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六章 缘起煤矿

　　在上次东南省委省政府组织的现场办公会的来宾中，有一个二十五六岁左右、气质不俗的年轻女性，她特意向邵诚兴局长打听了几个矿上的老同志和老干部。有一些邵诚兴局长并不记得或认识，但她说的一件事情却让邵诚兴局长震惊不已。
　　她说自己姓王，叫王静，是四川人，在四川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分配在东南省委宣传部工作，现在东南日报工作，是东南日报记者部的副主任。她自己也可以说也曾经是枫林煤矿子弟，也可以说是矿山的第三代人。但她说她只是在煤矿出生，后来在外地长大，在外地读书，几十年没有回过枫林矿上而已。她说在自己在四川的时候，也走过不少四川省的煤矿，在她印象中，矿山，尤其是煤矿是特别危险和不安全的。很小的时候，就听父母讲过东南省枫林煤矿的故事。她说她有大伯曾经牺牲在枫林煤矿。她曾去英雄山偈拜过大伯的墓地，那几乎是一片荒草之地。她建议对过去牺牲的矿工的墓地进行最基本的修缮。一个企业是否文明、领导人是否有文化、是否善待职工，甚至是否讲政治道德，从这些细节就可以感受到和看出来。
　　她单独与邵诚兴局长在淡话的时候，在旁的负责摄影的乔子坤也听个一清二楚。在这件事情之后，枫林矿务局特意拨出专项资金由人事劳工生产工会以及办公室档案部门联合，对矿区烈士山的道路和梯田结构式的墓廊走道进行了整修和重建工作。对所有破损的墓碑和少数已经看不出记录的墓碑以及墓体都进行了重新修整，再种上了一批松树。这才使整个死亡矿工陵园显得庄重、肃穆和正规一点，已经象是有人负责管理的矿工陵园了。负责落实这些工程的，就是曾经负责农场工作后来又提拔为工会主席以及副局长的肖桐凯。但邵诚兴一直到调离枫林矿务局，也没有再次等来这个在东南日报工作的王静女士。
　　王静的母亲周雅青是建设兵团时候是枫林矿大坑工区过去一个很有名的老炊事员周乡桃的女儿。周雅青有一个同胞哥哥，就是在大坑工区因冒顶事故而死去的周福营。算起来王静就是周乡桃的外孙儿。
　　因为这次事故中同时还有一个副团长的孩子也在同一次事故中死亡，周乡桃的儿子反而被人忘记。周家的悲伤反而不太受人关注。实际上第一批矿山子弟长大之后，在矿山在当时没有过多的工作可选项，矿山的地面和技术工作岗位极少，在矿山除了采掘缺人，你没有其它的出路可选择。因此与其它矿工子弟是一样出路，就是当矿工、下井干采煤掘进的活。
　　周贻的姐姐就是周雅青，周雅青也是周福营的同胞妹妹。王静原名就叫周贻。就是当年在枫林煤矿出了名的“矿山的女儿”陈贻。到了周家后改姓为周。后来姐姐周雅青嫁给了一个王姓的军人，这个军人的父亲曾是建兵团一师三营的营长。王静是在王家长大的。为了记住王家的扶养之恩，改名王静。王静常听自己的姐姐说起过枫林煤矿。王静很关心的是现在煤矿井下的安全怎样？她答应过周妈妈，会自己抽空再来一次枫林矿。她想去的地方是枫林煤矿的“烈士山”，她母亲曾嘱咐过她要求她去看望和寻找两个亲人，她说一个是她的祖父，叫周乡桃，一个是她的大哥，叫周福营，当时周福营才十八岁，连女朋友都还没有，就死在井下。周贻的祖父因不堪儿子惨死打击，在第二个星期就自杀身亡了，后来也埋在儿子的旁边。矿革委会和建设兵团曾对周乡桃的死，做了四个字的定性“畏罪自杀！”
　　那次事故之后的第二年，在建设兵团撤消后，王静也跟着母亲回到了四川。她的身上其实也流着矿山人的血脉基因，虽然距今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但这一次是跟着省委书记和办公厅的领导一起来，省委宣传部也派出了人马。王静想这次肯定不适合去那个地方，但王静说下一次她会自己单独来。
