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第1655-1667天
1961年2月20日星期一晴（1655天）
今天的日记是三天后写的。这是令人激动的三天，我看到我们伟大的党为了发动全民克服目前的困难，做了何等艰苦而细致的工作。
19日就接到通知，说为了整社工作不影响春耕生产，省委整风整社工作队会议提前召开。会议的时间由原来的七天改为两天。
行政科王福田答应给我借粮票。我在屋里等着，他转了一圈儿却不见了。我有些生气。这种一推六二五的作风失去了我对他的信任。以前跟他办事，我都用等待、忍耐的态度对待。后来想了一下，越是迁就，事情就越办不好。斗争是必要的，但要和颜悦色，而且仍然充满信任才行。
工作队开会，在东北旅舍食宿。住的房间很讲究，沙发床，桌子上铺着玻璃板，茶几上有烟盒、茶杯、茶盒，两个人一个房间。我想，这是人民给我的待遇，应当好好给人民工作，才能对得起人民。据说，工作队员每个人给三斤炸鱼、5盒烟和一双胶鞋。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给我们这样优厚的待遇，我能说什么呢？只有全心全意地为人民工作。大丈夫应当能上能下，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忘记自己是革命青年，党的后备军——共青团员。
午后学了五个文件——中央工作会议关于整风整社问题的讨论纪要，对目前整风整社工作做了重要指示。最重要的是要记住：这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没有这场斗争，要取得农业丰收是不可能的。
学习了陈伯达同志在八届九中全上的发言提纲。他引用《华盛顿邮报》上说的话来说明帝国主义对中国大跃进的惊惧：“中国不再是一个沉睡的巨人，他已经醒来，十年内他们将成为第三个强国。”瞧着吧，魔鬼们，我们还要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在巨人的呼吸声里，把你们吹得云消雾散。陈伯达用马列主义经济学的观点，把大跃进的经验做了生动的总结。他说，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也有其周期性，这种周期性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周期性，他不会有经济危机，只是为了更好地跃进，有计划地使某一经济环节的发展速度降低一些，保持稳定性，螺旋式上升。这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认识这种规律，就不会在新的困难面前丧失自觉而悲观失望。
提高粮价，使农民富裕起来，这样才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可见，党的政策是一贯从大多数人民利益出发的。
第五个文件是省委对政策中的兑现问题提出的几个具体意见。
1961年2月21日星期二（1656天）
上午学习中央批转湖南、广东、陕西省委的报告。指示一切工作都要有利于今年农业生产的丰收。
午后，王良书记作报告。前排坐满了人。我为了能看清王书记的脸，特意从中间搬了一个凳子，放在靠前的右侧坐下来。
王书记大概是山东人，身体魁梧，大脸盘，浓眉毛，讲话声音宏亮，两只手常常张开来，在胸前指点挥动，有力的配合他的声音。
王书记肯定了我们的工作成绩，对我们付出的一点点辛苦给以慰问和鼓励。“特别是军队的同志，老八路的作风带到了公社。群众发动起来了，他们说：‘我们听你们的，你们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干。’这是党的好儿女！强壮的小伙子在那里也得了浮肿病。他们的经验只有两条，一是老八路作风，二是阶级路线。”
