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四章 提审同窗

　　在枫林煤矿的子弟中，的确也出了不少人才。虽然开始几届的高中毕业生质量不太行，主要也是经验不足，后来几年就有几名高中学生成绩不错，考上了大学。黄运山就其中之一。虽然他开局很好，但结局不好。在专业素养中，黄运山学的专业对煤矿应该是最熟悉、最了解的，但他性情太天真、经历太顺利、历练太少。黄运山在秘书科的时候，主要是写材料，当主任科员的时候，基本上也是跟着枫林市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下基层，没有独立地在乡镇和县办煤矿的矿井实践过，尤其是处理比较繁杂的煤矿安全事故。他在面对各类事故本身、事故背后、事故责任人和责任认定、如何请示、上级意见以及如何做到程序合法合规办理、协调媒体调查和社会影响等多个方面，他都缺少重要实践经验，尤其不知道不了解人性在利益以及权力和各类关系之中的可能发生的善恶变化。凭心而论，从煤矿子弟性格秉性都普遍比较正直的角度看，真实的黄运山甚至连贪财的意识其实也很弱，甚至可以说他并不是那种真正意义上的贪官。否则一个以他握有实权的人物，不可能只弄个几万元，这在常理上也是说不通的。
　　在当市委办公室主任和组织部长之后，他又对党务和组织干部人事方面的知识缺少必要的经验和知识，对干部提任的操作程序等都不太精通。而且虽然有一定的权力了，应该在大局上、原则上、机制上去把控了，但他还是对枫林市矿业系统和安监系统的事情过问太多，终于踏上了地雷、引爆了炸弹。
　　但是，真是命运的使然，负责审检这个案子的检察官，是一个从西南政法学院毕业的，他名叫李文辉。李文辉也是枫林煤矿的子弟。李文辉从枫林矿中毕业参加高考的时候，乔子坤已经下井工作了十年。李文辉录取在西南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学院在美丽的山城重庆，也中国最早建立的高等政法学府之一、首批全国重点大学，被誉为新中国法学教育的“西南联大”。考虑如果每年寒暑假期从四川要回到到一趟东南省，但因为路途太远，去，走铁路当年要从贵州绕到四川；返，走水路，特别是要从长江乘船，他要乘船到九江，再坐其它车回到东南省中部的三明市。长江乘船有时雾大不能行船，有时又是夜航，在长江上等几天是常有的事，而且他自己认为也不安全。他不是真正的矿工子弟。跨省回家一趟很不容易，因此大学期间他就很少回来。而且他都基本都在重庆坚持勤工助学，自给自足。李文辉的父亲在五十年代就曾在矿务公安分局当干警。后来早早就退休了。他从小就立志象父亲一样干公检法。李文辉毕业后分配在地区的检察院。
　　李文辉负责国企这一块案子的审控工作。李文辉、黄运山、贾志雄三个人都是枫林矿区矿部机关生活区的子弟，彼此小时候也都是认识的。其中贾志雄年龄最大，要高出许多届。当年贾志雄、乔子坤读五年级时，李文辉、黄运山才在刚进入矿幼儿园，因为矿区中学的学生人数比较少，不过近两百人而已。李文辉倒认识黄运山，甚至也比较熟悉。因为黄运山与李文辉是隔壁班，两人都是班长，都是学习尖子。李文辉不太熟悉贾志雄，只是听家人说过，但他知道贾志雄在矿区是个颇受欢迎的人物。李文辉是跟着一个老检察官来调查黄运山案子的。因为李文辉的父母退休就住在枫林煤矿，各种信息渠道很多。同学、老师、小时候的朋友等等。枫林煤矿有不少人都为贾志雄说话，认为他是个不错的人，能仗义疏财，帮助困难职工。
　　但明眼人说，贾志雄的问题肯定很大，而且涉及的人肯定很多，包括一些更上级的管理人员，很容易拔出罗卜带泥。李文辉的父母一直住在枫林矿，他父亲也建议李文辉先不要去动贾志雄，因为贾志雄还直接涉及到许多人。这几年矿业公司肖桐凯等领导也年年来看望李文辉的父母，对他很是关心。肖桐凯毕竟是企业的老总，工作忙、压力大，他能想到、做到就不错了，单煤矿安全就让他很纠心。
　　而且这次并不是举报他贾志雄，而是黄运山。李文辉觉得这不寻常，让人奇怪。李文辉如果要调查黄运山和贾志雄之间合作问题，那整个事件的时间跨度比较长，可能举证比较困难，很多工程和采区采过就垮掉了。质量不好的煤运进筛选厂就发运走了，所有单据当时就不是准确的。枫林矿井的领导班子也变动了几届，不少证人当事人也都因工作调整和提拔、调动、退休等等原因不在枫林煤矿了。尤其是贾志雄的关系很深，县里市里的公检法的一些人员都与他都有很好的私人关系，贾志雄甚至可以通到上面的某些还在位的一些更高级别的领导。现在还在枫林矿的人也都对此讳莫如深，你找不到他的什么情况。李文辉了解了这些复杂的情况后，也有了自己的思考，他也不想端这壶不开的水，弄不好自己反而会吃亏。