　　在第二年的五一劳动节，王静与地区记者站的驻站记者一同来到了枫林煤矿。当时乔子坤还在党工部，所以一见面乔子坤立即认出了王静，地区记者站的记者谢振华说王静已经要提拔了，王静要到省委宣传部的个宣传处去当处长了。
　　他们一行的任务是参加一个体验矿工生活的活动。因为有提前沟通，指定要到枫林煤矿。乔子坤告诉他们，由自己带他们下井，同时为他们拍摄图片，以记录他们难得的下井工作体验。谢振华是广西人，武汉大学新闻系毕业，这次是到枫林煤矿作一日矿工的体验。谢振华后为从东南日报调回到广西，在新华社的广西分社任职。
　　乔子坤作为枫林矿业公司的党工部主任，对枫林煤矿党委办以及矿书记进行了布置。特别强调了来了一名女记者，要矿方要准备一套女性的工作服、女澡堂的更衣室以及保证洗澡的热水等事项。乔子坤还要求生产股准备好一个顶板好、通风条件好、支护好，队干文化水平高、交通便捷的就近的采煤工作面，让东南日报的记者去体验。王静和谢振华跟在矿井的石书记后面，后面是一个矿党政办的女干事，最后面由乔子坤在后面跟着。乔子坤在下井前对她们简要讲解了下井的安全注意事项，提醒她们井下没卫生间有在地面做好准备。检查了她们的矿灯矿帽以及矿鞋。尤其要求矿帽的带子要扎好。王静好奇地问乔子坤和矿书记为什么工人可以随意戴着矿帽？矿书记以杂技演员的平衡能力进行了解释，因为矿帽比较重，确实存在平衡能力的问题，不习惯往往戴不稳。当然矿帽最好还是要扎为好。但矿工们都习惯了，就不用扎了。
　　全部做好准备后才从平巷进入井下的提升人车车的候车室。记者们以好奇的眼光打量着同他们反向下班的工人，一个个黑脸白牙、笑脸相迎的，感到十分亲近。记者们上了采煤工作面，参加了用电煤钻打一个煤眼的劳动，并在井下与矿工们一起吃了一次班上餐。周贻说同样的红烧五花肉在井下感到特别好香特别好吃。
　　与王静同来的东南日报社的见习记者谢建华在东南日报社在开展下基层体现生活的活动结束后，以整版图文并茂地刊登了这位实习记者的体会文章。
　　谢建华不愧是专业记者，写得很真实感人。他后来写道，“黑暗和未知充满惧怕，也同样饱含诱惑。选择体验煤矿井下生活即出于此原因。出于惧怕，下井几天前我就在网上找出《煤矿工人安全知识五十条》之类的文章，反复研读，以备不测。临行前，我慎重地把银行卡从贴身的钱包取出放在没上锁的办公桌抽屉，再慎重发了条短信把密码告诉朋友。冒顶、瓦斯爆炸、透水……几率毕竟存在。这些顾虑只存乎一念间，想得更多的是来自地下几百米另一种世界的诱惑。地表以下是怎样一个世界呢？没有了阳光，矿工如何作业？对这些未知的想象令我兴奋，以致下井的前一天晚上辗转难眠。黑，是我所能想到的一切。被称为“乌金”的煤，同样乌黑的矿工，当然还有社会新闻中的黑心矿主。一位曾做过挖煤工的房地产老总，有一段诗意地描述‘黑色的呼吸，黑色的汗珠，黑色的梦，黑色的笑……’一辆年久的矿用斜井人车把这些想象带到了我眼前。人车沿着斜井通道急剧地向地核方向的黑暗驶去，矿上管这叫人行上山。耳边风声呼呼作响，未知的黑暗被我们头上的矿灯一一划破。当井下的一切变得可见可感之后，先前的一点惧怕被我自嘲了一番。其实犯不着害怕，坐在我前面的是枫林矿业公司的党办主任乔子坤年龄五十年出头，魁梧的他已经在矿山生活、工作了近半个世纪，并且还有着7年的矿山救护经验；坐我一旁的是枫林煤矿党总支书记石回春，同样井下经验丰富；坐我后面的是采煤六队队长乔仲坤，他竟然是党办主任乔子坤的亲哥哥。他干煤矿的时间比乔子坤要更早两年。人也显得更为硬朗和健壮。与乔仲坤握手，你会感到他手上皮肤是一种石头般的粗砺，五指有一种异常的强劲力量，这就是几十年来煤矿采掘工作的见证。”