讲到当前的情况和农民的生活，王良书记充满了感情。本来是坐着的，突然站起来：“同志们想一想，我们已经有了多大的困难，许多同志带着浮肿病坚持工作，买不到食品，一头大蒜卖两毛五，但是，只要全党动员，明确吃饭第一的概念，有天大的困难也能克服！请你们向全省的社员交个底：到农忙时节，我们会倾巢而出支援农业。沈阳军区杜平上将问我：‘王书记！多咱有任务呀？我们要全军以赴！’为了在农业上争口气，他们要吃这份苦！经过战争，他们都是全身窟窿的人，这不就是力量吗？”
王书记一再重复中央的指示：“今年工作的关键在于粮食丰收。一切工作——一切！——都应当利于粮食丰收，任何工作都不能妨碍粮食丰收！除此以外，其他一切工作即使做好了，只是粮食减产，困难还会比今年增加！”
第三个问题讲的是春耕生产问题。王书记对生产很熟悉。“旅大地区地皮已经化了一寸五了，麦子应当种了。高产作物仍然要提倡。新宾县委向我报告：他们要种四万亩稻子，我说多了。后来经群众一讨论，可以种八万亩，原因是去年把水田整好了，今年不用费工夫影响旱田，可见，什么事都得依靠群众。”
听了王书记的报告，我从来没有这样激动过。
晚上在七楼看电影《林海雪原》、《革命家庭》。
1961年2月22日星期三晴（1657天）
社里抽出一部分人去积肥了。全党办农业深入人心。我时刻在想，一定要做一个自觉的革命者。
1961年2月23日星期四晴（1658天）
9点55分乘67次（沈阳——佳木斯）列车到昌图。向车窗外一望，列车经过之处，几幢黄色的草房苫上了新草。这或许是整风整社带来的新气象：社员更关心自己的房子了。
午后4点到达县招待所。我和刁永祥住在17号房间。他的眼睛肿得比我厉害。我读文件发现一个问题：平均主义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反映。这个问题曾在大学学习八届八中全会文件时提出过，学习陈伯达的发言看到这样的语句：平均主义是反动的。因为对自己曾否定的观点没弄明白，这次又提出来了。老刁说：“这个问题得具体分析。平均主义的主要内容是共产风，刮共产风有种种情况：有的是坏人搞的，有的是上面压的，有的是思想上糊里糊涂，不能笼统而论。”还是他的见解成熟啊。
1961年2月24日星期五晴（1659天）
学习中央《关于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座谈讨论纪要》。意见。这个意见是1月20日发出的。文件根据农村社队的好坏情况，分为一、二、三类，农村干部好的和比较好的占90％，犯有不同错误的占7％，五类分子和蜕变分子占3％。在安排好生产、生活的同时，进行整风整社，坚决纠正共产风、浮夸风、生产瞎指挥风、特殊化风、强迫命令风等。做好退赔，还要检讨。
晚上，老刁说他对刘丹华有意见。老刁讲话一讲就是一大套。在招待所住了六天。刘丹华住大兴大队，老刁住在小队。5号那天，刘丹华到老刁的驻队说：“你写一篇经济兑现的材料。”为什么写，他没有交代。第二天，刘又来了，问：“你的材料写得怎样？”老刁说：“才一天的时间……”刘丹华说：“你考虑考虑，明天写出来。”第三天，刘又来了，说：“你到大队去，写一份大兴一般情况的材料，提供看法，供决策之用。”老刁说：“一般材料毫无用处，两天写出来，也毫无道理。”刘说：“不是你一个人搞。”刁说：“那总得了解情况啊！”刘说：“咱俩的意见并无分歧。”刁说：“不对！分歧很大！”
“分歧如何？”我问老刁。老刁无可奈何地摇着脑袋：“三四个人写了个两万字的材料，人口多少，土地几垧……汇报时。于厅长找我问:‘怎么的，也没提供出什么问题来呀？’这实际就是批评嘞！”老刁一拍大腿，把身子往后一仰，直挠头皮。
后来跟他谈起了家事。我问他：“你跟你爱人是怎么认识的？”
他说：“现在谈起来真好笑！我是结过婚的，那时我18岁，在国高二年级读书。我想，别人都结婚，大概是结婚好。封建婚姻是很害人的，我们没有共同语言，别扭，不和谐，羞臊，难堪。头一夜她就跟我讲：她家有半拉大牛，是她攒的小份子。她是把最体己的话对我讲的，但我感兴趣的不是她这半拉大牛啊！”