　　贾志雄还要继续扮演他的重义气、讲肝胆并且帮助弱者和困难职工的形象。他还要在枫树坪矿混。如果让人知道是他贾志雄在后面做祟，怕以后在枫林矿业公司上面就没有人再敢与他方便了，这个就是职场的游戏规则。他贾志雄更明白这个游戏的规则的重要性。贾志雄的滑头在于他并没有直接经手与黄运山做交易。他的下属的工程队与他也是再转包的两个工程队的两个法人之间的关系。
　　工人工伤死亡就发生在他的有法人资质的下属转包的工程队中。贾志雄曾找这个小队长说上面摆不平了，我也没办法罩着你了，因为你的队伍安全管理不善，出现这么大的工伤事故，该做牢也只好你去了，你的家庭我会照顾到底，这个黄运山这家伙可真不是东西，翻脸比翻书快。这个小队长也是个聪明人，“他让我死，我要让他先死。”“只要五万元就能让把黄运山板下来、弄进去。”有人指点这个小队长。一封举报信很快寄到省高检。高检很重视，很快批到地区检察院。黄运山的好日子就这么到头了。
　　实际调查主要还是其它乡镇和周边的小煤窑，枫林矿区仅仅是涉及一部分。情况汇总看，黄运山作为市委常委、组织部长，他本不应该插手不是他分管的煤监局的事情，他收受的贿赂的次数比举报的还要多一些、总额要比举报的还要大一点，而且次数和人数以及时间周期都比较长。但是只要看地区煤炭系统的安全生产备忘录，几乎就对应上黄运山和他的小舅子在处理安全事故中收受贿赂的时间表。但从现实社会的现实眼光看，一个组织部长、常委，身居要职正处级官员，在几年时间中多次接受好处费等贿赂，但总计受贿额总计也才不足十万元。而且在私生活上，黄运山也没有任何问题。虽然性质上受贿都是一样，但有在私下里说从这个数额看，黄运山就几乎可以算是个“清官”。有多少经查实的官员一单就在一百万甚至几百万以上，有的一次吃请的费用一次就有几万元，个人受贿额在几十万、上百万的都是毛毛雨。
　　要李文辉来审黄运山，李文辉也是有重重顾虑的，他曾向他的检察长领导报告过，认为同学审同学这个未免过于残忍，要求回避。是否回避，检察长就有权决定。但枫林检察长却没有同意，认为不存在关联利益，反而认为同学之间的提审与对话，可能会更加开诚布公。这对案件本身的处理和了解有好处。检察长也向上级进行了请示，上级表示同意。
　　李文辉在提审黄运山的时候，语调是平缓的，虽然他们过去两个是两只届不同班的同学，李文辉是检察系统的公务员，黄运山是同学中最先担任处级干部的，也是最先提拔的同学。但现在的位置不同了。但李文辉还是会与黄运山一起回忆一下过去在枫林矿中学读书备战高考的日子，黄平山说话时还会脸红，甚至显出一丝的缅腆和满脸深深的悔意。
　　一般案子到了检察院，就是到了审查起诉阶段。经济案也不例外。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讯问犯罪嫌疑人，了解当犯罪嫌疑人的意见，也是规定的程序之一。李文辉是想听听黄运山的心中想法，黄运山只是说自己并没有开口要，是他自己送的。毕竟提审的是当年枫林中学的同学和那一届的班长。但实际上黄运山的案子是简单而且事实清楚的。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但李文辉心里为黄运山平觉得太不值得。这是什么事，一个人在处级干了多年，几乎已经就到了副厅领导岗位了，是前途无量的年轻俊才。为了这么累计才区区几万元的小钱去犯事，做失去原则的事，去触碰禁区。象黄运山这样的案子，其实涉及的金额很小。
　　但黄运山还是忍不住想问一下李文辉，象他这样的经济案子，案值也不大，会怎样处理。
　　“说实话，我本不愿意说，实际上也不能说，这是法院的事情。即然是老同学问，你又实在想知道，我只好以我个人的看法分析一下，可能是五年罢，肯定会加上双开，你一切都得从头开始。”黄运山听了只是叹息。官员的虚荣心也是害死自己重要因素。
　　黄运山告诉李文辉，“这件事情的发生，其实不是我的思想本质问题。我每次拿到别人给的好处，心里也是难受的。关键还是风气问题。而且你不拿，大家就觉得你就不入流，是自我孤立，那就没有人敢相信你。我从小学开始一直到大学，都很上进，都一直是班长。但是到了枫林县之后，我就看到别人，包括有些领导也都是这么干的。这就是上行下效。以我们枫林县为例，比较好的市属企业已经被前几任都卖光了。只要是有利可图的东西，全都卖了。一个小的派出所长，可以拿出上千万来收购小煤矿。我想只要我不主动要，收点也应该没有什么事。”李文辉只是静静地听，并没有回答黄运山的问题，他自己知道，这些个问题他还真回答不了。
　　但后来，法院判黄运山的也就是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