　　在枫林煤矿，父子同为井下工、兄弟同为采掘工的事例有好几个，甚至还有三兄弟、五兄弟同在机林矿当矿工的事例。下次有空，我还要再来一次枫林煤矿，专门采访这些矿工兄弟。下车走在巷道里，才发现井下的确黑，矿灯灯柱之外，没有一点光线，纯粹的黑。井下巷道交错，我顶着头上的一柱光明，亦步亦趋地跟着他们。少顷，并觉习惯。在307采区穿行那个90多米倾斜煤层，半途几欲放弃，才发现夹在中间已经退无可退。走到宽敞的巷道才发觉手已在撑地前行的过程中划破。石回春书记介绍，井下据地面垂高180米分为一个水平，一个水平再分为几个采区，一个采区再分为几个工作面。
　　采煤六队正在307采区+15C2工作面作业。打完眼后，就要装药、放炮，煤炭就顺着溜槽溜到出口处，由下面的装车人员装进矿车，运往地面，然后回收人员把支柱回收过来支护好，就可以进行下一个班的作业了。石回春简单地介绍了采煤队的工作流程。乔仲坤介绍说，采六队有26人，两人做后勤，其余人3班倒，井下24小时都有人工作，拿记件工资。一个队每天能挖煤120-150吨，一吨能领到15元的工钱。工人经济收入比以前好了很多。
　　煤矿工人长年在不见天日的地底下工作，还面临种种危险。除了突发事故外，矿工身体威胁还来自煤尘和一些有毒气体。放炮之后一刻多钟，采煤工作面还是灰尘弥漫，飞扬的煤尘直往鼻孔里钻。采煤工还得眯着眼，闭着嘴，用三角耙挖着煤。一挖，激起更多煤尘。脸上汗水和着煤灰往下流，留下一道清晰的痕迹。这些矿工，早上五点多起床，匆匆吃了早饭，骑摩托车来到矿上。换上下井的工作服，七点与上夜班的矿友交接班，下午三点才能把班交给下一班组，再洗澡换衣。午饭就在井下凑合。一天要在矿上呆十多个小时。
　　东南日报的记者体验一日普通劳动者生活的活动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活动。影响力很大。周贻与习记者谢建华在东南日报社发的体验文章在全国都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不少报社的记者也开始组织相应的活动。其实人们对王静的了解很少。只知道她曾经是东南日报的记者部主任，后到省委宣传部挂职，不久就提拔到省委组织部，在管工交口厅级干部的五处当处长。以后乔子坤却通过一个很偶然的途径才知道了王静读书上大学、上研究生的故事。这里同样是浓浓的煤矿情节。面王静能有今天的成就又要与恢复高考后从枫林矿区走出去的另一个采煤队的支部文书许耀明，后来成了大学教授的知青矿工联系在一起。
　　应该说当年考大学绝对是要依靠自己的实力和能力的。但在中国，考研究生就除了要依靠实力和能力，有时候还要得到教授的认可。的确是瞑瞑之中有命运对你的安排。命运真是一种无法解释的神奇力量。王静考上的是四川大学的新闻系，她还选修了川大的经济系。在经济系，在听课时，她遇见了一个由学校请来的国家行政学院党建部的知名教授许耀明到四川大学讲学。
　　许耀明在讲课中多次引用了东南煤矿的例子，甚至是一九五八年东南省开矿时从北方成建制调入煤矿建设队伍发展东南省炭的故事他也知道，这使王静十分震惊，她立即感觉他可能在东南煤矿工作过。课后一打听，果不其然，教授许耀明当年就是第一批从枫林煤矿考上一家省外教育学院的采煤支部文书。在给到四川大学讲学的时候，当年他也才三十七八岁的样子，但已经是国家行政学院的系主任、教授和国务院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了。而王静那时才是大二的学生。
　　许耀明教授对枫林工区的环境和生活记忆犹新。许耀明教授不仅有很强的政治敏锐性，同时也是一个充满文学思维的教授，也是特别重感情和特别有故事的人。他说他这一生都不会忘记枫林工区的矿山汽笛、食堂的大油条和医院那部苏联救护车。汽笛是当采煤工时需要上班时提醒和叫醒他的；大油条是他爱吃的，有几次回家探亲，他带给家人的东西就是大油条；香脆可口，真是好吃极了。