“有一次晚上学习，我叫她拿一本字典来，她却拿了一本笔记来，我摆手，她又拿一本几何书。没奈何，自己起来把字典拿过来。我感叹地想：差别太大，不可能有感情啊！后来我在东北大学政治经济学系读书……”
他睡着了。
1961年2月25日星期六晴（1660天）
今天参加县委召开的公社干部和市委工作队长的会议。许多同志介绍了整风整社（三类社）的经验。人家的工作做得真好。有调查、有分析，听后一新耳目。我想，最重要的问题在于认真。
1961年2月26日星期日晴（1661天）
学了一天文件。听说我们仍然到金家去。小队的工作，应当有全面考虑。大家对食堂的意见最大，其次是干部调整问题。
1961年2月27日星期一晴（1662天）
县里的会议今天结束。赵书记作了总结报告。整风整社工作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全县工作安排非常具体。
1961年2月28日星期二晴（1663天）
乘汽车来到金家镇。首先在公社参加整风。为什么总看不到一些新东西？
1961年3月1日星期三（1664天）
我们又来到五一大队。该队原支部书记刘某私宰耕牛，土地连年减产。队长刘金声不管群众死活，女社员分娩期间撵人家搬家。现任大队书记糊涂。李处长告诉我：下小队主要是了解大队和公社的材料。我打算这样开展工作：
1.找小队干部了解大队干部的情况，找张文日、陈国昌、惠若林、丁会春、赵永寿、童宪珠；2.从社员那里了解小队干部的情况：丁生春、谢奎、史连富、杨万林、邱景富、谢振东、陈国英、边国英。
小队昨天杀了一口母猪。这口母猪吃猪崽，在前三天被猪倌打断了肋骨，不能吃食，请示请示大队长周绍先。周说：“不能活就处理了吧。要不是，越拖越瘦。”
1961年3月2日星期四晴（1665天）
进一步了解老母猪死亡到底是怎么回事。猪倌陈起汉正在拉磨，大耳帽在两边耷拉着，看见我就一门子唠叨：“那老母猪进队九年就得六个羔，去年猪羔没了，我就赖人家老陈家的狗叼的。这回他下了12个羔，都吃了，还把别的老母猪下的羔吃了两个，还得给人家包赔。这两个猪羔像欢儿虎似的，正拤架呢，这老废材上去一口就拤死了。我可真急眼了，提起棒子就撩了一家伙，趴下了。你说，指望它下崽，各家都想养口猪，前几天他咬坏了一个，我抱进屋一针一针给它缝好了。下羔那天，我一天都没回家。”
这件事，的确应当那样处理。
惠队长来了，他天天回家去住。脸黑了，胡子也长长了。
我把这次整风整社的目的对他讲了。他拿出小本子，把积极分子的名单给我写了一份。我说：“关于组织建设的事情，我听陈队长的话头，是还想在本队当队长。可他顾虑‘惠队长在我这队费了多大的的劲才扎下根，我一到外队看见憋屈事儿就生气犯病，好了还得犯’。”
惠队长说：“这是他的心里话。他要愿意在这队干，就让他在这儿吧。”
惠队长把方便让给别人的精神值得学习。
晚上在场院房开积极分子会。赵永春笑眯眯地给刘胜军提意见：
“别的咱是不知道啊，开会他说的什么，咱是听见了。不大离儿的，他总说：“叫你怎干就怎干，上级说什么你干什么，干好了也干，干坏了也干！”
谢奎举起大巴掌给大队长刘均平提意见：“刘均平到这街上来，就是狠抠啊，他经常说：‘丁家窝棚就是不摁不拉屎，见了干部就是一句话：咸鸭子儿——狠抠！”
给管理员、记工员房殿发提意见，老谢霍的站起来，指着他的鼻子说：“房殿发呀！你可是贫雇农啊！你可别做那些不正当的事儿，叫人家看笑话啊，拿出去12斤苞米磨面，拿回来9斤半，你怎么就不拿秤约一约呢？”
“还有，食堂里的那个大高个，盛菜把干的都留在后面自己吃。多吃点也行，怎么吃剩了还往锅里倒？让社员给你打扫剩菜呀！”
陈队长在一边发表意见：“咱提意见可不能这样提呀，都是家里人，一提总顶牛。”
我一听这有点袒护房殿发的意思，就说：“老谢大哥就这个性子，说话就像吵架似的。我想，帮助房殿发解决问题，那是下一步的事，要在觉悟提高了以后……”
