗？”
　　“我没信心。”
　　“不行，一定得整。”
　　“明天你抠大家一次，这不是‘促’人吗？为什么在会上不发言？”
　　“还是觉悟不高。”
　　他说，应当把丁百春拉过来，力量才大。说丁百春和赵永春、陈国昌有个人成见，他们都做下仇了。我说：“我年轻，有什么不适当的地方你给我提一提。”他说：“今晚你就冒失了。开头话说的太大，就把你孤立起来了。你得看火候，就像赶浪一样，一浪一浪往前赶。”
　　他还说：“陈队长把自己害了，丁会春从来不跟他骂仗，他骂人家一两次，就把自家整倒了。”
　　我把蜡烛点起来，看了几页《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上面有句话：
　　“打击贫农，就是打击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