　　许耀明教授给王静讲他在井下救工友的事情，让王静感到他不仅是一个教授，更是一个有血性的矿山男儿。
　　煤矿之险可以说是无处不在。许耀明还在采煤队当采煤工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次经历，在一次外出到打点口拿班餐回来，随便推部矿车到小车场，重新进入到这条运巷时，心细的许耀明发现巷道有多处已经变形，矿车昨天还能推出去，今天却推不进来了，边铁轨也有起鼓的现象，两边的支架都移位了，这说明是顶板的矿压突然变大了。采煤工作面肯定也出现了严重的顶板压力，煤壁一侧出现了裂纹，采面的支柱也不时发出阵阵断裂的声音，这是无疑是要垮面的征兆。而这个工作有八个采煤工上班，五个在采煤面，三个在上部。当时都以正规开采为主，保持有两个出口。一个从下部运输巷道上人，一个从回风巷下材料。许耀明此时什么也没有想，也来不及想。他立即从下出口小眼冲到中部采面，大声朝着正在出煤的班长和其它三个工人大叫，让他们停下，立即从下出口逃生。当工人们说还有两个人在上出口时，许耀明说，来不及了，我动作快，我去通知，班长你们快先走！我肯定会去通知他们，我会从上出口走。
　　一般采煤工作面的通道在设计上根据煤层的实际倾角都有一个坡度，即不宜太陡，也不宜太缓。太陡行人困难，太缓则放炮后的煤不会自动下滑，给运煤带来困难。这个工作面正是基于这种设计，虽然一个区段是180米，一个平台只有60多左右，加上这种斜坡的处理，这个采煤工作面实际全长也有100米左右。但此时因为路面潮湿，乔子坤自己也高度紧张害怕，当许耀明一步一滑朝着上部奔走的时候，自己的脚却不听使唤了。他见识过采面垮面的恐怖，严重时顶板可以一直切到煤壁，让所有的生命都瞬间成为肉泥。
　　但为了大家都能逃出去，许耀明还是得拼命一搏。此时他感到人未有过的死神的召唤，想到了父母的悲伤，“要快、要快、要加油呵”，心里许耀明自己喊着。看到灯光了，在上部，三个人正准备那儿支护顶板，他们手上正拿着木料和斧头，还有一个拿着皮尺。锯了两次柱子还是偏长，其实是顶板已经又变形下沉了。“快走、快逃命！要下大顶了、要垮面了”，可不管他许耀明如何喊破喉咙，这三个人根本没有听到，因为大顶下落前的岩石断裂声恰好盖住了他的呼唤声。许耀明只好一直冲到三人的跟前，用手拍打他们的矿帽，示意赶快离开！这里距上出口比较近，但先从下部的因垮面传导上来的巨大震动已经排山倒海般的推移上来了，三个工人在前，许耀明在后，工人们这才意识到要冒顶了，顿时腿软脚软、带着哭声的向上出口跑去。到达上出口，上出口因为压力变形，变得十分狭小。“把矿灯松掉！”许耀明在后面着急的喊着，当第一个和第二个工人硬是一个一个的从这个狭小的出台挤出煤巷回到通风巷的时候，整个中下部工作面已经完全垮落下来、上部回风巷附近的采煤通道也几乎是严严实实的，只有煤壁这一侧还有一点孔隙。巨大的响声和飞扬的粉尘使整个空间都看不见任何东西。
　　许耀明来不及跑到回风巷道，因为四个人的体量，前面三个人跑得太慢。许耀明处在第四个，他半个身子已经被压在一块先脱落的煤板压住下面，在他下面还垫塞着一个身上狐臭味极为严重的人，乔子坤知道这是副班长杨子民，因为要垮塌的瞬间，许耀明是想拼死挤出去的，结果就挤压在了第三个工人副班长杨孝清的身上。许耀明感到血仿佛要从他的口中和眼中喷出，他没有力气呼救，他感到若不憋住这口气，压在他身上的煤块还会下沉，他的脸庞因为死亡来临前的巨大痛苦而完全扭曲。