大家提出了很多意见，我引导说：“大队原来的刘书记变坏了，什么原因？”
“详细咱就不知道了。那事太乱，不摸底细。”
我寻思大家可能有顾虑。转而一想，这是不相信群众。会议结束，明天个别串连打听证实材料。
大家对丁秀成屋里的有意见，我提议把她拿下来。大家站起来想走。群众提出的意见，往往不能马上解决，这是毛病，没有一个革命的精神，提议大家坐下来，把这事定下来。惠队长说，拿下来以后，得有个目标。谢奎就把陈国清提出来了。
今天，我有这样的感觉：大家对大队周书记、冯书记反映很好，说“冯书记是个炮筒子，有了他，咱五一大队早好了！”“周书记涵养性高，批评人从来不是挖鼻子抠脸的。打场前，磙子没人赶，他就来赶；割地时，绑钉着跟大伙在一起，该休息休息，该干活干活，打草也跟大伙一起打。”
但在公社出发时，李处长说周书记是富农，宰耕牛、摆筵席的有他一个。听到的意见和领导的意见我应当听哪一面的呢？我想应当说实话，如实地反映情况。我心里酝酿着要说服领导的一次争论。
在食堂里吃不饱。在吃上想得太多，会毁掉你的一生。
1961年3月3日星期五晴（1666天）
今天和谢振东谈话时，他提出一个问题：
“以后有什么意见我算不提了，提了以后，就给你小鞋穿不上。年前谁都使牲口压苞米，非说不压高粱就不让使牲口。以前有个韩工作组，那小子卡嚓，头一天他们干部开会，打饼吃，第二天吃馒头，明该一斤面给一斤4两馒头，就给1斤2两。韩工作组急眼了，为什么1斤面出1斤2两？试验！馒头出锅一秤，出1斤8两！”
我气了，说：“这事主要靠你们，让他们怕你们。靠工作组没有用，工作组走了以后，他不还是那样？”
这里有两个问题:1.要经常批判“三风”；2.如何使他们不光是提意见，而且帮助出主意。
今天，丁会春和赵永春到大队去开会，讨论自留地问题。
赵永春一家六口人，每人1分8厘7自留地，共1亩1分2厘2，如果都种苞米，能打二石多粮，半年的口粮就解决了。如果种别的，一亩地能产3000斤土豆，秋后还能收2000斤白菜。看他从心里高兴的样子，我心里同样高兴，他说：“这样吃肉吃粮都不用愁了。”
1961年3月4日星期六晴（1667天）
今天暖和，连点风丝都没有。早晨起来一看，树上缀满了白纷纷的树挂，冷雪囤在田野上，从雾中冒出绺绺白烟，像有无数白鹅飞起来似的。初升的太阳像一团火，染红了地平线上的半边天。
把材料送到大队去。因为不熟悉材料的要求，许多材料不合格，要重新写。我跑到镇上去修理表，从小孔的手里把刁永祥捎来的粮票和20元钱拿回来。我怕于厅长说我不守纪律，总像做错了什么事儿似的。当学生怕老师的心理仍然残留，明明做的是正经事儿，也慌里慌张，心里有鬼。
晚上，杨万德约我谈情况。他只说陈队长是叫丁队长和丁会计气疯了的。杨万德、赵永春五五年插犋，三头毛驴种六垧地。我给他算了一下账：现有骡马14匹，4头牛，7匹毛驴，种105垧地，平均每个牲口4.2垧地。“有这些牲口，地满可以种上。”我说。
他驳我说：“那时候的牲口是啥样？现在你看毛驴多守纪律？吃的差，一点儿也不叫唤，在早毛驴一到地里哇哇地叫唤！”
陈队长接着说：“今年一口猪给450斤豆饼，给猪少吃点儿，给牲口加上，你看有劲没劲？把五五年的劲头拿出来，谁干的不好就批评。卢占凤因为少铺了一层高粱穗，去了他5分，第二天半夜就起来干。我蒙蒙亮的时候起来，问他：‘咋起来这么早？’他说：‘昨天少打了一层高粱穗。’这不就是？去年算分配账，我问丁万春：‘你得多钱？’
“‘70元。’”
“‘如果不跑盲流，是不是比这还多？’”
他不吱声了。我说：“‘你们夏天东跑西颠，赶上起胡子了。这回知道了吧？早晚还不得走正道！别人叫你，你别跟着呀！他说鸡蛋是扁的，你不好说‘鸡屁股是方的——下出扁蛋来了呀！’，岂有此理！”
晚上睡觉，躺在炕上，丁生春讲亩产千斤的条件：“种地得抢土头，调槎，平好，到铲地时，得紧三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