　　当三个逃到回风巷的班友在冒顶停息后，又重新挤过裂隙和断裂的支架冲下来，想拼命将许耀明和林子杰拔出来，但没有成功。他们只得用手将他们身体两边在煤块和石头尽可能的移开一些，并大声叫着许耀明和副班长林子杰的名字，但许耀明痛得没法说话。力气也渐渐没了，浑身开始瘫软如泥，他觉得自己就快死了。一会儿许耀明发现工友在扒自己身边有支撑作用的碎石和煤块，立即气得发起狠来，他大叫，你们先别动两边，你们两边挖空了，我背上压力更大，我会死得更快！先支护上面。大家慌忙中发现抢救的措施是错误的，立即找来一些厚实的枕木，一块一块在俩人两侧垫起来，没有千斤顶他们就在两根枕木的接缝中打进木塞。从下出口跑出去的工友很快也从上山提升轨道的通道绕到上水平运巷道来参加抢险回风口冒顶事故。
　　许耀明命大，只是负了轻伤。这归结起来真是奇迹，不仅仅是命大！也是许耀明命不该死，但严格地说，他的运气好，当时还不是被冒顶压住，只是被脱层的一块大块的顶煤压住，加上两边还有木头煤块等杂物的支撑，下面还有一个人的身体垫住，两个人体质都不错，加上两边的煤块顶着，互相之间形成了一个缓冲保护架。还有就是这次垮下的煤层的厚度不大，而且正好上出口巷道中存有不少材料可供抢救使用，工友们又拼命回来抢救，并及时在短时间内将他们抢救了出来，他们都只是受了点轻伤。许耀明觉得自己的肋骨都都快挤碎了，怎么才是轻伤？他马上意识到可能是内伤，最怕就是内出血。有一些矿工在井下工伤后，送上井，一些没有救护常识的工友还不慌不忙在井口澡堂先洗澡，在热水的作用下，受伤者内出血大大加快，最后就是内出血死亡的。显然是因为伤者的内脏被压坏了。
　　因为许耀明是第一个发现大冒顶即将发生的人。以他的体力，他在通知采煤工作面的人逃出后也可以从下出口跑掉，如果他自己走第一个，那他也有机会一根毫毛不损的撤出，许耀明也根本不会受伤。如果这次冒顶有谁跑不出来，那谁也不会怪许耀明。但许耀明还是从自己的良知出发，用自已的良好体力和英勇救了大家，但大家反过来也拼死救出了许耀明。这就是矿工们在困难和绝境下的兄弟情。
　　但事后在如何公开表彰许耀明这件事上，在枫林煤矿领导班子会议上各位领导的态度却变得很微妙。这件事件如果宣传出去，这就是公开了承认了一次严重的矿难责任事故。枫林煤矿的领导都选择了沉默。从企业领导的角度看。特别是可能给企业造成严重负面影响的恶劣事故，一般都会选择瞒住。这只是煤矿的无情？还是人的无情？但大家都选择了沉默。压力大于正义，这就是煤矿！
　　许耀明为抢救工友受伤。他仅仅住院了不到一个星期就就出院了。他觉得这次住院好象就是做梦一样。觉得仿佛从死亡世界中回到生的世界一样。
　　许耀明教授还提到枫林煤矿那部豪华的苏联制造的矿山救护车是因为他平生第一次坐救护车护送一个工亡的工友，也是他同宿舍的舍友，也是他复习高考的知青朋友。他的成绩并不逊于许耀明，但却在高考前的一次下井工伤后，因流血太多而不治。他流着泪对工友说，要再坚持一下，血止住了，就到医院了。但他的舍友已经不会说话，只是一双失神的眼晴望着他。许耀明教授流着眼泪说，煤矿的残酷不是亲历者是难于体验的。听着许耀明教授讲的故事，王静哭得尤其利害，因为她想起了自己的哥哥。王静告诉了许教授她的来历。但许耀明教授并不知道王静还是自己过去当知青那个煤矿的矿工的后代，她是一个矿工遗孤，她的父亲和养父都先后死在井下和患职业病离世。是善良的周嫂帮助带大，使她成为周家的女儿。后来她跟着母亲回到四川。
　　外婆去世后她改了王姓。王静希望大学毕业后能考许耀明教授的研究生。许耀明教授当时是特别坚定的握着王静的手，算是一言为定了。他嘱咐她一定要坚持不要放弃。许耀明教授觉得帮助王静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后来在王静研究生毕业后，也是许耀明教授帮助推荐她到京厦市经济研究所实习。因此，王静就重新回到了东南省。因为王静工作能力突出，又从研究所调到了东南省委办公厅，省委宣传部。